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谭苑苑：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五维特征基于实践认识论的方法视角…96

9. 刘元春：

新发展阶段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创新发展…105

9.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生升：

以市场和政府关系为枢纽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理化体系… 115

9. 企业家日报本报记者李凤发：在“三个高地”建设中勇挑重担 湖南民营

企业践行习近平经济思想纪实… 120 16．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王德蓉：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

创新消费场景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关于消费经济的重要论述… 122

二、《习近平经济文选》

17. 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127

18. 张新宁：

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129

17.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高质量发展：理念、路径与实践… 136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侯为民：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

政府作用学习《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137

17. 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占斌：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学习《习近平经济文

选》第一卷的体会… 152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曲永义：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164

17. 陈建奇、张原：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170

17. 高培勇：

紧紧围绕新发展理念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 176

17. 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教授丁任重：

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180

17. 乔晓楠：深化对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的规律性认识 学习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的体会… 184

17. 兰心：

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文选》… 203

17. 肖斌：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守正创新意蕴… 204

17. 姬君彩、王国聘：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经济维度研究 学习《习近平经济文选》……210 30．景玉琴：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三重维度… 226

31.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何光彩：

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231

31.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曾宪奎：

展现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经典文献 学习《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241 33．本刊编辑部：自觉运用习近平经济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 246

打造学习宣传研究习近平经济思想高地

经济日报社理论部主任 徐向梅

长期以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与时俱进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读时代、引领时代，并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是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是党报党刊理论宣传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所在。

秉承“理论强报”理念，突出经济日报特色

经济日报秉承“理论强报”办报理念，近几年的理论宣传工作聚焦深入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发挥优势着力打造学习宣传研究习近平经济思想高地，做出了特色，取得明显成效。

聚焦主题宣传，突出经济特色。在头版开设“专论”“学思践悟习近平经济思想”专栏，刊发知名学者文章，突出权威性。在理论版设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等专栏，组织系列版面、系列文章，强化系统宣传。围绕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等进行深入系统解读，受到广泛关注。

探索理论宣传改文风、接地气，理论版开设特色栏目“中经茶座”，以短小精悍的篇幅、“提问体”的标题形式，通俗易懂地解读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丰富内涵，让理论版文章内容更加生动，广受读者欢迎和专家学者认可。开栏之初，茶座文章《为什么说中国经济韧性强》即登上头条财经榜。

创新关键抓手，以征文活动深入推进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为推进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经济日报社从2021年起开展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征文活动。4年来，征文活动拓展创新，范围不断扩大。2024年的征文活动是经济日报社联合16家党中央批准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院）以及国内重要的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机构共同主办。报社通过主动设置议题，引导专家进行系统深入的学理化研究。参与征文活动的有中央有关

部门领导和地方负责同志，有国内重要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专家，也有来自英国、法国、俄罗斯、比利时、巴西、新加坡、埃及等众多国家的知名学者。优秀征文文章在经济日报头版和理论版集中刊发，不少整版长文传播效果很好。

为巩固理论研究成果，扩大宣传效应，报社每年汇编征文成果，与报社践行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度调研系列成果一起结集出版“学思践悟习近平经济思想丛书”，目前已出版3套，成为受到党员干部和高校师生欢迎的学习参考书。为集聚各方面力量共同推进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经济日报社先后与广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委宣传部和天津市委宣传部等联合举办了多场习近平经济思想研讨会。

聚焦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宣传研究开展的这些工作，充分发挥了主流媒体的宣传引导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学界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

开办智库圆桌，组织深度调研，让理论观照现实。经济日报智库版围绕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和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情况，聚焦财政货币政策、科技创新、工业农业、对外贸易、区域协调发展、教育、医疗、养老等设置议题、组织智库圆桌，邀请专家学者、政府主管部门领导、行业企业界人士参加研讨， 总结经验、把脉问题、提出对策。

2023年，围绕农民工、老年人、女性、高校毕业生等重点人群就业组织了4 个圆桌，多维度全方位回应如何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问题；围绕海洋牧场、饲料粮、森林食品开发、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等，系统阐释如何树立大食物观、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2024年，围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主题组织系列圆桌研讨。4年间，经济日报智库版共刊出近300期智库圆桌研讨稿件，受到业界欢迎。

为客观反映、深入挖掘各地各行各业贯彻落实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丰富实践和创新举措，总结推广成功经验，经济日报社近年来持续开展深度调研工作， 在“学思”与“践悟”的结合中，逐步形成了地方调研、产业调研、企业调研、经济热点问题调研“四驾马车”。《威武祁连》《宁德跨越》《煤炭问题调查》

《耕地问题调查》《柳工移山》《伊利答卷》等逾百篇生动、接地气的万字长文，在经济日报的报、网、端、微各平台，图、文、声、影全景式生动展现， 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鲜活故事彰显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说服力、现实解释力、实践引领力。这些深度调研成果单套阅读量数以亿计。在脸书等海外平台，经济日报官方主账号同步推出的践行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度调研系列报道，

总传播量超8亿。

加大融媒体探索，切实提升理论宣传触达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在哪儿，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就在哪儿，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那就也应该成为我们党凝聚共识的新空间。”党的创新理论要发挥举旗帜、聚民心的作用，必须充分运用互联网平台， 借助移动传播，有效发挥思想引领、舆论引导的作用。

党的二十大召开前，报社制作了《新时代新征程》12集系列短视频，鲜活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累计传播量近2亿，入选中国报业协会新媒体（客户端）发展大会主旨报告优秀案例。

前不久，经济日报推出视频访谈节目，邀请名家解读中央重要经济政策和社会关心关注的问题，在中国经济网以“深谈”视频栏目展现，在报纸端设置“对话经济学家”栏目，编发头版或理论版。如，《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对话刘尚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护航中国经济

——对话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田轩》《积极有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对话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等，社会反响强烈。

报社开设理论公众号“经济日报理论”，转发经经济日报理论版版面。 济日报头版、理论版、智库版的重点理论文章，同时对这些文章进行新媒

体产品转化，以期丰富阅读体验、提升传播效力。

经过几年来的持续探索，经济日报初步搭建起深入推进学习宣传研究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高端平台，培育和凝聚了一批优秀专家学者。

紧跟理论创新脚步，聚焦新时代中心任务

做好党的创新理论宣传使命光荣，责任重大。笔者多年从事这项工作，有一些深切体会。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宣传应坚持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紧跟理论创新脚步做宣传。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理论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创立，随着新时代伟大变革而发展， 深刻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理论创新成果的丰富内涵和实践伟力及时准确地传达给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聚焦新时代中心任务做宣传。走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党的中心任务。聚焦党的中心任务做好理论宣传成为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

结合自身比较优势做宣传。党报党刊理论宣传工作的宗旨和任务是一致的，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要使理论宣传收获最好的效果，就要考虑到各家报刊的定位和职责， 既要做好核心报道和规定动作，又要用好自身潜能和优势，突出特色，互为补充。

把握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平衡学理化和大众化

党报姓党，理论宣传更是要围绕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展开。组织和编发理论稿件要把握好以下几组关系。

把握好准确解读和理论创新的关系。这就要求，编辑必须深刻理解党的创新理论的内涵、与时俱进地掌握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准确把握党中央重大战略和政策指向，这样才能确保稿件准确无误，不出现政治性差错。但是准确解读不是抑制创新，编辑拘泥于政策文件内容，有时候就会对作者的一些创新性观点和表达心存疑虑，甚至对文章进行过分删改。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考量的是编辑的理论素养，是其对党的创新理论的贯通理解和精准把握能力。

