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认识误区与战略应对

2020-03-04

黎海波 宋瑞芝

 [内容提要] 从理论角度来看，“修昔底德陷阱”是结构现实主义尤其是进行性现实主义理论的观点，即国际权力结构的变迁必然导致国际冲突和战争。从政治战略的视角回到“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起点，格雷厄姆·艾利森等西方学者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对雅典和斯巴达以及中国和美国之间关系的认识和类比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误区：实力决定论、战争获益论和双边关系论。这三个误区分别涉及“修昔底德陷阱”形成的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和范畴因素。对此，中国应规避“实力决定论”的理论陷阱，把握战略主动；坚持以改革开放战略推动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崛起；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性管控中美双边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

[关键词]修昔底德陷阱；实力；政治战略；改革；第三方因素

[作者介绍]黎海波，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宋瑞芝，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世界文化史与社会治理。

 “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军事作家赫尔曼·沃克( Herman Wouk) 在1980年所作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主要是针对美苏冷战的一种文学“隐喻”和“警示”，当时并未引起较大的重视和反响。2012年，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将其用于对中美关系和太平洋地区的一种学术“论断”和“警示”，从而引起学界、政界和媒体对这一概念的广泛关注和引用。从理论内涵来看，“修昔底德陷阱” 是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关于雅典与斯巴达之间战争原因的一段描述而引申出来的，“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这本是一个历史性结论，现在却被演绎成了一个政治性“铁律”，即一个新兴（崛起）大国必然挑战既有（守成）大国，既有大国也会主动应对这种威胁和挑战，从而导致大国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国外学术界如格雷厄姆·艾利森、布热津斯基和米尔斯海默等人显然认为“修昔底德陷阱”在（至少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已是一个内容确定的命题，无需再去详细论证。国外学术界无论是将“修昔底德陷阱”作为一个无需详证的学术概念或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概念，其范畴都是集中于中美双边关系。国内学术界主要围绕着权力结构冲突、观念互动建构以及历史（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与现实条件（中美之间）的比较分析等层面来回应和探讨“修昔底德陷阱”，其范畴也大都集中于中美双边关系。

在不断融入全球化并日益崛起的今天，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政治战略和对外政策，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美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国内政治的重要议题和世界政治关注的焦点。本文尝试从政治战略的视角回到“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起点来辨析西方“修昔底德陷阱”论的认识误区，进而探讨中国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的应对战略。

一、“修昔底德陷阱”的认识误区

格雷厄姆·艾利森等西方学者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对雅典和斯巴达以及中国和美国之间关系的认识和类比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误区：实力决定论、战争获益论和双边关系论。这三个误区分别涉及“修昔底德陷阱”形成的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和范畴因素。

（一）实力决定论。实力决定论是西方“修昔底德陷阱”论的核心，无政府体系下新兴（崛起）大国实力增长是“修昔底德陷阱”形成的客观因素，也是决定因素。现实主义理论特别强调权力（Power）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因此，它也被称为权力（实力）政治理论。

受现实主义研究传统的影响，一些西方学者往往偏向于从实力（权力）的角度来探讨国际冲突和战争的起因。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瑞亚（Fareed Zakaria）就指出，从两千多年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20世纪德国的崛起，几乎每出现一个新兴大国，都会引起全球的动荡与战争。尽管现实主义是一种流行于20世纪的学说，但其思想根源却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被认为是古典现实主义最早的源头。西方现代政治学者从修昔底德的相关论述出发，抽取“势力/实力”、“恐惧”、“不可避免”、“战争”等词汇，再转换和融合“国际体系”、“结构”、“霸权转移”和“安全困境”等新词汇加以系统化，从而构建起了“科学化”的国际关系理论。按照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其原因在于古希腊城邦之间权力结构的冲突，也就是新兴城邦雅典的实力增长和崛起构成了对守成城邦斯巴达的威胁和挑战，从而引发了这场战争。

