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消费驱动增长"，"十五五"应再推类似四万亿的大项目

余永定

一、“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并不存在

关于“消费驱动”这一说法，谈论最多的是美国经济学家，例如克鲁格曼和萨默斯。克鲁格曼声称，中国长期以来“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使中国经济濒临金融危机的边缘；萨默斯则认为，中国“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在讨论“投资驱动”还是“消费驱动”的选择时，首先要明确我们所讨论的是长期经济增长问题还是短期宏观调控问题。西方学界谈论中国的“投资驱动”时，实际上是指中国的经济增长战略和增长模式，即所谓的Growth Strategy或Paradigm。如何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发展），同在某个特定年度如何使中国经济增速实现某个特定经济增速目标，如2025年如何实现5%左右的GDP增速目标，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前者关注中、长期经济增长，研究的是供给方问题；后者侧重短期调节，研究的是需求方问题。

作为长期经济增长问题，根本不存在 “消费驱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

以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为例，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储蓄率越高社会总产品的产量增长越快，反之，“消费率”越高社会总产品的增速越低。

以列宁的再生产理论为例，列宁在23岁时在一篇题为《论市场》的文章同民粹派进行论战，用“数例”构建了一个实质上是一个差分方程组的增长模型。列宁利用这个模型证明，尽管俄罗斯贫困、消费不足——第二部类（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得不到发展，但由于有机构成在不断提高，第一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可以脱离第二部类增长缓慢的束缚而增长。因而，俄罗斯必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革命不可避免。

资本积累驱动经济增长不仅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中，情况亦是如此。例如，在最早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中， “经济增速=储蓄率/资本产出率”。 由于假设储蓄完全转化为投资，储蓄率=投资率。该模型表明：经济增长由投资率与投资效率决定，消费的增加意味着储蓄和投资的减少。在其他因素给定条件下，消费的增加将导致经济增速的下降。

从标准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考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推导出的经济增速模型表明，给定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经济增速是投资、劳动力投入和技术进步的函数。显然，对于决策者而言，投资、劳动力投入和技术进步都是十分重要的，必须掌握好三者的比例关系。

当前，中国政府十分强调产业和产品创新，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就这种情况而言，可以说中国存在“投资驱动”和“技术进步驱动”之间的选择，但技术进步不是从天而降的，技术进步离不开各种形式的投资。因而，也可以说中国面临“一般性投资驱动“和“注重创新的投资驱动”之间的选择。

可以对生产函数加以扩展，把制度变迁、人力资本等因素包括进去。人力资本的改善同教育、健康等因素有关，如果说消费对经济增长存在拉动作用，那么这种拉动应该是通过人力资本改善实现的。但消费—人力资本改善—经济增长的传递机制需要具体的量化研究，不是简单说说就可以得出结论的。同时，能够改善人力资本的消费是某些特定类型的消费，而这种能够改善人力资本的特定类型的消费的提供是同传统意义的投资密不可分的。

总之，对决策者来说，在不同时期，由于条件不同，经济增长对投资、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的依赖程度会有所不同，在不同时期的增长模式可以贴上“投资驱动”、“劳动力驱动”或“技术进步驱动”的标签。但不管怎么说，不存在 “消费驱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和战略。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克鲁格曼批评东亚经济的增长仅仅依赖资本和劳动投入而不是技术进步。他的说法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他当时也并未主张东亚国家应该实施“消费驱动”的增长战略。

一项经济活动可能同时兼有投资和消费的双重性质，一件产品也可能兼有投资品和消费品的性质。如登山、健身支出的既可以看作是纯粹消费支出也可以看作是人力资本投资。一辆汽车既可能是消费品也可能是投资品（取决于汽车的用途）。不可否认，某些类型的消费作为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驱动作用。这种类型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还需要通过经验研究加以确定。但无论如何，在不加严格限定的情况下把消费说成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提倡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应从“投资驱动”变换为“消费驱动”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其后果也是不难想见的。

否定“消费驱动”增长模式的存在并非意味着投资越多越好。投资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线性的。在给定条件下，投资率存在一个理论最优值。以哈罗德-多玛模型为例，投资率（储蓄率）太高可能导致资本-产出率的上升，因而过分提高投资率可能导致经济增速下降而不是上升。

当然，资本-产出率上升也不一定是投资率过高造成的。由于某种原因导致资本-产出率上升，为了维持目标经济增速，政府还可能不得不进一步提高投资率。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片面强调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结果导致经济效率下降、资本-产出率上升这种经验教训是不应该忘记的。