把握好学术研究和理论宣传的关系。从事新闻工作的同志都熟知一句话， “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

宣传纪律是党的纪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纪律”是说理论宣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做到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无禁区”是指对学术研究， 包括对研究什么、怎么研究、观点争鸣，要有一定的包容性。研究和宣传非但不是对立的，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角度， 二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没有深入的研究，宣传也没法做彻底。理论编辑必须不断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判断力，准确识别哪些成果能够作为政治宣传的内容呈现。

把握好理论阐释和实践导向的关系。道不可坐论，理不能空谈。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这就要求做好理论宣传，必须推动理论真正用到

实践中去，指导实践并见到成效。目前，理论文章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比较严重， 坐而论道，没有很好地与实践结合起来，也因而削弱了理论的实践指导意义。这就需要理论版在规划栏目上充分考虑到实践导向，探索设置和组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栏目和文章，理论编辑也要深入到火热的实践中去，深刻体会理论之于实践的指引力量，同时了解社会对理论宣传的需求。

把握好学理性研究和大众化普及的关系。宣传工作是针对人的，不考虑受众的感受和接受度，就达不到宣传的目的。一方面，学理化体系化阐释是必要的，有助于帮助大家从更深层面系统准确把握理论的内涵和要义，好的编辑可以通过选题、内容等方面的沟通引导作者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 理论要发挥教育人民的作用，首先得让老百姓能读得懂听得懂，这就需要转换话语体系，进行大众化解读。因此，理论宣传阐释要分层，要丰富理论产品的品类和内容。

切实扩大队伍转变文风，重视融合推广成果检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阐释要以深入研究为基础，研究深入，阐释才能透彻。”提高党的理论宣传阐释质量亟待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从源头上用力，扩大专业研究人员队伍。目前，专业从事党的创新理论研究的力量严重不足，现有研究人员又往往身兼数职或兼顾多个研究方向，专业研究队伍与新时代新征程对党的创新理论的需求不相匹配，需要从制度机制方面用力，形成推动理论学理化体系化研究的导向，强化专业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从编辑能力着眼，下大力气培养高素质理论编辑人才。做好党的创新理论宣传工作，关键在人。做党报党刊理论版编辑，要有相当的政治素质和理论修养，还要有比较深厚的学术积累，熟悉学术研究的规律和规范。理论编辑的培养周期较长，一个成熟理论编辑的长成一般来说需要5—7年。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强化理论编辑队伍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要坚持不懈、常抓不放。

切实转变文风，促使理论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长期以来，理论宣传重视讲“理”，但是讲“理”讲得太“干”，文字过于规整甚至有套路，忽视了大众阅读体验和接受度。要从优化栏目设置、创新话语表达、丰富产品类别和内容等多方面进行探索，要善用小切口、小故事，用鲜活、生动的语言和内容来说理，打造更多切实深入人心并内化于心的理论作品。

重视融合推广，以流量和触达率检验宣传效果。掌握信息化条件下的舆论

主导权，必须做好媒体融合发展这篇大文章，理论宣传也不例外，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探索生产更多更好的、在互联网时代易于传播的新媒体产品。

在舆论环境、舆情生态、传播渠道、受众需求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下，主流媒体必须以思维创新、理念创新、方式创新，应对舆论之多维、舆情之多变、渠道之多样、需求之多元。只有持续提高理论宣传水平，才能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作为党的媒体，经济日报将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把握时代要求，紧跟时代变化，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使党的创新理论更好地“飞入寻常百姓家”。

理解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方法论体系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常庆欣

习近平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是总结经济发展成功经验、探究重大现实经济问题、揭示经济演变规律、研判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过程，其中蕴含着科学的方法论。这些方法论，在完整且存在内在逻辑联系的基础上，构成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方法论体系。充分认识和理解把握这一方法论体系，不仅是推进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更好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认知前提，也为我们完整准确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科学内涵，并切实有效贯彻落实到经济建设各方面全过程，充分发挥其强大实践效能提供了遵循。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思想基础，深刻影响着人们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思维，在根本上造就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在分析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错误理解和运用时，恩格斯曾提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另一个是“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恩格斯之所以提醒人们注意这两个问题，主要是他发现有许多人在实际中教条化地运用这些概念或理论，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变成永恒适用的套语、标签和杠杆，变成通用但言之无物的空话。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被历史和实践证明是科学的理论，为我们研究和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全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作为一种哲学立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普遍联系与演变规律作出了科学解释；作为一种研究历史发展的指南，它要求重新研究全部历史，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作为一种理论体系， 它以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范畴和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主要内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指导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也为我们研究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指南和科学标准，更为我们思考和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科学体系与创新发展筑起最牢固的方法论基础。

以“六个必须坚持”为根本遵循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六个必须坚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的展开与拓展，是对在“两个结合”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功经验的总结提炼，是形成具体策略与方法的指南与遵循。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必然依循“六个必须坚持”。

“坚持自信自立”强调依靠自己的力量、通过科学的方式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置身其中的中国人更有资格、更有能力揭示其所蕴含的历史经验与发展规律，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原创性贡献。另一方面，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

在“坚持自信自立”的同时“坚持胸怀天下”，才能科学处理好特殊价值与普遍意义的关系，发挥好习近平经济思想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和对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推动作用。

“坚持人民至上”就是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这提供了思考经济问题、构建经济理论时最核心的目标与最基本的维度，构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持问题导向”就是要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关注并回答时代

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新发展理念、新质生产力、新发展格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论创新，或概括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进程、或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命运、或揭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格局，皆是对人民关心的重大问题的回答与回应，不断丰富和拓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

“坚持守正创新”意味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应实践发展，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通起来，同时借鉴吸收各国经济发展经验和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 着眼于解决重大实践问题，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坚持系统观念”强调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系统谋划，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抓住“牛鼻子”重点突破，同时重视各个领域各个环节的关联性，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形成发展合力，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在实践中做好经济工作的科学方法论

全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六个必须坚持”为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做好经济工作的策略与方法， 构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方法论体系中最具操作性和实效性的方法论层级，为推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引方向、注入动力。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和“进”是辩证统一的，要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把握好工作节奏和力度。要统筹各项政策，加强政策协同。我国40 多年改革开放是全面的也是渐进的，摸着石头过河，坚持试点先行，取得经验后再在面上推开，这是稳中求进的历史经验。要坚持以稳求进、以进促稳。既要稳住经济运行、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 确保就业和物价总体稳定、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确保金融不出现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同时也要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充分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在“稳”的基础上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增长极。

坚持破立并举、先立后破。比如，面对全面深化改革这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破和立的辩证统一，破立并举、先立后破，在破立统一中实现改革蹄疾步稳。再比如，面对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问题，要坚持先立后破，使清洁能源平稳有序替代传统能源，通过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等， 加快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要在立足基本国情、尊重客观规律、把握步骤节奏的同时，加强重大风险识别和防范，决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未立先破。不断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

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披荆斩棘、栉风沐雨，发扬钉钉子精神，敢于啃硬骨头，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贫中之贫、坚中之坚，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确保各项重大改革举措落到实处，既要积极主动，不断化解难题开创工作新局面， 也要扎实稳健，明确优先序，把握时度效，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大力提升抓落实的效能。一件接着一件抓，抓一件成一件，积小胜为大胜，脚踏实地把既定的科学目标变为生动现实，从而更好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两个五年规划谋划中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创新和学理跃升

顾海良

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也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接续过程。每一个五年规划的谋划过程，都构成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节点。总结过去、立足现实、开创未来，每一次谋划过程也都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经历了“十三五”和“十四五”两个五年规划，这两个五年规划的谋划过程， 彰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在理论创新和学理跃升上的非凡成就。

