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篇）2025年6月调研报告汇编

目 录

一、党政机关

1.滨州市委党校侯峰：

滨州市实施乡村振兴实践探索 1

2.河南日报社中共河南省委党校联合调研组：

郑州市推行“党建+网格+大数据”治理模式的实践与启示

3.临清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张伟临清市医疗保障服务中心田一然：

关于推动临清市社保费征缴的调研报告

4.盐城市委党校，蔡爱军：

江苏推进农民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5.天津市财政局课题组：

进一步完善部门决算公开工作的调研报告

6.河南日报社中共河南省委党校联合课题组：

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治理

7.“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江苏的生动实践”课题组：

江苏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的经验与启示

8.奚小兵：

扬州城市传媒融合改革实践探索与思考

9.河南日报社中共河南省委党校联合课题组：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10.樊荻杜满聪潘婧璇江鹏飞：乡村振兴视域下“百县千镇万村”工程

助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调研：以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为例

11.克拉玛依市委员会党校常业环：

新疆城乡融合发展实践探索

12.郭勇：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探索

13.黔西南州委党校黄辉：

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法治建设：实践探索与路径创新 82

14.泸州市委党校韩芳：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二、高校

15.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马英敏：

党建引领大学生创新创业就业的实践探索

16.扬州大学王莉张丽康：

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实践探索、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

17.以陕西省H独立学院为例：

高校教师师德师风建设贯穿教育教学管理全过程的实践探索

18.河北师范大学附属民族学院苏为民：

讲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故事的学校实践探索

19.广西云-广西日报调研组调研组：

关于广西职业教育的调研：九州百工焕新南疆何处立峰

20.上海市嘉定区教育学院秦惠康：

基于嘉定区中小学教研计划现状调研报告

21.马一源：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地方实践探索：以湖南省湘潭市为例

22.新疆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文旅融合背景下推动新疆城市

特色文化旅游发展的实践探索：以新疆乌鲁木齐市为例

23.山西师范大学武震雄：新时代高校大学生政治理论学习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以对山西某大学的调研为例

24．蒲娇刘莹：

中国传统村落调研：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穿岩山村

三、企业

25.中国石化齐鲁分公司党委书记李刚：

深化落实“第一议题”制度的实践探索

26.太原市城市排水管理中心孙洁：

太原市污水处理厂建设和运行情况调研分析

27.通辽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孙守相：

新时代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路径与实践探索

28.中国化工报社副总经理张四代：

行业媒体做好产业调研的实践探索

四、医院

29.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武骁飞刘佳帅姜辉：

某大型公立医院党建业务深度融合体系构建实践探索

30.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乔阳阳崔希威张学彦：

智慧医院和互联网医院调研及应用实践

五、其他

31.新华每日电讯：来自煤炭主产区的调查报告：

煤价持续下行，煤炭行业破局谋变

32.经济日报调研组：

习近平同志在闽金融论述和实践经验：谱写金融善治福建新篇章

33．经济日报调研组：习近平同志在闽金融论述和实践经验：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从这里出发

34.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首发“加速度”澎湃消费新动能

35.湖北加强文化资源保护和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的实践探索：

文化“妙笔”绘就更美荆风楚韵

36.陕西汉中积极推进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发展的实践探索：

一江汉水载文脉千古风华入今朝

滨州市实施乡村振兴实践探索

滨州市委党校侯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近年来，滨州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实质，高端站位，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率先提出“五个着力、两条主线、一个全面”工作思路，培育建设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促进乡村旅游、高档民宿、健康康养等农村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兴起， 涌现出一批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吸引返乡回乡人才创业创新， 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增添新的活力，在全省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培育中走在前列。

一、滨州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

（一）聚焦乡村振兴，明确五大着力点

高质量创建中国北方“海陆粮仓”以高效优质为导向，着力推动农业发展规模化、融合化、品牌化、科技化和开放化。形成以粮棉菜果牧渔等六大主导产业为主，打造粮食、畜牧水产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全国粮食产业经济发展示范市。

高水平建强配好乡村振兴“三支队伍”建立和壮大乡村利益相关者群体， 大力培养爱农业、专技术、热经营的新型农民队伍，发展有情怀、本领强、素质硬的农村管理服务队伍，打造有专长、会创新、乐奉献的乡村振兴返乡回乡人才者队伍。

高起点实施文化“铸魂强农”工程大力弘扬孙子文化、范公文化、杜氏文化、吴氏文化等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和弘扬滨州红色文化基因，创新性传承梁漱溟乡村建设文化，持续开展乡村文明行动，强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为乡村振兴提供思想保证、道德支撑和精神动力。

高标准打造“水清绿韵”田园乡村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遵循美丽中国发展理念，做好黄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大文章，推进生产、生活、生态协同发展，持续推进“林水会战”提档升级；坚持以人为本、统筹规划、因地制宜，深化推进滨州特色美丽乡村建设[1]。

高水准构筑“三治融合”善治乡村强化党组织领导，提升村民委员会的民主惠民作用，充分发挥各类非正式农村组织的协商共建作用，实现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

（二）坚持两条主线，推进共同富裕

以城乡融合发展为主线，实现协调发展和农村繁荣统筹城乡规划布局，完善城乡空间结构体系。努力实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土地综合整治、智汇乡村、创业创新等政策红利，促进人才兴乡、资本回乡、技术扶乡、平台支乡，实现工农联合、融合发展、共同繁荣。下大力气优化农人居环境，实现休闲宜居、绿色环绕、农村增色、城乡共赢、融合发展新格局。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依托滨州土地资源禀赋优势，稳步推进土地适度规模流转，壮大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以高质量绿色发展为导向，加强农业科技投入和农产品创意设计，升级智慧农业设施，实现标准、品牌、质量协同发力，推动产业高效生态化。坚持品牌化、多样化、特色化、生态化发展，创新营销理念，借力电商平台。

（三）坚持一个全面，创建和美乡村

全面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粮丰林茂、共建共享、文明善治乡村， 书写乡村振兴滨州新篇章。实现高质高效新产业新业态竞相迸发，打造利农富农惠农的活力家园；实现才人匠人能人多方聚汇，打造凝结乡音乡情乡韵的智慧家园；实现“向上之心强”“相与之情厚”，打造乡风家风民风传承出新的文化家园；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相生共融，打造人和利和心和的和谐家园；实现城乡深度融合区域协调发展，打造共建共生共享的幸福家园。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制度创新不充分

农村改革进入深水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面临许多新的问题，比如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创新创业激励制度、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等，这些都需要深入研究，结合当地实际进行改革；农村农业社会服务体系的建立尚不完善、市场组织化程度较低；农业的资源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存在一定困难。其原因在于基层干部群众创新意识不强，乡村振兴的理念不强。在思想观念上存在因循守旧的思想，难以运用新的理念结合农村当前发展实际，去考虑乡村振兴的新策略，新路子。思考问题不够长远、不够完善、不够细致、规格不高，缺乏应对复杂问题的系统性制度化办法。

（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部分村居还存在农村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的情况，比如村庄道路硬化的面积

不够，没有达到户户通；健身广场标准低、设施少；农村客运班车少、间隔长、运行不及时，农民出行不便。绿色宜居生活环境建设力度不够，仍然存在脏、乱、差等问题，农村生态环境需进一步改善；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智能化管理缺乏，“绿色+美丽”的生活环境和“小规模、生态化、微田园”的新型乡村建设实施力度不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各地行动、进度不一，有的已经在农村厕所改造、乡村环境综合整治、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有了一定进展，也有的虽然搞了田园综合体和高质量生态农业示范区建设等，但还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实行多部门联合治理、全面安排部署。缺乏乡村振兴的宏观规划。乡村振兴主管部门缺乏统一督导、指挥和协调。

（三）乡村振兴的资金保障、合理使用、监督管理需要加强

乡村振兴财政投入保障机制还不健全，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还没有建立，财政扶持和金融服务行动计划落实不到位，对重点示范项目、园区给予免息、税费减免、产业基金重点投资等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普惠金融农村支持力度不够。乡村振兴信贷支持力度和农行、农商行等金融资源分配到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领域和落后环节分量不足。根源在于基层财力还不雄厚，金融机构担心投入农业有风险，乡村产业规模小，还不能吸引更多的国有企业、工商资本参股、入股参与田园综合体、农业特色小镇、农业示范区等乡村振兴重点项目建设。

（四）人才队伍培养存在短板

农民通过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收入偏低，仅仅依靠种地难以改善农民现有的生活质量，导致很多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农村出现“空心化”现象。留在农村的农民大多数年龄结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对新的政策理解不够，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新的生产方式掌握不了，造成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技术水平偏低， 难以承担起乡村振兴的重任。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引人留人的配套政策。政府部门没有从人才政策上进行重点倾斜。虽然制定了相关的吸引人才的政策，但面向基层以及乡村振兴方面的人才进行专项吸引、面向本地高校毕业生的回乡服务、三农优惠政策的制定还存在欠缺，需进一步完善人才激励机制[2]。

三、滨州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议

（一）加强制度创新，强化政府责任

完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制度体系认真贯彻上级精神，结合滨州实际编制印发《滨州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和滨州市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工作方案，落实《乡村振兴法》，尽快出台滨州市乡村振兴工作条例，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有序推进提供保障。

因地制宜，重点突破，不搞“一刀切”实现乡村振兴，要因地制宜，瞄准方向，走对路子。从实际出发，找准符合新发展理念的路子。加强生态建设， 实现人居环境、投资环境不断优化，坚持改革创新，探索新模式，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因势而为，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立足村情，区分优势和劣势， 精准开发，形成多元化发展模式，在乡村振兴道路上各显神通、各成其色。根据各类村庄的发展现状以及其他现有条件等，结合集聚提升、融入城镇、特色保护、搬迁撤并的类别，区别实施乡村振兴。乡镇应该选择基础较好、有能力、有条件的村先行实施，集中力量和措施抓出成效，辐射带动周边乡村发展。

强化各级党委、政府主体责任，纳入政绩考核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把乡村振兴战略当作头等大事来抓，摆在优先位置，加强领导，健全机制，强化担当。建立乡村振兴领导考核制，明确各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是第一责任人，强化主体责任和主要负责人第一责任。坚持乡村振兴所有重大事项、问题和工作由党组织统一讨论决定的工作机制。县区党委书记要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为工作重点，当好“一线总指挥”；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要集中精力抓乡村振兴，当好“前线指挥官”。

（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完善基本服务设施，提升乡村建设水平从基础设施着手，优化农村水路、电路、公路、天然气、住房和信息化等方面建设，大力提升农村居住环境和质量，解决农民后顾之忧，缓解农民返乡之虑。全面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 实施农村道路硬化“户户通”工程。强化农村水利设施建设，以水资源统筹开发利用为核心，推进蓄水、供水、节水、调水重点工程建设，构建“水源一体、水网一体”新格局[3]。加快实现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体系中的应用，鼓励种植、养殖业等实现物联网改造；采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改善监测、分析、信息等手段，构建合理的农业信息预警新体系。建设乡村文化健身娱乐广场，完善配套设施，推动形成乡村生活新风尚。

加强环境治理，打造美丽乡村践行新发展理念、呵护生态环境，充分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实施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强化绿色生态建设，提高统筹规划标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实现“林中有村、绿中有路、园中有房、景中有人”的生态宜居人文环境。打造村村公路硬化、亮化、绿化，优化提升

全方位卫生环境，改进保洁工作督导机制，实行区域化经常性管理。打造生态田园、美丽花园、幸福家园，助力提升美丽乡村建设。

坚持人民至上，注重民生福祉时刻关注民生，解决农民最关心的教育、医疗和养老问题。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的学区建设，配备校车、为学生安排食宿等优惠配套政策和优质的教师资源。大力实施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聘任优化调整管理机制，统筹协调师资优化配置，做到定期交流轮岗制度化。大力落实免费师范生招生以及培养政策，为农村学校定向培养高素质的全能教师。继续推进与优化农村居民基本医疗、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稳步提升服务能力，强化医疗服务质量，实现“服务能力与质量”双提升工程，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为居民提供功能完善、便捷有效的“半小时健康医疗服务圈”， 实行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社会保障均等化，提高农村低保户困难补助标准，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推广“多镇一院”“中心敬老院”各种模式多样化建设，持续优化农村幸福院建设提升工程。加快医养结合一体化建设，提供安宁、舒适的老年医护服务，养老与医疗服务做到完美结合。多措并举解决农村居民的养老问题[4]。

（三）多方筹措生产要素，提供要素保障

资金使用、监督管理上做到合理化、法制化财政资金支出与乡村振兴的顺利实施密切相关，要大力优化支出方式，提高财政支农政策力度。创建涉农资金长效工作机制和覆盖各类涉农资金“专项清单”模式，将所有涉农资金向乡村振兴战略汇集。开展农民定向直接补贴制度，大力提高补贴标准。创新资金投入方式，积极采用财政贴息、先建后补、股权引导、民办公助等方式，招揽更多社会资本投向农业农村[5]。加大政策性担保资金投入，扩大农业信贷政策性担保覆盖面。结合当地实际出台乡村振兴的相关地方规章，做到依法办事， 保障和加强当地乡村振兴的有益保护和全面推进效果。

发挥农村能人的作用乡村振兴需要更多能人的参与和支持。发挥能人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头雁作用，带领农民创收。发挥能人在调解邻里关系、事务纠纷、家庭矛盾等方面的作用，实现乡村善治。发挥能人在古村落保护利用中的重要作用，将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利用与乡村旅游相结合，与农民增收相结合，由生态产品转化为生态价值。充分发挥能人在招商引资方面的人脉和信息优势，扩大当地招商引资影响，带动资金投向农村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整合、置换闲置建设用地充分利用农村闲散的建设用地，开发建设农村产

业项目，允许建设用地指标在城乡合理流动，实现土地整治成果城乡共享。有序推进闲置、低效的土地整理，整治归并空心村，根据国家既定政策，试行宅基地改革，进一步提高闲散宅基地的使用效益。

（四）强化乡村振兴产业体系，构建新型经营主体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实施粮食绿色高产创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加强县域骨干水利工程和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确保旱涝保收、稳产增产、生态环保的高标准农田。要从源头上治理局限于“三农”范围来调解“三农”问题的固定思维模式，树立工业化思维经营农业的理念，鼓励支持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巩固农业产业化，调整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特色农业，适度扩大蔬菜产业规模，加快绿色基地建设，既实现增产导向，又实现提质导向，着力造就一批农产品优质品牌。突出特色种植业结构调整。适当调减玉米面积，扩大粗粮种植，注重提高单产、改善品质，不断调整优化品种结构， 大力发展优质品种。

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与服务主体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与服务体系，强化农业发展新动力，改善农业投资环境，完善对龙头农业企业的常态化扶持机制。发挥农民合作社纽带作用，支持各类生产经营组织兴办农产品初加工、流通服务企业等，重点打造实体型合作社。建立专业化经营性服务组织，用好工商资本创办现代化、企业化和专业化的服务型公司， 提供农产品初加工、流通等社会服务项目。借助基层公益性服务机构，加大对农村农业生产全程指导与服务，比如，指导与培训，病虫害防治，加工、储藏与销售等，实现规模化与共享收益有机统一。

（五）加强人才队伍培养，健全人才支撑体系

加强农民职业转型，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制定新型农民培训规划，支持新型职业农民通过弹性学制和方便生活学习原则，就近参加各类农业专业培训，造就新型农民队伍。将专业大户和返乡农民作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主要对象， 全面加强新型农民培训，将农业生产大户、农场主、农民合作社理事、农业企业骨干、文化能人、非遗传承人和回乡立足农业创业人，培养成为符合新时代特色和乡村振兴要求的新型农民队伍。

加强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实施本土人才培育工程，制定各类人才培养计划，开展创业大赛、技能比武等，提升人才理论和实践能力，扩大人才总量，提升人才质量。以农技应用、农业生产生活服务、农产品物流、乡村手工

业和民间技艺等为重点，认定一批具有示范带动作用、有专长的“土专家”“田秀才”，加强对农村职业经理人的重点帮扶力度，培育技术优良、立足农村、热爱家乡的实用人才队伍。积极吸引掌握先进农业技术、热爱农村的专业人才， 组建科技服务队，深入乡村开展科技帮扶工作，实现所有乡镇、街道全覆盖。

实施高校毕业生基层培养计划立足乡村振兴实际需要，深入实施“引凤还巢”等人才政策工程。坚持政策引导与激励机制相结合，加强落实长效机制， 建立一支规模适度、素质优秀、活力四射的驻扎乡村的高校毕业生队伍，既能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也能充实乡村振兴的知识型主体力量。要继续改善招聘形式，坚持高素质学生优先、品学兼优学生优先、农村学生优先的原则， 提高、保证毕业生队伍的素质和质量。要积极引导和激励农业类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创业就业，继续加大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大学生“村官”等各类招考力度，争取达到一村一名大学生驻扎结对服务，着力解决乡村振兴实施中遇到的各类新型问题和困难，充实青年专业人才投身一线。

四、结语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滨州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批示指示精神，聚焦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和组织振兴，以高质量创建中国北方“海陆粮仓”为目标，聚焦粮食安全，着力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确保不发生大规模返贫，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虽然面临基层干部群众创新意识不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环境配套资源缺乏，乡村振兴资金支持不足，乡村振兴人才队伍不健全等困难，滨州市以饱满的热情、坚韧的毅力和勇气，在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走出了新路子。今后要坚持高点站位，科学谋划，深化改革，加大制度创新力度，构建乡村振兴长效机制。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与服务主体，实现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滨州特色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党建引领强网格数字助力增效能

郑州市推行“党建+网格+大数据”治理模式的实践与启示河南日报社中共河南省委党校联合调研组

（2025年6月27日）

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强调，要突出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扎扎实实加强社会治理。全面落实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健全社会治理工作体制机制，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加强基层党组织、基层治理队伍、基层治理机制、基层治理网格、基层治理平台建设。这些部署为我省加强社会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郑州市以“党建+网格+大数据”为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抓手，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为扎实推进社会治理，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提供了经验借鉴。

一、一线解码，基层治理“组合拳”打造治理新格局

把准“主心骨”，夯实治理“基本盘”。近年来，面对基层治理的新挑战和新问题，党中央强调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推动治理重心不断下移。郑州市积极探索特大城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路径，通过构建多层级、广覆盖、强联动的组织体系，不断夯实城市治理的组织基础与群众基础。金水区丰产路街道姚砦社区聚焦组织体系重构，建立了由村党总支、物业党支部、“两新”组织组成的社区党建联盟，形成“社区党组织+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 的四级链条，推动“邻里建党”“在职党员报到”等机制落地，提升党组织凝聚力和服务力。金水区文化路街道在正弘商圈探索“专属网格党委”机制，联动企业、部门、商户党员，构建五级联动的组织体系，并通过楼委会与志愿服务队实现微网格精细化治理，有效调动各方力量由“治理旁观者”转变为“治理参与者”。上述探索充分体现了党建在推动组织重塑、资源整合、力量下沉中的统领作用，表明只有把党的组织体系嵌入治理结构、把党员先锋作用融入群众服务，才能真正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夯实基层治理的“根”与“魂”。

以“格”为单元，跑出治理“加速度”。在社会治理重心不断下移的背景下，如何实现治理单元的颗粒度更小、响应速度更快、服务质量更高，成为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命题。郑州市在全国率先成立市县两级智慧城市运行中心， 集成化打造市县乡三级城运中心，打造统一指挥调度平台和扁平化管理体系， 构筑起了“一核统多元、一格管全面、一屏观全域、一网揽全局、一线通上下、

一键全处理、一融助创新、一法促善治、一制保安全”的党建引领网格化管理新体系，真正实现群众在哪里，网格就延伸到哪里。在经开区明湖办事处亚太社区，党组织通过走家串户、动员倡议、激励参与等方式，推动802名党员主动融入社区网格治理。通过自荐推荐，选出50名“带想法、带能力、带资源、带团队”的微网格骨干，再叠加高校每年输送的50名大学生志愿者，共同组成“网格百人服务团队”，实现网格治理队伍的专业化与多元化协同，推动治理效能稳步提升。

以数治智，从“治理经验”到“智慧感知”。在数字时代，数据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生产要素。郑州市坚持把大数据作为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重要引擎，探索“党建+网格+大数据”的融合路径，通过构建数据汇聚、智能分析、快速响应的治理模型，推动社会治理由“人力密集型”向“数据驱动型” 转型，实现了基层治理的数字化、精准化与高效化。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作为全市网格的神经中枢，归集各种数据资源，形成“人、情、地、事、物、组织”六要素动态数据库，通过可视化分析、智能化监管，解决“看不见、管不到”的问题。金水区文化路街道正弘商圈专属网格依托“数智金水”网格化平台，通过AI算法，扩展智能化，从看见到预见，紧盯正弘商圈专属网格内秩序、安全、经济发展三大课题，统筹终端89路视频、物联网设备，实现24小时实时监控，构建起“物业上报、网格吹哨、部门报到”的扁平化响应机制， 实现基层治理事项从发现、分派到处置、反馈的全流程可视化管理。事实证明， 科技手段不是基层治理的点缀，而是能力跃升的重要支撑。大数据不仅带来了治理的“加速度”，更重塑了基层党组织对资源、服务和民意的掌握能力。

二、迈向智能化、集成化，基层治理体系优化重塑

在“党建+网格+大数据”深度融合背景下，郑州市以数字技术为抓手推动基层治理效能跃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持续提升。通过“郑好办”“郑好拍” 等智慧平台的集成使用，以及城市智能中枢的系统搭建，郑州市正逐步构建起“有事必应、无事不扰、精确送达”的现代化基层治理体系。

党建引领更加有力，基层治理活力持续增强。数字技术不仅提升了治理效率，也让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与服务能力更加凸显。郑州市深入推进“全域党建”，不断延伸组织触角，建强组织体系。截至目前，全市已建立3.94万个网格党组织，有效联结起1.6万个社会组织和2.1万个群众自组织，推动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凝聚力、号召力持续增强。特别是在无主管楼院治理难点上，

郑州市创新设立了4000个楼院党组织，切实打通了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同时，“三新”群体在党组织引领下，积极参与到社区共建共治中，发挥专长、奉献所能，成为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通过“线上组织生活”“党员报到”“志愿服务接单”等数字平台，党员融入网格、服务群众的路径更加顺畅。

群众满意度提升，服务响应更加精准高效。郑州市以“郑好办”平台为依托，打造全天候、全场景、全链条的一站式政务服务体系。目前，平台注册用户已突破2022万人，上线便民事项3000余项，从看病挂号到证照办理，从教育缴费到社保查询，几乎涵盖群众生产生活各个领域。与此同时，聚焦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郑州市创新上线“郑好拍”平台，群众可以随时通过拍照上传反映问题，实现问题“随手拍、即时办”。自2022年9月“郑好拍”运行以来， 已高效解决各类急难愁盼问题超233.9万件，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全网联动”，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智慧治理”的便捷与温度。

治理响应更快更准，重大风险防控更加有力。借助网格化数字平台，郑州市大力推进城市运行和治理智能中枢建设，构建集数据整合、感知研判、指挥调度于一体的“一张网”治理架构，尤其在突发事件处置、矛盾纠纷调解、重点人群服务等方面形成高效闭环。2023年5月上线的“智慧信访”平台，通过群众自助登记、智能分流、全程跟踪办理等流程，累计处理信访问题10.2万件， 办结率达94.4%，实现“事在基层解决、矛盾不出社区”。2024年，郑州市信访量同比下降29.5%，治理成本有效降低，治理质量显著提升。

部门协同更顺畅，治理效能系统集成。大数据赋能不仅体现在服务端，还体现在组织运行机制的重构。郑州市以数据中台为基础，推动多部门、多层级信息打通，打破“数据孤岛”，实现资源共建共享。例如，打通数字城管、12345 热线、智慧信访与网格融合“任督二脉”，使各部门的信息流、业务流在网格平台中高度整合，实现“多头跑”变“一网通办”。各级指挥中心依托统一的网格化平台，在第一时间内接收网格员上传的信息、同步数据分析结果，并实现指令下达、部门对接、进度追踪、办理反馈的一体化处置，极大提升了政府响应效率和基层治理的统筹能力。在多部门数据协同和智能算法下，治理不再是某个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多个力量协同参与的“合奏曲”，推动城市治理真正实现从“多头用力”向“协同发力”的转变。

三、“党建+网格+大数据”，基层治理模式带来有益启示

坚持党建引领，大力激活基层治理存量。当前，郑州市推行“党建+网格+ 大数据”的治理模式，实现了基层党建和治理网格以及治理工具的深度融合， 充分体现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政治领导、权威动员、组织优化和利益整合等维度上的两个“更好”。一是政治优势更好彰显，画好治理同心圆。郑州市通过“党建+网格+大数据”的治理模式，实现了以党建促治理，凭借党组织建设的引领力、网格的合力和大数据的智力，将党中央的政策意志融入基层治理中，并对基层群众的意愿和诉求进行引导、整合与融合，保证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不偏离，这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政治优势，有效克服了“小马拉大车”这一基层治理难题，通过基层党建赋能基层治理，形成“合力与合智”。二是人民性优势更好体现，实现共建共治共享。以党的领导凝心铸魂是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为基层治理注入党的权威、群众路线和民主协商等制度要素的关键，进而形成以党的权威动员群众、夯实乡村治理民主化实效的人民性优势，在实践中具体体现为“引领靠党建、网格工作靠群众、群众靠发动，而发动在活动”。基层党组织通过不断引领基层社区、居民代表会议、社区事务监督委员会以及社区议事会等协商民主形式，把社区居民群众当家作主落实在决策、执行、监督等全过程，使基层高效能治理的人民性优势得到更好体现。深度科技赋能，不断做强基层治理变量。当前，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 多重数字技术叠加效应凸显，智能APP、数字孪生、虚拟数字人、AI大模型等已经深度嵌入基层治理中，数字智能技术已经成为支撑社会治理的外部条件和技术工具。郑州市持续推进“党建网+政务网、视联网、物联网+城市运行、应急处突、经济运行等专网”融合，打造全市域7755.1平方公里全覆盖、全贯通、全应用的“1+3+N”城市运行智能感知体系。通过市域一体化建设数据底座，对“人、地、物、事、情、组织”六要素数据进行数据化归集、网格化关联，经过可视化分析、智能化监管、数字化建模，实现“看得见”。其本质是利用数字技术这一创新“变量”，实现技术赋能基层治理，做到对基层治理资源的“存量培优，增量做强”的目的。一是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对基层治理资源的“存量培优”。技术嵌入治理做到对碎片化的资源有机高效整合，实现了提供公共服务的精准化和精细化。郑州市通过数字治理平台实现多网合一，推进12345热线与网格化平台融合，实现工单派单一键式到达相关职能业务部门，实现全市域热线工单通过网格化平台流转处置，提升了政府汲取基层治理所需信息的能力。同时，政府的治理思维实现从依靠传统经验向依靠数据转变，随着数据积累的

