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服务消费数字化转型机遇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我国居民消费需求正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品质型升级，从商品消费为主向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并重转变。消费者的消费理念与行为呈现出与高质量发展更加匹配的特点，以个性化、体验型、享受型消费为代表的服务消费在居民消费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向服务消费领域迅速渗透，加速服务业线上线下融合，丰富服务消费场景，改善服务消费体验，为服务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服务消费提质升级，要将提升数字化水平作为重要着力点，顺应消费结构转型新趋势，深化服务消费数字化转型，提升供需匹配效率，进一步发挥服务消费对扩大消费的牵引带动作用。

服务消费是扩大消费的主力，蕴藏着巨大增长潜力。数据显示，2023年，服务零售额比上年增长20%，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增长14.4%，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5.2%。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可以更加精准地把握和挖掘消费者需求，同时进一步完善服务形式、内容、场景，大幅提升服务能力和服务效率，从而促进服务供给与服务消费需求有效匹配，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服务。

服务消费不同于实物消费，对“软环境”的要求更高。提升数字化水平能够不断优化“软环境”，进一步激发潜在服务消费需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一是有助于解决信任机制问题。运用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对信息质量、渠道质量、服务质量等多方面进行严格把控，能够以较低成本为消费者找到值得信任的服务提供者。特别是对于分散化、非标准化的服务消费类型，如家政服务等，运用数字化技术能够对服务者信息、服务过程进行把控，从而解决信息不透明问题，建立可信的消费环境。

二是有助于提高服务供需匹配效率。服务消费发展与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相交汇，催生了很多新场景新业态。在数字化技术出现以前，服务需要面对面完成，这使满足消费者服务的空间范围受到极大局限，新的服务模式和业态也难以快速获得市场，供需匹配效率较低。提升服务消费数字化水平，运用数字技术全面深入分析、动态跟踪服务消费态势，搭建线上服务渠道，拓展线上搜索、智能化预约、线下交付模式，实现线上线下消费全方位协同，可以显著增加区域内服务消费多样性，提高服务匹配效率。与此同时，通过创造新消费场景，使消费行为从品牌化向场景化转换，能够更好满足消费者便利化、品质化、个性化的服务消费需求。

三是有利于扩大服务范围、改善服务体验。服务消费具有“强体验性”，数字化增进了服务提供商与消费者的持续互动，拓展了服务消费的时间和空间，促进供需高效匹配，从而扩大服务范围，提升服务价值。例如，文化旅游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衍生了云演艺、云旅游等新体验形式，将“在场”与“在线”消费有机连接起来，实现了跨时空服务消费。又如，利用5G、全息投影等创新技术打造更具沉浸感、更加多元的文化展示内容，可以带给人们更加丰富的观看体验。

充分释放服务消费潜力，要聚焦供给端、需求端重点发力，打造更多数字消费新场景，完善数字消费基础设施，进一步优化服务消费环境，以数字化驱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

一是鼓励发展定制消费、体验消费、智能消费，促进“互联网+流通”发展，提供个性化、便利化服务。数字平台企业要充分发挥数据、技术、流量等方面优势，运用新技术探索和打造数字消费新场景，在信用机制构建、交易规则完善等方面进行更多探索。二是积极推动服务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完善数字消费基础设施，重点推动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区便民数字消费设施，建设数字消费综合体验场所和新型数字消费服务平台。三是进一步优化服务消费环境。鼓励社会组织、平台企业、行业龙头企业等加强合作，鼓励消费者参与制定服务标准。关注消费者核心诉求，健全服务消费线上反馈机制，强化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持续优化网络消费环境，提升消费体验。

大力推进文化数字化

当今时代，数字技术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发展的强大效能已得到充分体现。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山东考察时强调：“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大力推进文化数字化，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经济发展增动能增效益、为旅游休闲增内涵增魅力、为城乡社会增正气增活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对推动文化数字化建设作出了具体部署。