一、问题导向的实践探寻、理论创新和方法遵循

问题导向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方法。在党的十八大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提出：“要积极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坚持问题导向，勇于突破创新，以改革促发展、促转方式调结构、促民生改善。”[1]319 在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习近平再次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2]15五年规划具有着“重大问题”的性质和“关键问题”的意义，问题意识也有着更为重大的战略意义。在五年规划谋划中，更加要求直面现实、树立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以“问题倒逼”的方式，增强对五年规划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探索，更为显著地昭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2]15的学理。

坚持问题导向，就在于把握时代课题变化特征和战略重点，回应时代发展根本课题和目标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统筹和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十三五”规划和“十四五” 规划谋划的关键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内和国际环境发生的新矛盾新挑战作出深刻分析，把握问题导向、坚守问题倒逼，深刻把握跨越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的显著特征，从战略擘画和方略部署上系统谋划，推进和拓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理论体系。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在“十三五”规划谋划中，习近平在2015年11月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主题的集体学习的讲话中，

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问题。这里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在于以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物质生产为基本出发点，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现实及其社会和历史特征为基本规定，着力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擘画和方略部署，形成适合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坚持问题导向，习近平在“十三五”规划谋划的全过程中，坚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深刻体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凸显规划谋划的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在谋划“十三五”规划中，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地提出新发展理念，以这一理念为根本推动力量，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主要目标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一系列具有标志性的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举措。在“十三五”规划谋划中，习近平经济思想中问题导向同问题意识、问题倒逼系统集成的方法得到最为深透的运用。

“十四五”规划谋划期间，在2020年8月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重新提到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主题的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内容，强调“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2]367-368面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格局变化的大趋势， 习近平提出：“在波涛汹涌的世界经济大潮中，能不能驾驭好我国经济这艘大船，是对我们党的重大考验。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形形色色的经济现象，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准确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问题导向”是一种“道理”“学理”，也是一种“哲理”。问题导向是以阶段特征和根本目标的理解和把握为标志的，在“十三五”规划谋划过程中， 习近平一直强调问题导向中的阶段特征和目标内涵的重要意义：从阶段特征来看，“‘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阶段”；从目标内涵来看，“十三五” 规划重在“阐明党和国家战略意图，明确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要求、基本理念、重大举措，描绘好未来五年国家发展蓝图”，达到三个“事关”

的目标，即“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的协调推进，事关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

从谋划“十四五”规划一开始，习近平同样强调问题导向的阶段特征问题， 凸显“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实现的新的更大发展的目标内涵：“要增强机遇意识、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化危为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十四五”时期既要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又要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的历程。习近平指出：这一过程“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经济社会发展中矛盾错综复杂，必须从系统观念出发加以谋划和解决， 全面协调推动各领域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5]785从问题导向与问题意识、问题倒逼的系统集成，构成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方法论特征。

坚持问题导向，既要以扎根中国现实发展为根据，也要以中国历史赓续的自觉把握为基础。在“十四五”规划谋划过程中，习近平指出：“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从1953年以来我国已经编制实施的13个五年规划（计划）的整体过程来看，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和重要优势，这些规划“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习近平经济思想显著的理论特征在于，“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3]225在“十三五”规划和“十四五”规划谋划中， 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两个五年规划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两个五年规划贯穿于决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力开拓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过程及其目标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突出问题、国际变局中复杂多变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不断提升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

二、以新发展理念为主导的理论创新和学理跃升

“十三五”规划是以经济发展新常态面临的问题导向为实践逻辑和理论逻

辑的。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党的十八大后经济理论和实践的一次重大变革；经济新常态的问题导向主要在于：推动经济发展，如何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稳定经济增长，如何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宏观调控，如何更加注重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心理预期；调整产业结构，如何更加注重加减乘除并举；推进城镇化，如何更加注重以人为核心；促进区域发展，如何更加注重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保护生态环境，如何更加注重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保障改善民生，如何并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精准帮扶；进行资源配置，如何更加注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扩大对外开放，如何更加注重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等等。正是在顺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在要求上，系统谋划、统筹规划，形成了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的新发展理念。

2015年10月，“十三五”规划谋划之初，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习近平对“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的重要论断作出阐释，强调“首先要把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发展理念搞清楚，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 政策举措跟着也就好定了。”在“十三五”规划谋划中，凸显新发展理念的战略性和整体性，强调五大发展理念“不是凭空得来的，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2]94必须明确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主要目标，特别是要以新的发展理念推动发展，提出一些具有标志性的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举措，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成为“十三五”规划的主导理念，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在这一规程中的重要理论创新。习近平指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实践告诉我们，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发展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发展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展理念自然也不会一成不变。” [2]94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这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

联系的集合体，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习近平指出：“哪一个发展理念贯彻不到位，发展进程都会受到影响。全党同志一定要提高统一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

新发展理念作为“十三五”规划谋划中提出的重要理论，在“十三五”规划中得到落实。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跟着也就好定了。2015年10月，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由对“十三五”规划谋划转化为对这一规划的实际制定，擘画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导的“十三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恢宏蓝图。

在“十三五”规划蓝图中，一是确立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 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二是坚持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 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三是彰显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四是坚持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必须着力实现合作共赢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五是把牢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在实现新发展理念中， “十三五”规划突出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实施的全面领导，彰显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特征。

新发展理念，不仅由“十三五”规划谋划中的根本理念转化为规划中实际

战略和方略，而且还进一步凝练了学理上的跃升，初步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涵盖“七个坚持”的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理精粹。党的十九大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习近平经济思想要以新发展理念为重要内容，一要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中央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党中央对发展大局大势的分析和把握，及时制定重大方针、重大战略，作出重大决策，部署重大工作，确保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落到实处， 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是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三是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强调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是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五是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及时调整宏观调控思路，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为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开出治本良药；六是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七是坚持正确的工作策略和方法，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中稳和进的关系，把握宏观调控的度， 提高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精准度。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在“十三五”规划谋划中的这些理论创新，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性概括， 是党和国家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产生更深刻、更广泛的历史性变革。”

三、新发展格局的系统集成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锚定

“十三五”时期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十四五”规划成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规划，这一规划是以“新发展阶段”为突出标志的。

新发展阶段，生成了问题导向的新的要求。在谋划“十四五”规划开始时， 习近平在对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变化的新趋势新挑战的探索中，就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深刻分析。习近平强调：“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

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从新发展阶段的问题导向的新视界上，习近平提出了“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新观念。习近平指出：“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新发展格局之所以成为“十四五”时期的战略抉择，是因为“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2]364。

在对新发展格局的理解上必须清醒地看到，一方面这一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 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也将更加广阔，必然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另一方面这一格局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从国际比较看，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习近平强调：“在当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立足国内、依托国内大市场优势，充分挖掘内需潜力，有利于化解外部冲击和外需下降带来的影响，也有利于在极端情况下保证我国经济基本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总体稳定。”

从新发展理念到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的问题意识，构成“十四五”规划中习近平经济思想最重要的系统集成。与此相联系，进一步拓新了三个方面的创新性谋划：一是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二是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调节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体制机制的深度改革和完善，不断适应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三是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对“十四五”规划的这一系列的关键性谋划，牢牢把握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紧紧扣住把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主题，凸显了“十四五”规划谋划中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创新性特征。

“十四五”规划谋划中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聚焦点，就在于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问题的探索。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其中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意志和决心始终没有动摇，“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不断深入、在战略上不断成熟、在实践上不断丰富， 加速了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为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制度基础。”

