市委书记专题党课：牢记永恒课题和终身课题（第一届写作大赛入围稿件）VIP免费

市委书记专题党课：牢记永恒课题和终身课题（第一届写作大赛入围稿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今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云南重要讲话中指出：“主题教育有期限，践行初心无穷期。云南要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继续努力，真正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成为加强党的建设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终身课题。”牢记永恒课题和终身课题，就是在研讨分析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根据、基础、可能，思考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思路、方法、路径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找寻高质量跨越发展的动力、关键、根本，即通过学习找寻初心、引领使命，感悟初心、激励使命，锤炼初心、担当使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跨越发展的强大合力。

下面，我讲五个问题：一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历史中走来又不断走向未来；二是从感人肺腑的生动故事中理解坚守党的初心和使命之重要；三是从历史积淀中吸取坚守初心和使命的丰富营养；四是在世界性灾难面前升华和提升中国共产党人的永恒课题和终身课题；五是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一、中国共产党人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历史中走来又不断走向未来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回顾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从弱小到强大、从苦难到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始终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苦难史、奋斗史、辉煌史。“初心有别，命运迥异”。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两份宣言，即1922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1924年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就可以得到充分的验证。时隔近百年，重新研读这两份文件，或许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两党两种不同命运的历史必然性。两份文件有三大相似之处：一是都分析了彼时中国社会的状况；二是都指出了中国的出路与前途；三是都讲述了政党的历史使命和任务。国民党认为革命本起于民族解放、推翻满清而不能彻底，造成民族革命成果被军阀盗据，加之帝国主义置中国为半殖民地，所以民族革命愈加曲折。结论是国家问题之根源在于袁世凯为祸中国，袁虽死但祸愈烈；帝国主义只是祸乱的表象因素，军阀割据加之与列强勾结，使产业与民生委实困顿；回避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阶段、资本产义是帝国主义的罪恶渊薮，而中国将要诞生官僚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正是帝国主义势力联合中国封建主义势力的根本纽带，三者共同构成压迫中国人民的“三座大山”。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对中国问题的分析，未将问题根本归咎为清朝和袁世凯，而是直指中国问题的核心在于帝国主义置中国为半殖民地，而资产阶级、封建军阀则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共产党的宣言：第一，具有更加宽广的世界视野，把中国的问题放到全世界的大背景下加以观察分析，为未来中华民族复兴奠定了世界视野上的坚实基础；第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勾结是当时中国苦难的根本原因；第三，宣言充满了对人民大众的真挚感情，写出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工人、农民的悲惨境况。“道以自为本”。中国共产党的“道”在于他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代表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的利益，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建立起来的党。“魔亦以自为本。”国民党是代表官僚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的党，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并扶持中国封建势力，在推翻北洋军阀后马上背叛了革命。两个政党最初的政治抉择，早已决定了其未来。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有某些历史的偶然因素，但更为根本、更为关键的则是其立党宗旨中所确定的必然因素。中国儒家传统是“修齐治平立其成”，我们出于如此历史信念，可以这样说，什么初心开出什么花、什么良知修出什么果。因此，在我们党的奋斗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不畏艰险、不惧困难、不怕牺牲的先辈先烈，孕育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穷二白”的建国精神、“两弹一星”的奋斗精神、深圳特区的开创精神等革命精神。

（一）红船精神。红船是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的起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走向世界舞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举行。7月30日晚，因突遭法国巡捕搜查，会议被迫休会。8月2日上午，毛泽东、董必武等13名代表，从上海乘火车转移到浙江嘉兴，在南湖的一艘丝网船完成了大会议程，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中央领导机构，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条小船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因此也被称为“红船精神”。2005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首次将“红船精神”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纵观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历史，“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精神品格、优良作风的源头开端，是中国共产党人需要永恒传承的“红色基因”。弘扬“红船精神”，重温共产党人烽火岁月里的革命斗争精神、自强不息精神，既是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凝心聚力的精神纽带，也是新时代共产党人应对各种挑战的有力武器，更是新时代激发全体共产党员内在价值的精神源泉。

（二）井冈山精神。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地方，是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白色政权的四面包围中建立起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从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走上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算起，到1930年2月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撤离井冈山为止，前后两年半时间。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连续击退了反动势力的四次“进剿”和三次“会剿”，历经大小战斗近百次，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创设了一整套红军建军原则，提炼了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同志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做“革命山大王”的思想、建立“军事大本营”的思想、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红色政权“波浪式前进”的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思想，不仅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而且孕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时，对井冈山精神作了新的概括，即：“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弘扬“井冈山精神”，就是要传承“从斗争中开创新局面”的开拓创新精神、“艰苦奋斗而不溃败”的优良作风、“为主义而牺牲”的献身精神、“唤起工农千百万”的群众观点。

