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新举措
(一)坚持“一核”引领
(二)夯实两大支撑
(三)强化三大制度
1.以法制保障社区建设规范化
2.构建“三社联动”机制加强社区工作专业化
3.健全社区多元协商制度推动居民参与式治理常态化
(四)坚持“六化”驱动
1.区域化党建聚合资源
2.网格化管理延伸服务
3.品牌化战略提升质量
4.项目化运作激发活力
5.智慧化建设保障民生
6.宜居化环境创造幸福
二、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行政化倾向明显
(二)社区工作者队伍不足
(三)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意愿不强
(四)社区差别较大且资源不均衡
三、对策建议
(一)充分放权赋能
1.明确社区自治性质与职能
2.严格落实社区事务准入制度
3.建立双向互动考核机制
(二)完善职业体系
1.加强制度创新
2.推动在职党员干部下沉社区的常态化机制和居住社区内党员参与社区工作的长效化机制
3.大力推广社区志愿服务积分制
(三)加强文化营造
1.创新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规范化制度化渠道
2.开展社区“创熟”
3.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
(四)整合各方资源
1.增强社区区域化党组织权威
2.优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功能
3.分类施策同步推进社区治理
4.创新形式提高社区服务能力
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的调研与思考
社区是国家治理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如何以党建引领推动社区治理,成为当前提升社区治理与服务水平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市作为省会和**省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有城市社区536个、村改居社区216个,总体上存在流动人口总量规模大、集聚高、多种社区类型并存、治理结构相对复杂的状况。基于此,**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从区域资源整合、基础设施与人才队伍建设、制度创新与多元共治机制等方面入手,开展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以期实现社区治理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一、创新举措
受地形地势、城市布局和历史因素的影响,**市在社区建设与治理中表现出三大突出特征:一是工业型城市遗留问题突出,**市目前依然存在许多工厂、企业等单位大院,基础设施建设、老旧小区改造任务较重。二是各种老旧社区、新建小区同时并存,且空间上呈现出交叉杂融形态;三是随着城市中心变迁和人口频繁流动,**市社区规模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多,社区治理也面临着严重挑战。面对这些特征和挑战,**市以社区党建创新为引领,积极推进“1236”社区治理模式,即坚持“一核”引领、夯实两大支撑、强化三大制度、坚持“六化”驱动的社区治理新模式。
(一)坚持“一核”引领,构建开放式区域化社区党建模式。**市以“大党建推动大治理”理念,不断完善区域统筹、多方联动、各领域融合的城市基层党建格局,有机联结单位、行业及各领域党组织,构建区域党建、两新组织党建和居民区党建的“三建融合”,促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形成了区域整合型开放式的社区党建工作新格局。
(二)夯实两大支撑,改善社区基础设施和加强队伍建设。一方面,**市积极改善社区办公服务条件。如社区办公场所由平均不足5㎡增加到620㎡,并整合资源先后建成党员服务中心105个、党代表工作室186个、邻里中心225个、社区文化活动室504个。另一方面,**市以“优化结构、提高素质”为导向,大力加强社区干部队伍建设。如出台《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明确社区工作者选拔任用、考核评议、教育培训、人员管理等内容;将绩效报酬、工作考核与社区居民满意度紧密挂钩;建立社区工作者分级培训制度,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职业资格考试和学历考试;创新工作考核晋升机制,对工作一定年限,且表现优秀的社区工作者,通过公务员、事业干部定向招录方式,打通发展空间。
(三)强化三大制度,夯实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保障
1.以法制保障社区建设规范化。**市出台《城乡社区治理促进条例》(以下简称为《条例》),以法律形式予理顺多元主体关系和权责边界,不断保障社区建设的规范化。如对于困扰社区服务场所的问题,《条例》第17条明确要求,新建、改(扩)建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不得少于1000平方米,并针对不同小区提出具体的建设标准和责任体系。再如,对于小区物业管理问题,《条例》第31条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建立住宅小区物业管理领导协同机制,及时研究解决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的重大问题,对违法物业服务企业及时依法查处。其中,对没有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管理的物业,可以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居(村)民委员会建立综合物业服务组织,对物业进行统一管理;也可以由业主或者居民成立业主自治组织,对物业进行管理。
2.构建“三社联动”机制加强社区工作专业化。**市积极构建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者队伍为支撑的“三社联动”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如成立了**市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在市级层面统筹规划社会组织孵化培育工作,有针对性地培育满足社区居民专业化服务需求的社会组织,并进行全流程指导和培训;广泛推行社区志愿者注册登记制度,积极发挥社区志愿者在扶贫济困、文明创建、文化体育、医疗养老等方面作用,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大力开展老年餐桌、青少年心理咨询、四点半课堂、残疾人康复治疗、家庭危机干预等社区营造项目,为社区服务多元供给提供坚实助力。