习近平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同“十四五”规划战略擘画和方略部署谋划密切结合在一起，强调“我们所推进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和内涵第一次作出深刻论述：一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有深远影响的大事。二是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三是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四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五是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现代化强调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十四五”时期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习近平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既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明确“我国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习近平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战略锚定，明确了“十四五”规划的战略目标和方略部署。

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十四五”规划谋划中的一系列理论创新，在“十四五” 规划制定中得到落实和贯彻。2020年10月29日，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之后，习近平就提出如何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规划制定的各项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落到实处的问题。习近平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我们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准确把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构想。”[2]374从构建新发展格局重要着力点的战略高度，形成六个方面的基本遵循：一是加快培育完整

内需体系，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增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的重要基础；二是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是确保国内大循环畅通、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新优势的关键；三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是稳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增强在国际大循环中带动能力的迫切需要；四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城乡经济循环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方面，也是确保国内国际两个循环比例关系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五是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关键联结点；六是牢牢守住安全发展这条底线，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也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这一思想蕴含的深刻的学理依循和根本所在。从学理赓续和学术厚植上，“十四五”规划谋划中的这些理论和理念， 在“十五五”规划谋划中仍然有着战略导向和方略部署上的重要意义。

四、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品质和学理意境的升华

习近平经济思想扎根中国大地，在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研究中实现理论创新和创造，特别是在接续“十三五”和“十四五”两个五年规划的战略擘画和方略部署中，彰显其理论特征和学理跃升。

立足于“十三五”规划的谋划过程，在与“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要求的结合中，习近平经济思想在理论品质和学理意境上作出一系列新的探索：

第一，在谋划“十三五”规划时，要立足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 按照党的十八大后形成的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总要求进行战略擘画和方略部署。“十三五”规划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在经济新常态的推进中，我国经济发展表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因而“这些变化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要求。”

第二，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机遇和新矛盾新挑战，谋划“十三五” 规划要勇于改革、锐意进取，确立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理念。要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行动，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

点的集中体现。”[4]774在谋划“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既是对经济新常态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更是对经济新常态赓续推进中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在“十三五”规划谋划中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成为“十三五”规划谋篇布局的主导和主线。即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新发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 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第三，谋划“十三五”规划的问题导向，“必须全力做好补齐短板这篇大文章，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着力于解决和处理好社会主要矛盾中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特别是“十三五”规划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时期的规划，更要紧紧扭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存在的短板， 在补齐短板上多用力。习近平有针对性地提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就是一个突出短板”，还有“在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民生保障等方面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短板”。

在对“十三五”规划谋划中，习近平经济思想还从理论品质和学理意境上提出四个方面的原则：一是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既要从“十三五” 时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倒推”，厘清完成目标任务的时间节点，又要从实现“十三五”规划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顺推”，明确破解难题的途径和办法；二是坚持立足国内和全球视野相统筹，既要以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主动适应和积极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又要从全球经济联系中系统谋划，注重提高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三是坚持全面规划和突出重点相协调，既要着眼于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对外开放、国防建设和党的建设，又要突出薄弱环节和滞后领域，集中攻关，提出改革和发展的可行思路和务实举措；四是坚持战略性和操作性相结合，既要强调规划的宏观性、战略性、指导性，又要突出规划的约束力和可操作性。这四个方面的原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对五年规划谋划方法的全面概括，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对五年规划谋划过程问题导向同问题意识、问题倒逼方法运用的系统集成。

立足于“十四五”规划的谋划过程，在2020年8月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再次从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把握经济发展规律，准

确回答我国经济和社会中长期发展问题四个方面的概括，升华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品质和学理意境：

第一，“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2]369。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于新时代我国国情和经济改革发展实践，是对改革和发展实践的经验积累和理性认识的升华。在两个五年规划谋划中，无论从全面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及到中国式现代化擘画，还是从经济新常态到新发展理念以及到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的部署，都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实践检验而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在理论品质和学理意境上都适合于中国实际、富有中国特色、充满中国智慧。

第二，“深入调研，察实情、出实招，充分反映实际情况，使理论和政策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

在对两个五年规划谋划中，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问题导向，在增强问题意识、推进问题倒逼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要“深入调研，察实情、出实招” 的理论品质，创造性地提出要在“充分反映实际情况”基础上实现“有根有据” 和“合情合理”相结合的学理意境。

第三，“把握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 从短期波动中探究长期趋势，使理论和政策创新充分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 [2]369在两个五年规划谋划中，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把握规律”上遵循的理论品质和基本原则就是：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以守正创新的方法，做好“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有机衔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好发挥我国制度优势，凸显战略擘画的本质特征；处理好开放和自主的关系，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守改革开放的根本方向；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有效防范和应对可能影响现代化进程的系统性风险，强化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求；处理好战略和战术的关系，制定出一个高瞻远瞩、务实管用的规划建议，提升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力量。这些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五年规划中“从短期波动中探究长期趋势”的学理依循。第四，“树立国际视野，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2]369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刻结合21世纪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实际，在两个五年规划谋划中，坚持胸怀天下的历史自觉和历史担当，以“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眼光和问题导向切入，深刻阐释

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因、愿景和实施路径，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制高点上，创新中国道路和彰显中国风范。在对五年规划的谋划中，习近平经济思想不仅立足中国大地，在把握世界风云中彰显富有时代性和开放性的理论力量和思想智慧；而且还能厚植学理意蕴，注重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共同价值相连接，在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方向的发展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经济思想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是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必须持续学思践悟、不断深化理解、全面贯彻落实。

一、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始终坚持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经济思想上下功夫， 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持续深化对习近平经济思想基本内容的理解和把握。

牢牢把握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注重发挥党“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在关键时刻、重要节点，及时研判形势、作出决策部署，确保我大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牢牢把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指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我们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解决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党的二十大明确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为我国经济发展明确了目标指向。我们要把握好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和鲜明特色，聚焦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撸起袖子加油干，努力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

牢牢把握新时代经济发展的理念原则。理念原则是行动的先导，发展的理念原则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的成效。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地提出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统筹发展和安全等一系列重要理念原则，系统回答了发展“为了谁、依靠谁”、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等重大问题。我们要坚决把这些理念原则贯彻到制定经济政策、开展经济工作、推动经济发展的各领域全过程，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牢牢把握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发展的目标、理念原则明确后，如何推动实现是需要回答好的另半篇文章。习近平经济思想聚焦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深层次矛盾，擘画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一系列关乎基础和全局的重大战略举措。我们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推动国家重大战略部署落地见效。

牢牢把握新时代经济工作的策略和方法。

推动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要有正确的工作策略和方法。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提出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等一系列策略方法，为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把握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系统集成、协调配合，不断提高经济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二、努力当好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排头兵

2021年5月，党中央批准在国家发展改革委成立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 三年多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团结带领全委全系统深学笃行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自觉当好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宣传者、忠实践行者，不断强化系统性梳理、学理化研究、全方位应用、立体式宣传，取得了积极进展。

坚持深学细悟，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一方面，注重系统性梳理。分领域、分专题梳理习近平经济思想最新发展，和中宣部一起编写出版《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全面宣传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另一方面，注重学理化研究。深入开展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原创性贡献研究，学习阐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不断深化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精髓的理解认识。

坚持逐本溯源，深入提炼推广典型经验。

一方面，深入开展溯源研究。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提出的重要理念、重大战略等实施溯源调研，形成关于“大食物观”、发展战略重要思想、汽车强国等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提炼推广典型经验。围绕习近平经济思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生动实践，分领域因地制宜提炼形成一批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案例。