增加，逐步走向依靠技术、知识，实现政府数据治理能力的提升，还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对治理重点、难点、堵点等方面进行科学研判，提高决策的前瞻性。二是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对治理资源的“增量做强”。加快数据要素价值转化， 发挥数据的“乘数效应”，是深化技术赋能基层高效能治理的又一关键举措。郑州市推进实施的“九个一”党建引领网格化管理新体系中的“一线通上下”， 就是凭借数字化手段打通数据、打通平台、打通体系，实现指挥调度“一线通”、群众诉求“一线通”，使原有“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向“上下结合”的治理模式转变，重塑了传统的治理组织结构，提升治理效能。一方面，通过市、区县（市）、乡镇（街道）三级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构建“1+16+215”的“市域一体、直达网格”的扁平化指挥调度体系，市域指令直达一线基层负责人缩短至10秒。另一方面，整合群众通过拍照即可反映问题诉求的“郑好拍”、网格员巡查等10个民意诉求通道，将民意诉求迅速汇聚到三级城运中心，即刻做出响应，实现与人民群众一线连通。

制度适配实践，持续激发基层治理能量。制度是保障治理模式有序可持续运行的关键支撑，再好的治理模式离开了适配制度的支撑将变成“无源之水”。郑州市对标对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关于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的意见》、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动超大特大城市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意见》，创新党管决策、党管治理、党管数据、党管平台体制机制。一是基层治理职责体系更加清晰。郑州市通过构筑“市委统筹、区县（市）主导、乡镇（街道）主战、社区（村）落实”四级书记抓治理责任体系，在全国率先成立市县两级党委智慧城市运行办公室，统筹推动党建引领网格化管理、智慧城市建设、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工作，促进了政府部门横向之间和纵向之间的协同，提升了基层治理效率。二是构建了以党组织建设为主要推动力的基层自治网格体系。基层治理制度体系是以基层自治制度为基础，包括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各类基层行政制度与机制以及各种协商议事制度与机制的体系性架构。郑州市通过“党建+网格+大数据” 的治理模式，强化党组织在城市治理中的核心统领作用，构建“党组织+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群众自组织+新经济组织+重点就业群体”治理新格局，实现以党组织力量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体系转型，确保方向正确、执行有力。

关于推动临清市社保费征缴的调研报告

临清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张伟临清市医疗保障服务中心田一然

（2025年6月18日）

社会保障是民生稳定的根本，社保费征缴是保障社会保障体系稳健运转的关键支撑。自2024年起，临清市认真落实上级的决策部署，持续推进社保费征缴工作，在拓展参保覆盖面、创新缴费模式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但与此同时面临结构性矛盾不足、部门协同不足等现实困境。为进一步提高征缴的质效水平，本报告结合当下工作实际，摸清现状、剖析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期望为临清市社保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一、临清市社保费征缴工作现状

（一）征缴规模与结构

2024年，全市征缴金额达到224636.55万元，其中企业缴纳养老保险费73273 万元，工伤保险费入账2551.6万元，城乡居民缴纳养老保险费7082万元，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费收入31888.53万元（其中统筹收入19998.15万元，个人账户收入11890.38万元），长护保费实现收入647.52万元，大额救助金实现收入1539.63 万元，城乡居民缴纳医疗保险费收入66180.27万元等。并且医疗保险自2023年3 月1日起，将“两病”门诊用药保障基金支付比例由60%提高到70%，切实减轻“两病”患者用药负担。这一增长既受益于经济复苏拉动企业用工规模扩充，也跟加强扩面征缴措施密切相关联。

（二）参保覆盖进展

企业职工参保：至2024年12月，企业养老保险在职参保人数达70304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有93821人，职工医疗参保人数82014人。通过“全民参保计划” 专项行动，重点推动民营企业、新业态从业人员参保，2023年以来新增参保企业320家，新增职工参保2.1万人。

城乡居民参保：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数611000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372403人，2024年通过“社保政策进乡村”活动，为农村居民实施精准动员，新增1.8万人参保，续保率提升至89%。

特殊群体突破：取消户籍限制后，灵活就业人员参保，2023年至2024年新参保1.2万人员；针对新业态从业人员（外卖、网约车等）参保试点启动，首批纳入5000人。

（三）征缴方式创新

数字化渠道：依托于“临清人社”“临清医保”微信公众号，推出“社保小课堂”短视频20期，播放量累计超过50万次；对“电子税务局”“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线上缴费渠道进行推广，2024年线上缴费的占比数值为78%，城乡居民线上缴费率从2023年的55%上升至72%。

便民服务优化：在全市16个镇（街）便民服务中心设立社保专窗，增添自助终端设施，实现参保登记、缴费查询等12项业务“就近办”；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实行“上门帮办”服务。2023年以来已累计服务特殊群体1.3万人次。

政策宣传矩阵：线上以抖音、快手等平台为渠道发布30条政策解读视频， 线下开展“社保政策进企业”“医保政策赶大集”等相关活动50多场，派发宣传资料10万份，覆盖的人群总数超20万人次。

二、社保费征缴工作现存问题

（一）结构性参保矛盾突出

企业层面：全市两千多家中小微企业中，30%左右存在“选择性参保”问题， 仅为管理层缴纳社保，一线员工的社保参保比例不到60%。

个人层面：灵活就业人员断缴现象十分明显，2023年出现断缴的人数达1.5 万人，断缴人数占比达12%；农村居民在医保缴费问题上存在“逆向选择”，年轻人群参保积极性不高，40岁往上参保人员占比超70%。

（二）部门协同机制不畅

数据壁垒：人社、税务、市场监管部门的数据交换存在时间延迟，比如企业工商注册信息未能即刻推送至社保系统，导致新增企业漏登现象的比例达5%； 死亡人员户籍注销信息未及时共享，2024年核查得出重复发放养老金案例为12 起，涉及金额8.7万元。

联合执法薄弱：未参保企业的查处工作依赖人社部门单一执法，2023年劳动监察大队接收到的社保举报案件有210起，仅30%跟税务部门联合开展核查， 行政处罚执行比例不足60%。

（三）基层服务能力短板

人员配置不足：镇（街）社保专窗平均只安排了1-2名工作人员，需承担参保登记、政策咨询、档案管理等多项工作，人均服务人数达2000人，导致政策解读不够深入、业务办理效率低。

数字化应用滞后：基层社保系统面临“多平台切换”难题，如城乡居民参保需同步操作人社与税务两个系统，数据重复录入占比达40%；部分村级的代办员岁数偏大，信息化操作水平欠佳，影响征缴进度。

（四）政策执行难点

新业态参保空白：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者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约2万人， 鉴于劳动关系未明确，不易被纳入职工社保范畴；尝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们纳入城乡居民社保时，其缴费基数、待遇衔接等政策尚未明确，导致参保意愿低。

三、推动临清市社保费征缴的对策建议

（一）精准扩面：落实“靶向征缴”工程

首先，企业分类管理。建立“红黄绿”企业分类清单，人社、税务联合针对红色企业（欠缴大户）挂牌督办，清缴历史欠费；对黄色企业（中小微企业） 实施“政策包联”，由镇（街）网格员针对企业一对一指导参保；绿色企业（规上企业）采用“信用激励”方式，对全员参保企业优先推荐评先树优。试点“行业共享参保”。聚焦临清纺织、轴承等支柱产业，探索行业协会组织、企业分摊成本的共享参保途径。比如由协会统一跟社保部门对接，为小微企业实施批量参保服务，减少单个企业的管理成本。

其次，重点群体攻坚。灵活就业人员采用“缴费套餐”制度，设置500元到5000元8个缴费档级，允许按季度缴费；联合商业银行开发“社保e贷”，为连续缴费满2年的人员办理信用贷款。对于农村居民，实施“社保明白人”培养计划，每个行政村筛选1-2名村民担任政策宣传员，给予专项补贴。采用“参保积分制”模式，参保人员连续缴费5年期满，可获得医保报销比例提高5%等激励措施，鼓励农村居民积极参保。

（二）数据赋能：构建“智慧征缴”体系

1.跨部门数据互通。建设起“临清市社保大数据中心”，开通社保、税务 、市场监管、公安、民政等部门数据接口，实现企业注册、人员户籍、参保缴费、待遇领取等数据实时同步共享。通过将企业工资发放数据跟社保缴费基数作比对，自动筛出基数不相符的企业，进而追征保费。

开发“社保征缴驾驶舱”，实时展示各镇（街）参保率、缴费进度、欠费详情等指标，划定红色预警线（参保率低于80%），推动基层迅速跟进落实。

2.数字化服务升级。对“临清人社”公众号功能进行优化处理，新添“智

能问答”模块，使用AI技术实时回应参保疑惑；推出“参保二维码”，缴费人扫描二维码便可查看个人参保记录、待遇测算等信息。实施“区块链+社保”应用，将企业缴费记录、个人权益记录等上链做存证，确保数据不被篡改，增强社保征缴的透明度与公信力。

（三）协同治理：强化“部门联动”机制

1.联合执法常态化。构建社保、税务、公安、法院“四方联合”机制，按季度开展社保征缴专项执法行动，重点查究拒不缴纳、逃漏缴纳社保费等行为。针对不肯整改的企业，列入企业失信黑榜，限制其参与招投标、融资等相关活动。

2.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实施“社保专员能力提升工程”，2024年为镇（街 ）社保工作人员安排2次轮训，邀请省、市专家授课，重点对新业态参保、数据核查等业务展开培训。开展“岗位操作大练兵”活动，通过比武竞赛强化实操能力。

优化基层经办流程，整合人社、税务经办系统，实现参保登记、缴费申报“一窗通办”；采用“容缺受理”制度，对非关键材料缺失的业务，允许先进行办理后续再补正，提升办事效率。

（四）政策创新：完善“制度保障”体系

1.新业态参保政策突破。研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保参保暂行办法》， 厘清平台企业与劳动者的参保责任归属，同意劳动者自主抉择参加职工社保或城乡居民社保；实行“平台预扣+财政补贴”机制，对参与职工社保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按照缴费基数的5%给予平台企业补贴，鼓励平台主动履行参保责任。

试点“职业伤害保险”：针对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探索按单缴费、灵活参保的职业伤害保障机制，平台跟个人共同缴费，解决其职业风险保障问题。

2.宣传政策精准滴灌。实施“社保政策定制化宣传活动”，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参保人群特征，向未参保的企业推送《参保告知书》，向已断缴的人员推送《续保提醒函》。而后创新宣传载体，与本地网红、自媒体合作，制作“社保脱口秀”“医保小剧场”等类型的短视频，通过生活化场景对政策进行解读。在社区、企业处设置“社保政策二维码”，扫码即可收看政策解读视频，实现“扫码即学”。通过上述措施做好社保征缴工作，保障临清市社保实现高质量发展。

四、结论

综上所述，临清市社保费征缴工作在规模增长、覆盖面积扩大、服务改进等方面成效显著，但依然面临结构性矛盾、协同阻碍、基层短板方面的问题， 通过精准扩面、数据赋能、协同治理以及政策创新，推进社保征缴从“规模扩张”转型为“质量提升”，为全市社会保障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为构建“富美临清”提供坚实的民生后盾。

江苏推进农民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盐城市委党校，蔡爱军

农民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其现代化程度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的成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产业链延伸和农民收入增长，都需要农民具备与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相适应的知识、技能和素质。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强烈，追求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和更高的生活质量，农民现代化成为实现个人价值、提升生活品质的迫切需求。因此，推进农民现代化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乡村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所在。

一、农民现代化的内涵和特征

（一）观念现代化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更新观念、提高思想认识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关键。农民现代化首先体现在思想观念的转变上，包括树立现代市场观念、法治观念、创新意识、环保意识和公民意识等。

（二）知识技能现代化

知识技能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提升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生产技能，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农民知识技能现代化主要是指农民掌握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农业技术，能够运用现代科技和管理方法进行农业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三）生产方式现代化

生产方式现代化是指在生产过程中采用高科技、高效率、可持续的生产方式，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农民现代化要求农业生产方式从传统的小农经济向规模化、集约化、社会化的大农业生产转变，实现农业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化，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四）生活方式现代化

生活方式现代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它反映了社会在经济、文化、科技、政治等多个领域的进步和发展。农民生活方式现代化是指农民的生活习惯、居住环境、休闲娱乐等逐步与城市接轨，提高生活品质，实现城乡生活方式的融合。

（五）组织形式现代化

农民组织形式现代化是指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

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维护农民权益和实现乡村振兴，对传统的组织形式进行改革和创新的过程。农民组织形式应从分散的家庭经营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变，提高农民在市场中的议价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农民组织形式现代化不仅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而且还能够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质量的提升。

农民现代化的深刻内涵体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是农民在思想、知识、生产、生活、组织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全面进步，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

二、盐城市农民现代化的现状

近年来，作为农业大市，江苏省盐城市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目标，在加快推进农民现代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不断加快推进农民现代化进程。

（一）农民现代观念不断增强

近年来，盐城市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通过创新举措，创新形式，不断强化对农民的宣传引导，农民现代化观念不断增强。一是科技接受度不断提高。农民更愿意接受和采用现代农业技术。例如，智能农机、无人机喷洒、精准农业技术等。二是经营理念不断转变。农民开始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转向市场化、产业化的经营模式，并且开始关注品牌建设，提高了市场竞争力。三是对教育培训比较重视。农民更加重视自身及子女的教育，加大教育投入，特别是加强对信息技术的学习，利用互联网等获取市场信息、农业知识。四是环保意识有所增强。农民逐步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采取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式， 如实施秸秆还田、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等。五是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农民更加了解和重视自身合法权益，积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和矛盾。

（二）农民知识技能不断提高

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大力组织和农民积极参与各种培训学习，农民的知识技能不断提高。一是农业生产效率有所提升。农民能够运用先进的种植或养殖技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或产出。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减少病虫害，降低生产成本。二是科技应用普及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农民能够熟练操作各种农业机械设备，使用智能农业技术，如遥感监测、智能灌溉等。三是教育培训参与度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参加培训获得职业资格证书或专业技能认证。

（三）农民生产方式不断改进

一是农业科技装备不断升级。盐城市加快了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大力推

进种业振兴和先进农机装备的研发推广。二是园区化进程不断加快。盐城市顺应农业规模化生产要求，大力加快农业园区建设，现代化示范园区数量逐年增长。如东台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射阳省级农业现代化先行区等，这些示范区的建设提升了农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三是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步伐加快。深入开展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例如优质粮油、绿色蔬菜等重点产业链的发展，促进了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提高了农业品牌的影响力和农业劳动生产率。

（四）农民生活方式不断改变

随着城乡融合步伐加快，盐城市农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不断提高。一是居住环境不断改善。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截至2021年，全市累计改善农民住房10万余户，超额完成省定7.4万户目标任务，改善总户数位居苏北第一。二是消费习惯不断转变。农民消费结构升级， 从基本的衣食住行向高品质、多样化的消费转变。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购买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例如，2022年，盐城市乡村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达到18.8辆。三是休闲娱乐多样化。农村文化活动中心、体育健身设施建设不断加快，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娱乐选择。四是信息获取渠道不断拓宽。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农民能够更方便地获取信息，了解外部世界。更多的农民利用社交媒体、在线教育平台等资源进行自主学习或娱乐。

（五）农民组织形式不断完善

一是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鼓励支持农民成立专业合作社，不断提高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组织化程度。截至2023年12月，盐城市拥有农民专业合作社7300余家。二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稳步发展。2022年，盐城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资产盘活、产业发展、项目、土地、财税金融、奖励激励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创新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村集体领办创办的集体农场、合作社等新型实体达到530家。此外，全市有11个村入选江苏省“共同富裕百村实践”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典型案例［1］。三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整合人才、农机、技术等服务主体和生产要素，在生产、经营、销售环节全链条发力，逐步搭建起组织结构合理、服务行为规范、全产业链覆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三、盐城市农民现代化面临的挑战

（一）土地资源约束与农业经济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

在推进农民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承包的土地普遍较为分散且面积较小， 这使得农业生产难以实现规模化经营，影响农业机械化和产业化的发展，制约了农业经济的效益提升。小规模经营导致农产品的生产成本较高，难以在市场上形成竞争优势。农产品品牌建设和营销能力不太强，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土地碎片化问题还使得农业生产难以进行长期规划和升级，影响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致使农民难以充分享受到现代化生产模式带来的效益。

（二）基层治理参与度不太高

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不足，许多年轻人离开家乡到城市寻求就业机会，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凸显，基层治理参与度不够高。治理能力受到了一定制约，一些农民对现代化建设的参与程度较低，缺乏对乡村治理的认同感和参与感。随着乡村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些新矛盾新问题日益凸显，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需求。农村治安、社会服务、环境保护等问题成为影响农民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不够完善， 治理机制不够健全，导致基层治理现代化程度不足，一些农村社会问题难以得到及时解决。

（三）农民科技文化素养有待进一步提高

盐城市虽然加大了农民教育培训投入，加强农民教育体系建设，但是与实现农民现代化的要求相比，农民教育培训体系还不够完善，一些农民缺乏现代农业技术和管理知识，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农民接受新知识、新技能的渠道有限，影响了农民科技文化素养的整体提升。

（四）生态环境压力与绿色农业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

近年来，盐城市虽然加大了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开展了污染治理攻坚战， 农村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长期以来一些不合理的农业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农村生态环境压力仍然较大。特别是如何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是农民现代化面临的一大挑战。

四、盐城市推进农民现代化的对策建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进行了系统部署，进一步明确了“三农”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农民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体，农民现代化是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和核心，没有农民现代化就不会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因此，应深刻认识农民现代化的意义，以加快农民现代化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

（一）夯实农民现代化的经济基础

乡村产业是壮大乡村经济基础，是实现农民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因此，要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深化农业农村改革，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 以产业兴旺为重点，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围绕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引导资金、技术、人才、信息、设施、装备等优质要素向乡村产业集聚，积极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围绕乡村道路、电力、水利、通讯、高标准农田等基础设施以及投资环境建设，不断加大投入力度，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围绕特色资源禀赋，大力培育“农业+” 等新产业、新业态，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针对乡村产业发展中的人才短板，加大人才政策供给力度，完善人才引进机制，优化培育方式，强化正向激励，不断壮大乡村人才队伍。

（二）夯实农民现代化的政治基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列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七个聚焦”任务之一，将其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抓手。

因此，在推进农民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进一步强化民主建设，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其中。围绕民主制度建设，不断健全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不断增强基层民主的规范性和有效性［2］。围绕民主能力建设，通过宣传、教育、培训等方式不断提升农民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方面的能力。围绕平台阵地建设，积极搭建完善乡村振兴促进会、红白喜事理事会、道德评判委员会、矛盾调解委员会等基层民主平台阵地，不断拓宽畅通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渠道和途径。

（三）夯实农民现代化的文化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文化是人类发展历史脉络中的灵魂，影响着人的内在规定性。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现代化是农民现代化的重要体现，而文化又是塑造价值观的重要因素，影响着农民的思维方式、行为举止。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因此， 推进农民现代化必须繁荣乡村文化，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不动摇，加强基层党组织对乡村文化建设的组织引领作用，引导党员干部把责任扛在肩上，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对乡村文化发展的引导力、组织力和服务力［3］。

按照“有标准、有网络、有内容、有人才”的标准，进一步完善农家书屋、文化活动室等文化基础设施和配套功能。创新文化活动内容和形式，不断增进农民的情感认同，提振农民精神风貌。建立健全乡村文化人才培养使用机制，不断壮大乡村文化人才队伍。

（四）夯实农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世界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种联合体实际上是人民自治，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做自己劳动的主人。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领域的具体体现。因此，推进农民现代化必须创新社会治理，夯实农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围绕治理体系建设， 深入挖掘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完善乡村公共法律服务，树立先进道德模范， 加快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打造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4］。围绕移风易俗，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推进乡村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突出问题综合治理，强化正向引导，引导农民打破陈旧观念和陈规陋习的束缚，树立文明乡风。围绕技术支撑，推广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完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加快数字乡村建设速度，为乡村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五）夯实农民现代化的生态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要通过尊重自然、善待自然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人类文明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系统全面阐述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5］。因此，推进农民现代化必须夯实生态基础，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围绕“干净、整洁、有序”目标，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先进经验，深入开展环境整治工作，不断改善村容村貌，全面提高农民生活品质。围绕激发内生动力，拓宽宣传渠道， 创新宣传方式，增强农民生态环保意识，发挥生态环保主体作用。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进持产业绿色化、绿色产业化，不断延长乡村产业链，促进“生态+产业”融合发展，拓宽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路径，实现生态与经济发展协调共赢。

进一步完善部门决算公开工作的调研报告

天津市财政局课题组

一、部门决算信息公开工作概述

（一）基本内涵

预决算反映着政府活动的方向和范围，是政府职能的体现，也是公众了解政府活动、监督政府正确使用财政资金、评判政府活动成效的主要依据。因此， 预决算公开是公共财政的本质要求，也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一项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部和各级财政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精神，预决算公开步入常态化、规范化，财政透明度不断增强。《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财预〔2016〕143号）要求，地方预决算公开要做到公开及时、内容准确、形式规范。所谓及时，是指预决算信息的公开必须注重时效性；所谓准确，是指公开信息必须真实可靠，不能提供虚假信息， 更不能人为编造信息，要让社会公众了解真实的预算及执行情况；所谓规范， 是指公开内容应当包含法律法规等规定的应当公开的信息，且方便公众查阅和监督。

（二）重要意义

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均明确将“规范透明”作为预算制度的基本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预算公开和监督制度”。预决算公开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现代预算制度的重要内容，其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从现代经济学理论看， 社会公众和现代政府是一种委托和代理的关系，政府受社会公众委托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有责任和义务向社会公众公开全面的预决算信息。从“能不能公开”到“应公开尽公开”，政府预决算公开之路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缩影。

二是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利运行的重要机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财政预算管理规模日益增大，对于公共资源的分配、使用，更应当对公众有个交代。部门预决算信息公开，是接受监督最有效的方式，因此预决算公开是财政领域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也是预防腐败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是提升政府公信力和财政透明度的重要抓手。预决算公开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构建阳光政府的重要举措。预决算公开可以让公众参与预算管理的过程，帮助公众更好了解政府部门工作成效。不断深化

预决算公开，让公众清晰了解政府部门资金的收支情况，对增强政府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

（三）历史沿革

预决算公开历经多个阶段。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规定，预算作为国家秘密不得对外公开。1999年，全国人大《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各代表团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对中央及地方预算草案进行审查。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要求，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公开财政预算、决算报告。同年，《财政部关于进一步推进财政预算信息公开的指导意见》（财预

〔2008〕390号）规定，年度终了后，要及时向社会公布人大审议通过的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报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施透明预算的有关要求。同年，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高票通过了《关于修改〈预算法〉的决定》， 自此预决算公开正式作为各级财政部门、各部门的法定义务。

二、天津市部门决算公开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效

按照财政部和天津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

2012年天津市正式开启部门决算公开的序幕。历经十三年，始终秉承“以公开促改革”的目标，持续在“扩面、加力、补短”等方面聚焦发力，积极稳妥推进部门决算公开，取得一定成效。

（一）公开范围不断扩大

天津市各部门各单位认真落实预算法及实施条例有关规定，不断深化部门决算公开工作。自2012年首次公开市级41个政府组成部门决算以来，逐步扩大公开范围，目前已经扩大到所有基层单位，除涉密信息外，实现全市5000多家预算单位决算公开全覆盖。

（二）公开内容不断细化

为更好地接受社会监督，天津市决算编制说明中逐步增加部门职责、机构设置、机关运行经费、政府采购情况、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专业性名词解释等信息，持续推进预算绩效公开，决算公开由“摆数字”转向“显成果”。

（三）公开形式不断优化

天津市在各级政府或财政部门门户网站和各部门各单位的门户网站，同步

开辟“决算公开”专栏，公开形式逐步由“分散”向“集中”转变。同时，不断加大宣传力度，决算公开曾被天津日报、北方网等多家主流媒体宣传报道， 舆论引导逐步由“被动”向“主动”转变。

三、部门决算公开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总体来看，天津市部门决算公开在不断推进中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但从推进过程看，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一）主要问题

一是保密审查不够严谨。决算信息虽然大都表现为一些收支数字，但数字背后却隐含着诸多敏感信息。此类信息如果处理不当，极易引发泄密风险。如何将决算公开的内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有关保密规定结合起来，部门和单位更需要谨慎对待。

二是公开方式不够通俗。决算专业性强，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公众很难读懂复杂的决算报表和报告，造成公众虽然看得见却看不懂。此外，决算信息公开仍缺乏有效的宣传和引导，部门在公开决算时，没有充分向公众解释如何阅读和理解决算报表和报告，决算公开难以达到预期目的。

三是公开渠道不够全面。部门决算公开主要依赖于政府和部门的门户网站， 基层单位独立拥有门户网站的占比不高，且缺少利用新媒体等渠道进行传播， 影响了信息获取的便捷性。在历年的部门决算公开中，有的单位也因机构改革等各种因素导致获取历史决算信息的渠道不够便捷和畅通，影响了社会公众的有效监督。