二、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关系

在当期消费和投资存在非此即彼的取舍关系，但在长期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则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消费，给定收入，把更多资源配置于投资，消费就会减少，反之则反。但从长期看，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现在就消费，还是现在少消费但在未来更多消费”之间的选择。

如何在消费和投资之间进行取舍，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苏联经济学家费尔德曼于1936年提出的费尔德曼模型建立在马克思在生产理论基础之上的。该模型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现在多消费”还是“现在少消费，以实现未来多消费”。

费尔德曼等认为，计划者最重要任务是正确决定如何在两大部类间分配投资。如果现在用于生产资本品的投资较多、生产消费品的投资较少，当期消费品产量较小。由于用于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资料的增速较高，随时间推移，消费品的生产会迅速增长，并在某个时点上超过初期增长路径上提供的消费品，取得“先苦后甜”的结果。

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取舍关系也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重要研究领域。索罗的经典增长理论模型假定：给定生产函数、劳动力增长速度和资本折旧率等因素，在由不同储蓄率定义的不同经济增长路径上都存在由人均资本量和人均收入定义的某一点，在这些点上都存在一个人均产出、人均资本、人均消费增长率都为零的稳定状态（steady state）。

除理论之外，西方经济学家也对经济增长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例如，巴罗在他的著名教科书中《经济增长》一书中明确指出，跨国的经验证据表明，消费支出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他还指出，总投资对GDP之比与体现为教育和健康的初始人力资本存在正向关系。

罗思义(John Ross)等人最近对大量经验数据的研究证明，GDP增长与消费增长之间存在超高的相关性。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高度相关，且经济规模越大，相关性越强。这些经验研究的结果也说明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并非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现在多消费、未来少消费，还是现在少消费、未来多消费”的关系。

就中国国情而言，国民普遍重视养老保障、倾向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定积蓄，因此消费倾向相对较低，投资率相对较高。这种偏好并无所谓“好”或“坏”，如何在“现在”与“未来”之间取得平衡，是一个公共选择问题。一般而言，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投资率（资本形成/GDP）会出现逐步下降的倾向。但政府很难确定投资率的最优水平，更难于直接决定整个经济的投资率。政府所能做的是在坚持市场经济原则的同时，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实施逆周期调节，熨平经济波动，稳定消费者和投资信心。

“消费拉动经济”的说法只有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由于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速受到需求面的制约，我们可以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对某一年度GDP增长的原因或可能性展开分析。根据支出法，GDP=C+I+X-M。这里C、I、X-M分别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政府支出G被分解到作为GDP构成部分的其他部分中。

在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为简化分析而做的隐含假设是“有供给就有需求”。在短期宏观分析中，因为供给不可能立即产生，所以假定供给是给定的， “有需求就有增长”。中国目前的情况是有效需求不足，因而可以暂时不考虑供给约束和供给结构问题，而先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总需求不足。

短期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就是使由该理论模型决定的GDP增速=潜在GDP增速。如果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决定的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速，政府就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提高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增长速度，使实际经济增速=潜在经济增速。

 “消费拉动（或驱动）经济增长”的说法，仅仅在增加消费需求可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使实际经济增速等于或更为接近潜在经济增速的意义上才是正确的。但如果总需求超过潜在增速，就会引发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需要抑制消费需求或其他总量需求，以便把通货膨胀控制在事前制定的通货膨胀率目标上下。

三、中国的消费率过低？实际上可能超过美国

许多人认为中国的消费率过低。从数据来看，以2022年为例，中国最终消费是美国的43%(汇率1：7），2022年中国最终消费（63.8万亿），在GDP中占比为53.2%（=63.8/120）；同年美国最终消费（21.08万亿美元），在GDP中占比为82.9%（=21.08/25.44）。2022年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支出为44万亿元，按1:7汇率为6.29万亿美元，同年美国的商品（goods）消费支出和餐饮消费（Food services and Accommodations）分别为5.94万亿美元、1.25万亿美元，加总为7.2万亿美元。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支出是美国的87.4%（=6.29/7.2）（不完全直接可比），

造成中国最终消费对美国最终消费之比，同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支出对美国商品+餐饮支出之比之间的巨大差距（43%对87.4%）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最终消费中消费服务所占比重远高于中国，而美国的消费服务价格又远高于中国。在美国，服务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占比通常在60%-70%之间，新冠疫情前美国服务消费占比为69%，服务消费明显高于商品消费。