坚持学以致用，不断提高宏观调控能力。

一方面，坚持用习近平经济思想观察分析经济问题。坚持好、运用好贯穿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全面客观冷静看待经济形势，科学认识经济运动过程，准确把握经济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做好经济工作。深刻理解党中央战略意图，切实把贯彻党中央精神体现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改革和实施重大工程中，在实践中不断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本领。

坚持主动发声，推动大众化国际化传播。

一方面，推动大众化宣传。精益求精办好《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期刊， 召开系列研讨会、宣讲会和现场交流会，深入浅出运用习近平经济思想解读经济现象，回应社会关切，澄清误读误解，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另一方面，强化国际化传播。深入开展经济领域治国理政经验国际交流合作，举办系列研讨会、培训班，主动讲好中国经济发展故事，更好展现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实践伟力。

三、切实把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到经济工作各领域全过程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面对新征程上的宏伟目标、重大任务和风险挑战，干字当头、实干为要，落细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认真履行宏观管理和经济综合协调部门职责，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开创经济工作新局面。

以实际行动落实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提高政治站位，自觉用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把落实党中央经济决策部署作为重大政治责任，善于从讲政治的高度思考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强化理论武装，坚持学深悟透笃行习近平经济思想，经常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偏差，确保执行党中央战略决策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狠抓工作落实，时刻

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切实将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转化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实绩。

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

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把经济发展的质和量有机统一起来， 实现协同并进，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坚持以质取胜和发挥规模效应相统一，用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配套体系完整的供给优势、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加快培育更多世界一流企业和领先技术， 把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统一于高质量发展全过程。

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在改革方面，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举措落实落地。紧盯重要领域、关键环节进行重点改革攻坚，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推动《民营经济促进法》尽快出台，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开放方面，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 实施好外商准入负面清单，加强境外投资服务、监管和风险防控，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大力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积极运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打造人工智能、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实施“数据要素×”行动计划，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加快培育未来产业，前瞻谋划布局，有序赋能生物制造、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等重点领域。加强供需调控和产销衔接，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加紧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加快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统筹区域战略深化实施和区域联动融合发展，推进区域内战略深化实施，坚持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创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实现

互融、互促、互利、共赢。

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重点领域安全保障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持续提升能源和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加快完善大国储备体系，全力确保产业链供应安全和数据安全。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风险，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稳就业、促增收政策力度，扩大公共实训基地培训，提升高校毕业生、脱贫人口、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和增收能力。加大以工代赈政策实施力度和劳务报酬发放规模，大力推广以工代赈方式，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加快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持续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

探索构建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

谢富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 不断深化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习近平经济思想概括为“一个主要内容”和“七个坚持”，2022年出版的《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进而将其概括为“十三个方面”。2023年习近平进一步提出要“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①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②习近平也多次强调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教条，必须中国化时代化才能落地生根，习近平经济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本文尝试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学理化体系，深入讨论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

一、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的构建原则

如何构建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孕育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发展的整个过程，不仅仅是从范畴到范畴的抽象理论体系，不能将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不同层次的重要论述混为一谈。

（一）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孕育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发展的整个过程

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表明对历史的认识是从事后开始的，只有在更发达的历史阶段才能对过去的经济发展规律进行更充分的阐述。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③对人类社会特定阶段经济规律的认识也总是在相应的社会经济关系充分发展之后才开始的。而“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不可能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之初就形成一个完美无缺的生产关系，也要有一个不断成熟和完善的过程”。④ 正如马克思所说，“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

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

⑤只有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成熟形态，才能立足当下对过去的经济发展规律进行充分阐述。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孕育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发展的整个过程，科学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从社会形态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构成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即“人类文明新形态”。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⑦而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 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⑧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在中国的具体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也划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⑨的近百年时间。但“即使实现了现代化，要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世世代代坚持下去，仍然要一以贯之地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解决好，不可能一劳永逸”，⑩习近平指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I1意味着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将进入更高阶段。

（二）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不仅仅是从范畴到范畴的抽象理论体系

抽象理论体系包含了一系列范畴，这些范畴嵌入总体并表达了作为总体要素的各种形式和各种关系，范畴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支持，形成前后连贯的整体。○I2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已经完成了从范畴到范畴的抽象理论体系的构建。以《资本论》为代表，一系列范畴在确定的序列中组织起来，以商品范畴为开端推演到作为最具体、最复杂的各个经济范畴，形成一套理解“物的依赖性”阶段下既定社会经济体系运动规律的抽象理论体系。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历史时代仍处于“物的依赖性”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商品生产和市场体系普遍存在，马克思这一套抽象理论体系仍然适用。

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真空中的一般性哲学理论，而是扎根于社会历史过程的现实的经济分析，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也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从范畴到范畴的抽象理论体系，而应当是抽象理论与历史实践有机结合的创新的

经济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也处于“物的依赖性”阶段的大历史时代，需要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作用，突破“人的依赖关系”下的根本限制，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系。因此，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并不在于打破已经建立起来的体系逻辑，将经济范畴重新排列组合，而在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发展与抽象理论之间的过渡，并通过不断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抽象出新的理论范畴，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在抽象理论层次与历史之间建立联系。

（三）构建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需要区分不同的研究层次

正如《资本论》“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性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I3，学理化体系也应当由几条概括性的思想依逻辑串联起来， “把握事物之间内在联系、揭示客观规律、预见事物发展必然趋势的过程，由此形成的理论成果自然是一个科学系统、逻辑严密、有机统一的整体”。

习近平经济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习近平既是当下中国治国理政的领袖，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同身份对应的论述分别涉及具体历史实际层次和抽象理论层次，必须区别对待。作为治国理政的领袖，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战略、政策和措施，例如精准扶贫、蓝天保卫战、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等；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性贡献，包括新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习近平的重要论述涉及不同的层次，有的是具体的战略政策层次， 而有的是抽象的理论分析层次，不能混为一谈、简单并列。同时，这些重要论述之间也具有内在联系，例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然而然地阐发出新发展理念；再如，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都是在应对当前经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要平衡内容要素的广阔性和丰富性与理论体系的结构性和逻辑性之间的张力，就必须区分不同的研究层次，正确认识各个层次之间以及层次内部的关系，才能科学地构建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

二、从马克思主义学理化体系到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

习近平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 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I5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21世纪的创新发展，遵循马克思主义学理化体系的基本原则，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枢纽范畴。

（一）马克思主义学理化体系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其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性、以完备的体系论证其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曾说他的著作是一个艺术的整体，列宁也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块整钢”。○I6《共产党宣言》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学理化体系的重要材料。《共产党宣言》和《新民主主义论》两大经典文本的共同特点在于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澄清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或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明确了社会发展阶段， 并进一步分析了现实问题，提出未来革命战略。据此，马克思主义学理化体系能够区分为“一般、特殊、具体”三个层次，分别对应着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一般规律和具体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经济运动的特殊规律。这三个层次是相互补充、辩证统一的。

首先，从“人类社会一般”来看，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探索了人类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系统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 作为“一般的抽象的规定……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I7，推动了人类历史发展，将人类历史区分为不同的社会形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形态更替的动力，“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其次，从“资本一般”来看，马克思阐明了他所生活的现实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及内在矛盾性，阐释了“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I9以及各种经济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纯粹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这样一个特殊阶段，“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

最后，从具体的、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来看，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又区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而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阶段，其经济运动规律又表现出特殊性，需要进一步研究在不同阶段，典型的、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积累体系的

运作，以及内在矛盾。马克思以当时具体的、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研究对象，阐述了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实践中呈现的新特点，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展开了进一步研究，例如列宁研究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层次学理化体系

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2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划分了一般、特殊、具体三个不同层次，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

