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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对照作风清单检查剖析材料

根据组织要求和主题教育工作安排,我深入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对照《履行作风建设“两个责任”不力负面清单》及相关文件要求,紧密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实际,围绕影响高质量发展的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违规吃喝、违规从事营利性活动、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干预插手有关事项、群众反映强烈的作风问题以及思想、学风、工作、生活、领导作风等八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剖析和反思。现将个人对照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在影响高质量发展的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方面

身为XX市XX区分管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的副区长,我深知推动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担当精神不足、创新劲头减弱的问题。

一是“求稳”思想取代“求进”意识,存在不担当的问题。面对一些具有不确定性的改革创新项目,有时会滋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念头,担心决策失误承担责任,导致工作上存在“等一等、看一看”的现象。在推进“XX智能制造产业园”建设初期,尽管进行了大量前期调研和论证,但在关键的招商引资和政策配套环节,面对复杂局面和不同意见,存在决策犹豫、推进迟缓的情况,错失了一些优质企业的入驻时机。这种“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的心态,实质上是担当精神的缺失,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

二是对新发展理念的理解和执行存在偏差,存在不作为的问题。对一些长期性的、基础性的工作,投入的精力不足。习惯于抓见效快的“显绩”,而对于需要“潜绩”的工作,如优化营商环境的长效机制建设、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深层改革等,虽然口头上重视,但实际推动的力度和督查的频率不够。对下属部门反映的一些制约发展的“中梗阻”问题,有时只是简单批转,缺乏一抓到底的韧劲,导致一些问题悬而不决,这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的不作为。

三是政绩观存在偏差,偶有乱作为的倾向。在推动项目建设时,有时过于追求速度和规模,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程序合规性、环境影响评估等方面存在把关不严的情况。前年,为了赶上全省重点项目观摩会的进度,我曾催促“XX湖生态修复工程”加快施工,简化了部分审批流程,虽然项目最终按时完成,但也留下了程序瑕疵,这反映出我内心深处仍存在急功近利的错误政绩观。

(二)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重基层负担方面

我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顽固性和危害性认识不足,未能完全把自己摆进去,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二传手”,加重了基层负担。

一是“文山会海”现象未能有效遏制。习惯于通过开会、发文来部署工作,存在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的现象。有时一个议题,区级层面开了会,分管领域还要再开会强调,层层传达,增加了基层干部的时间成本。据不完全统计,仅2025年上半年,我本人签批下发至街道和相关委办局的文件就有近百份,其中部分文件内容与市级文件雷同,没有结合本区实际进行有效转化。

二是“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禁而未绝。对于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工作效率的初衷是好的,但对各类工作APP、微信群的管理和整合力度不够。我分管的几个领域就建立了十余个工作群,一些基层干部反映,每天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在不同群里“打卡”“晒实绩”“报数据”,疲于应付,占用了服务群众和抓落实的宝贵时间。这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025年通报的“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新变种问题高度吻合,虽然我区也进行了清理,将应用数量从63个压减至18个,但仍有优化空间。

三是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滥,存在“重痕不重绩”的倾向。在工作中过于强调“留痕管理”,要求基层单位事事报材料、处处留影像。下去调研时,听汇报、看台账多,深入一线、解剖麻雀少。根据2025年7月的一份基层干部问卷调查,虽然95%以上的受访者认为整体减负效果良好,但仍有干部反映一些检查考核指标设置不科学,导致基层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精雕细琢”台账资料,以应付检查,造成了新的负担。

(三)在违规吃喝问题方面

我能够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抵制公款吃喝。但对照更高标准,仍存在界线不清、认识模糊的地方。

一是存在接受“工作餐”宴请的情况。在与企业洽谈项目、协调解决问题时,有时会接受企业安排的“工作餐”。虽然自认为是在讨论工作,且地点多为企业内部食堂或普通餐馆,费用也由对方承担,但实质上这模糊了“公”与“私”的界限,容易给外界造成瓜田李下的误解。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的数据显示,2025年第一季度全国查处的违规吃喝问题高达4630起,这些案件警示我们,任何形式的违规吃喝都是不可触碰的红线。

二是存在“不吃公款吃老板”的侥幸心理。对于一些相熟的企业家朋友,在非工作时间偶尔会接受他们的私人宴请。思想上认为这是朋友间的正常交往,没有动用公款,不算违纪。但这种交往缺乏“亲”“清”的边界感,容易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公正履职。近期通报的XX市职业技术学院原院长邵一江案中,他正是从接受“不吃公款”的宴请开始,一步步滑向了腐败的深渊,这给我敲响了警钟。

(四)在违规从事营利性活动方面 

在这一点上,我能够做到自身清白,未直接或间接经商办企业,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也无相关情况。但反思自身,在“防微杜渐”上还存在风险点。

一是对亲属的约束和教育不够严格。虽然自身严格遵守规定,但对于一些远房亲戚,存在提醒和教育不到位的情况。我的一位表弟在XX区从事建材生意,他曾多次在与人交往中提及与我的亲属关系。尽管我得知后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并向组织作了说明,但这也反映出我对家人亲属的日常监督存在盲区,未能将廉洁自律的要求延伸到“八小时之外”和社交圈。

二是存在利用影响力“打招呼”的现象。曾经有相熟的领导为他的一位亲戚在XX区投资的项目征询意见,我虽然没有直接给予特殊政策,但在审批协调会上,确实出于人情考虑,要求相关部门“多关心、多支持”,加快了审批进度。这种做法虽然没有直接的利益交换,但客观上利用了职务影响力,破坏了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XX市自然资源局原局长郭逢义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的案件表明,权力一旦与利益勾结,后果不堪设想,我必须引以为戒。

(五)在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方面

我深刻认识到收送礼品礼金问题的严重性,能够做到拒收现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礼品。但在一些“小节”上,警惕性不高,存在思想麻痹。

在逢年过节,尤其是在中秋、春节等传统佳节,一些下属单位和关系单位的同志会以“家乡特产”“单位福利”等名义送来一些茶叶、食品等。起初我坚决拒收,但有时对方反复坚持,觉得价值不大,抹不开情面就收下了。这种行为虽然看似“人情往来”,但实质是“四风”问题的隐形变异。2024年以来查处的违规收送礼品礼金问题占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的47.7%,这充分说明“节日腐败”是高发地带,任何小节上的失守都可能打开欲望的闸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