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高位部署、高位推进
(二)全员全域、精准发力
(三)标本兼治、综合施策
(四)智侦引领、专案攻坚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侦查取证、涉案资金冻结处置及司法认定方面存在困难
(二)协同联动还不够紧密有力
(三)AI等新技术诈骗带来全新挑战
(四)宣传防范工作需持续加强
三、加强和改进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的建议
(一)保持打击治理电信诈骗的高压态势
(二)优化理顺机制
(三)多跨协同
(四)多措并举
(五)夯实反诈基础
(六)加强宣传教育防范工作
关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
X区人大常委会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严峻,作案手法迭代翻新,黑灰产业链条盘根错节,造成人民群众极大财产损失,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为了解反电诈工作开展情况,推动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全面准确贯彻实施,X区人大常委会实地走访调研反诈中心、派出所、社区、高校,广泛收集全区人大代表、立法信息员、群众的意见建议,形成如下调研报告。
一、工作开展情况
自2021年全民反诈专项行动启动以来,X区打击电信诈骗犯罪取得“两升三降”(破案率、打击力持续上升,警情、发案、损失连续下降)的积极成效,有效遏制案件高发多发态势,大幅度降低群众财产损失,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
(一)高位部署、高位推进,汇聚整体工作合力。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四专两合力”(专题研究、专门队伍、专案攻坚、专业技术,抓好内部合力、促成外部合力),将反诈工作上升到除险固安、推进平安X建设的高度抓紧抓实。成立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和区政府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任“双指挥长”的全民反诈指挥部。制定出台“警银快速联动”等15项工作机制,形成周通报、月调度、季联席、年总结全周期管理模式,细化各部门镇街责任清单,并纳入平安建设考核和平安报表。
(二)全员全域、精准发力,构建全民宣传体系。一是壮大队伍,夯实力量。建立反诈宣传分包机制,在区、镇街、村社区,遴选组建千余人红岩反诈宣讲预警队伍,结合“110”警察节、开学季、节假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定期定点常态化深入村社区开展反诈宣传活动近万场次。二是形成品牌,扩大影响。创设“黄桷树下反诈故事会”“快递包装反诈贴画”“反诈桌签”等特色品牌,精心制作《纸片人动画防范养老诈骗》《警花坝姐萌动画》等反诈短剧和漫画,联合美团公司、口腔诊所开展宣传,将反诈工作融入群众生活。三是关注重点人群,落实精准宣传。深挖教育大区资源,警校联动合作,走进大中小学以及企事业单位开展“全民反诈红岩剧场”巡回展演等宣讲活动300余场。针对公职、医护、财务等群体,建立定期分析研判制度,督促各单位坚持常态化通报反诈典型案例、开展反诈主题活动,国家反诈中心APP安装量达35万人。针对老年群体,定制防范养老诈骗宣传PPT,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强化对保健品、养老服务等多发诈骗手法的宣传警示。针对听障群体,组建无声警务宣讲团,定期深入基层组织听障群众学法,着力保护弱势群体财产安全。
(三)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形成高效治理机制。一是前移治理关口。加强“电话卡、银行卡”源头治理和综合治理,在X市率先试行“两卡管理与风险预警系统”,向银行、通讯企业及时推送“两卡”预警8万余次,有效遏制“两卡”违法犯罪滋生蔓延。二是严密管控措施。强化涉诈重点人员管控,建立属地镇街负总责、派出所负主责的“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档案”工作模式。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部门联合作战,深入酒店、写字楼、公寓小区等重点区域,全面清理排查涉诈窝点,最大限度挤压犯罪活动空间。三是深化预警劝阻。搭建预警工作专班,健全“派出所+社区”预警劝阻工作机制,全面进行电话、短信预警和见面劝阻。