首先，“一般”即研究对象的一般性和共同性，是研究对象深层结构纯粹规律的理论研究，反映着研究对象总体内在要素之间的联系性，体现着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层次立足具体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 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经济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

其次，“特殊”即研究对象的特性和区别性，研究对象在不同历史阶段将表现为不同的典型形态，体现着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殊层次以具体的生产方式及其变革为核心，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 以及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典型的、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积累体系的运作及其矛盾。

最后，“具体”即研究对象在特定历史阶段下的现实的、经验的表现，体现着研究对象的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具体层次聚焦于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现实问题，提出具体对策，是具体的经验分析，体现着现实逻辑。例如，马克思围绕着工作日的变化这一具体现象全面批判了19世纪英国的工厂法。“一般原理”决定了问题研究的性质和方向，在“特殊历史阶段” 表现为不同的“现实问题”，“一般原理”在“特殊阶段”和“现实问题”的推动下不断发展。

（三）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的枢纽范畴与三个研究层次

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先于其相关概念和经济理论形成不同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自上而下地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

22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又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23构建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需要参照马克思对研究对象不同层次的划分，但在此之前还要确定学理化体系的枢纽范畴。只有找到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枢纽范畴，才能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论述区分为三个层次，按照一定的逻辑连接并构成完整的学理化体系。新的社会形态在实践上对应着新的经济结构，在理论上呼唤着新的枢纽范畴，因此，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的枢纽范畴必然是全新的原创性理论范畴。

基于社会主义实践的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的枢纽范畴，首先要解决的是社会性质的问题，这是揭示经济运动规律的必要前提。只有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性质的范畴，才有可能内在地蕴含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的全部内容，并将该体系的各个方面逻辑一致地串联起来。党的二十大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24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建构完成。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构成一个社会形态，它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在中国的具体形式，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把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创建新社会形态的实践经验上升为新的理论范畴，能够作为构建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的枢纽范畴，并推论出理解新社会形态特点的诸范畴和命题。

结合枢纽范畴和三个研究层次，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枢纽，围绕着“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能够形成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有机统一的三层次结构体系，分别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历史方位，以及当前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和采取的具体战略。

三、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的三个层次

根据马克思主义学理化体系理解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不同层次之间的内在关系，并重新将这些重要论述排列组合，就形成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三层次的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

（一）理论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逻辑考察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都适用，具有一般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秩序的全球扩张带来生产方式的趋同，马克思用生产方式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方法已经不再适用。

考虑到社会形态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人类文明新形态”在领导主体、发展逻辑、基本经济制度、方法论和世界历史等多个方面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区别开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三位一体” 的基本经济制度，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最本质的规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在此基础上，党在对内的经济工作中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的方法论，在世界历史发展方向上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表1）。

在领导主体方面，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保证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政治和经济的辩证法深刻阐释了“经济决定政治，政治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彼此互相依存、互相促进、互相对立、互相制约”○25的客观规律， 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通过国家或政党治理经济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与为资本服务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世界普遍交往的背景下，“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26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应对来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系列风险和挑战，“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27。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通过中长期规划和部署实施重大国家战略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指明方向，公有制经济和举国体制分别在物质基础和组织基础两个方面为党的领导能力的发挥提供现实保障。在此过程中，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28，才能不断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引领和推动社会革命。

在发展逻辑方面，坚持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的唯物史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新发展理念。资本主义以攫取剩余价值为发展的不竭动力，必然会造成贫富分化、生态破坏、经济危机等社会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追求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即使用价值的增长，而不是抽象的价值的无限增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

• 29其中，为了维持资本积累和利润增长，资本主义国家也强调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和开放发展，但只有以人民为中心才会强调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彰显

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本质区别。

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3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处于“物的依赖阶段”，要求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劳动分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系。然而，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同的是，中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保证国有经济在重要领域发挥关键作用，促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形成协同竞争格局，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把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充分结合起来。在方法论方面，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的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辩证法，从客观世界的实践出发，指出事物内部的矛盾推动了客观世界不断发展变化，事物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构成具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只有坚持问题导向、系统观念的科学方法论，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事物，认识问题、处理问题，才能真正掌握规律、改造客观世界、推动社会进步。坚持问题导向意味着不能离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工作中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31。坚持系统观念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前提，从毛泽东的“弹钢琴”，到邓小平的“两手抓”，再到习近平强调“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32，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各项事业。

在世界历史方面，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的新发展，是一种崭新的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间关系的理论，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在当代的现实形态。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意识形态传播到世界各国的同时， 也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扩散到整个世界，无法形成真正的人类共同体，资产阶级国家以“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共同体，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核心-外围”的等级制体系。列宁和斯大林提出以无产阶级共同体消灭资产阶级共同体的方式实现人类共同体，形成了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的帝国主义论，以此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交往关系。中国共产党在与资本主义世界交往的实践中，认识到世界各国是相互依赖、普遍联系的，发展了马克思的利益共同体思想，超越了帝国主义论。习近平站在全人类命运的高度审视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超越了阶级利益共同体，强

调利益共同性，人类可以有意识地共同改造世界，朝着人类共同体迈进。

（二）历史逻辑：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历史逻辑考察的是新发展阶段中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定。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角度出发，将人类历史的发展区分为不同的社会形态，而同一社会形态也是由不同发展阶段构成的。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社会形态概念刻画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时段”，借以研究那些缓慢变化的、历时百年的经济社会体系的基本结构和形态。而任何社会形态内部都能区分不同的发展阶段，这种较短时段的研究则有利于探索同一社会形态内部经济社会结构的周期性变动，即“发展阶段”。毛泽东以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分析法为理论基础，用基本矛盾判断社会形态的性质，用主要矛盾判断社会发展阶段，初步形成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由于基本矛盾的长期稳定性，同一社会形态的一般规定具有不变的连续性，但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不是静止的，而是根据主要矛盾的变化表现出不同的特殊性，并根据这种变化性区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

习近平指出：“发展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而且是需要划分为不同历史阶段的过程”。○3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划分为不同的阶段， 其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而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35“新发展阶段”表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必须发展新质生产力，按照“两步走”的战略安排，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揭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第一，新发展阶段下我国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6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37在经济新常态下，从需求侧来看，“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相应的市场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38从供给侧来看，劳动力比较优势减

弱，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达上限，经济中存在产能过剩、高杠杆、泡沫化等问题和风险，经济结构需要优化升级，同时“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产业组织新特征”，“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39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新发展阶段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第二，为了适应新发展阶段下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必须发展新质生产力。生产力的总体发展水平决定了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差异，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41只有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促进生产力体系实现整体的质的跃升，才能更好地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从而破解供给体系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根本问题。

第三，新发展阶段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制定了新的战略安排、目标任务和整体部署。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 “从二O二O年到二O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O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部署上，必须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二者相互促进、统筹联动。新的战略安排、目标任务和整体部署既体现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贯性、整体性，又符合实践发展的连续性、阶段性和时代性。

第四，为顺利地向更高级的阶段迈进，新发展阶段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稳中求进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的发展和运用。“稳中求进”中的“稳”指的是社会基本矛盾双方长期共存并且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进”指的是社会主要矛盾有着向不同方向变化的可能。○43 在新发展阶段下，党在经济工作中要稳住大局，不改变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 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同时，“进”的重点要放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上，推动主要矛盾的转化，在稳的基础上积极进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培育壮大新的经济增长点、增长极。

第五，从国内、国际历史方位来看，新发展阶段揭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内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从国际来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两个大局蕴含重大机遇和挑战，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时，必然需要进行伟大斗争，守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性质不改变的底线，并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形成开放、多元、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