而中国的消费结构则完全不同。2022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538元，其中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10590元，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3.2%。中国服务消费支出对GDP比明显小于美国服务消费支出对GDP比。虽然其中多少是由于量，多少是由于价格导致需进一步研判，众所周知，美国服务消费的价格远高于中国，我们自身的经验也可使我们感知美国和西方国家服务（如家政、房屋维修、快递、影剧院、律师费等等）的价格明显高于中国。例如，美国在洛杉矶救护车每程服务费平均约为 1200 美元—1300 美元左右。广州救护车单纯出车一趟（包括 5 公里左右运送、医生护士各一名出诊、两名担架员费用及院前抢救费等）收费 148 元。

从消费品支出对GDP比的角度看，中国明显超过美国。2022年中国GDP是美国GDP的70%左右；社零是美国商品消费支出（包括餐饮）的87.4%。换言之，从拥有消费品（汽车、电视机、空调等）的角度看，中国的消费支出对GDP之比明显超过美国。此外还存在许多统计口径和方法问题。这些问题都倾向低估中国最终消费对GDP比。

因此，在考虑消费结构与价格差异后，中国与美国在统计意义上所呈现出的消费支出对GDP比的差距，实际远没有数据所展示的那么显著。粗略估算显示，以商品消费占GDP比衡量，中国大约是美国的1.25倍。

简言之，中国居民更倾向于购买实物消费品，如汽车、电视等；而美国居民则更倾向于服务消费，如法律服务等。因此，从消费品拥有量角度来看，中国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实际可能是超过美国的。

最后，一个不应忽视的事实是，长期以来，中国房地产投资对GDP比远超过一般国家，但房地产投资中的很大一部分应该是为了满足购房者的消费需求而不是投资需求。如果把这类房地产消费计入居民消费，经过调整后的中国消费率将会比现在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要高许多。

不同民族、文化、制度下和不同代际间，居民的时间偏好（或消费贴现率）都会有相当的不同，因而储蓄率也各不相同。例如东亚国家普遍储蓄率较高，这是东亚奇迹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储蓄率（投资率）较高，消费率较低本身不一定是个问题。相反，低消费率和高储蓄率可能是一个发展中国得以赶超发达国家的巨大优势。一切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应一概而论。

首先，储蓄不应该是政府强制（forced savings），而是居民自主决定的储蓄。如果公众认为中国目前的储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希望提高消费率没有任何问题。反之，如果公众希望维持中国目前的储蓄也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第二，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比应该适当，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但何为适当，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地缘政治问题。

第三，储蓄率可以分解为由文化、社会和经济增长趋势决定的基本储蓄率和由经济周期性波动导致的储蓄率波动。如果储蓄率较高是因为基本储蓄率高于世界其他国家，政府无需刻意降低储蓄率。如果储蓄率的提高是“周期性”原因（如受到某种冲击，经济增速下降，收入预期恶化，居民减少消费--凯恩斯的储蓄悖论，Paradox of Thrift）导致，政府就需要进行逆周期调节，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

四、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偏低？被夸大了

“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偏低”似乎是学界的另一个共识。通常引用的是2022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为43%的数据，而其他国家的这一比重普遍在60%以上。事实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有两套口径：一套基于入户调查，另一套基于资金流量表。2022年，基于资金流量表的计算，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为59.3%，二者差距显著。入户调查数据存在系统性偏差，因为入户调查需填写问卷，补贴金额有限，低收入群体更愿意参与，导致调查样本更多为低收入者。此外，部分居民在填写时还有“向外低报”的倾向。

与其他国家相比，2022年日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为56.22%，丹麦为46.1%，都低于中国按资金流量表计算的59.3%。英国为61.47%，仅略高于中国。各国国情不同，简单比较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尽管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确实偏低，但也并不像某些观点所表达的严重偏低。由于统计数据本身存在不准确性，我们不应该对部分统计结果过度解读。

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偏低，但政府收入对GDP比也偏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最突出的特点应该是企业未分配利润对GDP比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如果希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比，显然不能依靠降低政府收入对GDP比。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能的选择是降低企业未分配利润对GDP比。

企业可支配收入 =税后利润+折旧-分红。中国企业未分配利润对GDP比偏高是中国的经济体制、税制、逆周期宏观经济调节政策等等多重因素决定的。中国企业留利较高，也可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