（二）问题剖析

一是政府部门主体意识有待增强。个别部门和单位对决算公开的重要性和法定职责认识不足，没有将决算公开视为提升政府公信力、接受社会监督的关键环节，对决算公开的质量把控不严，公开信息不准确、不完整，格式不规范， 解释说明不清楚等问题时有出现。有的部门内部缺少规范的公开审查和舆情处理流程，一旦出现问题，容易产生负面的影响。

二是公开信息解读方式有待完善。由于部门决算专业性强，虽然通过文字、报表及各种统计图形对外展示决算信息，但是很多表述和数据依然离不开专业术语，不容易被理解。且由于执行过程中的调整，部分单位部门决算与预算差异仍然不小，也一直引起公众的质疑。除此之外，如结转资金和结余资金，同一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分全口径、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等不同口径，

由于缺少对具体概念和口径进行详细解读，决算信息的可读性也因此下降。三是决算公开监督机制有待健全。一方面，监督方式较为单一，当前主要

还是财政部门监督检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发挥不充分。另一方面，监督的约束力不足。部门决算的公开主体是各级政府部门及所属行政事业单位，现行制度体系尚未建立成熟和可推广的奖惩相衔接的公开机制，监督检查结果未得到及时反馈应用，对积极做好公开工作的部门，没有明确的奖励机制，对决算公开出现问题的部门，也未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不利于提高部门决算公开质量。

四、进一步规范部门决算公开工作的建议

按照财政部的政策规定，参考先进省份的经验做法，天津市财政局课题组针对发现的问题，研究提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部门决算公开工作的措施建议， 以及下一步深化部门决算信息公开需要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一）规范部门决算公开工作的建议

一是转变传统理念，主动接受监督。进一步提升政府部门和预算单位的政治站位，充分认识部门决算公开的重要性，真正将决算信息公开作为建设法治政府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严格落实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相关规定，建立预决算公开问责和奖励机制，多措并举，充分调动部门和单位决算公开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二是加强宣传引导，拓宽监督渠道。积极扩大社会公众对决算的参与度， 提升社会公众对政府部门决算的监督意识。推动建设“部门预决算公开信息平台”，整合本级所有部门和单位的预决算信息进行集中公开，便于公众进行查询和监督，并在网站设置提问专栏，方便公众与部门互动交流。加强主流媒体在预决算公开领域的积极作用，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帮助公众正确理解、理性认识决算信息。

三是合理界定范围，防范泄密风险。审慎处理公开的决算数据和相关信息， 部门和单位应结合工作实际和行业特点，确定有关界定标准或内容，明确界定公开和免除公开的范围，处理好公开与保密的关系，重点关注和研判数据可能带来的风险隐患。会同网信部门做好舆情监控，提前做好应急预案，一旦出现舆情便于溯源和及时处置。

（二）健全部门决算公开工作机制的思考

一是进一步强化各主体责任意识，促进各主体之间加强协调与合作，为深

化决算公开及相关改革共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各单位履行决算公开主体责任，建立公开工作机制，明确单位内部财务、业务、信息技术和公开审批等部门的职责、公开业务流程、风险点及控制措施。各部门依法组织实施本部门及所属单位决算信息公开工作，指导基层单位不断规范和完善决算公开工作机制。各级财政部门负责监督和指导，梳理典型案例，加强业务培训，增强部门和单位决算公开责任及安全意识。

二是进一步细化决算公开要求，规范公开网页、公开内容、挂网形式等， 在满足统一公开模板要求的同时，结合部门自身实际情况，用通俗易懂的描述对决算数据、专业名词进行解释说明，提高公开内容的可阅读性，将民众“找得着”“看得懂”“能监督”作为决算公开工作的落脚点。

三是进一步拓宽公开渠道，除依托在传统媒体的曝光外，更应顺应新时代发展要求，探索利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官方微博等新媒体方式解读相关信息，让公众更加直观获取信息，增强社会公众与政府部门的良性互动。充分运用技术手段助力依法依规公开决算，确保部门和单位决算公开及时、完整、真实、准确、形式规范。

（三）部门决算公开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决算公开位于财政信息公开的末端环节，各项数据的处理和调整余地相对较小，压力相对较大。进一步深化部门决算公开工作需要重点关注以下问题。

一是关于预决算差异问题。部分单位存在决算与年初预算差异较大的情况， 部门预算编制的完整性、准确性和细化程度有待提高，将单位实有资金纳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全口径反映部门收支余，减少部门预决算差异。加强项目论证评审，准确核定资金需求和具体用途，提高年初预算批复和细化率，避免支出科目“其他”项占比较高的问题。

二是关于“三公”经费问题。“三公”经费一直是社会关注度高的政府开支事项，结合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政府部门应严格落实厉行节约、强化执行管控等规定，在公开“三公”经费等支出决算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进一步完善“三公”经费增减变动情况说明，做好相关解释工作。

三是关于决算信息安全问题。决算公开涉及多个环节和岗位，仅靠数据审核环节进行鉴别，容易出现疏漏。研究利用AI技术，依托政务大模型的本地化部署，有效避免信息泄露风险。此外，针对决算信息长期保持公开状态的要求， 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鉴于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外部环境，

对已经公开的决算信息也应适时调整公开状态，以确保相关数据安全。

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治理

河南日报社中共河南省委党校联合课题组

（2025年6月27日）

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作出的“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治理”重要指示，深刻指明了现代化河南建设的实践路径，体现了对河南人民的深厚感情。这一重要指示立足治国理政全局，高屋建瓴、内涵丰富，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河南各项工作的根本遵循。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提出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久久为功的韧劲，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提升治理效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一、锚定时代方位，深刻把握改善民生与加强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

河南作为全国重要的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和农业大省，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分量重。未来五年，河南将处于发展厚积薄发、崛起倍增的关键阶段。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民生作为社会治理的根本导向，以治理效能提升撬动民生福祉升级，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筑牢党执政根基的政治必然。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治理，事关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要坚持民生为本、治理为要，以保障网兜住群众期盼， 以治理网筑牢发展基石，让民生温度与治理效能深度融合、协同发力，才能实现社会活力与秩序、发展与稳定的有机统一。民生连着民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正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庄严承诺的最直接、最生动体现。对于河南这样一个人口基数庞大的省份，持续提升民生保障水平，就是在不断巩固和扩大党执政兴邦最广泛、最深厚、最可靠的群众基础。民生福祉的持续增进，映射着党执政为民的温度与成色，是维系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确保党长期执政的生命线。社会治理效能是检验党执政能力的经验交流。有效的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石，更是社会和谐稳定、政权长久稳固的根本保障。河南面对群众诉求复杂多样，高水平的社会治理，能够最大程度地凝聚社会共识、激发社会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确保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是检验党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标尺。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坐标。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治理，事关中国

式现代化的价值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改善民生确保发展航向不偏离“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加强社会治理通过制度创新将价值理念转化为行动自觉的使命担当，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坐标。保障和改善民生已经超越单纯的经济增长指标，将发展的速度、民生的温度、公平的尺度共同作为衡量现代化成效的根本标准。确保亿万河南人民在共享发展成果中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福祉的持续增进，是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坐标上最鲜明的刻度。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要求构建发展与稳定辩证统一的社会生态系统。对于正经历深刻转型的河南，加强社会治理不仅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大局稳定的现实需要，更是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保障人民群众长远利益、实现社会长期和谐有序的制度保障。高效能的社会治理，是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坐标上最稳固的支点。

推动高效能治理的核心引擎。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治理，事关河南现代化建设的质量成色。改善民生与加强社会治理是驱动高效能治理协同运转、同频共振的引擎，二者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这种系统集成能够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治理体系的整体效能。民生需求是驱动治理效能提升的动力源，亿万河南人民在民生领域的现实关切、急难愁盼，为治理提供了清晰的导向和目标，是检验治理效能的关键。持续改善民生，要求治理体系必须更加灵敏高效地回应民众需求，要求治理方式必须更加精细精准、富有温度。民生需求的不断升级，牵引着治理效能向更高水平迈进。社会治理创新是确保治理体系高效运转的加速器。通过制度创新能够有效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化解潜在风险冲突，营造安全稳定、公平正义、诚信和谐的社会环境，为高质量发展、政策顺畅执行、服务精准落地提供坚实支撑。

应对风险挑战的坚固堤坝。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治理，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二者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的系统工程，共同构筑抵御风险挑战的坚固堤坝。民心安定则社会大局稳定，民生的持续改善为社会治理提供精神基础和物质保障，厚植了社会善治的土壤。而社会秩序井然则民生福祉稳固，高效的社会治理则为民生改善提供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安全稳定的社会秩序和顺畅高效的运行机制，是保障发展成果惠及全民的坚强后盾。民生保障是防范化解社会风险的“压舱石”。河南面对区域发展尚不平衡、民生发展存在短板等不足，持续改善民生，兜住、兜准、兜牢基本民生底线，

特别是保障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养老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稳步提升全体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有效纾解民生焦虑，是筑牢社会稳定根基的关键。坚实的民生保障，为社会注入强大的稳定剂和向心力， 是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最深厚、最持久的“民心堤坝”。社会治理创新是提升风险抵御能力的“减震器”。河南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及新旧矛盾交织的挑战，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其核心在于提升治理体系的前瞻性、灵敏性与协同性，构建风险防范化解的铜墙铁壁。高水平的社会治理，能够显著增强社会机体的整体韧性和自我修复能力，成为识别风险、研判风险、阻断风险、化解风险的强大中枢系统，是应对风险挑战最灵敏、最高效的“机制堤坝”。

二、立足河南实际，系统审视改善民生与加强社会治理的现实形势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利民之事，丝发必兴。河南作为人口大省，面临着城乡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人口老龄化加剧等多重挑战；作为经济大省，河南肩负着“奋勇争先、更加出彩”的时代使命。近年来，河南以扎实举措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创新和加强社会治理，取得显著成效。站位新的起点，系统审视现实形势，将为新征程上扎实实践探索提供更加坚实支撑。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守了民生建设方向的人民性这个根本立场。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要。河南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造民生之福作为民生工作的重要着力点， 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急迫、反映最强烈的民生问题，擦亮民生底色，增进民生福祉。经过多年努力，河南民生改善取得显著成效，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持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一是兜底性民生工作愈发坚实。扎实推进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在弱有所扶、困有所助、难有所帮方面接续发力，强化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完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政策衔接、兜底有力的综合救助格局；推进社会救助扩围增效，构建便捷高效的立体式救助体系，建成市县乡村四级基层救助服务站点，提升兜底保障能力；加大城乡低保人员、特困供养人员、孤弃儿童、困难和重度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基本生活保障力度。二是基础性民生保障持续加强。推进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服务保障能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 建设成效显著。教育投入稳步提升，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义务教

育更加优质均衡，所有县（市、区）均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评估验收；医疗服务水平不断增强，基层整体医疗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基本实现全省所有县（市）医共体全覆盖；着力解决“老有所养”，实现县、街道、社区三级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三是普惠性民生保障有序推进。在做好兜底性、基础性民生工作的同时，逐步扩大相关民生保障政策覆盖面，逐渐实现民生保障由补缺向普惠发展。全省民生财政投入稳步提升，2018年至2022年，累计投入民生资金3.8万亿元，2023年、2024年民生支出分别为8081.5亿元、8338.5亿元， 为实现民生保障普惠均等、人人可及打下了坚实基础。经过多年发展，全省公共服务供给质量、规模更为均等，均衡性、可及性程度显著提升，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领域民生实事扎实推进。然而，河南民生建设领域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城乡、区域、群体间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不均衡，民生建设距离公平、均衡、普惠、可及等要求存在一定差距。二是河南人口基数大，人口结构老龄化加速，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持续下降，养老、医疗等领域供需矛盾突出等新情况、新问题对公共服务供给提出了新挑战。民之所望，政之所向。河南将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领域持续发力，推出更多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举措，把人民至上理念根植于提高民生福祉全过程。

务实探索社会治理高效能密码，坚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坐标。社会治理水平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河南高位推动，着力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一是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扎实推进。坚持党建引领，推动基层高效能治理。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突出战斗堡垒作用，全面提高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的能力水平；推动“党建+网格+大数据”“党建+一中心+两基础+四治并进”等治理模式探索，不断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持续加强“三新”党建工作，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二是基层社会治理不断加强。“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力度不断加大，推动实现基层治理从“粗放型”向精细化、数据化转变； 城市治理水平稳步提高，形成并推广社区“一征三议两公开”工作法，通过“社会治理大家议、社区事务大家定、决策成效大家评”工作机制，激活社区自治密码；乡村治理效能不断提升，创新“四议两公开”工作机制，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健全；着力推进“五基四化”，强化基层高效

能治理的组织保证。三是依法治理全面深化。党领导全面依法治省体制机制不断健全，法治河南、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稳健有序推进，平安河南建设持续加强。社会领域法规制度不断健全，社会规范、道德规范等领域建设稳步实施；社会安全感不断提升，全省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行动，严厉整治网络诈骗、“盗抢骗”等违法犯罪行为；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乡村一体化建设取得新成效。四是风险排查治理持续发力。加强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健全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体系，依托信息化技术打造矛盾化解智慧平台，通过网格提升矛盾问题发现、处置效率，实现矛盾纠纷化解关口前移；着力防范化解经济金融、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风险；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常态化开展“百万警进千万家”、矛盾纠纷“六防六促”，治安复杂区域排查整治力度持续提升，社会面整体防控力度愈发坚实。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程，河南仍面临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不够健全，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不够充分，依法行政、市场监管、社会诚信建设、法治营商环境建设存在盲区，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存在漏点等薄弱环节，需要进一步解决完善。直面问题，笃行不怠。河南将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强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作，扎扎实实加强社会治理，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更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

三、聚焦奋斗目标，积极探索改善民生与加强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

河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殷切嘱托，立足人口和经济大省实际，在民生改善和社会治理创新上持续发力，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河南答卷”。未来，河南需进一步放大“区位+枢纽”优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释放民生改善潜力、激发社会治理活力，持续书写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新篇章。

全面落实党的领导，以顶层设计引领社会治理方向。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治理的根本政治保证，科学的顶层设计是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关键路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社会治理的“定盘星”，要将顶层设计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符合中部地区实际的发展道路。一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实战略统筹。强化党中央对社会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将河南的社会治理目标深度融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和重大战略部署。完善制度体系与政策框架，构建以共同富裕为导向的社会政策体系，推动形成公平可持续的民生保障制度。二是坚持政治统领，完善把方向、谋全局的制度建设。构建

决策传导机制，将省委常委会定期研究的民生议题传导至基层百姓；完善政策协同机制，打破部门壁垒，成立由省发改委牵头的民生实事协调组，推动形成党政主导、部门联动、上下贯通的工作格局；打造资源整合机制，彰显党集中资源办大事的优势。三是实施基层赋能，确保治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通过权限下放、技术赋能、社会协同激活基层治理“末梢神经”，化解基层“事多人少”矛盾，解决基层“看得见管不着”难题。只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在社会治理中形成系统谋划、协同推进的治理格局；只有将党的宗旨、人民需求与制度创新有机统一，方能实现高效能治理；只有构建科学完善的制度体系，才能确保社会治理方向不偏、资源整合有力、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更好凝聚服务群众，以民生改善夯实社会稳定根基。民生改善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关乎亿万群众的切身利益与国家长治久安。河南面临着城乡差异显著、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人口结构转型加速等多重挑战，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对治理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建“群众点题— 政府解题—社会评题”的民生回应机制。坚持问计于民，紧紧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政府想尽一切办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教育、就业、养老等问题打出组合拳。民生项目设置满意度评议，系统化推进就业保障、公共服务提升、基层治理创新，显著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二是坚持政策框架与省情相适配，构建“战略—制度—项目”三级联动政策体系。以“十四五”规划“两个确保”为目标，实施“两高四着力”，实现战略引领。建立“省委统筹、财政优先、部门协同、市县落实”工作机制，完善制度保障。财政保障推行“资金预拨+绩效挂钩”模式，建立“民生实事专项保障池”，确保民生项目早启动、早见效。三是坚持需求响应的动态优化，保障民生实事工程久久为功。民意采集机制通过“万人助万企”“党群连心工程”等渠道收集民生诉求，针对新问题能够做到快速响应，保持供需动态平衡使民生供给始终紧跟需求变迁。重点民生实事形成“滚动实施、动态更新”的项目库，确保项目执行。持续迭代机制保障了成效显著的民生事项持之以恒，如连续21年持续实施重点民生实事，有效促进了民生保障长效化。唯有将凝聚服务群众作为社会稳定根基，将民生痛难点转化为治理突破点，将民生投入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社会效益，将党的组织动员力转化为民生执行力，方能筑牢长治久安之基，走

出一条体现中国特色、彰显制度优势的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

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以“五基四化”提升高效能治理水平。2025 年河南省委提出“五基四化”治理新框架，将其作为落实“两高四着力”战略的核心支撑，探索一条符合河南实际的高效能治理路径。这一框架精准对接河南的社会治理难点堵点，破解“小马拉大车”困境，解决了基层权责错配问题。“五基四化”是超越碎片化创新的密码，使治理体系从机械叠加变为有机系统， 使社会治理从“单兵突进”转向“军团作战”。一是将党组织延伸作为贯通治理体系的“主轴”。构建“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

—党员中心户”五级组织体系，贯通推动“纵向到底”；将社区社会组织、调解员、志愿者嵌入网格，吸纳外卖骑手、快递员担任“流动网格员”，实现“横向到边”，激活社会治理的基层基础。二是将系统思维作为实现高效能治理的核心方法论。“五基”夯基础、“四化”提品质是结构赋能与功能优化双轨并进的协同设计。“五基”夯实结构性根基，四级党组织体系贯通省域至微网格实现党组织的有形、有力、有序、有效覆盖。“四化”驱动功能性跃升，社会化纳入新就业群体、法治化嵌入矛盾调解、智能化赋能风险防控、专业化提升治理精度，共同构建了长效治理路径。三是将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相融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要始终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智慧平台虽然能够“一网统管”高效分析问题，但仍需搭配“小板凳恳谈会”等情感纽带切实解决问题，“递一杯热茶”的温度始终是数治无法替代的。只有以人民获得感为治理标尺，以体系创新为驱动内核， 方能筑牢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稳定根基，书写“安民兴邦，要在善治”的时代答卷。

加强法治和诚信建设，以诚实守信引领社会秩序和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要高度重视法治和诚信建设，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加强诚实守信的价值引导，提高政府诚信、企业诚信、社会诚信水平。在法治建设维度，河南应重点构建三大体系：一是特色立法体系， 围绕粮食安全、乡村振兴等战略定位，完善地方性法规制度供给；二是基层治理体系，创新发展“四治融合”模式，将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河南“三农” 实际相结合；三是法律服务体系，依托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法律服务效能， 打造覆盖城乡的法治保障网络。诚信体系建设要突出制度创新与实践引领：一方面要健全“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公信”制度框架，创新信

用监管机制；另一方面要深化“信易+”场景应用，让诚信价值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特别是要结合河南农业大省特点，在粮食收购、农产品质量等重点领域建立信用约束机制。当前，河南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推进法治诚信建设需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价值引领上，要将法治诚信教育纳入干部培训、学校教育体系，培育“法治即公平”“诚信即资本”的社会共识；制度保障上，要完善跨部门协同机制，健全信用修复制度，升级“信用河南”大数据平台；文化培育上，要持续开展“诚信之星”评选、“诚信建设万里行”等活动，打造具有中原特色的诚信文化品牌。通过法治与诚信的互促共进，既构建“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法治环境，又营造“守信受益、失信受限”的社会氛围，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和文化支撑。

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和治理，以系统防范、多措并举守牢安全底线。河南面对高密度的人口聚集、复杂的社会环境以及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需要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围绕完善体系、预防为主、全民参与、提升能力来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和治理。一是抓好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强化前端防控责任， 将风险化解端口前移至矛盾萌芽阶段，筑牢制度防护体系，构建覆盖全领域、全流程的法规标准体系，明确各方责任边界，压实风险治理责任。二是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建立“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网格架构，实现治理单元精细划分，推动专业力量下沉网格，培养风险防控的微观载体，助力治理重心下沉至最小单元。三是筑牢风险治理长治久安的基石。推行“精准执法+柔性监管” 模式，建立“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责任倒查机制，健全多元调解制度，为风险治理提供可持续的法治保障。四是构建“专兼结合、平战一体” 的基层队伍。完善“网格发现、分级流转、联动处置”运行流程，吸纳多元主体参与风险巡查，延伸监测触角形成全民防护网络，将风险治理转化为全民参与的自觉行动。守牢安全底线，核心在系统谋划，系统治理是破解复杂风险的重要路径；关键在多措并举，技术赋能是提升预警效能的强大引擎；根本在人民力量，人民防线是长治久安的坚强保障。

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健全应急管理体系。河南面临灾害类型多元、时空分布密集、连锁效应突出等困境，传统“事后处置型” 灾害处置模式已难以应对新形势下的挑战，亟待健全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系， 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一是健全应急预案体系。构建应急风控中枢，部署物

联设备与智能传感器，实时采集环境、设备、人员动态数据，构建灾害预测引擎，自动识别异常模式并生成预警信号，突破灾害感知滞后性瓶颈，推动灾害早识别早干预。二是优化应急预案效能。建立全域覆盖的应急广播网络，确保预警信息秒级触达终端人群，构建数字孪生系统模拟风险演化路径，使灾害防控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治理。三是加强灾害应急处置。聚焦高频灾害领域，融合多源异构数据识别灾害高发区域与薄弱环节，查找化解灾害事件的关键切口， 实施精准治理。依据灾害等级对重点隐患实行挂牌督办，建立“治理—评估— 再识别”循环流程，确保从灾害应急预警到处置整改闭环管理。结构化治理流程能够显著提升重点领域安全水平，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奠定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基石，书写了“山河无恙、百姓皆安”的治国之道。

千年古运河扬波新时代

江苏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的经验与启示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江苏的生动实践”课题组

（2025年6月13日）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崇高使命感， 把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贯穿始终，文化遗产蕴含的创新创造基因被不断激活，一幅古今辉映、气势恢宏的新时代文化长卷徐徐展开。江苏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正是这一文化长卷的生动写照。2020年11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扬州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时指出：“千百年来，运河滋养两岸城市和人民，是运河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希望大家共同保护好大运河，使运河永远造福人民。”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再次要求“积极参与建设长江和大运河两大国家文化公园”。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江苏扎实做好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这篇大文章，让古老运河生机焕发、长流永续。

一、保护第一：鱼与熊掌取舍背后的抉择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 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完整交给后人”。江苏全省上下以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在全面保护上见真功，努力把古老运河这个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呵护好。扬州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10年来的巨变，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

运河三湾段是古代扬州城南的水陆门户，是古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伟大水工遗址，素有“三湾抵一坝”的美誉。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被规划为东南工业区，集聚了农药厂、制药厂、染化厂等89家企业，沿线水质和空气质量不断恶化，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新时代以来，扬州市委、市政府积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丽生态、美好生活的需求，大力实施环境综合整治， 持续推进三湾片区更新改造，使这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三湾片区的企业，包括两家上市公司、多家重点国企，其中扬农集团曾年销售收入突破100亿元、年创造利税近20亿元，多年来为扬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农药生产带来的废气和异味长期困扰周边居民生活，加上周边

一些地方工业废水和居民生活污水直排入河，让群众苦不堪言。一边是数以百亿计的产值、数以十亿计的财政收入，另一边是周边10万居民对良好环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到底该怎么选？针对工业园区内的企业，“搬，还是不搬”， 一度成为扬州当地纠结的话题。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遗产保护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探索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在这种背景下， 解决搬迁问题迫在眉睫。

真正拍板落地并不容易。当时，有的领导认为“搬是要搬的，但速度不能太快，要等条件成熟”。什么时候搬，如何开展与央企的协商谈判以及解决数额庞大的搬迁资金问题，都成为摆在地方党委、政府面前的现实难题。为此， 市委常委会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2014年，扬州市委、市政府下定壮士断腕的决心，坚决摒弃“有味道”的GDP，果断启动三湾沿线居民和企业搬迁工作。市属国资平台城控集团与央企中船九院合作，投资30多亿元，有序对671户居民实施搬迁，对区域内“小散乱”企业全面实施关停。按照当初的合作协议，居民、企业搬迁后的三湾片区3000亩核心区域，除了1500亩用于建湿地公园外， 其余1500亩规划建设商品住宅，土地出让收入除了平衡居民、企业搬迁和公园建设的投入，还略有盈余。但这是否就是最优的选择呢？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的重要指示。扬州市委、市政府打开三湾片区更新改造的思路，毅然改变原先计划。一方面，把原计划开发商品房的1500亩土地转换功能，主要用于运河文化的展示和体验；另一方面，提高湿地公园的建设标准，规划建设集生态涵养、环境美化、体育健身、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生态体育休闲公园。这一规划变更的代价，是从原本可以轻松赚钱，变为需要再投入近30亿元建设，且每年还要花几千万元维护。舍鱼而取熊掌，扬州作出更有利于保护文化遗产的抉择，算的不是经济增长的小账，而是着眼长远的历史账、民生账，是大账。有舍才有得， 如今三湾片区旧貌换新颜，气势恢宏的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拔地而起，成为扬州的金名片，让这座运河之城绽放出新的时代风采。

在现代化进程中，总是要面临“鱼与熊掌”的抉择。一边是文化遗产保护， 一边是经济发展，这不禁让人思考，有没有可能走出一条鱼与熊掌兼得的双赢之路？实践中的难题催生新思路，新思路引领新变革。在深入调查研究、听取各方意见基础上，江苏探索出一个可行方案：推动财政资金、金融资本、社会