（三）长征精神。长征历程大致分为五个阶段，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实行战略大转移；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至同年6月两河口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中央红军四过赤水河，强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初步摆脱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在小金县达维镇实现中央红军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会师；从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至同年9月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克服了过草地的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到哈达铺之后，明确了陕北为长征落脚点；从1935年9月到哈达铺至同年12月召开中央瓦窑堡会议，根据国内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党的政治路线作了重大调整，为迎接历史转折的新阶段作了重要准备；从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后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宁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是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征程，是一部雄壮豪迈、惊天动地的伟大史诗。毛泽东同志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习近平总书强调：“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弘扬“长征精神”，就是要敢于跨越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个“雪山”“草地”，勇于征服改革进程中的一个个“娄山关”“腊子口”，不断创造新的辉煌业绩，为谱写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保山篇章而不懈努力。

（四）延安精神。延安是举世闻名的革命圣地。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战斗和生活了13年，延安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心以及解放战争的总后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大量具有远见卓识的光辉著作，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的前进道路。十三年间，这里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中共七大等一系列影响和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诞生了毛泽东思想，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石。“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人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光辉典范，无论面临怎样生死存亡的境地，共产党人都心怀崇高的革命理想，从弱小到强大，从迷茫到坚定，从挫折走向胜利，培育了包括抗大精神、整风精神、南泥湾精神、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等在内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的延安精神教育滋养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凝聚人心、战胜困难、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弘扬“延安精神”，就是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筑牢政治灵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筑稳思想基石；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筑就力量之源；坚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筑成不竭动力。

（五）西柏坡精神。西柏坡是河北省平山县的一个普通村庄，为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在此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3月23日，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建国。临行前，毛泽东同志对周恩来同志说：“进京赶考去。”周恩来同志说：“我们应该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同志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西柏坡时期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秉持曙光在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仰灯塔，铸就理想信念、忠诚品行的光辉时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是我们党民主革命过程中最成功、最辉煌的时期，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里程碑。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孕育形成了以两个“敢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两个“坚持”（坚持依靠群众，坚持人民参政）、两个“善于”（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内容的西柏坡精神。弘扬“西柏坡精神”，就是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六）“一穷二白”的建国精神。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建国之初，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千疮百孔、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工厂倒闭，农业减产，物价飞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社会动荡。一时间，经济上的困难局面，与共产党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的巨大胜利，形成强烈对比。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断言“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断言中国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对新中国采取了不承认和封锁禁运政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更是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提出了以“一化三改造”为主要内容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迅速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帝国主义在华特权被取消，官僚资本被没收，封建土地所有制被消灭，国家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仅“一五”期间，新中国工业建设和生产取得的成就，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100年。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充分释放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速度”。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和铁的事实有力回击了“共产党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的嘲讽，并形成了自己的建国精神。弘扬“一穷二白的建国精神”，就是要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在知行合一中积极投身实践，在践行初心使命中担当作为。

（七）“两弹一星”的奋斗精神。上世纪50年代，面对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和核讹诈，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毅然作出发展导弹、核弹、人造地球卫星，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决策。邓稼先、钱学森等一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背井离乡、隐姓埋名，在当时国家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用较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突破了导弹、核弹和人造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1960年11月5日，“东风一号”导弹拔地而起、直刺苍穹，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导弹。1964年10月16日，在新疆罗布泊，一声春雷般的巨响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胜利地掌握了核技术。两年零8个月后，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在浩瀚无垠的太空，一曲嘹亮的《东方红》又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胜利地掌握了人造卫星的空间技术。“两弹一星”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人民挺直腰杆站起来的重要标志，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这样的国际地位。”在为“两弹一星”事业奋斗的历程中，广大科研工作者培育和发扬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就是要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奋发图强、齐心协力、锐意进取，夺取一项又一项新的成绩，攀登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峰，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旺盛生机与活力。