（三）现实逻辑：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经济问题与政策

新发展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转变带来的新问题要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来解决。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的现实逻辑就是要回答新发展格局怎样构建的问题。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以问题为导向，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坚持系统观念，从整体的高度推进解决主要矛盾，夯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经济基础。此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的实质也都旨在解决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但也使我国经济发展十分依赖持续稳定的国外需求和技术资源供给。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外需疲软直接冲击了我国企业出口，深度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下游加工企业产能过剩，并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加剧了全产业链的产能过剩。同时，中美贸易争端等事件频发， 我国企业也面临着关键核心技术与资源、能源“卡脖子”问题。大量的资源、能源需求使我国不得不高度依赖进口。

大国发展必须立足于国内，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地依托国内市场，但当前我国企业在生产阶段采取的大规模生产方式不适应国内标准化与个性化并存的动态需求结构的变化，供给不适应需求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根本性问题。大规模生产方式的固定资本投资规模庞大，一旦改变将使企业付出重大成本。更重要的是，新的生产方式怎样组织，如何向新生产方式转型都是需要企业不断探索并回答的重要问题。供给不适应需求导致企业营业收入下降和盈利能力持续低迷，抑制了实体投资，在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加剧了金融、房地产业与实体经济的失衡。

经济社会发展中矛盾错综复杂，各个环节相互联系，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依

存，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从整体的高度推进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统筹兼顾、协调各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是要形成“投资有回报、产品有市场、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环境有改善”○46的高水平的良性经济循环， 必须以问题为导向，将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使不同战略措施之间互相配合，系统推进。在此过程中，必须平衡好经济社会发展中各方面的关系。

首先，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产品、技术和组织创新并建立新产业体系， 从根本上提高供给体系适应需求的能力。在产品创新上，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丰富和发展人民的需要，提高有效需求。在技术创新上，以企业为创新主体，以关键核心部件为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制定自主开发战略，融通资金获取财务支持，组织协调人力资源，建立关键部件开发平台，掌握关键核心部件的设计规则，促进技术突破性变革。在组织创新上，推动企业形态的根本性转变，实现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围绕产品开发和生产，突出核心企业的创新能力，推动其他协作企业共同生产，借助信息技术和数字平台，按需匹配和调用各种生产资源，推进社会化协同生产，实现生产组织方式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建立起“以我为主”的国内生产网络，提高制造业创新力、需求捕捉力、品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使产品和服务质量能够满足不断升级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在产业体系上，打破企业间旧有的稳定分工和技术经济联系， 建立新的更高水平的动态联系和平衡，使企业之间在资源整合、技术创新等方面相互协同，又围绕中间品价格、质量、性能和技术标准进行有效竞争，形成高效协同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第二，以乡村振兴破局，形成“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和“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48，恢复经济循环的动能。“千万工程”建设农村新社区的成功经验表明，乡村振兴的关键突破点在于乡村生产、生活条件的现代化。以县域为切入点，协同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和以县域为中心的乡村振兴， 利用城市发展的辐射效应带动乡村发展，通过重塑乡村人居环境，吸引劳动力和现代生产要素流入，重新整合资源，在化解产能过剩的同时，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创造出有利于再生产的社会条件，形成初具规模的具有现代分工的县域经济，切实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第三，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缩短流通时间和流通费用， 使人口分布更加均衡、产业布局更加合理、城乡和区域发展更加协调。通过深

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和流通体制改革，打破制约生产资料、劳动力、资金等要素合理流动的堵点，以乡村人居环境工程建设吸引劳动力回流，形成县域相对于城市的成本优势，促进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县域转移，为核心城市重点打造创新型领头核心企业，从而为构建国内生产网络创造条件。

第四，在畅通国内循环的基础上，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一带一路”为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连接点，“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 “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同时“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50把握关键核心技术迭代期间的标准制定窗口期， 制定高水平的国际标准体系，满足构建国内生产网络的要求，增强中国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的同时，以各国互利合作促进全球经济共同发展。

第五，在工作方法上，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做到统筹兼顾、综合平衡。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复杂变化，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此外，针对当前经济领域的突出矛盾，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总供给和总需求”“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这五对重要关系，这既是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具体表现，也是做好经济工作必须坚持的原则。

四、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主体，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 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规律，从理论上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阐明了未来社会的一般规律。列宁分析了资本主义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性质，发现了世界体系不平衡发展规律，创立了帝国主义论，提出了在资本主义比较薄弱的一国内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并付诸实践，开创了世界首个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正确分析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和两重任务，创立了新民主主义论，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习近平集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和智慧，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运动规律，正确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突破性地提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新

论断，厘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阐明了其在新发展阶段的具体体现，回答了新发展阶段下具体问题如何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来解决，这反过来又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具体内容。习近平经济思想对经典作家没有回答、前人没能解决，但现实必然面临的重大问题做出符合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新阐释和新说明，“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等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论述构成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三层次有机统一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把共产党人探索构建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成果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理论，开创了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造了适应新情况的新的科学理论。

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不断结合、发展和创新的经济学，是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从理论推向实践的经济学，是阐释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学，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一思想体系的科学价值和历史意义，表明它是继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的新飞跃，为构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理化体系提供重要范例。

五个“必须统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

《中国报道》记者 张利娟

2024年12月11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总结提炼我们党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指出，“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

在业内专家学者看来，会议提出的五个“必须统筹”，充分展现了我们党对于发展大势的深刻洞察、对于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做好2025年经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第一次系统地同时提出

“中央根据形势变化在政策上作出调整，整体来看，政策力度加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会议提到的五个“必须统筹”是一大亮点，值得关注。

张军指出，这是第一次系统地把五个“统筹”同时提出来，体现出中国治理经济的整体性框架。统筹的意思是兼顾，不能为了一件事情把另一件事情完全扔掉。比如说，现在强调扩内需，扩内需的方法有很多，如果继续走扩大投资、更多依赖基建项目和房地产的老路，那就跟我们中长期寻找新的发展动能的目标不符。所以需要统筹，兼顾短期和长期的目标。

友平表示，在当前宏观经济治理难度加大、复杂性上升的背景下，我们必须用系统性思维和统筹方法，按照经济规律要求，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出台取向一致的宏观政策。

“这些规律性认识，既是应对当前困难挑战、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的重要着力点，也是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方法论。”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丽岩说。

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金李认为：“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科学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有助于我们采取更加有效举措，有力破解发展难题，稳定发展预期，提振社会信心，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海南省委书记冯飞表示，这五对重要关系进一步展现了我们党对于发展大势的

深刻洞察、对于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将为全国上下做好2025 年经济工作提供明确的方向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深化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实现标志性改革举措落地见效。2025年不仅是“十四五”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的筹划之年，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之年。

“‘五个统筹’是在我国经济建设实践及全球经济发展规律的本质性认识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对我国完成2025年经济目标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指导意义。”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我国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就是要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讲靠党领导人民创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没有经济快速发展奇迹；没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坚持和完善，就没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断实现。

刘英指出，要确保2025年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首先要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与职责。如何统筹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五个“必须统筹” 的核心。其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处理好总量、增量、质量关系的核心和基础。只有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才能有效处理好其他关系，才能有力促进经济增长。

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刘英认为，要更多释放市场的活力，政府要在激发市场创新活力、激发市场新动能上有所作为，这需要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为市场发展释放活力，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释放市场空间，同时在确保市场公平竞争上实施有效监管。

“在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上，政府需要鼓励企业以市场为导向增加有效供给，而在存量的盘活处理上也需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为做大总量和提升质量贡献力量。同时，政府要在确保质量提升、促进做大总量上进行有效监管，在资金、技术、人员等方面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及便利。”刘英说。