推动文化数字化建设，要利用数字技术重塑文化领域的工作体系、优化业务流程，推动文化建设体制机制创新，通过建设数字化平台、整合数字资源、优化数字技术服务等举措，打破业务壁垒，消弭数据鸿沟，构建一个能满足人民对美好数字文化生活向往的更加高效、便捷、包容的文化环境；借助数字技术将语言、文字、声音、图像等文化元素转化为具象、生动的数字形态，让文化产品和服务更加可观、可闻、可及、可感，通过对文化内容的深度数字化处理，为文化产品和服务注入新的生命力与传播力。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多措并举、统筹推进，形成文化数字化建设的强大合力，使人民群众得到更为丰富和优质的精神文化滋养。

提升数字文化服务能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提升数字文化服务能力，打造若干综合性数字文化展示平台，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数字文化服务能力是数字时代高质量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前提。首先，夯实文化数字化的软硬件基础。软件基础方面，要在统筹已有文化数字资源的基础上，加速推进中华文化数据库的构建，实现文化资源的全阶段、全地域、全形态、全内容的数字化整合。硬件基础方面，需依托有线电视网络、5G网络等，构建国家文化专网，实现海量文化数据信息的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业态流通和共享，提升算力，为中华文化数据库的数据处理和分析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其次，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化转型。这是一个从传统的线下文化服务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服务模式转变的过程。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建设是实现这一转型的重要抓手，目前接入国家文化云的各地方文化云已在数字文化馆、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可喜进展，但是在文化内容的丰富度和多样性供给方面还需加强，在满足人民群众使用公共文化服务的便捷性、互动性和个性化需求方面有待升级。最后，发展数字文化消费新场景。这需要结合人民群众的多样化数字文化消费需求，针对不同年龄、性别、兴趣等细化数字文化消费领域。在此基础上，开发更多元化的数字文化产品，如VR、AR技术支持的沉浸式文化体验或虚拟旅游、互动性的数字艺术和音乐平台等。同时，还可利用AI、大数据等技术，为人民群众的数字文化消费提供智能化推荐、个性化定制，促进数字文化消费的个性化发展。

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要尊重城乡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精神需求。在乡村文化数字化建设方面，要做好有形的乡村文化和活态的乡土文化的“数字画像”和数字建档等数字转化工作，借助数字艺术、网络文学、短视频、动漫技术等创作展现乡风乡情的数字文化产品，同时打造集乡村文化能人和组织机构、县域融媒体平台、省级文化数据服务平台、国家文化专网于一体的立体化乡村数字文化传播体系，促进优秀传统乡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使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让乡村焕发文明新气象。就城市文化数字化建设而言，要致力于构筑数字化的文化高地，强化数字文化馆、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等综合性数字文化展示平台建设，提升文化惠民效能，注重文化产业的数字化创新，为市民奉上丰富多彩、品位高雅的文化盛宴。此外，城市应利用自身的技术和人才优势，为乡村文化数字化建设提供助力，消弭城乡数字鸿沟。

提高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文化数字化建设，对数字文化企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一方面，数字文化企业要优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对用户的数字文化需求和行为进行深入分析，注重收集和吸纳人民群众的市场反馈意见、创意灵感等，通过打造具有地方特色、定制化、个性化的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平衡，避免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单一性和重复性所带来的“信息茧房效应”。另一方面，数字文化企业要深化技术创新。紧跟数字技术的发展趋势，积极引进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交互、边缘计算等先进技术，构建先进的IT基础设施，以满足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创新所需的高效、安全和稳定的信息技术环境；打造数据湖或数据中台，实现数据的有效整合和深度挖掘；建立完善的数据管理体系，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安全性，提升服务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质效。