“修昔底德陷阱”提出之后，格雷厄姆·艾利森、罗伯特·佐利克( Robert Zoellick) 、布热津斯基和米尔斯海默等人纷纷使用这一概念和“霸权必战”的简单化论断来比附和警示中美关系。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中美关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问题愈发引人关注。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甚至认为，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除了要警惕“修昔底德陷阱”之外，还必须注意“金德尔伯格陷阱”，这也就是说，美国必须同时警惕太过强大或太过衰弱的中国。尽管这一论断融入了责任因素，但是实力逻辑仍是其主导。

基于这种实力逻辑，米尔斯海默则表述得更为直接，他认为，真正令周边国家和美国感到恐惧的是中国的实力增长。基于现行的国际政治体系，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将要按照相同的规律来处理国际事务。不论中国的文化因素和国内政治因素如何，中国的和平崛起并不可能。

结合格雷厄姆·艾利森等人的观点来反观古希腊时期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崛起—战争”的实力逻辑存在着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从概念而言，艾利森等人的“崛起—战争”概念是对修昔底德“实力增长—战争”概念的一种歪曲和比附。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修昔底德在论述战争的原因时，提及的是雅典实力（势力）的增长，其原话是：“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而格雷厄姆·艾利森却将之转换为“雅典的崛起”，其原话是：“正是雅典的崛起及其在斯巴达引起的恐惧导致战争不可避免。”

雅典实力（势力）的增长与雅典的崛起很显然是有着较大差别的。实力增长，既可包括纵向的绝对实力的增长，也可包括横向的相对实力的增长。不过与崛起相比，实力增长通常是指一种纵向的、较长时期的实力发展；而崛起则更多地是一种相对实力的发展，是一种横向的、相对突发性的实力发展。一国崛起，是指“新兴大国实力与其他强国的差距迅速缩小，或超过其他强国”因此，就概念差异而言，格雷厄姆·艾利森的“崛起—战争”概念是对修昔底德的“实力增长—战争”概念的一种歪曲和比附。历史的一个主要用途，是为我们提供了貌似合理的历史类比。艾利森这种概念上的歪曲和比附，无疑是将国际关系中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偷换和扩大为“霸权必战铁律”，从而为现实中的中美关系提供貌似“合理”的“类比”。

实力增长是一种较为平常的社会现象，而战争则是一种相对特殊的社会现象，并不是随着实力的发展就一直存在和发展，因此就很难判定它与战争之间的必然关系。修昔底德在论及雅典实力增长因素之外，还强调了斯巴达的“恐惧”这一因素。这种恐惧也不是随着雅典实力的增长而一直存在的。这就说明，引起斯巴达恐惧的必然还有其他干预变量。这就是下文将会论及的雅典的对外战略。

其二，从“国力”而言，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的雅典和斯巴达，无法断定谁是守成国，谁是崛起国。那一时期，既没有现代的统计学，又没有经济总量之类的统计数据，人们无法准确衡量和判定谁比谁更强。 正因为如此，也有学者认为，“在古代希腊最强大的城邦中，雅典第一，斯巴达第二。”如果这样的话，雅典就成了守成国，而斯巴达则成了崛起国。

依据世界古代史以及修昔底德等人的记载和描述，可以明确和肯定的是，雅典和斯巴达是古希腊体系当中两个较大的代表性城邦，而且分别是两个同盟的中心。基于雅典相对衰落等因素的定性估量，斯巴达真正成为希腊世界的霸主，即成为守成国并不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而是在这一战争之后。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斯巴达并不是守成国。因此，格雷厄姆·艾利森在《金融时报》中把今天的美国（守成国）和中国（崛起国）直接等同于历史上的斯巴达（守成国）与雅典（崛起国），这也是对历史的一种歪曲和比附。