（八）深圳特区的开创精神。1980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在深圳设立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这一天，被称为“深圳生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深圳始终勇立潮头、开拓进取，最早摆脱姓“资”姓“社”争论的纠缠，以“杀出一条血路”的精神，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在全国率先大胆探索市场取向的改革之路；最早打开国门招商引资，“按国际规则打篮球”，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个窗口，实行“外引内联”，迅速形成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最早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被誉为“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经过40多年的不懈努力，深圳迅速从一座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综合经济实力跃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创造了1000多项全国“第一”，创造了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发展史上的奇迹，成功跻身全球城市30强、亚洲城市5强，成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军、试验田、拓荒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2018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圳提出了“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的新目标新定位。回顾历史，深圳特区在发展历程中相继创造了一系列“特区精神”，我个人认为，2015年深圳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五破五立”（即：进一步破除“老框框、老套路”的重重束缚，树立敢破敢立的开拓精神；破除盛名之下、志得意满的安逸心态，树立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破除“为官不为、当官做老爷”的消极状态，树立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破除“差不多、过得去”的粗放思维，树立精益求精的较真精神；破除“光说不练、做而不实”的漂浮作风，树立一抓到底的实干精神），是对深圳特区精神的新诠释、注入了新元素，既对深圳特区“开创精神”细化，更对“开创精神”升华，给“开创精神”，更便于理解，更利于执行。弘扬“深圳特区精神”，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增强发展动力，坚持产业优先增强发展实力，坚持改革创新增强发展活力，坚持优化环境增强发展引力的保证，奋力推动保山高质量跨越发展。

总之，由“红船精神”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富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的中国精神，成为中国文化自信的优质基因，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丰碑，是指引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伟大动力。我们要从这些革命精神中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

二、从感人肺腑的生动故事中理解坚守党的初心和使命之重要

云南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省份。1926年11月7日，云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成立，使在黑暗中探索革命道路的云南人民有了指路明灯，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政治主张、革命意志和模范行动，坚定了云南各族各界血战到底、抗战到底、斗争到底的革命信念，在中国近代史上谱写了一篇篇惊天动地的壮丽篇章，留下了一个个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树立了一座座可歌可泣的精神丰碑。

（一）聂耳和国歌的故事。聂耳，祖籍玉溪，原名聂守信，人民音乐家，1912年2月出生于昆明，1933年初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7月17日，在日本不幸溺水身亡。《义勇军进行曲》是聂耳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件作品，也是其众多作品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上世纪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占东北后又把铁蹄伸向华北，国内的反动腐朽势力却仍沉溺于纸醉金迷中。社会上充斥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一类萎靡丧志的淫歌艳曲。当时，田汉找到聂耳，认为如此“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们会成为亡国奴”，二人议定要创作一首歌，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并写了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于受到国民党特务追捕，他仓促间在一张香烟衬纸上写下歌词后，就被抓进监狱。后来，当聂耳看到歌词时，仿佛听到了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战士的怒吼，主动提出由他进行作曲。根据同田汉一起提出的构想，带着满腔激愤，聂耳只用两天时间便谱写出初稿，随即因躲避追捕辗转到了日本。客居日本期间，聂耳看到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噪“扩大在支那利益”，并磨刀霍霍，更加激发了创作灵感，迅速将歌曲定稿寄送回国，《义勇军进行曲》就此诞生。这首歌以其高昂激越的旋律，鼓舞人心的歌词，成为中华民族万众一心、救亡图存、奋勇抗争的战斗号角，充分激发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全会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时至今日，《义勇军进行曲》依旧像一口敲响的警钟，时刻提醒着中国人民居安思危；像一股绵延的泉水，提供着新时代长征路上的不竭动力；像一支冲锋的号角，激励着华夏儿女为民族复兴奋勇前进。