推动公众深度参与文化数字化建设。公众作为文化需求的主体，其深度参与可确保文化数字化建设与公众多样精神文化需求的精准对接。公众深度参与文化数字化建设，不仅局限于文化消费或体验，而且从内容建设、技术创新到传播推广全方位参与。首先，引导公众直接参与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或平台建设。国家和各省公共文化云、市县级公共文化平台可通过设置“公共文化工作交流版块”、“嵌入式”数字文化作品征集版块等拓宽公众参与渠道，不断丰富数字文化的内容库。其次，加强公众数字文化素养教育和技能培训。尤其应关注乡村居民和老人的数字技术能力，村委会、城市社区、志愿服务组织等可成立数字技术培训组织和“数字技术适老化”服务组织，通过专业人士、基层工作者、亲人、社工等各方力量协同发力，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数字化时代。最后，各级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应构建和畅通与公众交流的平台，使之通过平台积极分享和推广自己喜爱的数字文化产品。同时，基于我国手机上网用户比例高的现实，政府相关部门要立足移动终端“小屏”数字文化内容的个性化、多样性需求

构筑自立自强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

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数字技术不断迭代，数字经济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不断提升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数字技术自主创新成效显著。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指引下，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推进关键数字技术创新。5G实现技术、产业、应用全面领先，人工智能等关键核心技术不断取得突破，高性能计算持续处于全球第一梯队，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研发进度加快，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三号”问世，再度刷新光量子信息世界纪录。数字技术的进步推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例，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2021年突破4000亿元，比2019年增长6倍多，2023年达5787亿元。根据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到2030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将超1万亿元。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10%，提前实现《“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2025年发展目标。

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当前，数字技术创新不断加速，为掌握发展自主权，需强化数字中国关键能力，构筑自立自强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

加快关键核心数字技术突破。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打好数字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尽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围绕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加强战略谋划，布局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全力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主体深度参与技术研发，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合作，形成科技攻关的强大合力。数字企业特别是头部企业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优势，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汇聚优秀人才，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加快破局，着力推动新兴技术发展。与此同时，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等优势，有助于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创中心和人才高地，加快数字技术创新。

以数实融合推动数字技术创新。我国传统产业近年来不断推进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数字技术在赋能实体经济过程中也不断创新和发展。而且，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撑。数字企业需更加有效地对接制造业企业，在解决其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过程中存在的痛点、卡点的同时，实现数字技术的创新突破，推进技术体系升级换代。

强化数字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企业了解市场需求，对技术进步方向敏感，构筑自立自强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要强化数字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骨干企业可联合高校、科研机构组建创新联合体，牵头组织重大数字技术项目，推动成果产业化应用。在这方面，深圳“6个90%”的创新密码值得推广，即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等。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还要充分发挥龙头数字企业在创新生态圈中的作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积极推进数字技术标准国际化。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构成数字技术创新发展的重要支点，要在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不断提升技术标准国际化水平。标准已成为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手段，要打造竞争新优势，标准化至关重要。需注重数字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协同，推动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国际化等，提升专利质量，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开源技术和开放式创新体系积极拓展数字技术标准的国际“朋友圈”，增强国际话语权。

数字技术赋能新型工业化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数字技术成为引领创新、驱动转型、塑造优势的先导力量。在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处理、应用等环节中，数字技术正深刻改变着传统工业的生产模式、组织方式和运行机制，为更好赋能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推进新型工业化汇聚起强大合力。

持续提升数字技术创新能力。科技创新是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转变的关键力量，是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引擎。持续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将不断催生场景需求和拓展应用边界，为创新型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提供重要战场，为推进新型工业化提供强大智力支持和发展动力。聚力攻克工业领域关键技术，紧盯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迭代性技术，强化工业确定性网络、工业互联网平台、工业数控、工业软件、工业机器人、数字孪生等技术攻关，着力解决“卡脖子”问题，全面提升智能制造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能力。聚力突破信息通信领域前沿技术，加速突破6G、下一代光网络、量子通信、卫星互联网、物联网等前沿通信技术，为工业生产提供超高速、低时延、高可靠的通信支撑。加速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前沿信息技术在工业领域的深度应用，赋能工业故障诊断、质量控制、预测性维护、优化产线流程等典型场景。聚力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夯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龙头企业联合产业链、高校和科研院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