其三，希波战争时期雅典的崛起并未引起大规模战争，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冲突和低烈度战争得以有效管控。结合古希腊历史来看，雅典的实力增长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实力增长最明显的时期，或者说雅典的崛起时期并不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而是在希波战争时期。“希波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雅典文明的发展，萨拉米海战和普拉提亚战役促使雅典跻身希腊一流城邦的行列，几乎可以跟斯巴达并驾齐驱。”希波战争之后，雅典大力提升其海军和经济实力，不断巩固和扩大提洛同盟，大肆扩展其海上霸权。因此，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是雅典的崛起时期，“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世界国际格局最大的变化是雅典的崛起”。然而，在这一时期，斯巴达和雅典之间并未发生大规模战争，虽然二者之间也有一些矛盾冲突和低烈度战争，但总体上斯巴达对雅典仍是持一种宽容忍让的态度，并未发起遏制性的霸权战争。公元前451年，雅典和斯巴达达成了五年休战的协议。公元前445年，双方又签订了《三十年休战和约》。正因为如此，才使得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在希波战争期间就已萌生）的矛盾和冲突能够得以有效管控，从而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由此可见，新兴国的崛起并不必然引发战争，只要政治战略得当，“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冲突和低烈度战争仍然可以得到有效管控。

总之，雅典的崛起并不是导致斯巴达与雅典霸权战争的真正原因，这也可以反向推翻中国的崛起必然引发中美战争的结论。格雷厄姆·艾利森等人所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尤其是其中的核心——“实力决定论”，是对修昔底德关于战争原因的解释以及相应的古希腊史的一种再“诠释”。这种诠释基于强烈的现实功用目的，无论是在概念还是在逻辑上都带有较浓的曲解和比附色彩。

（二）战争获益论。战争获益论是西方“修昔底德陷阱”论的前提预设，战争获益预期是“修昔底德陷阱”形成的主观因素。

早在西方古代时期，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提出，战争是普遍的、一切都是通过斗争产生的，从而奠定了“战争乃万物之父”的战争价值观。到了近代，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鼻祖——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进一步提出，“战争是政治的工具”。而随着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实践，战争更被视为掠夺领土、人口、资源和财富的捷径，成为一个国家实力发展和崛起的重要手段和方式。由此可见，战争获益成为了西方社会国家实力发展和崛起的一种理性预期和价值观。基于这种战争获益的前提预设，“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逻辑得以呈现：新兴国实力发展和崛起导致对战争获益的预期（发动战争的成本收益分析），刺激决策者发动战争的政策选择，从而引发体系战争。当然，对战争获益的预期和政策选择既有可能是新兴国，也有可能是守成国。不过，在西方“修昔底德陷阱”论中，新兴国无疑成为了承担战争责任的主要国家。

究竟是以政治改革促发展，还是以对外战争谋发展，构成了国家实力发展和崛起的一种战略选择。

古风时代，希腊地区相继形成的城邦国家大约有300多个。雅典和斯巴达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们各自的改革，而不是扩张战争。斯巴达城邦国家是在公元前9～8世纪，在对外部的拉哥尼亚和美塞尼亚的征服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原来已经解体的氏族制度，在征服过程中解体得更加迅速了，结果斯巴达人的部落管理机构转化为镇压被征服者的暴力机关是在不断的武装征伐的过程中形成的。”尽管如此，斯巴达政治体制的确立却是来自于其内部的改革——来库古改革。斯巴达城邦建国之初，有一位名叫来库古的伟人，从德尔菲的阿波罗神谕中获得启示，从而主持国政、定立法制，最终形成了斯巴达特有的国家制度。来库古改革为斯巴达的强盛奠定了重要基础。不过此后，斯巴达人较为保守，它们秉承传统，除军事征服外无求发展，自甘处于“封闭”和“守成”状态。

与斯巴达不同的是，持续的改革开放成为了雅典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雅典城邦国家是在没有外族入侵，完全是在氏族制度自身解体和阶级分化的基础上，通过内部的多次改革，如公元前9～8世纪的提秀斯改革、公元前599年的梭伦改革与公元前509年的克利斯提尼改革，从而使雅典国家机构代替了氏族组织，建立起了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城邦国家。梭伦改革为雅典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从而使雅典逐步由古希腊世界的二流城邦跃升为一流城邦。克利斯提尼改革则进一步推动了雅典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