资本等资源要素向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领域集聚。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2019 年1月，江苏省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基金正式成立。基金采用母子基金投资方式， 母基金规模20亿元，由省财政出资成立。截至目前，已形成了“1只母基金+11 只区域子基金+9只行业子基金”的投资体系，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涵盖遗产遗迹保护修缮、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环境整治、生态修复、水利建设、乡村发展等多个领域的重点项目获得基金支持，一大批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如火如荼推进。正如一个项目负责人所说：“省委、省政府及时做决定，创新打开了长期低息社会资本参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通道，解决了困扰我们的文旅发展融资难的痛点。”

立足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三个敬畏”，促进水生态、水文化、水经济“三水融合”，是江苏在千方百计保护大运河过程中得出的基本经验。当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出现两难抉择时，只有坚持保护第一，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才能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走出一条高质量推进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路。

二、“活”在当下：赓续大运河的文化生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一定要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大运河是中华民族伟大创造精神的重要载体，是自然之河，也是精神之河，更是活着的、流动着的文化遗产，有血、有肉、有灵魂。江苏以坚定的文化自觉推动运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多层次、全方位、持续性挖掘大运河背后的历史故事、文化价值、精神内涵，在保护中传承好中华民族的根脉，让大运河“流动的文化”更好融入当下、走向世界、传承后世。

千百年来，在人们心目中，大运河更多是水利、航运等地理空间概念。伴随着大运河的繁荣发展，丰富的历史遗存、众多的名城名镇名村、蜚声中外的名山名寺名湖、各具特色的民风民俗民情，分布在运河流经的广袤区域，赋予了大运河深厚而悠久的文化内涵。这些散落在运河流经地的文化遗产明珠，是对历史最好的诉说。

“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启迪着我们，物质文化遗产也可以活态传承。保护大运河，既要让物质的运河更好发挥功能，也要让文化的运河流进人们的心田。

“约满！”这是春节期间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一票难求的真实场景。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江苏在运河三湾段高水平建成运营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成为国内首座集文物保护、科研展陈、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运河主题博物馆，主持设计的张锦秋院士赞叹“超出了当时的设计效果”。博物馆全流域、全时段、全方位展示大运河的千年底蕴、时代价值、当代形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意蕴跃然纸上，2021年建成开放以来累计接待观众超1000万人次，荣获“全国最具创新力博物馆”称号，成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重要标识。

“以前来扬州的游客必去瘦西湖、大明寺、何园，现在我总说，一定要去一趟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扬州一名网约车司机说，博物馆早已成为扬州的新地标。古往今来，大运河的故事已经讲了很多遍，但当我们走进博物馆， 再次聆听这条河流故事的时候，便会发现，故事的精彩之处就在于，故事还在继续。

保护大运河，既是保护文化遗产，也是赓续千年文脉。江苏深入挖掘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持续探索大运河文化活态传承的新模式。

2025年3月3日，央视一套黄金档与爱奇艺同步首播的电视剧《北上》，以

3.5367%的收视率峰值，一举刷新了近两年剧集“首播日实时收视率纪录”，成为收视冠军。《北上》缘何热播？为何引发观众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或许从独特的现实题材和深刻的人物刻画能读出其中的奥秘。

《北上》以大运河为背景，讲述了三代人在时代浪潮中的命运沉浮。作为

《北上》叙事空间的花街，正是运河文明的微观样本。这条建于明清的古巷， 因运河而兴，又因其“夹岸数百步，遍地种花”得名，是里运河旁一颗璀璨明珠。剧中少年们穿行其间的石板路，如同大运河文明传承的时光隧道——从吴王夫差开邗沟肇始，到隋炀帝实现南北贯通，再到元代郭守敬截弯取直成就京杭动脉，运河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特有的工程智慧与治水哲学。

剧中少年从花街走向世界的轨迹，恰与当代大运河的文化传播路径形成互文。2014年，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国际社会对大运河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许多国家的学者、艺术家、游客慕名而来，探寻运河的历史与文化，大运河文化因此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可以说，《北上》

正是以少年成长叙事为棱镜，折射出大运河文化在当今时代的多维光谱，正如一位观众所言：“这部剧让我看到了时代的变迁，也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温度。”不同的传播方式，传承的都是历史文化内涵。人们在全方位感知历史文化的魅力和深度中，推动文明薪火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水脉也是文脉，保护与传承贯通。在推进以大运河为代表的历史文化遗产传承中，要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把不动的文化遗产有内涵、有气质、有特色地活态传承下去，使蕴含其中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技价值、时代价值更好展示出来，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

三、利民为本：共同守护“致富河”“幸福河”

对于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要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放在第一位， 同时要合理利用，使其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方面充分发挥作用”。江苏深刻领悟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关系，坚持以用促保，加强活化利用，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大运河文化遗产不断焕发新活力、增强新动力。

一段时期以来，在如何利用历史文化遗产上，一些地方没有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出发，存在大拆大建、拆真建假、失管失修、利用不当等突出问题，也有建假古董、篡改历史等起哄刮风现象，历史文化遗产屡遭破坏、拆除， 人民群众对此有很大意见。江苏一直以来都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但在如何活化利用上一度也有不少思想上的困惑、工作上的盲点。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运河滋养两岸城市和人民，是运河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使运河永远造福人民”的重要论述，给江苏提供了方向指引。江苏把人民群众共同建设、共同享有作为保护文化遗产的基础，着眼大运河的“致富”“幸福”属性，进一步发挥大运河的文化价值、生态价值、经济价值，推动大运河资源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变，让人民群众获得更多实惠。

运河是人民的“致富河”，运输是运河的基本经济功能。“它是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人工水道，更重要的是，它还活着，已经活了2500余年！”“活着”是大运河申遗时一项突出的价值，让外国友人佩服不已。放眼运河，这条“水上高速公路”船舶密集，往来不停。“京杭运河苏北段每年的货运量，相当于4—5条沪宁高速。”运河沿线一位负责同志说，水运单位能耗仅相当于铁

路的12、公路的110。据江苏交通部门统计，常年有13个省份的2万多艘船舶在运河江苏段运输航行，近10年来货运量年均递增8%以上，近两年来，年通过货运量约5亿吨，是莱茵河全年运量的2倍左右。当前，江苏正推进“水运江苏” 建设，启动实施的京杭运河苏南段航道“三改二”工程，将于今年全线建成， 届时2000吨级船舶将全天候畅行京杭运河江苏段，在“黄金水道”中打造更多“钻石航道”，运河将实实在在成为人民的“致富河”。

运河也是人民的“幸福河”，惠民是运河重要的社会价值。江苏着眼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对运河沿岸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修复，精心设计各式各样的公共活动空间，让不同年龄群体、不同类型家庭各得其所，让大家住在胡同里也能过上现代生活。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作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节点城市，苏州的大运河串联9个古典园林、6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和7个遗产点段。苏州是大运河沿线唯一以古城概念申遗的城市，也是运河沿线光辉闪耀的一段。如何让老百姓真真切切感受到运河带来的“幸福”？ 苏州把文化遗产保护同生态环境保护提升、名城名镇保护修复、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统一起来，为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创造有利条件。2021年1月，启动“运河十景”建设工作，包括吴门望亭、浒墅关、枫桥夜泊、平江古巷、虎丘塔、水陆盘门、横塘驿站、宝带桥、石湖五堤、平望四河汇集等十大运河文化地标，是对运河上著名景点进行系统提升建设的标志性工程。现在的苏州， 夜幕之下，千年虎丘塔以流光溢彩奇幻绽放，枫桥“江枫渔火”的诗境在一叶扁舟之上再度呈现千灯照运河，十景绘苏州，随着苏州“运河十景”建设的推进，灯光将运河重新装点，绘就了一幅古今交汇的繁华长图。

放眼江苏大地，市民游客观光打卡、沉浸式体验文化的新地标不断涌现， 在运河边品味文化成为新时尚。从扬州“运河十二景”、宿迁皂河龙运城、徐州窑湾古镇等建设和保护工作的代表性项目，到常州市整理出运河沿线39处工业遗产点、建成常州大运河工业遗产展览馆，再到无锡精细打造运河滨水空间、举办徐悲鸿画展以及毕加索亚洲首展等文化活动，串珠成链，紧密贴近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大运河正真真切切成为人们可观可感、共建共享的“幸福河”。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江苏全省上下协力推进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古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让古运河这张文化名片在新时代更加熠熠生辉。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惠民便民是基本原则

和价值立场，运河的文化价值、生态价值、经济价值最终要体现在人民是否得到实惠、幸福指数是否得以提高。这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的生动体现。要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坚持创意驱动、突出数字赋能，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融为一体，让人们在共建共享中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

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如今，以大运河为代表的历史文化遗产正在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人们的生活，古老运河在传统和现代的有机融合中，焕发出新的时代风貌。

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改革提升传播力打造影响力

扬州城市传媒融合改革实践探索与思考奚小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媒体融合发展和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并提出掌握信息化条件下舆论主导权的重要要求。①在全媒体传播格局下，主流媒体如何通过系统性改革提升传播力打造影响力，是新时代的重要课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重大任务，要求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的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②2024年年底，扬州广电传媒与报业传媒正式挂牌融合，组建扬州市新闻传媒中心，开启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新征程。本文重点分析扬州广电传媒以媒体融合为主要抓手、以全媒体思维优化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着力构建集约高效的内容生产体系、传播体系的相关探索，对下一步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提升媒体影响力进行了一些思考。

一、多维度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融合

近年来，扬州广电传媒以“融合”“创新”“协同”为关键词，积极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融合。通过“扬帆”App等移动端平台，实现大屏与小屏联动，推动内容生产与分发的全媒体化，形成跨平台、多渠道的多元传播模式。主要从管理运营机制优化、内容升级阵地强化、技术驱动移动优先等维度来积极推进。

（一）不断优化运营机制

为适应媒体转换赛道和深度融合的需要，扬州广电传媒对体制机制进行了深层次变革创新，深入推进实施一体化战略，建立融媒体中心制。成立融媒体新闻中心，将电视、广播、新媒体的新闻采编播推向深度融合，统筹策划选题、合理分配信息、调派采编力量，形成前端采集一体化、后端分发多样化的融合传播新格局。为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益，成立融媒体节目中心、融媒体广播中心和融媒体经营中心，完成了媒体融合“四梁八柱”基本架构的搭建；扁平化的管理结构，有利于优化整合资源，使融合产品更加丰富高质，使融合传播运行更加畅通高效。③

（二）积极推进阵地建设

作为区域性主流媒体，扬州广电传媒始终将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作为宣传报道的“头版头条”，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打响宣传主动仗。

新闻频道频率发布权威信息，发挥舆论引领“主阵地”“主力军”作用， 政风监督类节目群有力推动政令畅通作风改善。其他频道根据“专业化、对象化、品牌化”要求，凸显频道特色。

《运河书房》《扬州有我正青春》等文化类节目，满足不同人群的精神文化需求。坚持移动优先，做大“扬帆”App，做强微博、微信、抖音等互联网平台账号，做强“1+N”新型传播矩阵。2024年，“扬帆”用户和微信公众号“扬州广播电视总台”用户数双双超百万，“扬帆”App年均总访问量超1.9亿次， “名城扬州网”继续保持全国民生号百强的领先排位，官方微博“扬州广播电视总台”“扬帆手机频道”全年阅读量过千万，与央视网、今日头条等头部平台的合作扩大了对外影响力。通过对外合作，积极探索建设覆盖县、区的全方位宣传平台集群，定制研发了各具特色和功能的“广陵发布App”“扬州景区App” “扬州开发区App”“扬州新城App”等，助力打造扬州各县、区宣传平台，提升融媒中心的宣传质量。

（三）深化内容供给侧改革，优化融合考评引导

以“移动优先”为原则，打破部门壁垒，建立集“策划、采访、编辑、播出、发布、管理、调控、反馈”于一体的立体化内容生产传播体系，达成“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目标。组建新媒体内容生产团队，聚焦创意制作“爆款”新媒体产品，扩大优质内容输出产能；修订融合传播考核办法， 从平台品牌影响力、内容传播力、用户黏度等方面强化考核引导，重点打造特色精品账户和广电网红IP。推进城市广电区域合作，扬州台作为中国视协城市台工作委员会会长台，发起成立了城市台新媒体直播联盟，100多家城市台参加， 不断扩大传播力和影响力。

二、明确发展目标，进一步深化系统性变革

（一）媒体融合发展面临困难与不足

受制于传统思维束缚和投入不足，扬州广电传媒的融合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和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技术保障不足

当下新媒体新技术不断涌现，应用更新迭代加剧，传统媒体面临着采编技术系统和设备向新媒体、融合媒体转型的需求。对于新技术、新业态的应用不够、研究不够，尤其是在5G、4K8K、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在全流程各环节的综合应用不够，已经成为制约地方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一大瓶颈。

2.制作模式单一

由于融合方式较为单一，尚未能形成高效、灵活的面向新媒体内容传播的制作体系和流程。以“扬帆”App为例，上架的视频产品仍以拆条新闻为主，就是将传统的新闻报道以单条形式呈现在新媒体平台上。从实践来看，新媒体产品和传统广播电视产品在叙事方式、结构节奏、传播推广等方面有着鲜明的区别，即便是在新媒体平台，不同的平台也有着不同的语态。内容生产端的针对性不强、原创力不足，导致新媒体内容普遍“网感”不够、“爆款”不多，传播力和引导力大为受限。

3.评价体系滞后

融媒时代，受众习惯和传播形态的深刻变化，对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专业技能、知识积累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在人才评价体系和队伍建设上，城市广电的事业属性在体制方面的弊端明显，多年积淀的传统理念使人员管理僵化，在职称评聘和干部任用上都有严格限制；事业编制身份人员能进不能出， 干部能上不能下，使得人员内部流动缓慢。新媒体从业人员长期处于劣势，提升通道和待遇水平受限。相较而言，新兴媒体资金投入大、薪酬待遇高，对传统媒体的人才有较强吸引力。近五年，扬州广电人才频繁向“外”、向“上” 流动，其中不乏业务能力突出的骨干、能人。

（二）深度融合、攻关突围，推进系统性变革

扬州广电传媒与报业传媒的挂牌融合，为城市媒体下一步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扬州市新闻传媒中心将2025年确定为“深度融合年”和“攻关突围年”，通过广泛深入的大讨论和充分调研，明确了以“做大媒体影响力、做强影响力经济，坚定不移打造具有区域特色、全国影响的新型市级主流媒体” 的发展目标。下一步，我们将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化系统性变革。

1.锚定“有融乃活”，在深度融合上从“相加”走向“相融”

一是落实“首要原则”。坚持党管媒体，把党的全面领导作为首要原则， 筑牢政治忠诚，把牢政治方向。二是用好“关键一招”。坚持改革不动摇，以融合为契机，切实推动系统性变革、整体性再造。三是把握“第一资源”。创新引培机制，加大选拔力度，推动人员内部流动，依法依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让有本事、能吃苦、贡献大的人脱颖而出。

2.锚定“有融乃兴”，在内容生产上从“高原”走向“高峰”

聚焦主责主业，讲好扬州故事，力争创作更多“现象级”作品、在新闻奖

项上实现更大突破，为扬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大支持。一是坚持内容为王。发挥融合优势，坚持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同部署同策划同推进，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明确效果导向，围绕重大主题策划更多有深度、有品质的报道，不断放大“政事面对面” “民情直通车”“党报评论”等品牌影响力，在突发事件报道、热点引导、典型宣传、成就宣传等方面推出更多精品力作。二是坚持移动优先。整合报台网端微等各类媒资，建立策划、协调、推进、评价体系，加大向重大主题、优质内容、移动产品的考核倾斜力度。发挥客户端内容生产龙头牵引作用，不断提升首位度和贡献度，积极探索“工作室”机制，做强“旗舰号”、做优“特色号”、做靓“网红号”。三是坚持技术赋能。强化技术驱动，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室建设，推动DeepSeek等AI工具的本地化、媒体化应用，研发智能剪辑系统、虚拟主播生成平台，生产更多人工智能产品，对外承接技术系统建设和代运维服务。

3.锚定“有融乃强”，在产业经营上从“突围”走向“突破”

围绕全面增强主流媒体的新闻生产能力和产业经营能力的目标，坚定不移打造影响力经济，走出一条自主经营、自我造血、稳定盈利、可持续发展的经营新路径。一是以“新闻+”为抓手。加快梳理经营工具箱，通过活动营销、直播带货、品牌代理、电子商务等方式积极参与各类服务项目，围绕优势领域做大基本盘。二是以“文化+”为抓手。加强与文体旅等行业合作，参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深入推进“视频+”“短剧+”，筹办文化嘉年华、文博展会等活动， 介入更多城市治理项目。三是以“管理+”为抓手。在顶层设计上，探索“雁阵管理叠加块状管理”模式，整合原报业、广电经营业务，确保既有条口融合又能总额不降，力争实现增长。压缩管理层级，淘汰低效业务，完善以利润为导向的绩效考核机制，加强对经营活动和项目的审核把关。

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这几年，扬州的媒体融合探索从点线面开始不断突破，既聚焦纵向发力，也强调横向协同。下一步， 将强化集成式、系统性、立体化的变革，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强化技术赋能， 全面聚焦主责主业，打通“新闻+政务服务商务”堵点，发力“文化+”，与扬州的城市定位、城市核心竞争力同频共振，积极打造影响力经济，营造郁郁葱葱、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城市媒体发展新生态。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河南日报社中共河南省委党校联合课题组

（2025年6月28日）

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明确提出“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强调要持之以恒加强重点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深化污染防治攻坚，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进一步做好河南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作出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实施“净水入黄河”工程，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的重大部署安排。要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精神，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实践中绘就壮美的生态画卷。

一、深学细悟，充分认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应对全球生态挑战的高度，对河南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一系列重大要求，这是对河南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精准把脉和指路领航。我们要充分认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意义，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美丽河南的生动实践。

有利于持续提升重点流域生态保护治理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并发出“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伟大号召。要在强化源头治理、推动绿色变革、攻坚污染防治、统筹系统修复等方面协同推进、全面发力。河南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首倡地和核心承载区，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和核心水源区。河南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既事关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全局，又关乎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必须以对党、对人民和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守牢重点流域生态保护治理的底线，积极探寻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协同推进的路径。

有利于坚决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推动形成绿

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这一重要论述廓清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定位，指明了破解发展与保护矛盾的实践路径。河南是传统工业大省，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在经济体系中仍占比较大，生态环境保护的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生态环境整体形势依然严峻，污染防治攻坚的压力依然显著。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定不移地统筹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构建以绿色发展为主题、绿色产业为主导、绿色企业为主体、绿色生活为主流的绿色发展格局，绘就更高质量、更为持续、更加安全的河南生态画卷。

有利于不断满足中原儿女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向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南水北调工程事关战略全局、事关长远发展、事关人民福祉。必须将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摆在突出位置，统筹推进水源涵养、污染防治、水土保持和库区移民后续发展，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加强南水北调工程沿线水资源保护，持续抓好输水沿线区和受水区的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河南人口众多，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短板突出，广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待尤为迫切。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的根本立场，集中力量攻克影响群众健康的重大环境难题，持续提供更加优质的生态产品，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于良好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二、精准发力，在美丽中国建设中贡献河南力量

河南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注重以法律法规为牵引，以绿色发展为导向，以系统治理为抓手，始终坚持人民立场， 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稳定向好，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中原力量。

以法律法规为牵引，筑牢生态文明建设“四梁八柱”。制度建设逐步完善。河南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全省发展总体布局，先后出台了《河南省减少污染物排放条例》《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河南省南水北调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河南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等制度。2024年底，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移交问题后，河南依法依规对210名党员干部进行追责问责，推动形成责任明晰、执行有力的生态治理制度体系。体制机制不断优化。创新生态补偿机制，设立百亿元省级绿色发展基金，通过“以奖代补”支持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在农业领域，秸秆综合利用激发新活力，已探索建成“秸—鸭—肥”

种养结合、“智慧农机+深耕还田”等典型模式。实施“绿色金融”工程，建成覆盖全省的“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评估系统。治理模式持续创新。在黄河流域首创“河长+检察长”依法治河新模式，率先倡议发起“携手清四乱、保护母亲河”专项行动，协调推动沿黄九省（区）检察机关、河长制办公室把专项行动推开到整个黄河流域，探索出公益诉讼保护河湖生态环境新路径。“河南黄河法治文化带”建设经验，被最高人民法院列为黄河流域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以绿色发展为导向，推动产业结构系统性变革。传统产业不断转型升级。河南聚焦化工、建材、钢铁、食品等重点行业，严把“两高”项目准入关，支持重点行业进行产能置换、重组整合，实施节能降碳、科技赋能增效，加快制造模式新变革和“材料+装备+品牌”提升，推动传统产业绿色提质发展。新兴绿色产业蓬勃发展。河南下大力气重点布局新能源汽车，比亚迪、宁德时代两大龙头企业在豫投产，带动全省新能源汽车产业迈上新台阶。2024年，全省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2%、12.0%，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1.1个、3.9个百分点，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超1000亿千瓦时、装机占比突破50%。现代农业绿色转型加速推进。以“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为核心，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方向，立足“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基本建成以小麦、玉米、稻谷、油料等为重点的产业链健全、价值链高效、供应链完善、绿色健康的现代粮食产业体系。

以系统治理为抓手，构建生态安全屏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工作提质增效。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为牵引，牢牢把握“共同抓好大保护， 协同推进大治理”战略导向，完成30万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安澜黄河、生态黄河、美丽黄河、富民黄河、文化黄河、数字黄河建设成果显著。沿黄九市一区完成造林568.68万亩、森林抚育692.76万亩，建成各类自然保护地168个、湿地公园47处，修复湿地2.78万亩，流域内95%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和80%的典型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南水北调工程水源保护体系更加稳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实施以来，河南科学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同步加强丹江口库区及干渠沿线生态修复治理，构建覆盖“水源地—输水干线—受水区”的系统安全保障机制，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十多年来，累计调水超710亿立方米， 服务人口达1.14亿人。生态修复成效更加显著。南太行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修复项目累计投入63亿元，涵盖5个市25个县，形成流域统筹、系统治理新格局。小秦岭等区域矿山退出治理成效显著，生态功能加快恢复。根据《河南省“十四五”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和森林河南建设规划》，2025年森林河南基本建成，重点生态区域修复任务有望全面完成，生态屏障更加牢固。

始终坚持人民立场，打造生态惠民新图景。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突出。2012

—2022年十年间，河南淘汰落后煤电机组600万千瓦，取缔整治“散乱污”企业12万多家，完成工业锅炉综合整治项目1434个、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治理项目

17417个，在全国率先开展食用菌和烤烟等行业“双替代”、燃煤电厂全部实现超低排放。截至2025年5月底，2025年全省优良天数101天、同比增加6.9天，重污染天数1.9天、同比减少4.6天，均达到近年来同期最好水平。人居环境持续改善。深入开展“千万工程”地方实践，城乡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目前， 全省农村垃圾基本实现日产日清，生活污水治理率稳居中西部省份前列，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70%，已建设“美丽小镇”500多个、“四美乡村”1万多个、“五美庭院”183万多个，人居环境整治连续多年受到国务院激励表彰。生态文化浸润民心。开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宣传推广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环保知识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着力打造一批贴近群众、社会影响力大的志愿服务项目，讲好“两山”实践创新、生态文明建设示范、美丽河南实践典型等生动故事。

三、统筹兼顾，把握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基本原则

近年来，河南生态环境保护取得积极进展，但对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河南担负的使命和人民群众的期盼相比， 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亟待解决。如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有偏差；全省PM2.5、PM10等污染物浓度依然较高，不同区域、行业推进污染防治工作力度和效果有差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问题多发，落实“四水四定”要求还不够精准有力，环境基础设施短板突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必须坚持统筹兼顾，把握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必须把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作为检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根本标准。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期盼， 把群众反映强烈的黑臭水体、扬尘污染、异味扰民等突出环境问题作为整改重点，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干，努力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把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要始终聚焦生态环境健康风险，紧紧围绕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牵住环境治理“牛鼻子”， 加强饮用水安全、土壤污染防控、空气质量等方面监管，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将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积极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搞生态环境治理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不搞“一刀切”的简单化做法。要把解决实际问题、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把显绩做实，把潜绩做深。

坚持协调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彻底摒弃以牺牲环境换取一时发展的短视做法，不能回到为了拼速度而不顾资源消耗、忽视环境保护、留下诸多隐患的粗放式发展老路上。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机遇，大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让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绚丽底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大力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面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使命与“双碳”目标下的转型压力， 必须以系统思维构建全链条治理体系，以创新举措激活多主体治理动能，以长效机制筑牢硬约束治理根基，在治污、转型、赋能的协同推进中，走出一条具有河南特色的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之路。

坚持系统思维。坚持系统观念，强化“一盘棋”思维。河南境内生态类型多样，生态功能重要，生态要素和不同利益群体关系复杂。牢固树立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优化生态安全格局，确保生态空间不减少、质量不下降、功能不降低。统筹时间进程，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的连续性，确保生态恢复的可持续性。深入实施重大工程，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紧紧抓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机遇，推动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提质增效。更高标准推动南太行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黄河滩区综合治理工程，淮河、海河流域生态廊道建设工程，平原绿化工程等实施，增强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系统治理能力。加快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构建生态安全数据库和智慧环保平台，推动污

染治理、生态保护、风险防控的数字化、智能化，实现生态要素全面感知、生态状况全面掌握、生态风险全面管控。

坚持改革创新。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以改革创新思维破解瓶颈问题，以制度创新提升治理效能。深化环境治理模式改革，健全“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领导责任体系，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全社会监督。深化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交易平台，加快探索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的方法措施。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破解突出矛盾。聚焦生态环境监管和执法领域体制改革，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监管，深化实施“双随机、一企一策”，提高执法效能。加快推进排污许可制度改革，建立以排污许可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体系，推进环境治理市场机制改革。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式，探索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碳汇交易等模式，实现生态资源经济化。创新治理方式，提升治理效能。坚持科学治污、精准治污、依法治污，加强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和源头治理。创新社会参与机制，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环境公益广告、环保志愿者等机制，扩大公众参与度。积极搭建改革交流平台，健全改革容错纠错机制，完善改革效果评价评估机制，鼓励基层探索创新。

