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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发挥祠堂文化作用的调研报告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强调，乡村振兴就是要开展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如何更好地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实现乡村的“文化振兴”，始兴县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围绕 “祠堂文化”这个切入点，专门对农村祠堂文化的现状进行了深入调研，现将调研情况及发挥祠堂文化作用的调研报告综述如下。

    一、旧时祠堂的主要功能

祠堂又称宗祠、宗庙、祖祠。是一个家族从事家族事务活动的地方。岭南地区民间建造家庭祠堂始于宋代，大规模营造祠堂则在明清两代。此时南迁岭南的各家族经过长期发展和繁衍，族众日益增多，家族为团结族人大兴土木，一时建祠盛行。祠堂成了凝聚族人的地方，更是人老后“叶落归根，魂归故里”的平台。旧时祠堂主要具有祭祀、教育和聚会等三大功能。

1.旧时祠堂最主要的功能是祭祀祖先。祠堂设有祖先的神主牌位，每逢清明扫墓、新人结婚都要到祠堂举行祭祖活动。正是在这里，族人以血缘为基石，以亲情为纽带，穿越漫长的时空隧道，与祖先进行对话。通过祠堂祭祀，使人常瞻仰先祖仪容，“饮水思源”，唤起家族团结，依靠血缘关系的纽带，形成和维系家族制度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支持，维护和巩固族权地位，即通过敬宗以收族。

2.旧时祠堂具有修编族谱、珍藏族谱以及教育族人的功能。族谱是一个家族的档案，是族人身份和辈分的凭证，族谱还有教化、敬贤、理政、信史等功用。同时，通过祠堂文化内涵，匾额、楹联、碑记，以及族规家训，教育族人。有些地方的祠堂规模很大，还将私塾设在其中，供族中子弟学习。同时，对成才的学子，祠堂还是发放奖励金的场所，希望族人通过读书走上仕途，光宗耀祖，提高整个家族的声望。如果没有了祠堂、没有了族谱，就如同树没有了根，水没有了源头。人对家族就会没有感情，慢慢的就不会爱这个家族了。

此外，旧时祠堂还是家族的法庭。家法是封建社会国法的补充，族长是家族的法官，可以在祠堂执行家族的法律。族众犯法违规，小则祠堂治以家法，大则送公庭治以官刑。有的宗族规定族人之间或族人家庭之中发生争执，都要到祠堂中裁决。族长在祠堂审判，由族中士绅陪审，允许族人旁听，借以教育族人。

3.旧时祠堂是族人讨论族中事务、举办婚丧之事及节庆活动的场所。族中遇订重大事宜，如推选族长、购置大片族产、同邻族打官司等，都由族长召集全体成年人在祠堂开会讨论。族人的冠礼、婚礼、丧礼基本上都在祠堂进行的。有些大的村庄的祠堂还建有戏台，每逢节庆活动，请外地戏班到村里唱戏，既唱给族人看，也唱给祖先看。

    二、乡村祠堂的发展变化

在调查乡村祠堂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乡村祠堂的发展变化与当地人口的兴衰、经济的强弱和不同时期政府政策有密切的关系。近百年来，始兴祠堂文化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此阶段是祠堂文化发展最繁荣的时期。始兴是客家县，客家人喜欢聚族而居。客家宗亲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择地建村时，一定会首先规划建设祠堂的位置，且规划的村庄户数越多，祠堂的建筑规模一定越大，特色越鲜明。如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始兴县沈所镇沈北村的邓氏宗祠，经过50多年的准备，前后历经六代人的努力，历时100多年才建成。虽然历经几百年的风霜，至今其建筑规模、建筑特色、建筑质量在周边都是鹤立鸡群。在当时，祠堂是一个家族是否财丁兴旺的象征。由于此阶段基层社会治理主要依靠乡绅家族治理，祠堂对宗亲的凝聚力、号召力和宗族的管理能力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

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到2000年前后，此阶段是祠堂文化发展的衰退期。在这段时间始兴县总人口翻了一番，随着人口的增多，很多地方原来的村庄已难于容纳不断增加的人口，不少家族几户或十几户人家择地重建新村。新村虽然也规划建有祠堂，受土地面积、人口规模、经济条件以及 政策因素的影响，无论建筑规模、建筑特色都无法与古村落的祠堂相比。尤其是1966年红卫兵发起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席卷全国，乡村祠堂受到严重冲击。原来祠堂中的祖宗牌位、堂号、堂联、族谱被作为“四旧”的产物付之一炬，过去内涵丰富的祠堂只剩下村人红白事等村民活动聚会的地方。有的古祠堂成了学校，有的成了原来的生产队、生产大队的办公用房或临时堆放生产资料的库房，也有的成了公社供销社的代销点。

改革开放以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村民为了改善住房条件，离开古村庄新规划或在村庄周边建起了红砖钢筋结构的奔康房。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进城买房的村民不断增多，古村落的住户越来越少。祠堂的利用率越来越低，古祠堂中的一些具有建筑特色的文物也被一些不法分子变卖或被人盗窃，不少昔日雄伟的祠堂由于人迹罕至，无人修缮，面临跨塌的景况。

此外，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尤其是取消缴交公购粮后，村民的集体意识渐渐淡薄了；外出打工人员的增多，农村常住人口的减少，人心也渐渐散了，村民之间发生矛盾也不象从前由族中能人去调解了；乡村管理也渐渐变弱了，有资源的社社主任争着做，没有资源的社社主任轮着做或无人做，不少年轻人把发财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

第三阶段是进入21世纪以来，此阶段是祠堂文化的恢复期。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不少村民尤其是边远山区的村民洗脚上田到城市务工，之后到城市买房，举家搬迁到城市。这一时期古祠堂两极分化，一种是人去楼空的空心村和少人居住的村庄，其村庄祠堂无人维修，有些已经坍塌或即将坍塌。另外有一些村庄祠堂通过外出乡贤的牵头，动员宗亲集资对古祠堂进行维修。一批名祠、古祠获得整修重修，各地以祠堂为载体的各类祭祀、民俗、联谊活动对当地群众生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其作用几乎不可取代。如始兴县隘子镇的张九龄故居祠堂在原址按原建筑规模进行了重修，祠门悬挂“张氏宗祠”匾，配联：“清河源流远，金鉴世泽长”。正殿供文献公塑像，配联：“金鉴著千秋，经济文章江上清风留樟里；丹梯通百尺，山川人物天涯芳讯领梅花。”每年均有曲江区、仁化县周田、始兴县隘子等族人前来祭祀。

有些祠堂维修后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