3.健全社区多元协商制度推动居民参与式治理常态化。一是强化社区准入制度。**市通过制定依法履行职责事项清单、依法协助政府工作事项清单、依法依规履行监督职责事项清单,进一步厘清职责边界,扎实做好为社区工作“减负”和“增效”工作。二是健全社区协商制度。出台《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实施意见》,实行“网格议事、会议定事、联动办事、居民评事”社区协商工作法,鼓励社区居民参与需求表达、协商议事、化解矛盾等机制的构建,推动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办、民事民评进程。三是建立“社区居民议事厅”,推行“六方合谈”制度。由社区党组织牵头,居委会、物业、业主委员会、共建单位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磋商解决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服务难题。
(四)坚持“六化”驱动,不断丰富社区服务方式
1.区域化党建聚合资源。**市全面推行社区“大党委”制,持续深化党建统领社区治理工作。如建立党建联席会议制度,社区与驻区单位联合开展“定制式”“组团式”“互补式”服务;鼓励党员根据自身特长积极参加理论宣传、生活服务、治安调解、结对帮扶等服务,切实提高党员联系群众的能力;大力推广社区政务服务“全程代理制”,实现群众在家门口方便快捷地办理各级各类审批事项和服务事项。
2.网格化管理延伸服务。**市建立健全以网格管理为基础、以科技信息为支撑、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为平台的“全科网格”管理服务体系。将区域内企事业单位、党政机关、学校医院、商务楼宇(园区)等全部纳入网格,做到“人进户、户进房、房进楼、楼进格、格进社区”,实现无缝隙服务,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率明显提升。同时,不断加强社区网格人才队伍建设,建立了由网格长、网格员、网格辅助员、专属网格员组织的网格服务队伍。
3.品牌化战略提升质量。**市以培育“一社区一特色一品牌”为抓手,因地制宜、因需制宜,培育了100个充分体现居民服务需求、展现社区服务优势特色的社区品牌,并紧扣品牌创建的工作要求,精确提炼主题、深入打造内核,让品牌内涵既有亮点、又有深度,进一步激发社区活力。
4.项目化运作激发活力。**市是全国率先开展政府购买社区惠民项目服务的城市之一,自2013年至2022年底,共计投入惠民资金约7.25亿元,完成社区惠民项目8808个。尤其是通过强化项目扶持、政策创新、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创新等途径,加强社区与企业的合作,实现了惠民项目小钱办大事的效果。
5.智慧化建设保障民生。**市整合社区政务、公共服务、便民服务等平台,打造了集智慧党建、政务、养老、生活、网格、物联、医疗为一体的“智慧社区+”平台。**市还自主研发了社区自助服务机、社区微课堂一体机、社区便民地图等服务终端,全方位整合政务查询、生活缴费、医疗预约、服务订制等自助服务功能,居民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全天候服务,提高了服务效率。
6.宜居化环境创造幸福。**市综合卫生、治安、文化、环境等多个方面打造宜居社区。如建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332个;依托社区警务室,建立群防群治队伍3000余支;深入开展城乡清洁工程和社区达标验收活动,建立了清扫保洁收运体系,确保楼院干净整洁。
二、存在的问题
进入新时代,随着基层社会治理结构复杂化和治理主体多元化,各地都在探索和创新党建引领下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社区治理机制,以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但实践中依然存在行政化倾向明显、工作者队伍不足、居民参与意愿不强以及社区资源不均衡等四方面的现实困境。
(一)社区行政化倾向明显。社区是群众性自治组织,与基层政府应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但现实中变成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社区成为一级准政府组织,成为各种行政部门的操作层、落实层。以**市为例,省市县(区)各级政府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不仅将大量的行政工作交由社区办理,而且还下达指标、任务,进行相应考核和奖惩,社区干部在完成政府交办的任务中花费大量时间,因而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发动和组织居民开展活动,导致居民社会责任感弱化、社区认同感降低。同时,各级政府也对社区派发诸如养老医保、矛盾调解、低保救助、社会治安等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行政工作,这些导致社区行政行政化倾向明显、群众自治与自我服务功能弱化,直接影响了社区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独立性以及治理效果。
(二)社区工作者队伍不足。中国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不是自下而上形成和生长起来,而是政府主动让渡和培育出来的,这就导致社区工作者队伍内源性力量不足。一方面,社区干部来源较单一且专业社工数量缺乏,工作压力较大,薪酬待遇相对较低,往往面临来自居民的不解甚至责难,导致队伍不稳定,人员流失严重。另一方面,党员参与社区治理力度不够。对于规模大、人口多、事情多、流动性强的大型社区,仅靠社区工作人员很难做好社区工作。目前**市社区专职社区干部平均约为10~15人,普遍以女性为主,社区党组织构成主要以离退休党员为主,个体经营者和在职党员(多为社区干部)等为辅。对于居住在社区内党员来说,其教育管理都在其单位支部,社区党支部很难有效动员和发挥其作用。
(三)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意愿不强。群众参与程度较低是目前社区治理的突出问题。以**市为例,虽然通过三社联动、社区协商、居民议事等制度创新来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实践效果还有待提升。究其原因,是社区居民复杂性和异质化日益明显,居民来自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居民与社区利益关联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不充分,其更关注自身家庭事务,社区归属感较弱,导致居民既没有意识到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性,实践中参与热情、参与意愿也不强。此外,实际调研中也发现,**市部分社区党组织成员存在思想上的偏差,觉得自己手中没有实权,客观上也造成一些社区党员干部说话底气不足,把自己放在从属位置,从而影响了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
(四)社区差别较大且资源不均衡。当前,城市社区种类繁多,不同类型的社区所拥有的和可以依靠的资源差别很大,导致社区治理能力高低不均,呈现出“不平衡不充分”现象。如**市主要有混合型、改造型、新建型三种的社区类型,三者无论是规模还是资源上差别较大。混合型社区主要是由以生产聚集为主“单位制大院”和以生活居住为主的“住宅小区”所形成的空间混合型社区,这类社区人口较多,各种驻地单位较多。改造型社区主要指城中村改造型社区,即“村改居”社区。曾经**市是全国省会城市中城中村最多的城市,虽然经过多年持续整治,但仍有数量较多的城中村分布在城市各个地方。随着城镇化加速,**市城区范围逐渐向四周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