四、务求实效，细化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举措

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精神，就必须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目标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加强重点流域生态保护，深化污染防治攻坚，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确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河南建设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河南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坚持正确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绩观，加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尤其要学深悟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河南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紧围绕河南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难点、堵点与卡点，全面深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改革，构建“行政—市场—法治—科技”四维协同治理框架。认真实施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推动生态文明考核

评价体系、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常态化运行，加快探索省级督察与中央督察衔接机制，提升考核问责效能，重点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高质量发展。河南作为生态大省，必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建立健全常态化学习机制，将其纳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必学内容，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培训的必修课程。创新开展案例式、体验式、研讨式教学，推动领导干部深学笃行、知行合一。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宣传格局，充分发挥融媒体平台优势，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生态故事、传播生态理念，凝聚起建设美丽河南的强大合力，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中原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加强重点流域生态保护，夯实区域协调发展生态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立足流域整体，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巩固治理基础，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坚持整体规划、统筹推进与分类施策相结合，打破传统“单要素、碎片化”治理模式，构建全要素、全过程的协同治理格局。以流域为单元，深入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修复工程，统筹推进天然林保护、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与矿山生态修复，推动典型区域从点状治理向片区整治、由局部修复向整体修复有序延展。健全跨区域生态协作机制，加强与周边沿黄省份的协同联动，共同推进跨境河流污染联防联控和生态修复工程共建共享。突出治理重点，加快推进重大战略任务。深入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把“净水入黄河”工程作为重要抓手，系统推进流域水环境质量全面提升。深入推进黄河“清废行动”，强化工业固废、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非法倾倒、堆存问题的整治，严厉打击偷排漏排等违法行为。聚焦南水北调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高标准完成丹江口库区及其上游、总干渠沿线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任务。强化南水北调干渠两侧水环境风险防控，严格落实项目准入管控，科学布局生态缓冲带和人工湿地，增强沿线水体自净与防护能力。加快推进水资源调度、水质监测和风险防控等重点环节的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切实筑牢“一泓清水永续北上”的生态屏障。

深化污染防治攻坚，厚植绿色发展的环境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巩固污染防治攻坚成果，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决战决胜蓝天保卫战。以改善空气质量为核心，扎实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六个专项攻坚行动。聚焦结构优化升级，推动传统

产业绿色转型，支持“绿岛”项目建设。推进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深化移动源污染排放控制，推广新能源车辆，优化运输结构，推动高排放车辆和老旧设备有序淘汰。系统开展面源污染防控，推进扬尘治理精细化管理，落实秸秆禁烧责任，加强油烟整治和畜禽养殖污染监管。健全重污染天气应对机制，完善应急减排清单，实施差异化管控和绩效分级管理。持续深化碧水保卫战。统筹推进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一体化治理，全面提升流域生态系统质量和功能。加强基本生态用水保障，积极推进重点河湖生态流量管理全覆盖。巩固深化水环境治理，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优化污水处理设施布局，持续推进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和黑臭水体治理。系统推进美丽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水生态修复、岸线整治和生态缓冲带建设等工程，让越来越多河湖呈现“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美好景象。稳步推进净土保卫战。坚持预防为主、风险管控、水土共治。深入实施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行动，严格农用地分类管理。聚焦农用地重金属污染问题，推进耕地污染溯源和成因排查。严格建设用地准入管理，统筹推进污染地块的风险治理和修复工作，完善治理技术路径和责任落实机制。统筹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治理。加快推动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优化调整，严把“两高一低”项目环境准入关，持续推进节能降碳改造和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培育绿色工厂、“零碳”工厂和节能环保装备产业，推动产业绿色升级。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 通过“守绿换金”“添绿增金”“点绿成金”和“绿色资本”等转化模式，推动生态优势加快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守住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底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完善生态空间布局。更高标准打造黄河生态带，提高太行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能力，构建稳固的“一带三屏四廊多绿芯” 生态空间格局。全面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加快建设以生态保护红线为主体，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为支撑，黄河、大运河生态廊道为脉络，秦岭、太行山、大别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为重点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体系。构建生态安全体系。坚持统筹规划、系统推进，着力构建职责清晰、运转高效的生态安全体系。健全生态安全协调机制，明确部门职责，推动生态、农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协同联动。严格生态保护监管，强力推动“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及生态保护红线管理，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健全

风险评估体系，科学识别风险源，评估生态承载力。完善生态监测预警系统， 推动智能化、实时化、精准化预警。健全应急管理机制。树牢“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优化突发环境事件分级响应机制，推动生态环境应急指挥平台建设。加强各级应急物资储备库、专业应急队伍和应急演练体系建设，推行企业环境风险清单管理制度，健全跨部门协同机制，强化生态环境、气象、水利、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协同联动，构建统一指挥、高效协作的生态环境应急处置体系，全面提升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应对能力。

乡村振兴视域下“百县千镇万村”工程助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调研：以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为例

樊荻 杜满聪 潘婧璇 江鹏飞

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特别是在城乡发展上的不平衡。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战略之一[1]。广州市从化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屏障，抓住国家政策机遇，积极推动“农业+文化+旅游” [2]融合发展，以此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路径。该区充分利用本地资源，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并在鳌头镇探索出“1+5+1”发展新模式，旨在实现城乡融合和产城融合，并将其打造为广东省乡村振兴的示范镇。

一、调查过程与分析

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毗邻花都区和清远市佛冈县，凭借其优越的生态环境和地理位置，发展成为一个农业和工业并重的小镇。这里汇聚了风行牛奶、壹号鸡蛋、玫瑰柑等知名农业品牌，以及植物工厂、猪种业中心、苏宁电商、星河湾智能家居等特色产业。近年来，鳌头镇通过“五子登科、三园连中、一马当先”的“531”特色产业体系，推动了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显著提升了产业系统性和知名度。2023年，鳌头镇农业总产值达到24.4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238.7亿元，均占从化区40％以上。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实践团通过访谈和文献调研了解了鳌头镇的产业发展，并提供了农技指导、冷链技术服务、电商直播助农策略和农耕文旅研发方案，帮助解决了农产品损耗和销售渠道问题。

1.1农业现代化加速推进

鳌头镇耕地面积约为0.747万hm2，占比超过了全区耕地面积的33％。作为农业大镇，鳌头镇先后培育了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 “奶瓶子”“农种子”5个农业产业基地，成功打造壹号鸡蛋、柑橘、生猪、粤港澳大湾区优质农产品供应链4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数量占全区的23。2021 年，全镇出栏家禽479.2万羽，占广州市的70％；出栏生猪20.7万头，占广州市的38％，为广州市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稳产保供作出了积极贡献。

1.2特色产业集群逐步形成

工业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石。从化区第二次党代会提出，要奋力建设开放共享的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智谷”，着力构筑新型重大产业发展平台。目

前，聚赛龙、星河湾、好莱客、壹加壹品、欧亚、萃取、天图物流、逸仙电商、大唐电力、中国电信云计算中心等一大批优质企业已落户鳌头镇。随着高端人才的聚集和产业链的完善，新材料、新能源、新基建、智能制造等数字化、智能化产业基础正在逐步形成。

1.3文旅服务独树一帜

鳌头镇采用“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模式，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动力，推动文旅产业的良性增长。2016年，该镇创建了西塘童话小镇，成为全区首批特色小镇之一，并吸引了超20家企业，包括羊城之旅、启迪农业等，成功列入省级特色小镇培育库。小镇实施了“农业+文化+旅游”模式，开发了稻草农业公园、玫瑰柑采摘基地、龟博园、麦田生态园等研学项目，以及全国首个乡村宪法馆和西塘家风馆等红色文化项目。此外，还推出了西塘“稻草季” 和“灯光节”等品牌活动，这些项目和活动累计吸引了超210万人次的游客，带动了超过5500万元的综合收入，成为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价值的典范。

1.4坚守“三农”工作

鳌头镇把握国家政策机遇，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成功引入广东省唯一的越秀风行国家级田园综合体项目，初步建成首开区，并采用多种合作模式，建立全域联农带村机制。项目旨在实现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打造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同步”和产业、教育、文旅“三位一体”的田园牧歌新乡村示范带。在生态保护方面，鳌头镇开展河道治理，整治劣V类水体，严守耕地红线，整治丢耕弃荒土地，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培育专业合作社，创建国家级示范社，推动“一村一品”发展。通过“千企帮千村”工程，完善联农带农机制， 提升农民收入。2021年，61个村集体收入增长了4.1％，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1％。

1.5乡村振兴“农文旅”深度融合

目前，越秀风行国家级田园综合体落户鳌头镇，拥有万亩良田和优质农业资源，该项目由广州市属龙头国企越秀集团开发，作为全国12个国家级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中唯一主打奶牛的项目，围绕“奶牛”和“万亩良田”两大主题， 总投资20亿元，覆盖面积达21.27km2，惠及村民超过1万人。项目结合国家级奶牛繁育中心、田园综合体和县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业态丰富，涵盖农文旅三大产业和23种小业态。此外，婚庆小镇为年轻人提供了一条龙服务，能够在古旧的苏式建筑礼堂中领证和举办婚礼，体验田园牧歌式的传统婚礼。未来，类

似越秀风行国家级田园综合体的项目将在鳌头镇不断涌现，计划打造八大示范区，包括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示范区、土地综合整治示范区等，预计每年可吸引300万人次游客。

二、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及原因

农文旅融合发展，其核心要义是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产业融合[3]。从横向来看，文创产业、生态产业之间彼此相融、相互借势。从纵向来看，每个内部产业链各业态之间相互交融、和谐共生，从而激活了农文旅产业全面融合发展的“一池春水”。虽然鳌头镇农文旅产业融合势头良好，但整体实力不够强大，产业升级与区域融合有待进一步提高。

2.1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农业深加工转换效率低，技术革新的力度不足。鳌头镇目前在农产品采后运输过程中仍面临较大的损耗问题。据统计，我国每年因果蔬等生鲜食品采后损耗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5000亿元。其中，农产品采后未及时进行预冷处理是导致果蔬等生鲜食品损耗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迫切需要开展农产品冷链物流加工和保鲜等深加工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2.2农文旅融合深度不够

虽然鳌头镇在推动农文旅产业融合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但目前产业链整合尚显粗放，产业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亟待加强。一方面是产业融合深度不足， 农业与旅游行业的融合尚浅，旅游产业链较为单一，缺乏地区资源和技术的有力支持，限制了旅游与科技、健康、教育等其他行业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是文化传承与创新不足，尽管鳌头镇致力于以农耕文化为特色的文旅产业新模式， 吸引了一定数量的游客和网红，但文化内涵和创意的缺乏使得这些项目在激烈的旅游市场中难以持续吸引关注。

2.3农文旅融合项目产品附加值低

鳌头镇旅游商品生产和包装工艺较粗糙，未能实现规模化生产，影响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稻草文化节等季节性强的活动导致客源季节性波动。农业龙头企业在引领和创新运营方面存在不足，导致产品销售覆盖范围有限，主要局限于从化区及周边地区。首先，网络营销力度不足，推广方式缺乏创新，未能有效利用新媒体。其次，市场和品牌意识淡薄，缺乏对市场和品牌的深入认识。最后，服务附加值低，因为当地服务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和服务技能，导致服务质量不高。

2.4农文旅融合配套体系不完善

鳌头镇在农文旅融合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在进一步发展中面临多重挑战，比如乡村基础设施条件较差，生态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矛盾，旅游村的绿地遭受踩踏，生态环境保护亟待加强。尽管鳌头镇积极建设公路设施，但现有道路狭窄，难以应对旅游高峰时期的客流量，导致交通拥堵问题严重。部分游客对住宿、餐饮等服务有较高要求，而鳌头镇在软硬件方面存在不足，影响了整体竞争力和可持续盈利能力。

三、思考与对策

为了解决鳌头镇农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需要采取一系列的对策和措施，以促进农文旅产业的协同发展，提升产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3.1提升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

农产品加工转换效率的提升关键在于技术创新。鳌头镇应设立农产品加工技术创新平台，吸引专业人才参与研发，引进现代化加工设备。同时，建设现代冷链物流设施，确保农产品采后立即进行预冷处理，降低损耗，延长保鲜期， 提高产品附加值。

3.2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

鳌头镇需积极推动农业、文化创意和旅游业的深度融合。通过政策扶持和资金引导，鼓励企业之间的合作，打造一条集采摘园、田园综合体、农业生态园、特色民宿等为一体的产业链。以特色小镇为示范点，探索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重点是打造和提升玫瑰柑基地、泥巴乐园、麦田生态园等关键节点，以这些节点为基础，串点成线，打造文旅融合的生态碧道，连线成片，聚片成面，提升特色小镇的建设品质[4]。

3.3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充分挖掘本地特色文化，将其有机融入产品中，进一步巩固品牌形象。通过与当地文化元素的紧密结合，产品不仅能够展现地域特色，更能唤起消费者的情感共鸣，形成更加深入人心的品牌认知，同时有效利用社交媒体、线上平台以及合作伙伴，将产品推广至更广阔的市场，从而扩大消费者群体。以农耕文化为例，可以强化农事体验活动，让游客亲身参与农田劳作，感受传统农耕的乐趣，增加农产品的情感价值。此外，乡村美食也是吸引游客的一大亮点。通过推出农家餐厅、特色美食活动，游客可以品尝到地道的农村美食，感受到本地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这种深度体验不仅能够提高游客的满意度，还能够

为产品赋予更多的情感和记忆，进一步增加其附加值。

3.4提升服务质量和游客体验

人才培训和服务提升是关键一环。鳌头镇应加大员工培训投入力度，提高员工服务技能和态度，营造良好的服务氛围。同时，设立游客参与的活动，增加游客与本地文化互动机会，例如，组织手工艺制作和民俗表演等活动，让游客亲身参与，体验其中，亲近本地生活方式，从而增进游客对地方的情感认知， 不断优化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为了提升整体游客体验，鳌头镇应统筹规划、分期推动周边原生态自然资源的整合优化[5]。通过科学规划，合理整合周边自然景观、生态环境和文化资源，打造出宜人宁静的旅游环境。

3.5完善农文旅融合的配套体系

基础设施的改善与环保同样重要。鳌头镇需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改善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以提升农村旅游环境。同时，强化生态环保意识， 加强污水处理和环境保护，以保护景区生态环境。区域合作也是关键，通过与周边地区合作，共同开发旅游资源，形成完善的旅游配套体系，吸引更多游客。实施沿线绿化美化升级改造，以提升整体环境面貌。通过盘活土地资源要素， 引进世界领先农业技术，可以带动本地和辐射周边区域连片发展，打造融合农业、观光、文化于一体的乡村振兴示范区。通过实施这些具体对策，鳌头镇的农文旅融合发展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产业实力和影响力将得到提升，为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作出积极贡献。

四、结束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业态的创新，产业融合已成为推动产业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对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的乡村特色产业进行深入调研，实践团成员深刻认识到“三产同构”整合效应的重要性，以及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影响。实地调研发现，该地区在特色产业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是在“农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方面，已经形成了初步的模式和经验。然而，该地区仍存在特色产业链条不完善、文化资源未充分挖掘和配套体系需改善等问题。基于这些调研结果，文章提出了推进特色乡村发展新模式的切实建议。通过本次调研，实践团成员深切感受到了我国乡村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各方联动如何有效带动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为本地村民和外出务工村民创造更好的就业和创业条件，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提升。

新疆城乡融合发展实践探索

克拉玛依市委员会党校常业环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城乡融合发展成为解决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举措，不仅能促进城乡要素的平等交换、双向流动，也是农村进一步深化改革发展战略的重要构成，对于整个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民族之间的团结、国家的安全与稳定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2024年12 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并且要结合实际转化为具体行动和举措。

相关技能的人才，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激励更多人才投身绿色科技创新，积极研发改进清洁技术，确保绿色化转型相关技能人才不断涌现。第四，发展绿色数字消费场景，推动智能产品消费。普及环保知识和绿色消费理念，提升居民绿色消费意识，引导居民优先选择绿色数字产品与服务； 鼓励电商平台打造绿色消费专区，展示和推荐节能家电、环保家居等绿色产品， 激发居民对智能家居产品的消费热情。

城乡融合发展是指在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条件下，由制度变革、技术进步、需求增长、文化创新等共同牵引，形成城乡相互依赖、互为支撑的良性互动。马克思深刻指出：“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区域均衡、社会和谐的关键，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点。它不仅关乎经济结构的优化，更涉及社会结构、公平正义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这为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上构建新时代城乡关系指明了发展方向和实践路径。把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工作和全面乡村振兴的发展充分结合起来，进一步构建起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新面貌，促成城市与农村优势互补、共同富裕，是落实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大任务的应有之义。在具体实践中，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要把县域作为空间支点，促进城乡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度融合。

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其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城乡共建。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需要逐步解决城乡的二元结构。政府作用的发挥和市场的资源配置， 增强城乡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而且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乡之间的界线也逐渐消弭，这使得城乡共建的必要性、紧迫性增大。而具体实践城乡共建的模式，

亟须解决的问题包括：一是以怎样的步骤开展城乡共建。其原因是城乡共建本就是城市和农村优势互补、双向合作的共赢过程，无所谓优与劣。其推进过程需要依托人财物等资源有效配置，如城乡公共服务政策的科学安排，在保障群众合法权利的基础上，减小只因城乡在空间上的不同导致不平等的发展差别。二是解决谁是推动城乡共建的主体。首先当地政府是城乡共建的组织者，担负着城乡融合发展的整体指挥。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充分调动市场的调节机制，有效实现城乡公共资源流动的合理性，促进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多元化，以便更好匹配需求。三是构建良好的体制机制。例如，建立实现决策规划共商的责任主体机制，完善城乡公共服务普惠化、均等化的权益保障机制。

二、新疆乡村振兴基本情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处中国西北边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民族文化。近年来，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新疆在推动农业现代化、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政策支持与规划布局。国家层面出台一系列支持西部大开发、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政策措施，为新疆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基础。新疆自治区政府也制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明确了目标任务和发展路径。将财政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构建专门用于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基础设施完善及公共服务提升等项目的资金保障。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通过PPP模式等多种方式拓宽融资渠道，确保乡村振兴的资金需求得到满足。

（二）农业现代化进展。一是科技赋能。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推广滴灌、喷灌等节水灌溉技术和高效种植模式。发展智慧农业， 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实现精准施肥、病虫害防治等功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二是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农作物种植结构，发展特色林果业、畜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形成了以红枣、葡萄、核桃等为主的特色产业体系。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田园综合体、乡村旅游等新业态，延长产业链条， 增加农民收入来源。

（三）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提升。一是交通网络完善。加快农村公路建设，实现了村村通硬化路的目标，提高了农村地区的可达性和便利性。推进城乡公交一体化，方便了村民出行，促进了城乡之间的交流互动。二是信息化

覆盖。推动宽带网络向农村延伸，普及互联网应用，缩小数字鸿沟，提升了农村信息化水平。发展远程教育、在线医疗等服务，改善了农村教育资源和医疗卫生条件。三是住房安全与环境整治。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工程，确保农户住有所居，居住环境安全舒适。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推进垃圾处理、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质量。

（四）文化传承与社会和谐。一是保护与弘扬传统文化。注重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如维吾尔族木卡姆艺术、哈萨克族阿依特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支持民俗文化节庆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二是促进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深入开展“访惠聚”驻村工作，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推进法治乡村建设，依法治理宗教事务，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综上所述，新疆在乡村振兴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面临一些挑战， 如自然条件艰苦、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之后要紧跟政策要求，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融入当地产业，以新的发展理念持续探索和实践贴合本地实际情况的乡村振兴路径，使得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愿景得以早日实现。

三、乌尔禾区乡村振兴的实践

位于准噶尔盆地西北缘的新疆克拉玛依市，下辖4个区，其中乌尔禾区是克拉玛依市的生态旅游新区，是美丽新疆“五区三线”旅游精品线路北线的必经之处和中间点，也是北疆西部地区重要交通枢纽。2017年，由国家住建部认定乌尔禾镇是“第二批全国特色小镇”“自治区优秀平安镇”“自治区级生态乡、生态村”“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乡）”，该区的哈克村、查干草村均被评为国家级民主法治示范村，也是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一）实践探索

1.生态振兴：以优化人居环境的庭院经济建设，改善整体的村容村貌。乌 尔禾区下辖的查干草村和哈克村是两个农牧民村落，原本农牧民都是自建房， 院落里面堆满杂物，生长杂草，有些甚至人畜同住，庭院虽大但是环境较差。因青壮年外出务工，居住在村里的多是老人和儿童，新一届乌尔禾区委根据这一实际情况，制定了通过改善人居环境、蔬菜种植、规范化养殖等庭院经济的举措，使得村容村貌发生巨大改善，而且实现村民收入的增加。

2.产业振兴：进行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庭院经济换挡成效惠及村民。在庭院经济的推进过程中，新一届区委还制定了发展乡村旅游、乡村振兴的具

体措施，将部分闲置宅基地统一规划建成当地的民宿样板—“玫瑰花园”。建成“玫瑰花园”后，2019年的营业额便达到了192万元。在此引导下，更多居民主动找到村委会，乐意将闲置宅基地交由政府统一规划。通过区委深入调研分析后，针对该区的旅游服务基础设施少，例如旅游旺季床位少、就餐难等问题， 乌尔禾区委决定在农村的供给侧结构性上做改革探索。因地制宜盘活农民宅基地，既解决老年农牧民庭院闲置的问题，也有效缓解旅游旺季住宿供不应求的难题。经过不断地宣传引导，越来越多的村民积极申请加入。到2019年底，已经有30余户自愿申请将自己的宅基地委托给村委会，有50余家企业或个人有意按此模

式打造特色民宿。

3.组织振兴：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开创深化农村改革新局面。2020年3 月，104名村民联名倡议将自己的宅基地交由村委会规划建设民宿。经两村村党支部、镇党委研究后，提交区委决定，区委常委会依法依规、民主决策，组织干部大会讨论、研究，并站在群众的角度拿出了400多条的问题清单，最终得到在乌尔禾区开展“西部乌镇”项目最终实施的方案批复。最终，一个集民宿、民俗、休闲、游乐、养殖、服务为一体的特色小镇—西部乌镇已成雏形。在党建引领下，乌尔禾区整体的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此打开崭新的局面，随之乡村振兴也开启了新的征程。

4.人才振兴：人才引进带动本土培养，为现代化

农村提供人才支撑。2017年，为贯彻落实乌尔禾区人才强区战略，满足乌尔禾区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对各类急需紧缺人才的需求，经区委、区政府批准， 区委组织部、人社局组织相关单位赴多地进行人才引进与招聘。现在，乌尔禾区更是将“汲取人才促发展”理念深入人心，揭牌成立“新疆大学乌尔禾乡村振兴研究院科研基地”“新疆大学温铁军城乡融合发展工作室”，邀请旅游行业的有关专家学者进行授课，提高旅游业发展的主动服务意识，组织文旅行业的相关人员申报自治区“2+5”重点人才计划项目，为促进人才培养与发展提供政策支持。此外，利用多媒体创设促进文旅发展的平台，在优化乡村产业布局基础上，重点围绕“西部乌镇”项目进行辖区旅游要素的整体统筹，以较优的营商环境吸引各类企业和经营户入驻本地，深入推进三大产业融合发展。

（二）盘活资源、造福于民

1.居者有其屋：农村基础设施改善，美丽乡村建设逐步完善。在西部乌镇

建设中，一并将基础设施进行完善，按照群众意愿，新建11栋300余套高标准商品房，并有三种户型供参与项目村民选择。同时调整政策，使参与项目的村民， 可申请从村委会预支宅基地及附着物的6年收益，作为房屋首付款和装修费用， 按照3，000元平方米均价购置一套住房，其余收益按月平均发放，让多数农户多年购房梦想成为现实。如农户已有住房，则可选择只获得收益，按照合同约定由企业按年支付收益。老年人不方便入住楼房或者喜欢居住庭院房屋的居民， 可以选择入住由乌尔禾镇为镇上60岁以上老人建的集中养老中心——海棠别院。

2.愿劳者得其位：就业岗位增加，农民受益显著提升。围绕“西部乌镇” 项目，两个村集体以村民为股东成立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合作社又出资成立涉及园林、物业、能源、洗涤、水利服务、文旅等业务型公司，这些项目大大提高了村民的收入。2023年，乌尔禾镇实现农牧民人均纯收入42，294元。此外， 配套服务的完善也相应地增加了就业岗位，不仅使得本地闲散人员实现劳者得其位，而且吸引外地劳动者前来就业，显著提升了乌尔禾区的经济活力。2023 年，提供护林员、保安、保洁员等工作岗位160个。后期可直接提供就业岗位3， 000个以上，间接带动种植业、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产业、建筑业和旅游服务产业就业约1万人，不仅为当地群众拓宽了就业渠道，提供了更多致富机会，更可以带动疆内脱贫地区各族群众就业创业，富民兴疆战略得到有力地贯彻落实。

3.病弱者得其助：配备医疗设施，满足基本看病需求。2016年，乌尔禾区第五次党代会报告中就提出“建好人民满意的医院”，在市委支持下又将其写进克拉玛依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经过各方统筹与努力，医院正式动工建设。2018年，为了节约更多的资金用于医院建设，乌尔禾区的干部和群众同心协力、自力更生，不仅自己打扫办公楼卫生，而且将原本打算外包的绿化养护服务改为自己组建队伍进行绿化养护。在医院建设过程中，得到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市中心医院、市第二人民医院等相关专家的指导，采购了一批先进的医疗设备。目前，这些设备可以满足该区的健康体检、常见病治疗、急救等需求，并且远程专家会诊也得以实现。乌尔禾医院的建设，结束了乌尔禾没有医院的历史。

4.乐学者得其教：改善学校硬件，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乌尔禾区的初中适龄青少年早些年因本区没有中学，只能到近百公里之外的克拉玛依市区就读。为解决这一教育需求，乌尔禾五届区委和人民政府主动作为，引进乌鲁木齐市