（二）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故事。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赓续文化命脉、保存学术实力、培养急需人才，1937年8月，原设平津的北方著名三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被迫南迁湖南，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南京陷落，日军溯江而上，武汉震动，危及长沙。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入滇，于1938年4月抵达昆明，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使昆明成为当时全国的“教育中心”“学术重地”。在其存续的8年零11个月里，西南联大名家荟萃、大师云集，熔北大的“民主自由”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于一炉，在极度艰苦的环境条件下，在教育救国的火热实践中，以优良的传统、独特的校风以及卓有成效的业绩远播盛名，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创造了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从西南联大先后走出了杨振宁、李政道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王希季、邓稼先、朱光亚、杨嘉墀、陈芳允、赵九章、郭永怀、屠守锷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郑哲敏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73位两院院士和大批蜚声中外的杰出人才，以及宋平、王汉斌、费孝通、彭珮云、周培源、朱光亚、钱伟长、孙孚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抗战胜利后，1946年8月，三校复员北返，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留昆独立设置，定名“昆明师范学院”，1984年改称云南师范大学，其旧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至今日，西南联大集中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名校的优良传统和办学理念，在教育救国的实践中形成的“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对于我们提升全新思维境界，破除因循守旧思想，增强改革创新意识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闻一多发表最后的演讲，舍生取义的故事。闻一多于1899年11月出生于湖北黄冈浠水县，1922年赴美留学，1925年回国后先后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随校迁往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毅然抛弃文化救亡的幻想，1944年闻一多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投身到抗日救亡和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中，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坚持独裁、内战政策。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笼罩在一片“可怕的冷静”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担负抗战时期中国惟一的对外交通通道的昆明，却仍处于思想活跃和新意时出的氛围中。在号称“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内，闻一多的声望和影响日益增长，成为民主教授群体中的代表。1946年6月，蒋介石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了全面内战。7月11日夜，民盟负责人、著名社会教育家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当闻一多于次日清晨五时赶往云大医院时，李公朴已经去世。闻一多不相信自己的战友会这样快地死去。他流着热泪，不停地说着：“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此时的昆明气氛异常紧张，有消息说下一个暗杀对象就是闻一多。许多朋友劝闻一多避一避。但是他却大义凛然地说：“决不能向敌人示弱，如果说李先生一死，我们的工作就停顿了，将何以对死者，何以对人民！”7月15日上午，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先生遇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毅然前往参加。出于安全考虑，报告会没有安排闻一多发言。就在李公朴夫人泣不成声地报告先生被害经过时，混入会场的国民党特务乘机捣乱。闻一多见状拍案而起，发表了气壮山河、永垂青史的《最后一次的讲演》。他在讲演中强烈谴责国民党特务杀害李公朴的罪恶行径是“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他说：“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闻一多誓言：“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当天下午，闻一多又赶赴《民主周刊》社，参加民盟为李公朴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那天下午五时许，在返回西仓坡宿舍途中，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多人狙击身亡，为中国革命洒尽了最后一滴血。时至今日，闻一多与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用生命谱写的响彻云霄的民族正气之歌仍在激励着我们，他的“说”与“做”，诠释了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注解了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高尚人格，体现了为国家、为民主的献身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各级党员干部铭记、学习和效仿。

（四）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的故事。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开始向川北进军，渡过赤水河，准备渡长江北上。这时，蒋介石为防止中央红军渡江入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立即调集重兵，企图堵击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由于敌情变化，红军改向川、滇、黔3省交界的扎西地区集中。1935年2月5日至14日，中央红军在集结过程中，党中央在扎西县也就是今天的威信县，分别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统称扎西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决定开始在部队中传达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确定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负总的责任，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从而使遵义会议实际确立的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会议同时根据敌情变化，对遵义会议确定的中央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作出了重大调整，对中央苏区和湘鄂川黔苏区的工作作出重大部署。扎西会议是长征中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实际上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这次会议完成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一系列决策和部署，特别是从根本上解决了党中央组织领导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扎西会议后，红军反“围剿”斗争由被动变为主动，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一步步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五）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的故事。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经过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三个多月的转战，于1935年4月进入云南境内，由曲靖向马龙、寻甸、嵩明等地进发。4月29日，中央军委在寻甸发布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根据电令，中央红军兵分三路向金沙江集结。左路为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经由寻甸攻打嵩明县城，造成红军要攻打昆明的态势，迫使敌人调回部分兵力，为红军渡江创造有利条件。右路为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经七星桥进入寻甸坝子占领寻甸县城，掩护中央纵队前进。中路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的中央纵队，向禄劝皎平渡前进。4月30日，红军总部进驻寻甸柯渡丹桂村，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这里对抢渡金沙江作出部署。5月3日晚，中央纵队先遣队干部团，经过急行军赶到金沙江边，抢占了南岸皎平渡口，缴获停留在江上的两条渡船，并偷渡成功，歼灭国民党川康边防军1个排和江防大队一部，占领北岸渡口。为巩固渡口，干部团在通安附近击溃川军2个团，牢固地控制渡口。与此同时，红一、红三军团也分别抢占龙街渡口和洪门渡口。由于洪门渡江流太急，龙街渡江面太宽，飞机低飞骚扰，两处均不便渡江。除留第十三团在洪门渡口渡江外，主力红军全部改由皎平渡口渡江。于是红军假装在龙街渡口架桥，使敌人上当，再从皎平渡口渡江。5月3日至9日，红军避敌锋芒，仅凭7只渡船，在7天7夜间，不失一人一马，2万多人的红军部队全部渡过金沙江，跳出了几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这次渡江是红军长征中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一次精彩的军事行动，是毛泽东高超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是毛泽东思想的一次伟大实践，是红军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

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才能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小故事的背后，是大格局、大境界、大担当、大奉献。这些故事，凝结着老一辈革命家的艰辛探索和责任担当，积淀着无数革命先烈的赤胆忠诚与奋斗牺牲，蕴含着鲜明的政治立场、坚定的信仰信念、先进的制胜之道、崇高的革命精神、优良的作风纪律，是我们新时代赓续光荣、走向未来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从这些故事中进一步解决内心的困惑和迷茫，更加懂得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