(四)智侦引领、专案攻坚,营造高压严打态势。依托全区智慧侦查中心建设,完善指挥调度、案件研判、落地行动等机制流程。建立警银、警通联动协同工作机制,制订《涉诈线索反馈移交工作规范》,常态化组织各银行和四家运营商开展专题研究。开展“跨境打击”“断卡”“断流”“拔钉”等专项行动,运用科技信息化手段,快侦快破全市首例诈骗境外人士及虚拟货币洗钱案等典型案件,破获最高检、公安部双督办“5.11”电信网络诈骗专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54名,冻结涉诈资金1300余万。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过三年的全民反诈专项行动,X区的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群众的满意度、获得感、安全感明显提升。通过梳理分析,也发现了当前各地反诈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
(一)侦查取证、涉案资金冻结处置及司法认定方面存在困难。电诈案件没有实体案发现场,具有跨区域、多层级、团伙化、隐蔽性、非接触性等特点,导致执法司法机关在证据采集、数据固定、涉案资金冻结处置、司法认定等方面存在一定困难。
一是有别于传统刑事案件采取常规的勘查现场、痕迹提取等措施,电诈案件证据采集与数据固定难主要体现在“在线提取”“远程勘验”“网络技侦”等基于大数据、云存储的侦查技术、人才普遍存在短缺。产业化模式的“黑灰产”产业链诈骗窝点多设在境外、乡村,环节独立,人员犯意联络难以认定,加之境外司法协助效率较低等因素,导致难以像侦破传统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样“抓住一个,牵出一串”,打掉一个环节上的犯罪团伙。
二是涉案资金冻结处置难。涉诈资金往往多级银行卡转账,虚拟货币、虚假贸易快速隐匿转移、拆分资金产生复杂的资金权属关系混同。实践中,公安机关秉承快速破案和最大化追赃挽损原则,采取紧急止付,沿着资金流经轨迹快速冻结,但实际操作中很难严格区分被冻结财产属性和确定冻结解除期限,也存在冻结范围扩大、久冻不决、返还不及时、比例不高等困境。根据《冻结资金返还规定》,对权属明晰无争议的资金,可以由公安机关作出返还决定。由于权属不明晰、资金返还程序复杂、资金被多地轮候冻结等原因,导致重复冻结、返还比例不高、资金资源浪费,甚至影响到公民和市场主体的生产生活,受到社会强烈关注。
三是电诈及其关联行为犯罪的司法认定存在困难。刑事立法供给不足导致电诈犯罪与普通诈骗犯罪不能严格区分,影响打击力度和群众认可度。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菜商”,提供“两卡”的“卡农”,分散转移资金的“水房”,线下取款的“骑手”等诈骗关联行为,很难被证明该类行为人之间存在明确的主观共同犯罪故意,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时经常遇到定性难、量刑失衡等问题。此外,部分涉外(犯罪实施地、服务器所在地、犯罪取款地在境外)电诈案件,在需赴域外取证时,进入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审批程序需要层层审批、逐级反馈,复杂低效的审批程序与电子数据的高速流动矛盾冲突严重,司法机关取证固定证据效率滞后,不能满足快速打击办案的需求。
(二)协同联动还不够紧密有力。全国反诈工作往往由公安机关单打独斗,存在打击治理协调机制运行低效、各单位职责定位不准、主动参与意识不强、重视程度不够、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公检法、镇街、银行、运营商之间在信息共享、交叉核验、异常行为监测处置、实时封堵拦截等方面力度不够,存在“数据壁垒”。部分行业监管部门对反诈工作的指导监督力度不够,行政处罚、约谈问责作用发挥不明显,对诈骗信息和异常资金流转监测处置还不到位,开户入网审核把关不严。近年来,电信、金融企业的风险内控机制存在极大漏洞,出现“内鬼”盗取、出卖公民个人信息等情形。
(三)AI等新技术诈骗带来全新挑战。自2023年以来,“AI诈骗”相关话题屡次登上热搜,引发舆论关注和热议,甚至造成一定恐慌。AI诈骗不需要犯罪分子接受话术培训,只需要对其进行语料投喂训练,犯罪门槛更低。犯罪分子利用AI技术“换脸”“换声”,与被害人视频连线交谈取得信任并诈骗钱财,造成“防不胜防”的恐慌。而随着AI技术发展最新讲话系列,以前出现的无法眨眼、手指变形、表情不自然等问题可能会因为技术更新迭代而消失,更加难以防范。特别是对互联网新技术不熟悉的老年人等特殊群体,AI诈骗产生的迷惑性更大。2024年的央视3·15晚会曝光了多起利用AI技术换脸、变声实施诈骗的现实案例。面对反诈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