的八一中学在乌尔禾设立“克拉玛依校区”，实现了当地孩子在家门口就读中学的夙愿。此外，通过市委的统筹，选派中学的专业教师、职能部门领导干部、行业骨干、社区骨干等资源，建立了区、街、社三级师资库，实现了教师资源配置使用效能效益的最大化。此外，乌尔禾区按照市委对于群众教育工作的要求，通过入户走访、现场调研、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摸底，针对各类群众的工作性质、学习需求等成立社区夜校，开展分类别、分行业的技能培训，以此来提升群众文化素质、技能水平、就业能力，改善群众学习面貌，让社区夜校成为做好群众工作的“助推器”和“加油站”。

四、经验启示

（一）坚持党建引领，促进乡村立体多元融合发展。乌尔禾区深入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和乡村振兴专班，在最初改善人居环境到实现致富增收，全体党员冲在一线，各级党组织形成合力，在西部乌镇项目建设过程中帮助群众完成政策解读、乔迁安置、资产评估、收益预算、装修新居等问题。通过党建引领，党员干部有了更强的担当作为，为群众实实在在地解决困难，因而汇聚了民心、积聚了民智，而民心为事业的开展提供了巨大的底气。

（二）坚持人民至上，群众共建共治共享改革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谋划推进工作，一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实施西部乌镇项目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一切从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 哪里就能创造业绩”的要求，把群众满不满意、高不高兴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最根本标准，确保乡村振兴工作顺利推进。

（三）坚持依法依规，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在法治轨道上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农村的问题涉及到改革、稳定、发展的各个方面，也关系到农牧民的切身利益，只有依法治理才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在推动乡村振兴工作中，乌尔禾区始终坚持把法治理念贯穿始终，区委将村民列出的问题清单进行反复研究，为的就是能依法决策、科学决策，为的就是每个问题都能依法依规解答，并且聘请专业律师团队为村民提供专业法律服务，全部的资料建档为的是有理有据有节，切实做到每个环节都在法律的框

架下有序开展。用法治手段维护了百姓利益，真正让老百姓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四）坚持改革创新，激发乡村振兴动力活力。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坚持从农村实际出发，鼓励各地实践探索和改革创新。改革创新是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动力，乡村振兴也离不开改革创新。改革创新不仅是破解当前乡村振兴难题的关键所在，更是引领未来发展方向的战略选择。只有不断深化改革、勇于创新，才能真正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愿景，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综上，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广大农村群众的期望，也是党中央农村工作的要求，乌尔禾区的实践做法不失为乡村振兴美丽画卷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探索

郭勇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山西省委十二届八次全会强调，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在深刻学习领会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山西实际，探索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注入强劲动力、开辟广阔前景。

一、深刻领会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和精神要义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原创性概念，蕴含着习近平总书记深邃的理论思考和深远的战略考量。从2023年在地方考察时提出“新质生产力”， 到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就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特征、时代内涵、核心标志、关键要素、重大意义等基本理论问题作出系统阐述，再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一系列重大部署，深刻阐明了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科学回答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2]。

（一）加快提升生产力水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基础理论，也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理论依据。改革开放以来，党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不断完善体制机制，优化生产关系，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高质量发展成为主旋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3]。相较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是蕴含更高技术含量、价值含量、绿色含量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是新型劳动主体与新质劳动客体的有机统一。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 紧紧围绕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这一基本内涵[4]， 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实物质技术基础。

（二）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5]。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体现了“两个大局”背景下对高质量发展大势的深刻洞察和对国情发展的准确把握，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对我国拓展经济发展回旋空间、取得国际竞争主动权、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战略意义。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盯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这一核心标志，推动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6]。与此同时，高质量发展也必将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更大广阔空间和更多有利条件。

（三）积极拥抱科技革命新趋势、抢占发展先机的时代命题

现阶段，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培育创新生态、吸引创新人才，促使科技创新空前活跃，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的创新正深度重塑产业格局，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重大技术变革层出不穷， 全球科技角逐越来越白热化、辐射领域越来越融合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裂变之势，正在对世界要素资源流动、经济结构优化、创新版图重建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占据创新制高点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更是成为各国科技角逐的重头戏和必杀技。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全球化开始遭遇逆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心积虑对我国进行封锁打压，企图通过“脱钩断链”延缓遏制我国良好发展势头。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新质生产力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必须要深刻认识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充分释放我国制造大国、网络大国、教育大国的叠加、聚合、倍增效应，聚力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取得革命性突破、加速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统筹推进现代化产业建设。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进而实现先进生产力跃升。

二、山西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要做法和瓶颈制约

近年来，山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围绕科技创新引领、新型工业化建设、绿色低碳转型、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重点部署，加

快突破，为形成以新质生产力为代表的生产力发展新质态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与发展环境。

一是科技创新引领方面。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教育、人才、科技、产业的一体化贯通发展。围绕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发展，打造“晋创谷”创新驱动平台，制定三年行动计划和26条政策措施，在支持创新主体落户、创新股权投资容错机制、科技创新天使投资基金等方面推出突破性举措。太原、大同两市“晋创谷”平台建设实现实体化运营，其余9市均立足本地特色和创新基础，抓紧打造各市具有鲜明特点的“晋创谷”平台矩阵。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稳步提升，高速飞车、8英寸碳化硅长晶炉等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新突破。纵深推进高等教育“百亿工程”，推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试点，全面推动高等教育加快发展。筹建省实验室，优化重组省重点实验室，全面实行重大科技攻关“揭榜挂帅”。制定加快新时代人才强省建设的实施意见，构建“1+N”人才政策体系，打造“人到山西好风光”“实习山西”“研学山西”“智汇山西”等引才聚才品牌。

二是新型工业化建设方面。聚焦制造业振兴升级主攻方向，制定出台推进新型工业化行动方案（2024-2030年），扎实推进“两重”“两新”工作，持续改造升级产业，加快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序布局未来产业。千兆城市建设稳步推进，半导体、信创等数字核心产业加快发展，认定第二批省级数字经济示范园区和省级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推动智慧城市数字底座、产业链工业互联网、医疗影像、气象数据服务等行业云平台建设，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7]。布局推进71个工业类开发区的建设，开发区“三化三制”改革不断深化。着力提升16条省级重点产业链的市场竞争力，梯度培育“链主+链核+ 专精特新”企业。重点培育18个省级特色专业镇，成功举办山西特色专业镇投资贸易博览会。打造79个山西精品，一批新产品走向全国、享誉全球。

三是绿色低碳转型方面。继续创新体制机制，纵深推进山西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建设工作，抢抓低碳机遇，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统筹推进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启动实施全省煤矿“四个一批”分类处置措施，推动煤电机组“三改联动”，大力发展新能源、清洁能源和新型储能，新型能源体系正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在“十四五”前三年中，山西省能耗强度累计下降10.9%，降幅远超全国7.3%的平均水平。山西地下采煤全面实现机械化，智能化开采占比达54%，煤炭先进产能占比由2019年的68%提升至2024年的82%。新能源

和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46.4%，外送绿电位居全国第一位。2023年12月，山西电力现货市场成为国内首个正式运行的电力现货市场，为全国其他省份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示范效应，也同时出台全国首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工作的省级地方性法规，为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提供了法律保障。实施“两山”绿化，开展“七河”治理，加强“五湖”保护，打好“一泓清水入黄河”等污染防治攻坚战。

四是营商环境优化方面。积极探索“一枚印章管审批”等综合改革，推动14项高频事项纳入“高效办成一件事”，全国首创“惠商保”金融惠企项目， 经营主体对山西营商环境的满意度不断提升。加快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在全国率先制定发布不公平格式条款指引清单。着力提升航空口岸、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开放能级，太原临空经济区加快建设。组织赴京津冀等地学习考察，对接落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为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进一步拓展，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优化内陆口岸各项服务，支持外贸龙头企业稳定拓展中间品贸易，不断扩大优势产品出口，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主要业务覆盖率保持100%。制度型开放稳步推进。

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山西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给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诸多困难和挑战。从外部冲击看， 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深层次、加速度演进，“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科技铁幕”甚嚣尘上，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全国统一大市场尚不健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高效配置仍存在不少堵点难点。特别是在全国百舸争流的科技竞争中，压力日益凸显。从内部条件看，山西正处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窗口期，高标准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较为突出，经济发展过多依赖煤炭产业、过多倚重煤炭价格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基础研究仍然薄弱，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生产和生活体系向绿色低碳转型的压力不断加大，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痛，制约着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和升级发展。

总的来看，这些都是发展中、转型中的困难和挑战，要直面问题、抢抓机遇，切实把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部署落到实处，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山西实践注入强大动能。

三、山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总体思路和实践路径

深刻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战略牵引作用，紧紧围绕中央赋予山西的重大使命任务，坚持从省情实际出发，统筹谋划、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加快培育和发展各行业各地区新质生产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生产力水平实现更大突破，推动经济发展尽快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一）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深度融合中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8]。传统产业的深度变革催生新质生产力的萌发，主导产业的持续迭代促进新质生产力的突破，未来产业的前瞻培育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潮头。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一方面，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创新链，在供应链、生产链、价值链等各环节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集聚创新力量，“链”上发力，提高生产效率，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动能；另一方面，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产业链，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中，深度变革和优化产业生态，既要洞察技术趋势，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更要提升关键基础能力，锻造中国特色的硬核支柱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全面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二）在推动体制机制持续深化改革中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客观上会形成新型生产关系，而主动健全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又会反作用于生产力，使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9]，不断形成正反馈。必须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政府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孵化关键领域新技术、重塑经济增长新引擎、创造产业体系新价值，为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奠定生产力基础和制度保障。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处理好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创新活力和稳定有序、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等重大关系，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教育科技人才培养以及城乡融合发展等领域的改革开放水平，才能顺利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断点”，畅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血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山西经济社会的全面高质量发展。

（三）在推动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中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提出的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重大要求，坚持以开放促改革，建设更高水平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极对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以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引领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主动对接适应当前数字经济和全球化发展的国际高标准贸易与投资规则，处理好山西特色与国际规则之间的关系。深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体制改革，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更加积极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10]。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消费新场景，培育外贸新动能。持续推进申建自贸区工作。完善参与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

（四）在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中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以更少的能源消耗、更低的资源损耗、更优的碳排放效率来实现更高质量的价值创造，新质生产力的底色也正是绿色发展理念。山西地处黄河中游，是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最脆弱、结构性矛盾最突出的地区之一， 因此也是支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华北地区重要绿色生态屏障，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肩负重大使命，更要切实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含绿量”。以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为牵引，统筹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和城乡建设发展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提高清洁能源比重，提高能耗和排放技术标准，降低单位GDP资源能源消耗，减少污染和碳排放，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绿色健康生活方式。

（五）在推动各类先进要素顺畅流动中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是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前提。通过不断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促进先进优质生产要素顺畅流动，进而加快变革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以促进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数据等新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向集聚，不断将新质生产力中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进行优化组合，不断催生新技术、孕育新产业、转换新动能，进而持续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有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终形成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四、山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对策建议

遵循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构建体现山西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改革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保障。

（一）着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必须要使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成为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根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制度设计为牵引，以研发创新和成果转化为重点，加强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项目、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统筹，充分发挥科技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一是做好科技创新的顶层设计。牢牢把握抓战略、抓改革、抓规划、抓服务的定位要求，推动建立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科研组织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在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产业应用、政策保障等方面系统部署，凝聚起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强大合力。二是加大科研投入强度。2023年，山西累计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298.2亿元，比上年增加24.5亿元，增长9%，但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R&D 经费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为1.16%，尽管相比上年度已有显著提高，但与全国相比，仅为平均水平的43.8%，在31个省（区、市）中排名第24位。要建立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性支持相结合的多元化科技创新鼓励机制，探索设立创新创业基金、基础研究专项奖，及减税降费、金融扶持、鼓励社会捐赠等多种方式集聚全社会资本力量投入科技创新和基础研究领域，不断提升山西省的原始创新能力。三是协同构建高效能技术创新体系。通过搭建平台，促使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各类科技力量战略协同。用好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晋创谷”等创新平台，推动能源、现代煤化工、先进制造、生物医药、节能环保和有机旱作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四是围绕产业链促进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以科技领军企业为核心，打通制约深度融合的痛点、堵点、难点，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互为循环、互为促进的巨大系统效应[11]。探索加快推进创新产品中试的新机制，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打造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加快布局建设高等研究院，加大前沿科技成果、先进科研设备、专业科研人才等高校科技资源向企业开放的力度，使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能够快速跨越从科研理论到产业应用的鸿沟。

（二）着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构建体现山西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

系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创新，载体是产业，其形成和发展离不开现代化产业

体系作为支撑。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把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构建起产业统筹发展、数实深度融合、服务提质增效、基础设施健全的的现代化产业

体系。一是统筹产业发展。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方向，强化国家标准对煤焦冶电等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引领作用，加快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改造步伐。以应用场景为牵引，完善推动信创、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治理体系，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生态化发展。以未来智造、未来能源、未来材料等领域为重点，加强未来产业前瞻谋划和政策引导，鼓励多条技术路线并行探索、同台竞争，探索建立包容审慎的新技术、新产业监管体系。二是推动数实深度融合。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加快工业“智改数转”，支持企业围绕典型场景实施软硬件一体化改造，培育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半导体、信创、智能终端等数字核心产业集群。引导企业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尽快引导实体经济实现平台化、数字化、生态化和智能化。完善数字经济统计监测体系，提升数据安全治理监管能力。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推动算力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加快融入国家一体化算力体系。三是推动服务业质效提升。加快服务业品质化、数字化、融合化发展步伐， 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能源产业深度融合。开展健全加快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发展机制。全省服务业生产指数编制试点，推进国家级现代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建设。四是加快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健全制度规则标准体系，深化新型基础设施应用融合。支持太原建设国家综合货运枢纽，支持发展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发展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打造通航示范省和太原临空经济区。

（三）着力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加快形成新型生产关系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加快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既要深刻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也要深刻把握改革和开放的内在统一性。一是完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12]，落实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做优做强，探索国有经济增加值分类核算、分类考核。完善民营经济参与重大战略体制机制，切实抓好民营经济促进法出台后的贯彻落实，建立助企纾困长效工作机制。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断夯实市场准入、产权保护、信息披露、信用监管等维护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础保障。二是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大领域一体改革。建立与山西科创环境相适应的学科动态调整机制、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多学科交叉、多学校协同机制。为科研类事业单位松绑减负，探索施行比一般事业单位更灵活的管理激励制度或企业化管理，鼓励相

关科研人员专注于科学技术研究与探索。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开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加快培养造就创新型人才队伍。三是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完善山西中部城市群协调发展机制，支持太原建设国家区域中心城市、推动建设中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积极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新型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不仅是发挥新质生产力作用的物质基础，农业转移人口加速市民化也能够释放巨大内需潜力。同时积极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推进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整省试点。四是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完善全省对外开放“1+N”政策体系，在制造业领域全面取消外资准入的限制性措施，在数字产品上稳妥有序地扩大市场准入，在中间品贸易、跨境电商等新贸易增长点全面推进贸易负面清单实施。

（四）着力促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加快推动形成绿色生产力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绿色转型的要求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切实破解影响高水平保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痛点难点堵点，以高水平保护培育绿色生产力、支撑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山西。一是完善政策体系。以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和资源高效利用为目标，一体化完善相关的财政、税收、投融资、技术标准、价格管理等政策，加快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完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优化政府绿色采购政策。二是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全面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减污降碳协同创新，促进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应用，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立绿色供应链，推动绿色低碳科技自立自强，探索有利于绿色低碳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商业模式。三是加快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多管齐下对传统产业进行绿色低碳改造，推动废弃物循环利用产业的发展，加快培育绿色低碳企业。稳妥推进能源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前提下，循序渐进降低传统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提高能源输送与存储效率，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推进交通运输绿色转型，搭建全省统一的智能化、数字化交通管理平台，建设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形成绿色高效的运输结构。同时，加快城乡建设发展绿色转型，在城乡的规划、建设、治理各环节全面落实绿色转型要求。四是稳步推进碳达峰山西行动。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推动碳达峰试点和气候投融资试点建设[13]。构建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积极参与全

国碳市场建设。

（五）着力使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

率

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进一步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流通体制、

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等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促进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整体跃升。一是促进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评价、流动的工作机制。进一步畅通企业、社会组织人员进入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渠道。二是更好发挥资本赋能作用。健全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全生命周期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鼓励天使投资、创业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技术制造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等企业发展壮大。三是完善土地管理政策。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盘活存量土地资源，统筹城镇建设用地的总量、结构、布局，优先保障符合新质生产力要求的主导产业、重大项目合理用地需求。四是深化技术要素市场化改革。深化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扩大高校院所科技成果管理自主权。积极融入全国技术交易网络，建设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技术综合服务体系，重点培育一批市场化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五是有序开发利用数据要素。加快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适度超前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完善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制度规则，建立健全支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

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法治建设：实践探索与路径创新

黔西南州委党校黄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更好地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法治建设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把法治建设贯穿乡村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各个层面，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新征程上，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法治发展，良好的法治环境能够推动乡村经济社会有序健康发展，乡村法治建设是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内容。

一、乡村法治建设对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2]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是乡村治理的根本保障，法治在提高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内在要求。加快推进乡村法治建设，加强法律在保障农民利益、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保障依法治村，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一）乡村法治建设为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包含经济增长的效率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发展的可持续性增强等多方面。要推动我国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保驾护航。乡村法治建设能有效规范乡村市场秩序，保护农民和各类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 促进农村资源优化配置，法治建设从不同方面为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推动力量。加强乡村法治建设可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稳固的法治基础， 能有效激发乡村经济创新性发展潜能，推动乡村产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二）乡村法治建设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效能提供重要支撑

乡村法治建设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治理基础建设的重要内容。法治建设能够规范乡村治理行为，确保乡村治理活动在法律范围内运行，避免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的发生。法治建设能有效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基层人员依法执政和行政的素质，显著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同时，法治建设还能增强乡村治理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提升乡村社会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推动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在全面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要有效化解乡村各种矛盾纠纷，关键是加强农村社会法治体系的构建，为乡村和

谐稳定和长远发展筑牢坚实的法治屏障。

（三）乡村法治建设为维护农民权益提供法治保障

法治是维护公平正义的重要利器，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为社会公平正义筑牢坚实的防线，保障农民权益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要求。乡村法治建设能有效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让农民能够放心投入农业生产和经营；依法规范农业市场秩序，保障农产品公平交易和农业产业健康有序发展；运用法律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等。通过健全法律制度、执法监督等一系列有力举措，全方位保障农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推动乡村社会在法治轨道上稳步前行，为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现注入强劲的法治动力。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法治建设现状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中，乡村法治建设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动乡村振兴具有护航作用，承载着时代赋予的重要历史使命。近年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我国乡村法治建设已取得很大的成效，但也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乡村法治建设取得的成效

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部署，农业农村部协同多部门统筹推进乡村法治建设工作，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成为规范、引领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稳步实施的法治指引。

1.政策法规不断完善。随着乡村振兴的不断推进，国家高度重视乡村的法治建设，出台了《关于加强法治建设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县法治建设的意见》《乡村振兴促进法》等，在国家政策法规的引领下，各地结合实际出台了《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对乡村振兴工作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对《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粮食安全保障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等法律进行修订完善，使其更符合乡村实际发展的需要；严格清理规范性文件与法律规定不相适应的内容，加强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等，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法治基础。

2.普法宣传开展有力。为切实提升乡村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各地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的工作要求，持续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通过法治讲座，法治进社区、送法下乡、新时代的枫桥经验等开展法治宣传。通过一系列扎实有效的举措，显著增强基层干部及村民的法律知识，有效提升他们的法

治意识，为乡村振兴营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

3.法律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为深入推进乡村法治建设，各地持续健全法律体系，积极探索创新基层法律服务模式。目前，普遍建立了村居法律顾问制度， 为基层群众提供专业、便捷的法律咨询、法律服务平台，切实解决基层群众在法律服务方面的困惑与难题。在矛盾化解方面，各地不断强化调解工作的力度与实效，加强调解工作，实行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等有机联动，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充分发挥不同调解工作的特点及优势，将大量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维护了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乡村法治建设面临的挑战

乡村法治建设是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保障，我国在乡村振兴的推进中，尽管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1.法律法规制度不完善。随着乡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现有的乡村法律法规不能满足乡村发展的现实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市场秩序不规范。制假售假的现象时有发生，不仅扰乱了市场环境，还直接侵害了村民的利益。二是文化遗产法规不健全。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化与商业化冲击，我国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巨大挑战，有的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受破坏，不能得到有力的保护。三是乡村人才、生态、土地法规制度不完善。人才法规制度欠缺，制约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乡村生态制度不完善，许多乡村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制约宜居环境的建设；农村土地制度不完善，自留山、自留地、宅基地没有进行确权登记，导致农村争夺土地纠纷不断，给基层干部治理带来很大的挑战。四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地位不明确，组织机构不健全、运行机制不完善，使得壮大集体经济面临困境。

2.执法水平有待提升。在乡村治理的实践中，部分乡村干部法治观念淡薄，执法不够严格。一是行政执法存在不规范现象。未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尤其是在处理重大执法工作时，常常凭主观臆断处理，未按照法定程序落实听证制度，严重违背了执法的规范性与公正性的原则。二是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素养有待提高。由于部分执法人员法律知识储备不足，在实际执法时缺乏严谨性与专业性，执法公信力较低，不仅损害了基层群众对执法工作的信任，也极大地影响法治政府的形象与权威。三是执法监督机制尚不完善。目前，执法监督

缺乏明确规范的监督程序，使得监督工作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对监督结果的重视程度不够，整改落实不到位的情况时有发生；监督方式相对单一，主要集中在事后监督，而事前事中监督较为薄弱；监督工作侧重于实体结果，对程序合法性的监督相对不足；监督主体职责不清，存在多元监督的情况，影响着执法水平的提升。

3.基层群众法治观念不强。当前，基层群众存在法治观念淡薄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普法宣传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有待提升。部分基层地区的普法方式较为单一，仅局限于印发宣传手册，与村民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交流。这使得村民对于普法所涉及的法律制度、规范以及原则等法治理念和知识的认知、理解和重视程度普遍较低，参与普法活动的积极性不高，导致他们的法治观念难以有效地培养，进而对乡村地区的法治建设和社会稳定产生了不利影响。二是法律在基层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不足。一方面，部分村民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对法律知识的掌握和了解有限。在刑事领域，村民对于盗窃、抢劫、放火等常见犯罪行为有较高的认知，明白这些行为会触犯刑律并受到刑事处罚。然而，对于偷越国境、侵占他人财物、非法采矿等违法犯罪的行为，他们的认识较为欠缺，甚至错误地认为这些行为一般只会受到轻微处罚，如罚款、拘留等，没有充分认识到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导致部分乡村地区的犯罪案件较多，且有从众心理，部分村民认为“法不责众”。另一方面，在民事领域， 许多村民法律意识淡薄，既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未能切实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导致乡村合同纠纷日益增多。这种情况使得企业在乡村投资经营时缺乏安全感，对涉足乡村相关产业顾虑重重。三是乡村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存在短板。当前，乡村文化阵地建设存在形式主义的倾向。部分基层地区在开展法治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仅仅在特定的场所宣传法律的规定，未充分利用各种设施和场合进行法治文化建设，缺乏针对性和时效性。同时，未能充分考虑到受众群体的实际需求和接受能力，只是机械地传达法律条文，难以真正激发群众对法律的兴趣，无法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导致乡村法治文化难以有效形成。

4.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不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政府公共职能的重要 组成部分，作为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具有保障性、基础性和服务性的重要工作，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尽管基层政府持续积极推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但目前依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基层公共法律服务的覆盖

范围存在不均衡现象。尤其是一些边远地区的群众获取法律服务面临诸多困难， 难以享受到与其他地区同等质量和便捷程度的法律服务。二是基层法律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由于公共法律服务提供的费用较低，部分法律服务人员为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把精力投入到能够收取较高费用的案件当中，导致公共法律服务的质量难以有效保障，无法充分满足群众的实际需求。三是乡村公共法律服务机制尚不完善。目前，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在监管方面明显不足，监管力度不够，监管手段有限等问题较为突出，难以对法律服务的全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法治建设的实践路径

乡村法治建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和前提，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力保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法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综合施策，系统集成。要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必须深入探索并不断完善乡村法治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一）完善乡村法律法规制度

完善的乡村法律法规制度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加强农村社会治理、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保障农民权益的基石。完善乡村领域法律，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对在乡村振兴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进行立法，并确保法律得到有效实施。

1.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制售假行为的刑事立

法，降低刑事立法标准，提高刑事打击力度，例如，对于制售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等严重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采取罚款与限制人身自由等重要法律举措，提高量刑标准，利用刑律进行严厉打击，防止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等流入市场；针对地理标志农产品、名特优新农产品、驰名商标农产品进行重点立法保护，用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农产品的市场，让假冒农产品付出沉重代价，实现农产品优质优价，保障农民的收益，实现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2.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立法。对民间文化、节庆文化等进行立法保护，对于非遗文化的传承人，立法保护其知识产权，保障其合法权益，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确保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发挥村规民约的积极作用，通过地方立法对村规民约的内容进行细化，强化村民在非遗文化方面的责任与义务， 如对村里手工艺品制作技艺非遗文化的保护措施，对积极参与非遗传承活动、培养出优秀传承人的家庭给予一定的表彰或奖励，建立奖惩机制，推动非遗文

化的传承与发展。

3.完善人才、环境、土地法规制度。修订《乡村振兴促进法》《乡村振兴促进条例》中关于人才方面的立法，把乡村振兴中实践证明有效、可复制的人才制度成果上升为法律法规，如到基层一线任教人员超2年，经基层教育主管部门考核为优秀的，符合基本晋升的条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晋升上一级岗位， 强化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为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乡村人才提供法治保障。加强环境治理制度的立法工作，降低破坏农村环境的刑事犯罪门槛，如非法采矿、倾倒污染物等，对农村环境破坏极大，影响极坏，通过重拳出击，有效整治农村环境，确保农村生态宜居。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修改完善《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对自留山、自留地、宅基地进行登记确权，明确四至界限，确定产权，助力乡村振兴。

4.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确认成员规则，成员的权利和义务，规范集体经济的收益管理和分配法律制度，为壮大集体经济保驾护航。

（二）提高基层干部依法执政的能力

基层干部依法履职能力高低关系着基层治理的规范化、法治化水平，对基层治理的质效至关重要，不仅影响着各项政策在基层的精准落实，还关乎基层群众的切身利益，决定着基层社会能否稳定有序、和谐发展。

1.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一是加强程序培训。定期组织乡村干部参加行政执法程序的专项培训，邀请法律专家或资深执法人员讲授，详细讲解执法程序的各个环节和要求，通过案例分析、模拟执法等方式，强化对法定程序的理解和运用，尤其针对重大执法工作的听证等关键程序进行重点培训。二是建立执法流程标准。制定统一、详细的乡村行政执法工作流程标准，明确各环节的操作规范和责任主体，要求干部严格按照标准执行，确保执法工作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对违反程序的行为制定明确的处罚措施，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三是强化执法审核。建立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在作重大执法决定前，由法律专业人员对执法的合法性进行审核，重点审核执法程序是否合规、证据是否充分、适用法律是否准确等，审核通过后方可作决定。

2.提升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素养。一是开展系统法律学习。制定全面的法律 学习计划，组织执法人员系统学习与乡村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鼓励执法人员参加法律专业培训课程、研讨会等，拓宽法律知识面，

提升法律素养。二是建立学习激励机制。设立学习奖励制度，对在法律学习和考试中表现优秀的执法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如颁发荣誉证书、给予物质奖励等。将法律学习情况纳入绩效考核，与个人晋升、评优等挂钩，激发执法人员学习法律的积极性。三是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开展执法人员职业道德培训，强化其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公正意识，使其认识到执法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 自觉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公信力。

3.完善执法监督机制。一是明确监督程序。制定详细、可操作的执法监督程序规范，明确监督的启动条件、实施步骤、结果处理等环节，减少监督的随意性。建立监督工作台账，对监督过程和结果进行记录，确保监督工作有迹可循。二是强化结果运用。建立健全监督结果整改落实机制，对监督发现的问题， 及时向相关部门和人员反馈，并要求限期整改。加强对整改情况的跟踪检查， 确保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对整改不力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严肃问责，提高对监督结果的重视程度。三是丰富监督方式。建立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督体系， 加强事前的执法合法性审查，对执法依据、执法主体、执法权限等进行审核； 强化事中的现场监督，通过执法记录仪、视频监控等手段，实时监督执法过程； 完善事后的案件评查和群众投诉举报处理机制，及时发现和纠正执法问题。四是平衡监督重点。在注重执法实体结果监督的同时，加强对执法程序合法性的监督，确保执法工作既合法又合理。制定程序合法性监督的具体标准和方法， 对执法程序的各个环节进行全面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程序违法问题。五是厘清监督职责。明确各监督主体的职责和权限，避免多元监督带来的职责不清问题。建立监督主体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沟通协作，形成监督合力，提高监督效能。

（三）注重提高村民的法治意识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法治乡村建设，增强农民法律意识”[3]。村民的法律意识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是法律得以有效实施的有力保障，增强村民的法律意识为法治国家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1.提高普法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在对村民进行普法的过程中，不仅要普及法律知识，更要提高法律意识，针对村民文化水平低，采取情景短剧、戏曲说唱、短视频等方式增强普法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2.树立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用典型案件进行警醒教育，提高村民对违法危害性的认识，特别是针对当地易发多发的案件，不断强化惩处力度，有效

遏制违法的发生，提高村民的法律意识。

3.推动农村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法治文化对于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 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对与农民有关的法律法规进行重点普及，如对土地承包、婚姻家庭、赡养继承等。一要充分利用乡村的公共文化设施，推动法治广场、长廊、院坝等农村文化阵地建设；二要运用好重大的法治宣传活动，如宪法宣传日、宣传周、知识产权宣传周等重大的法治宣传活动；三要利用各类集市、庙会、农贸市场开展法治宣传。

（四）构建完备的乡村法律服务体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4]，有助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涉及行政司法各项业务的顶层设计，通过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为基层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

1.健全覆盖全业务全时空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完善线上线下联动法律服务体系。围绕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工作便捷、高效的要求，充分发挥乡镇司法所与乡镇公共法律服务站化解矛盾纠纷、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等服务功能。统筹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律师调解、司法公证、司法鉴定等法律服务，为乡村群众提供“一站式”法律服务，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法律服务需求。

2.提升基层法律服务供给质量。各级财政部门要把公共法律服务的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确保专款专用，加大对基层法律服务的投入力度，以

吸引更多的高水平的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到基层法治建设中来，进而提升基层法治服务水平，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同时，要突出对法律服务人员的政治引领，提升他们的服务意识，鼓励他们积极争做人民满意的法律服务工作者。

3.健全基层法律服务监管机制。从案件审批、服务流程、服务标准、服务效果等多个环节入手，实施有力监管，确保监督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把公共法律服务纳入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的考核体系，科学建立法律服务机构及人员考核指标；对于服务质量高、群众满意度好的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和荣誉表彰，以激励他们进一步提升服务意识和专业水平；同时，充分借助各类媒体平台，广泛宣传优质的公共法律服务案例和先进典型， 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和社会评价作用，推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质效不断提升。

总之，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要以乡村法治构建为重要抓手，完善乡村法律法规制度，提升基层干部依法履职能力，增强村民的法律意识，构建完备的乡村法律服务体系，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发展保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泸州市委党校韩芳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从思想观念、生产生活、社会交往等各个具体的、细微的方面去落实和推进，因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基层社会治理具有紧密的联系，基层社会治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后一公里”。一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建立顺畅的体制机制，广泛的参与和交往，从而促进社会和谐有序，民族团结，这些也是基层社会治理所涵盖的内容要求，所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有助于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从思想意识、社会心理等层面凝聚共识、聚合人心，汇集力量。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增强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社会认同，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反过来也有助于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简述

（一）“共同体”理论

关于“共同体”的概念和定义，“在马克思看来，所谓共同体就是人们的群体结合方式或称为集体存在方式或组织形式，而无论它以实体还是关系表现出来，无论它以什么样的形态存在，也无论它的规模的大或小，也无论它处于何种发展阶段，这些通通都无妨。”①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内涵深厚，伴随着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而得到探索和阐发，因而马克思关于共同体的研究和论述散布在他的各个著作之中。从内容来看，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主要包括“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抽象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等。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为我们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等一系列的共同体范畴提供了理论渊源和依据。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对于“共同体”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对家庭关系、亲属关系、邻里关系这种原生的血缘性和地缘性“小共同体”的描述。通过追溯共同体理论的发展历程和丰富内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需要研究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而且也需要对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小共同体”进行研究。②基于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和费孝通等人的研究，我们可以理解和认

知“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就是指人的群体结合方式或者集体组织形式。

（二）共同体意识

共同体内涵的精神实质是公共精神，包括了独立人格精神、社会公德意识和责任意识、自制自律的行为规范以及良善的情感等价值理念。总而言之，公共精神是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这是一种同质性的价值指向，这种价值指向使共同体的成员在长期的、稳定的共同生活中形成共同的心理认同感、归属感，以及自我身份的确立。③在马克思看来，不同形式的共同体影响了其组成成员个人的不同发展状态。“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幻抽象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分别对应着人的发展的三大阶段，即人对人的依赖、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④因此，“共同体意识”是人们在长期共同体生活过程中所逐渐培育和形成的一种公共精神，以及由此产生的“共同体”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且，“共同体意识”内含“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重视保障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指以中国为主要区域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联系、稳定经济活动特征和心理素质的民族综合体。⑤“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客观实体或客观存在，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思想层面的意识，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秉持共同价值规范与能动维护意愿的复兴凝聚心态。⑥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包含六种意识：即“国情家底意识”“历史主流意识”“政治法治意识”“团结合作意识”“共同发展意识”“共建共享意识”。

⑦也有学者从民族精神、国家认同等角度来考察，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包括政治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治理有效认同与社会认同等等。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和凝聚力建设，其关键在于要靠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双向铸牢。⑨从制度基础、物质基础、思想基础、社会基础、法治基础等多方面探索铸牢路径。⑩在具体操作层面，应从政治、经济、思想、社会、法治、心理等六方面发力，通过系统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推进形成各民族

成员自觉的心理认同。⑪客观上，应着眼于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相结合、民族

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改善民生与凝聚民心相结合，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更加牢固。①

总的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从多个方面，多种层次来推进， 涵盖了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协同并进。宏观层

面，需要从国家制度、政治、法律等方面着手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观层面，则是从区域共同体、民族政策、社会建设等方面推进；微观层面，则主要指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性。

（四）社会治理共同体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②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源头是共同体理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共同体理论在实践操作层面的体现和运用，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式和目标。培育共同体意识对于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至关重要， 同时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在理论逻辑、价值理念和实践路径上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同构性，因而培育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对于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基层治理共同体的互嵌

（一）由下至上：在基层治理中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维护社会稳定

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是川南最大的少数民族散杂居县，近年来在实践中探索出的“摩尼法庭”和“石榴籽”调解室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成效。“摩尼法庭” 主要是通过组建专业的办案团队共和任命少数民族人民陪审员，有效解决了因语言、风俗习惯等因素造成的办案困难问题。同时，在民族地区创新设立“石榴籽”调解工作室，聘请当地有声望的少数民族人士、乡贤担任“石榴籽”调解员，配合县委统战部，联系法官和乡（镇）村（社区）三级干部，共同预防和化解辖区内的矛盾纠纷。组建专业团队、任命少数民族人民陪审员、聘请当地代表人士参与纠纷调解等措施，不仅能够有效化解因民族因素不同所带来的交流沟通障碍，还有力地促进了各族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加强了彼此之间的有效沟通，有利于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加强思想引领

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的“摩尼法庭”和“石榴籽”工作室，在工作实践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思想引领。一是法治思想引领，在民族聚居区设立巡回审判点和法官工作站，“石榴籽”调解员配合法官和办案团队不定期到案发地开展案件巡回审判，让审判走进田间地头、农家院落。同时邀请当地各族群众参与旁听，通过以案释法、以案说法，实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宣传一方。

二是阵地示范引领，在各行业各单位分别建立家庭医生工作室、心理辅导室、结对共建联络服务站等阵地，发挥统战成员的力量，参与所在领域和结对共建村（社区）矛盾和纠纷的化解。三是借力融媒体宣传，通过“掌上叙永”和“叙永法院”等微信公众号，开设“石榴籽”调解宣传专栏。在微信群、QQQ等平台积极推送典型案例，借助“石榴籽”调解员、村社干部在“当家人群”转发宣传，让更多群众在案例中增强守法意识，崇尚善良风俗，树立睦邻友好、守望相助的共同体意识。

3.优化法治服务

一是服务群众法治诉讼需求，通过组建专门队伍，在村（社区）设置诉讼服务点，开展双语审判，实现全域服务，包括定期上门立案和网上立案两种主要方式，解决当地各族群众的法治诉讼需求。二是加强风险预判，组织“石榴籽”调解员配合乡镇、村（社区）干部对辖区内的重点人员和纠纷诉求等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建档立卡，实行网格化包保联系和动态跟踪。三是处理来访释疑，及时解答群众的问题。四是统筹安排村（社区）干部和“石榴籽”调解员力量，轮流在“石榴籽”调解工作室值班值守，接待群众来访。五是授权委托调解，摩尼法庭委托各村“石榴籽”调解工作室对诉讼案件进行调解处理，任命少数民族人士担任陪审员，把法理和情理结合，把少数民族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一线。六是服务民生促发展，主要是妥善审理涉脱贫攻坚、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乡村产业发展类案件，助力乡村振兴。七是服务文化需求，在“摩尼法庭”、“石榴籽”调解室、乡村文化室等场所内外以装饰符合当地苗族、彝族同胞审美习惯的色彩、花纹、壁画、图腾等，增加少数民族群众的亲近感、认同感。八是将党建文化、法治文化、民族文化充分融合，以党建文化墙、浮雕等形式展示党的光辉历程、方针政策。九是积极参与组织火把节、苗场节等民族节日活动，满足各族群众的文化需求。

（二）自上而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领基层社会治理

1.增强国家——民族认同

在散杂居地区，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纠纷化解、民族矛盾解决、公共安全、社会稳定等都要建立在各族群众对国家政治、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等的认同之上，因此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整合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之间的差异，建构统一的国家——民族共同体。促进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群体认同的统一融合，不仅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也有助于在民族地区构建社

会生活共同体，从而使生活在同一地域的人们形成共同的社会认同和归属感， 并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促进守望相助，有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2.增强民族文化认同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是各族人民在千百年来不断地交流交往交融过程中形成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叙永县“摩尼法庭”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运用，是对少数民族文化尊重、认同的一种体现， 他们共收集、整理、认定出不违反法律法规、符合公序良俗的少数民族习惯法六章五十八条。在依法审理或调解矛盾纠纷案件时，通过结合少数民族文化习俗，参考少数民族地区习惯法，更贴近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照顾了民族感情， 因而更容易为少数民族群众所接受，进而促成了矛盾纠纷的化解。民族文化的彼此尊重和认同，是促进矛盾纠纷化解的前提，也是促进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的重要基础。

3.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四川省西南地区针对当地散杂居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促进民族交流发展的措施办法，以“农民文化理事会”为代表，引领乡村文化活动的开展，激发了当地群众自主传承、保护、发展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积极性。该地各村以农民文化理事会分会的组织形式，定期轮流举办民族传统节庆活动，以脱贫攻坚、传统习俗、产业发展等各类文化主题促进了不同村、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社会交往，形成了良好的活动氛围。通过交往交流， 各族群众间的联系因素增多，逐渐形成相互嵌入式的居住格局，也促进了民族交融，培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以培育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创新社会治理机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1．多方参与，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衍生，也是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环节。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就是在全局性的社会建设事业中， 以及与各族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中，调动全体人民参与治理、凝聚力量。通过建立顺畅的体制机制，广泛的参与和交往，不断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

系，满足人们的民生需求、文化需求、情感需求等，从而促进社会和谐有序， 民族团结，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三治结合”，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三治结合”治理体系是一个综合性、统一性的系统，在这个系统框架之内，运用现代科技、互联网信息技术等创新手段，探索更多适合当地情况的治理措施，不断提升社会治理能力。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也是基层治理创新的基本路径，通过自治加强各族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 提升社会归属感；通过法治保障民族地区依法治理，提升各族群众的法治意识， 维护社会稳定团结；通过德治以柔性方式，化解矛盾纠纷，促进民族文化认同， 加强地方民族事务治理，保障各族人民共建共治共享，是以治理方式创新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凝聚认同，培育公共精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从思想意识、社会心理等层面凝聚共识、聚合人心，汇集力量，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增强人民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社会认同以及共同体所带来的归属感，从而塑造人民群众的公共精神， 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促进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途径。公共精神的培养和运用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标志，通过加强公共精神、共同体意识的培养来提升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同时加强法治教育宣传，组织开展法律知识学习、政策宣传等培训活动，学习当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提升其参与治理的能力与水平。

（二）加强思想文化宣传，营造社会生活共同体氛围

1.加强思想文化宣传

思想工作和文化宣传是潜移默化的，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必须以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主线，尊重并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 巩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文化格局，建设各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通过促进文化认同增进各族群众的国家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立情感纽带； 完善社区居民公约和村规民约，引导群众遵纪守法，尊重公序良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营造生活共同体氛围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培育文化认同，要从群众的日常生活场域入手，从身边小事做起，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社区（村社）公共文化服务之中，

通过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内容，让各族群众“看得见”“听得见”“记得住”“说得出”，注重组织、参与、支持各族群众开展传统节庆活动，为民族传统文化的展示和交流做好服务，搭好舞台。注重民族文化的区域协同发展， 正确认识民族文化的价值，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移风易俗，破除落后习俗，创新传统民族文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充分运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传播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史文化， 彰显各族人民团结合作，营造社会生活共同体氛围，推动铸牢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

五、结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项复杂而重要的历史任务，需要从国家制度、政策、法律等宏观层面做好顶层设计，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等不同领域共同推进。同时，也需要重视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微观层面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重培育居民的共同体意识和公共精神，以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实践层面，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鼓励引导各族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培育各族群众的社会治理主体意识。强化思想文化宣传，促进民族文化交流，增进文化认同，构建和谐地域关系，提高基层应对风险和挑战的能力。并通过以上形式，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共同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格局。

党建引领大学生创新创业就业的实践探索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马英敏

以党建引领推进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既能为院校发展提供良好的理论支撑和实践经验，也可以为创新人才质量提升提供更加完善的保障。基于此，针对大学生创新创业就业实践路径与机制，结合已有的数据案例，进一步探索在党建引领下，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可实施性与取得的成果，为后续创新创业建设与党建引领密切结合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

一、大学生创新创业就业现状

随着素质教育与创新创业政策的普及，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精神、有效提升院校人才培养质量是必然趋势。截至目前，多地已积极落实将大学生创新创业发展融入院校课程，并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了良好的孵化环境。其中，校企联合、创新项目部等的成立进一步为大学生创新创业发展提供了地方扶持与资源共享。当前，大学生创新创业就业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其中党建与业务契合度不够，很多项目存在持续造血能力不足，主要体现在基层党组织服务功能薄弱、产教融合度不足、金融支持体系不完善等。

二、党建引领下大学生创新创业就业发展机制

创新创业教学发展多级联动创新效果明显。第一院校成立以学院党政负责人为首的创新创业工作领导小组，为创新创业工作教育模式、重点建设方向以及总体规划指导提出明确的方向。在此基础上，学院在项目教学中心增设创新创业部，统筹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完善工作室、师资队伍的配置，并在学校党委领导下形成三级组织框架，从纵向、横向完善已有的工作体系，并利用基层党支部专业教研室进一步深入了解创新创业教育形式，为创新创业工作指明方向。对学生而言，在创新创业工作发展中通过与他人团结协作，能更加明确个人、团队以及市场发展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院校与企业联合发展的联动下， 能进一步为学生的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的物质支撑和环境支撑，确保学生在开展创新创业过程中能够收获经验。同时，高校党组织通过“双带头人”培育工程， 构建起“党委领导—支部推动—党员示范”的三级联动体系。党建引领下的组织架构创新，实现了党建工作与创新创业教育的深度耦合，使党的政治优势有效转化为创新驱动势能。

三、大学生创新创业就业的实践举措

完善管理机制，强化创新创业工作保障。大学生创新创业就业发展是“五

位一体”的闭环机制，从计划、动员、执行到保障和评估，形成了具有院校鲜明特色且管理机制明确的工作路径。其中，党建引领创新创业工作能够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及组织优势，加强院校对创新创业工作整体布局的谋划引导， 制定完善的实施方案与工作计划，促使党建引领创新创业项目能够具体落实。通过主题党日等多种方式，进一步宣传创新创业就业的政策发展，并在院校内树立典型，进一步抓好大学生在创新创业方面的学习落实以及项目推广。在此基础上，通过创新创业任务、创新创业赛事等进一步推进创新创业工作的开展， 不仅在日常管理中要制定监督机制，还要落实创新创业工作机制，确保符合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发展需求，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

在机制的推动下，可以结合校内外以及线上线下等多种资源，进一步利用创新创业竞赛以及专业竞赛进行资源融合，实现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为创新创业教育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和物质保障。同时，通过设置不同节点的计划和竞赛，为大学生树立创新创业就业实践探索的典型案例，为后续院校开展党建引领大学生创新创业就业建设提供管理机制，进一步强化创新创业工作的保障。

加强院校保障，完善双重教育体系。党建引领下，大学生创新创业发展需要强有力的路径保障。一方面，加强院校保障，确保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发展有足够的支撑，可以从经费管理机制、师资配置等方面进行多元化的投入，并结合党建引领以及新时代创新创业人才需求，为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奠定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加强院校在软硬实力方面的投入，进一步完善院校在双重教育体系方面的发展路径。这样既能有效推动院校在创新创业发展方面的创新理念得到落实，也能通过开展创新创业比赛、建设校企融合孵化基地等模式，进一步确保院校在开展双重教育体系时，有更加多元化的选择。院校在开展党建引领活动中，还要注重时代发展需求与人才管理相结合。在院校保障与推广方面， 要因材施教、因地制宜，选择适合本院校的创新创业项目，如开展乡村振兴、大学生创新创业等。学生可以结合当前发展趋势，利用电商等数字化平台进一步促进乡村振兴，并以独特的视角帮助乡村经济、文化等方面实现转型。同时， 还要强化管理师资力量，确保教师在开展党建活动以及创新创业指导方面能够做好相应的指导，有效帮助学生与企业进行良好沟通，形成院校、企业、学生“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与实践模式。此外，通过模拟相应的创新创业环境， 将学校内外的资源进行整合，确保学生能够在创新创业发展中不断摸索，完善已有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对院校而言，也能进一步了解创新创业教学在院

校之间的发展情况，并完善教育体系，为后续的党建引领与创新创业教育发展提供更好的经验。

搭建创业平台，助力引领创新创业落实。通过搭建创业就业平台，并利用互联网等多种模式助力引领创新创业发展有效落实，是当前院校开展党建引领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就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对大学生而言，合适的发展环境是开展创新创业就业的关键，高校通过在校内模拟创业环境、开展与校外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等多种模式，为学生营造具有特色的创业环境。在此基础上，将党建引领的理论知识与内涵融合到创新创业发展中，通过强有力的政策与资源支撑，确保学生在开展创新创业时能更加明确其实践意义，并在此过程中弥补自身实践的不足，推动学生实现个人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市场环境的变化，通过引入电商人才、直播达人等，助力学生在学校能够全面地了解电商市场的变化，为学生创新创业就业奠定良好的基础。党建引领背景下，大学生创新创业就业发展既能丰富已有的党建工作内容，也能推动院校的发展。因此，院校要进一步确保教师、学生在创新创业发展中能够将党建与就业实际联系在一起， 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院校创新创业发展环境。对教师而言，要了解市场人才发展与院校党建创新创业工作结合的需求，从而打造适合学生创新创业发展的路径。对学生而言，要进一步发现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并持续改进，为后续开展就业规划与个人职业发展奠定基础。

在党建引领大学生创新创业就业的实践探索中，通过构建完善的双重教育体系、搭建多元化的实践平台、强化党组织的服务功能以及建立健全激励机制等，能有效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但在当前社会发展背景下，党建引领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就业的实践探索仍需不断深化与拓展。一方面，要继续加强党建工作的创新，将党的先进理念与大学生创新创业就业实际需求紧密结合， 打造党建品牌活动与赛事。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加强校企合作，拓宽大学生的创业与实践路径。同时，还要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 为当前大学生在创业就业方面提供更加全面细致地指导。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的快速发展，需要积极引导大学生把握时代脉搏，将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融入创新实践，形成高质量的创新创业项目。基于此，在未来的实践发展中，应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为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贡献力量。

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实践探索、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

扬州大学王莉张丽康

作为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层次，研究生教育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对一个国家的学术研究水平起到重要的促进和反哺作用。在经济全球化日趋明显的今天，教育正由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而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可以在院校乃至国家层面上将国际维度、跨文化维度和全球维度融入高等教育的教学、科研和服务中，是影响和塑造高等教育并使其能够适应全球环境复杂性、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主要力量之一。[1]国际化已然成为众多高校提高教育质量、树立社会声誉、更好地服务社会的重要途径。QS、软科等第三方评价机构都将高校国际化程度列入大学学术和学科排名指标体系，其中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在国际化体系考察中占有较高的比重，对提升高校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有很大的影响。

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高校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人才，是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资源主要来源于国家投入， 受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限制，地方高校的资源获取能力偏弱，与部属院校在各种资源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2]因此，地方高校的国际化也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探索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路径，既是提升地方高校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国际化水平的现实所需，也是提升地方高校国际声誉和整体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一、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经验借鉴和政策背景

1.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国际借鉴

一般而言，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策略取向是各不相同的。发达国家的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策略主要围绕“教育输出”展开，比如吸引留学生、输出教育项目、课程与机构等。以美国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其教育国际化政策主要以“输入”为主，美国政府于1966年通过了第一个以国际教育命名的法案《国际教育法》，该法案明确对国际交流活动表达支持，使得美国的教育国际化有了正式的制度保障。随着美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教育国际化政策开始向输出倾斜，开启了文化外交和援助模式。2007年， 美国的国际教育者组织发布《美国领导力、竞争力和安全的国际教育政策》， 提出一些有效的政策实践：建立全面的战略措施以恢复美国的形象，吸引国际学生和学者等。2008年，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了《提高国际开放程度以提高美国

竞争力法案》，通过保持并提高美国开放程度以吸引国际学生、科学研究者和访问学者等。2009-2011年间又相继与中国、拉丁美洲签署了“十万强”倡议， 旨在增加与这些国家和区域的高等教育合作。[3]2021年美国国务院和教育部联合发布《美国对国际教育的新承诺》，宣布大力促进美国成为国际学生的留学目的地，助力全球学术交流，并采取多项行动重建国际教育，具体包括：鼓励更多国际学生和学者来美国，鼓励本国人多元化地参与国际教育，加强国际学生的学习和工作实践等。[4]

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策略是围绕教育输入进行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借鉴，如派遣留学生，引进国外人才、课程、项目和学校，以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平和学术水平。[5]以印度为例，1950年，印度开始建立“国家重点学院”， 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和好评；1964年印度政府成立了科塔里委员会，聘请来自世界各国的教育专家顾问，对整个教育体制进行全面的考察和研究，以吸取其他国家发展教育的经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印度进一步紧跟世界潮流并扩大高等教育国际化，出国完成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以及到印度留学的学生人数均剧增。2010年，印度通过了《国外教育机构法案》，对外国教育机构的准入与审批、运营与监管、质量保证与预防商业化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2020年印度启动了新版《国家教育政策》（NEP2020），旨在彻底改变印度教育体系，提高教育质量，并按照全球标准实现“国际化”，鼓励世界顶尖大学在印度建立校园，同时鼓励高水平的印度大学去海外设立分校，以促进国际合作交流。印度政府的一系列国际化政策体现了其对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视，为我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

2.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国内政策引领

对我国而言，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强调教育要走国际化道路。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策略是以教育输入为主，采取了派遣留学生、引进国外课程。推行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策略。近10年来，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策略发生了较大的改变，采取了学生派出与引进、来华合作办学与海外合作办学、人才引进与派出并举的发展策略。2015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该方案将“国际交流合作”作为高校“双一流”建设的五大改革任务之一，并提出科研合作、教学合作和参与国际教育标准制定等作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内容。教育部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年）》第四十八条也明确提出，“继续扩大教育开放，加大国际交流和合作的力度，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其目的就是“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提出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大中外合作办学改革力度，改进高校境外办学，改革学校外事审批政策，持续推进涉及出国留学人员、来华留学生、外国专家和外籍教师的改革。教育国际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紧密相连，教育强国是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的影响力、竞争力及其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所在。[6]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面向教育现代化要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全面提升国际交流合作水平，推动我国同其他国家学历学位互认、标准互通、经验互鉴。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推进“留学中国”品牌建设，是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必由之路。[7]

二、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实践探索

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实施有利于导师和研究生有效利用国际优质学术资源，提高学术能力和综合素养，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人才，对推动地方高校提高国际办学水平和国际影响力有着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显著的实践意义。本研究试以Y大学为个案展开。Y大学作为江苏省属重点地方高校，在提高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水平的战略部署上投入了诸多努力。如积极申报“江苏政府留学奖学金项目”，使用地方政府财政支持博士生出国（境）联合培养；加入江苏省“留学江苏”计划，加入苏英高水平大学联盟、苏港澳高校联盟等校群联盟，将国际资源引入地方，反哺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课题组分别于2021年和2024年通过问卷星平台，针对Y大学国内全日制研究生设计差异化问卷，对有出国（境）经历和无出国（境）经历的两类群体进行对比研究，最终完成1023份有效问卷的调查。调查对象包括有出国（境） 经历的89人、无出国（境）经历的934人。课题组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并将两批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借此了解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实践探索。

1.积极谋划，制定完善的国际化教育规章制度

围绕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总体目标，

大学确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思想，实施高端师资提升计划、青年人才培育计划。自2021年起，持续推进“高层次人才引进+”模式，出台《关于调整人才引进基本标准和待遇的通知》《外籍专任教师聘任管理暂行办法》， 将人才引进的着力点转向海内外高端人才；进一步拓宽高层次人才聘用渠道， 创新人才聘用形式，出台《高层次人才柔性聘用办法（试行）》，落实“人才强校”战略，加快高层次人才集聚。

同时，Y大学在研究生培养规定中对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提出了明确要求：全日制自然科学博士生出国境交流访学率须达100%，全日制人文社科类博士生出国境交流访学率须达50%，其中具有1年左右海外研修经历的博士生达到13以上； 硕士生出国境交流率不少于10%。完善国家、省、学校、学院（部）、学科“五位一体”的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资助工作机制，相继出台《关于资助研究生出国

（境）交流、访学工作的若干意见》《研究生国际学术交流专项基金项目管理办法》《博士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资助办法》《研究生全英文专业（课程） 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等。近5年，学校共资助研究生出国（境）500余人次。海外访学经历促使一部分硕士生改变了直接就业的想法，转而选择留在海外或回国继续深造；对于博士生而言，海外访学经历显著提升了其去国内高校或科研院所求职的竞争力。

2.汇智共赢，搭建研究生国际联培平台

加强国际科研合作成为地方高校提高科研实力，促进科技创新，提高国际影响力的关键途径。在国家留学基金委“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的支持下，Y大学与加拿大农业与农业食品部、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以及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等国际知名院校和研究中心加强合作，并成功孵化出研究生海外联合培养基地，依托国家公派、省政府奖学金以及学校国际学术交流等项目，向各联培基地累计输送研究生41名。依托优势学科，Y大学2024年与新加坡某生态农场签订水产专业实践教学基地共建协议，推动学校优势学科走出国门，进一步扩大了学校的国际影响力。

同时，Y大学积极巩固“ 江苏-澳门• 葡语国家高校合作联盟”“ 江苏-加拿

大安省高水平大学合作联盟”“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等双多边平台的合作关系，与27个国家及地区的76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签署了109份合作协议；依托学校优势学科、特色学科，与世界高水平大学及科研机构联合建设13个国际科研合作交流平台；依托教育合作平台开展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国际合作交流，

开展学生联合培养、师生互访、合作研究、共建联合实验室及联合研究与交流中心、联合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等合作。

3.项目引领，构建多元化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渠道

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两所及以上的大学之间建立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国际项目是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形式。Y大学构建包括国家级、省级、校级、院级等多级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交流资助渠道。在国家级资助体系中以“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为例，自2014年该项目启动以来，Y大学有99人获准立项资助，获批人员主要集中在农学、工学、理学、医学等学科，与学校的省优势学科分布基本一致。省级资助体系中有江苏省政府留学奖学金项目中外联合培养博士专项，共有17名博士生获批立项。校级资助体系中包括“国际学术交流专项基金”“博士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资助基金”等项目，每年全额资助近50名博硕士研究生开展中长期国际联合培养，以及20名博士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近5年学校共承担国际合作项目110项，其中国家基金重点国际合作项目2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研究项目5项；依托国家“111”引智基地以及国家、省等各类引智项目，邀请101名高层次外国专家来校开展教学科研工作。

4.课程融通，构建全球化学术共同体

研究生初期阶段科研理论基础的培养主要靠课程的实施，国际化的课程与教学为提升学生专业能力提供重要保证。邀请国外知名高校或科研机构专家学者来校授课是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引进来”的重要形式。Y大学自2014年以来开展全英文课程（专业）建设，共立项资助课程185门，其中工科类课程75门、农科类课程60门，占总立项资助课程的73%；邀请国内外专家218位，涉及3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来自美国的专家最多、达到79位，其次是加拿大、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国外优质教学资源的引入为开拓研究生的国际视野、推动校际教师之间的交流互动创造了很好的机会。同时，Y大学对接清华大学“学堂在线”平台，每年引进优质在线课程10门，推广“平行课堂”，与牛津、MIT等名校实时连线授课。

5.管理赋能，实现师资队伍国际化新发展

持续实施“高端人才支持计划”，积极推进校院联动，通过导师制、入团队、建梯队等形式帮助新入职青年教师科学规划发展目标，超前培养各类人才项目后备军。坚持“按需培养、保证重点、学用一致、注重效益”的原则，支

持中青年教师出国进修，全面提高在职教师的国际化水平。每年选拔100余名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教师赴国外著名大学进修、培训、访学和合作研究，形成了国、省、校、院四级公派选拔机制。加强政策导向，在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中，把海外经历作为中青年教师聘任高级职务的优先条件。同时，实施面向海外人才的“特聘教授计划”“青年百人计划”，设立人才引进基金，参照国际通行标准和程序进行人才招聘、遴选、管理和考核。近5年，共聘请300余名来自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外籍教师及科研人员来校工作。

6.深耕本土，构建国际化校园生态体系

学校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国际化校园氛围建设。成立世界运河研究中心，将大运河国家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相结合。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苏丹研究中心常态化组织非洲和中国专家学者开展合作，围绕苏丹历史、政治和宗教，经济社会发展，语言、文化与教育等领域开展苏丹国别问题综合研究，主办“‘一带一路’与非洲发展”国际学术会议。充分激活学校中国文化研究所、扬州文化研究中心、儒家经典诠释与东亚传播研究中心、国际《尚书》学会秘书处等机构的科研效能，助力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域内外文化研究。每年召开国际青年学者论坛，邀请国际知名高校或科研机构青年学者齐聚校园，围绕各学科的学术前沿问题、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交流，已举办11届国际青年学者论坛，共1500余名国际青年学者参加了各论坛活动，其中600余名青年学者与学校签订了意向协议。策划、举办“中外学生科技创新大赛”“感知中国”“悦读江苏”等活动，鼓励本校师生共同参加在地国际学术活动，开拓国际视野。

三、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面临的现实困境

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实施需多方协同推进：研究生院（处）和国际合作交流处负责制定相关鼓励支持政策，二级学院则负责具体落实，包括课程建设、科研合作及研究生联合培养等工作。无论哪一环节的发展，均需依托领导的重视、政策的保障及经费的投入。根据课题组2021年和2024年的问卷调查结果统计，Y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认为学院及导师“重视”的比例从20.8%升至41.2%，“不重视”的比例则从12.7%降至7.3%，这表明近年来研究生国际化培养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在整体推进过程中仍面临若干现实困境。

1.管理队伍国际化战略意识不强

管理队伍的国际化程度是影响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因素之一，管

理人员的国际化理念、国际化意识影响校院国际化教育决策、国际化投入，甚至会主导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走向。当前，国家现行政策文件对推动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强国建设欠缺针对性，宏观指导层面缺乏明确的顶层设计，地方政府对当地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强国战略的详细阐述和具体操作路径不足，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发展和管理理念较为薄弱。[8]以Y大学为例，管理人员出国（境）比例较低，相关的国际化业务培训较少，学院分管研究生教育的院领导不分管国际化工作；国际化工作在学校年终量化指标考核中占比较低；虽然在研究生培养规定中对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在毕业及学位授予时并未将出国访学经历作为博士学位授予的必要条件进行严格把关，导致该规定流于形式，未能引起学院的足够重视。

2.导师的国际化程度不高

师资队伍的国际化是提高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水平的关键。改进研究生教学和科研训练水平，提供符合国际标准和国际水平的研究生教育是师资队伍国际化的重要作用。[9]以2024年为例，Y大学教师出国（境）学习研修、科研合作、学术交流、参加国际会议等仅300余人次，专任教师总数占比不足10%。同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有出国（境）经历的研究生中，“导师有国外教育背景， 且有联系密切的国际合作伙伴”占58.4%，而无出国（境）经历的研究生中这一选项仅占27.5%。由此可以看出导师的国际化教育背景对其所指导研究生的国际程度化影响很大。国内外导师之间研究课题契合度不高是导致双方无法开展实质性合作的关键因素。另外，导师受招生指标的限制，也是其不同意所指导的研究生出国（境）学习的重要原因。

3.研究生参加国际交流意愿不强

研究生出国（境）与国外优质教育资源联动是考察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指标，主要形式包括参加国（境）外学术会议、长短期出国（境） 学术交流、中外研究生联合培养等。2020年前，Y大学每年在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方面的预算专项经费达900万元，但实际支出只有400余万元，研究生出国（境） 交流意愿不强，参与度不高。尽管学校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研究生出国（境）， 但效果不尽如人意。2021年参与问卷调查的研究生有97%没有出国（境）经历， 2024年没有出国（境）经历的研究生占91.3%，虽然出国（境）人数较3年前有了一定的增长，但增长幅度较小，研究生国际交流整体参与度较低。

为了了解其他同类高校是否存在类似情况，课题组通过问卷星平台，选取

全国不同地域的7所地方高校开展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339份。调查结果表明， 地方高校研究生出国留学比例普遍较低，主要体现在学生的出国意愿较低，85% 的学生表示没有出国留学的打算，不打算出国留学的原因中，经济原因占首位

（59%）。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由于地方政府支持，办学经费相对宽裕，国际化教育投入意愿较欠发达地区强，因此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高校出现研究生教育区域化与国际化并存发展的局面。[10]地方高校研究生国际学术交流意愿不强的几个共性原因还包括：研究生获取国际交流信息渠道少、宣传力度不够、联合培养资助项目较少、研究课题与国际接轨困难、跨文化沟通有障碍等。[11]

4.课程国际化建设力度不足

课程是研究生培养的基础，也是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的关键所在，从两次问卷调查可知，没有开设双语课程教学的学科（专业）分别占51.5%和40.5%， 没有引进全英文授课课程的学科（专业）分别占61.1%和46.1%，没有外籍教师授课课程分别占70.5%和41.6%。这说明经过几年的发展，部分学院在课程国际化方面重视程度加大，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仍有40%多的学科专业没有引进国外优质教学资源，与国外高水平大学缺少联络，这是值得反思的。因此，接受问卷调查的同学都表示他们最希望学校能引入国外大学相应专业课程。在教学国际化方面，53.64%的学生认为应该进一步引进国际化课程，聘请外教来校进行授课等。目前地方高校开设的国际化课程形式普遍缺乏多样性，以简单的外语授课或引入国外相关专业课程来进行，而对于具体课程教学质量、考核形式以及对研究生科研能力的提升是否符合国际化前沿，并没有具体的考评细则，现有的国际化课程体系仍远远不能满足当前研究生课程国际化建设的需求。

四、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优化路径

研究生院联合会在《研究生教育2030：展望未来行动指南》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推动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向多元化发展，无论是国家重点建设高校还是地方高校，都要积极推进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工作。因此，推进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既是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大趋势的需要，也是地方高校实现内涵式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地为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具体而言，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实现路径主要有以下方面：

1.加强顶层设计，科学制定国际化发展战略

戴维• 查普曼等学者指出，有意义的高等教育改革取决于高等教育机构内部如何改善其管理能力。[12]地方高校开展研究生教育国际化，不仅要结合自

身特色，充分利用已有的优势，而且要从长远角度考虑未来的发展定位，制定出体现国际化办学理念的人才培养目标，在教育资源分配、资金使用、教师评估、科研项目管理等领域引入国际化制度设计，推动学校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全面改革。首先应加强对高校管理人员的国际化管理和培养理念培训，以项目制的形式分批次组织相关管理人员前往国内外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先进单位进行交流学习，提高学校领导者和管理者对国际战略的使命感，以国际化视野来指导研究生教学及科研工作，减少对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无效投入，积极整合高校及地方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其次，在研究生培养的过程中融入国际化理念，向研究生传授世界范围内学科前沿的知识和技能，营造国际化的校园氛围，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最后，要加强考核，根据学校文件，设定相应的年度考核指标，如获批国际项目数、出国（境）交流的人次、高水平论文发表数量、学术会议交流数等，激发导师和研究生参与国际交流的积极性；同时完善监督和检查制度，加强政策的执行度考核，保证各级国际化政策的执行效果。

2.深化协同，构建多层次立体化国际化网络

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需要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协同网络，通过校级部门联动、校院师协同、区域资源整合及国际产学研用合作，形成教育国际化的合力。一是校级层面加强部门协同，破除行政壁垒。校级统筹是国际化的核心引擎。需成立由国际处、研究生院、科技处、人力资源处等多部门组成的专项工作组，实现管理机制打通，将国际化指标纳入学科评估体系；资源池打通，整合外事经费与学科建设资金；信息平台打通，建立国际项目共享数据库。成立“学校国际化发展委员会”，通过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协调留学基金申报、外专引进、联合培养等事务。二是校院师三级联动，激活基层动能。构建“学校搭台-学院唱戏-导师主导”的传导机制。学校层面设立国际化培育基金，学院配套制定学科特色方案（如理工科侧重联合实验室，人文社科推动学术工作坊），导师团队具体落实“1+1+1”模式（1名本土导师+1名海外合作导师+1个国际课题小组），进行国内外导师联合论文发表、课题共研等，通过“导师国际研修计划”，推动导师建立海外学术网络，带动研究生国际联合培养。三是区域协同，打造共生生态圈。深化“在地国际化”实践，实现资源联享，与区域内外资企业共建实训基地；成立高校学分互认联盟等区域协作体，实现平台联建。四是国际产学研用协同，构建价值闭环。校企联合研发，研究生直接参与国内外研究所跨国（境）转化项目；通过国际技术经理人（ITM）培养计划，

提升研究生创新成果跨境转化能力；对接“一带一路”中资企业需求，建立海外工程实践基地群等等。突破资源约束，形成“制度牵引-学科驱动-区域赋能- 全球对接”的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新范式，最终实现从“被动跟跑”到“特色领跑”的转型。

3.突破壁垒，打造校地特色的国际化品牌

地方高校的发展既要服务于地方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要具有世界眼光。地方高校在国际化进程中常常面临的资源有限、品牌知名度不足、国际合作渠道狭窄等壁垒，可从智库建设、科考实践、夏令营活动等方面进行突破。一是推进高端智库建设。可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等措施，为地方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政策解读、建言献策、搭建交流平台和人才培养等服务。智库不仅能促进学术交流，还能通过举办国际会议、发布联合研究报告等方式提升学校国际影响力。二是组织研究生参与国际科考项目。地方高校可依托区域特色， 如沿江高校可开展跨境河流生态研究，农业院校可组织跨国农业技术考察，通过形成双语考察报告、开发特色课程等方式促进成果转化，并构建常态化运行机制。这种国际化实践模式既可以拓宽研究生的国际视野，提升研究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又能促进科研成果的国际转化。三是创新文化交流形式。组织短期夏令营是低成本、高效率的国际化交流方式。地方高校可结合本地本校文化特色设计主题夏令营，如运河城市高校可组织“运河文化探秘”夏令营，邀请国际研究生共同考察运河的历史与当代价值；举办“体验非遗文化”等研学活动，让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留学生体验中国传统技艺，促进文明互鉴， 为本土研究生创造跨文化交流机会。四是构建特色国际网络。地方高校可依托如世界运河城市联盟等平台，组织国际运河文化论坛、运河城市可持续发展研讨会等活动，促进研究生与国际同行的学术交流。

4.完善多维保障，加大教学资源国际化建设力度

推进国际合作研究生学位项目建设。一是建立创新人才国际化培养机制， 采取共同制订培养方案、合作开发课程、合作指导研究等方式，积极探索和建立双联学位、联合学位和双学位项目。二是完善跨国学分互认规程，基于课程学习目标、学习成效、课程内容等，制订明确的学分认定要求和规程，逐步建设国外课程和学分认定信息共享机制和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三是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派出项目多样化，设立专项基金支持研究生国际化培养，覆盖联合培养、合作研究、短期交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课程交换、暑期学校学习和国际组织

实习等多种形式，不断扩大具有国际化培养经历研究生所占比例。四是引进境外高端、精品、特色研究生教育资源，结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学校学科特色， 积极申请中外合作办学二级机构，开展硕博层次中外合作办学。

推进高水平研究生国际化课程建设。后疫情时代，全球留学热潮降温，未来研究生教育呈现出多元化多中心并存的发展趋势。提升国内研究生教育水平、扩大国际影响，继而争创世界一流一直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使命。[13] 全英文教学的课程数量既是衡量研究生国际化教学能力的重要指标，也是研究生获得国际教育资源最直接最有效的路径之一。[14]地方高校要结合学校实际提出课程建设方案；聘请具有国际认可的学术水平和优秀英文授课能力的高水平教师进行授课，参与课程建设和质量监督；优化全英文课程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在课程建设过程中特别要注重学生的参与感和获得感。

拓展研究生国际化培养资助渠道。首先，充分利用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江苏省政府留学奖学金项目等国家、省级层面现有资助渠道， 结合学科发展需求，制定年度选派计划，优化申请策略，如提前1年筛选候选人并匹配海外导师，提高研究课题契合度；组织往届获批立项资助人员分享经验， 提供申报材料撰写、面试模拟等培训，提升项目申请成功率等。其次，充分利用校友基金会等平台，寻求社会资金的支持。另外，与高校所在地企业开展合作，通过创建企业奖助学金等形式专项资助优秀研究生参加长短期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活动。[15]多形式多渠道调动学院、学科的积极性，通过政策扶持或绩效奖励的形式，扩大交流项目的数量和学科覆盖面。

建设国际化师资队伍。在“一带一路”倡议指引下，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不断加深，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向广度和深度拓展，将为地方高校在全球范围内吸纳优质人才资源，开展高层次国际合作和人才国际化培养带来重大机遇。通过柔性引进[16]，“预聘期+长聘期”聘用模式，提升各类优秀人才的发展贡献度； 通过举办青年学者论坛和赴海外名校推介等形式，加大海外引才力度；邀请国外知名学者来校进行短期访问和讲学，聘请著名学者为名誉教授或客座教授， 发挥人才集聚、产学研创新、创业保障等多元功能。依托地方政府和大型企业资源，进行联合引智工作，实现高层次人才的共享共用。为更多的教师创造前往国外知名院校进行研修学习的条件，加强国际学术交流。

5.重构合作模式，开启数智时代国际合作新范式

世界经济正进入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全球高等教育也呈现培养个性化、

学习终身化、产学研用一体化、协作国际化等发展趋势。2025年4月11日，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出台，聚焦集成化、智能化、国际化，提出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通过推动数字教育资源国际共建共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教育品牌，赋能人才国际化培养。[17]地方高校需立足地方特色优势，充分利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等数字教学资源实现跨国协作学习，通过“本土化+数字化”双向赋能，构建低成本、高效益的研究生国际化培养模式，突破资源限制，在数字教育国际化浪潮中实现弯道超车， 提升地方高校的国际影响力。一是要加强数字化教育国际合作，构建全球智慧教育生态。数智化技术为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提供了新的机遇，一方面可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国际版，推动优质课程资源的全球共享；另一方面可深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高校联盟等机构组织的合作，建立跨国数字教育实验室，推动AI辅助教育决策与治理，利用AI分析学习数据，实现个性化教学，促进精准化、智能化学习。二是要推动“AI+研究生教育”创新，提升国际科研协作能力。借助AI智能体辅助国际科研合作，优化跨语言学术交流，提高科研效率。此外，推进数字化校园建设，利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 技术开展跨国联合实验、远程协作科研，打破地理限制，提升研究生的全球视野和创新能力。三是深化研究生教育与国际产业的衔接，服务全球产业需求。通过与跨国企业合作设立联合实验室或产业研究院，如引进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推动产学研用一体化。通过数字资源共享、AI赋能科研、产教融合等方式，构建开放、协同、智能的全球教育体系，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人才。

五、结语

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是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学术创新、服务国家战略的关键路径。在全球智力环流遭遇地缘政治湍流的当下，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正在经历从“空间扩张”到“范式重构” 的深层变革。对于地方高校而言，只有立足自身特点，聚焦特色学科，借力地方政策和区域网络，分层推进合作，强化数字化赋能，通过“本土国际化”与“在地全球化”策略，才能开拓地方高校的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新路径。

高校教师师德师风建设贯穿教育教学管理全过程的实践探索*

以陕西省H独立学院为例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郑华

一、研究背景

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抓手。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更将师德师风建设确立为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1]。陕西省作为西部高等教育大省，在“双一流”建设与职业教育转型双重背景下，独立学院承担着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殊使命。然而，H独立学院师资队伍呈现“一高两低”特征（青年教师比例高、高级职称比例低、博士学历比例低），导致“师资流动率高、师德培育缺乏连续性”的结构性困境。自2019年以来，陕西省教育厅出台了一系列师德师风建设和师德失范行为处理办法等文件，明确将师德师风建设纳入目标责任考核内容，实行“一票否决制”，但实证数据显示，2022-2023年间全省共发生13起教师违反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问题的案例，师德失范事件频发，育人质量面临严峻挑战。

当前研究多聚焦公办高校，对独立学院这一特殊办学主体的师德建设规律缺乏系统探究。本研究立足陕西省独立院校，通过实证分析师德师风建设与教育教学管理的深度融合机制，旨在为破解“制度悬浮化”“考核形式化”“治理碎片化”难题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二、研究现状

1.国内外研究进展

国内关于高校师德师风的研究从2001年开始出现。在2018年《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等制度文件及配套管理措施相继出台后，该领域学术关注度呈现指数级增长。值得注意的是，现有成果多集中于规范制度解读层面， 而从国家高层次人才建设视角切入的整合性研究仍有待深化。现有成果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维度：

第一，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性。有学者从高校层面论述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性，如刘辉（2023）认为：在教育领域，师德师风建设一直以来就是十分重要的，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为了推动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提升，就必须深入推进长效机制的完善落实，稳步推进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在促进教师自身综合素质提高的同时，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有学者基于国家、学校、个体

角度探讨师德师风的重要性，如王金平（2021）指出，要把学校建设成宣传党的主张、推动改革发展的重要阵地，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通过党建工作推动师德师风建设，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切实提高学校办学质量。

第二，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现状。当前学界对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现实情况展开多维度探讨，研究焦点集中在实践困境及其成因探究层面。有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吴颖芳，2021），师范类院校在推进师德建设过程中存在四维矛盾：制度保障体系待完善导致政策执行力度不足，文化培育基础薄弱影响师德涵养效果，考核评估存在形式化倾向显著，以及教师群体与师范生队伍的专业素养存在显著差异。

第三，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对策。刘辉（2023）认为，高校师德师风建设需要完善相关管理机制，保障师德在建设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加强相关宣传工作，积极引导高校教师树立崇高理念，不断创新教师队伍师德师风教育、考评和奖惩机制，实现以德养德[2]。

当前我国学术界对海外教师职业伦理研究的关注度相对有限。研究表明（黎盼，2022），国际学界在此领域的探讨多聚焦微观层面的制度约束与行为规范， 较少涉及系统化理论构建或跨文化比较维度。从实践维度观察，发达国家普遍通过制度化路径确立教师伦理标准：如美国建立了成熟的教师伦理框架，其认证体系蕴含深厚的职业伦理内涵；而日本推行准入阶段的德行预审机制，实施多层级的品格评估程序，形成具有东方特色的伦理建设模式。

2.理论框架设计

迈克尔• 富兰（2020）提出了教育变革理论和教师发展理论，他认为“教育改革是一个启动烦琐、实施困难、持续发展更难的过程”，认为“在一个不

断变幻的社会，应帮助培养和造就能够学习、克服阻力和应付他们周围环境的公民”，这就要有一批优秀的教师和发达的教师教育[3]。本研究以迈克尔• 富兰（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