崔友平表示，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有效市场要求减少管治，建立全

国统一大市场；有为政府在经济异常波动时尤为重要，这更需要政府的判断力和决断力，以有为政府促使有效市场发挥作用。

总供给和总需求基本平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稳运行的前提条件。但市场经济常出现二者的不平衡，常态往往是“无效供给过多、有效需求不足”。崔友平指出，这种情况就要求宏观经济调控要以供给与需求高水平动态平衡为落脚点，以需求牵引供给、以供给创造需求，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

经济发展从来都是由一定的动能来驱动的，培育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为此，崔友平建议要下大力气培育造就一批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但与此同时，更新旧动能，对传统产业进行新技术改造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因此，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彼此促进、以新带旧。

崔友平同时指出，做优增量就是有效地增加新的资源和政策并提高其利用效率，盘活存量就是要重视现有资源的优化配置并提高使用效率，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就是通过这样“双管齐下”的策略，确保经济活动能够更加高效地运行，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在当前阶段， 经济发展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缺一不可。没有质量的有效提升，就谈不上高质量发展。没有总量的做大，高质量发展就失去了物质和技术支撑。因此，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

“‘五个统筹’都要求有‘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一‘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党中央统筹兼顾，求真务实果断打出政策‘组合拳’，一定会为2025年经济工作带来信心、明确方向。”崔友平说。

落实过程还需注意相互间的逻辑关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五个“必须统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深刻含义。五个“必须统筹”之间相互促进，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五个“必须统筹”在落实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也备受关注。

刘英指出，五个“必须统筹”在落实过程中需要注意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处理好其他四个统筹的先导，为了激发市场活力和创新活力，为了让经济更好发展，要有有为政府，有为政府为有效市场提供支持和保障。有效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让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是有为政府的施政目的，也是有效市场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

刘英同时强调，要处理好五个“必须统筹”的辩证统一关系，比如总需求

与总供给的关系，目的是提振需求，做大总需求。此外，供给需要适应和满足需求的提升。又如存量与增量的关系，只有做优增量才能确保存量的提升，两者并非矛盾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培育壮大动能始终是做强经济的必修课。客观上讲，动能总是有新旧之分， 而二者又应该是并行不悖地发挥作用。“所以，我们不仅要发展新动能，也要对旧动能以及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升级，使其转变为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刘英说。

五个“必须统筹”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对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丁开杰

在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深刻总结提炼我们党对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这五个“必须统筹”既是对已有实践的总结概括，更是对未来发展的启示引领，对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经济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要完整、准确、全面理解把握这五个“必须统筹”，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到位，更好推动经济发展。

不断深化对做好我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21世纪世界最新的理论成果。唯物史观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方法论基础。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做好经济工作，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提出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在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创造性应用，提出了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等系统的科学方法论。特别是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等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要求我们坚持发展地、全面地、系统地、普遍联系地观察事物，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2012年12月31日，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 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2015年11月23日，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就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了重要讲话，强调指出“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

在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等科学方法论指导下，对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经验及时进行总结，不断深化对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是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例如，在2014年12月9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的重点要放在稳住经济运行上，确保增长、就业、物价不出现大的波动，确保金融不出现区域性系统性风险“。进”的重点要放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上，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发展取得新成效。在2016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稳中求进总基调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此后，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五个根本”，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四个必须”，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六个坚持”，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五个必须”，到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五个“必须统筹”，对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习近平经济思想也不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紧扣“好”字深刻理解把握五个“必须统筹”

自觉探索规律、把握规律和运用规律，是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坚定信心、赢得主动、争取胜利的重要前提。202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根据新的实践总结提炼出五个“必须统筹”的要求，为我们抓好新时代经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必须紧扣“好”字深刻理解把握五个“必须统筹”，始终坚持尊重客观实际、按规律办事，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深刻理解把握“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如何将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结合得更好一些，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理论命题和实践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准确定位和把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正确认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关系。”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辅相成、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更不可对立。为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时特别强调，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 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深刻理解把握“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把握好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

的两个基本手段。统筹好二者的关系，有利于保持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实现经济平稳运行。宏观经济调控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动态平衡。经济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抉择，确保二者之间相互配合、协调推进、有机统一。当前我国国内需求不足，外需受到国际上很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必须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促进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平衡。

深刻理解把握“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历史和实践表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实现动能的转换。培育新动能、更新旧动能，有利于我国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内在地要求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特别需要指出，新旧动能转换不能忽视或激进淘汰传统产业，传统产业中相当一部分不仅不会因为新兴产业的出现而消失， 还可以成为新质生产力的载体和沃土。因此，我们既要推动传统产业“稳得住”， 又要推动新产业“立得住”，从而带动实体经济领域尤其是制造业上下游各类企业全面推动产品提档升级，以更高附加值、更高品质增强市场竞争力，着力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深刻理解把握“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存量是增量的基础，增量也可以转化为存量，二者互为条件、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统筹好存量与增量，关键是存量“活”、增量“优”。存量是已经形成的资产，必须盘活，如果任由其“沉睡”，就会影响资金循环与经济循环。增量必须做优， 必须通过体制机制完善来优化，否则就容易走老路、容易低水平重复建设，形成新的不能活跃起来的存量。经过长期持续快速的发展，我国已经积累了规模巨大的资产，同时也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负债。对各种存量资源要心中有数，拓宽视野，打开思路，同时要加强资产管理和负债管理，通过盘活存量来带动增量。

深刻理解把握“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量变与质变是事物变化的两种基本状态，经济发展的量变与质变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经济总量的持续扩大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另一方面，物质基础的夯实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速，与发达国家差距的缩小同样需要一定的增速。要把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统一于高质量发展全过程。

只有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通过质的有效提升引领量的合理增长，通过量的合理增长支撑质的有效提升，才能不断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坚持五个“必须统筹”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但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这反映在现阶段我国经济需求侧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依然明显、供给侧产业体系完备因而抵抗外部风险冲击的韧性较强、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潜力持续释放等多个方面。要坚持统筹好五个关系，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统筹好市场与政府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要明确市场与政府的边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一方面，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供基础性的体制机制；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断扩大国际市场空间，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并实现相互促进，为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更大市场空间。另一方面，科学定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的职能和作用，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动态协调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不断提高政府“管”市场

（机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让政府在市场失灵时及时补位、有所作为。

统筹好供给与需求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激发内需潜力，推动形成供需平衡、高质量发展的国民经济循环。一方面，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有进有退、有增有减、有保有压，增强供给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另一方面，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之举，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的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夯实做大国内大循环，更好带动和引领国内国际双循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统筹好新动能与旧动能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当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中还面临一系列困难与挑战。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包括大力培育壮大数智结合、绿色低碳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加快布局突出前瞻性、战略性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项目，引导多元主体和多方资源向基础前沿领域聚集，实现更多从“0”到“1”、从“1”到“N”的突破，抢占重要竞争领域的发展制

高点。

统筹好存量与增量关系，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要加强资产管理和负债管理，通过盘活存量来带动增量。用好专项债券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 做好盘活存量用地和商办用房，推进处置存量商品房等方面工作，通过做优增量来刺激存量、盘活存量来带动增量，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的活力与潜能。

统筹好质量与总量关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中国式现代化对经济发展的质量、结构、规模都有很高的要求，我国发展的任务还很重。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坚持以质取胜和发挥规模效应相统一，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丰富的应用场景， 培育更多世界一流企业和领先技术，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辩证思维

淮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庆超、崔雅婷

辩证思维方法是建立在辩证法基础上的一套分析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它以矛盾分析为轴心，主要包括：辩证的分析和综合方法、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的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1]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以辩证思维为引领，深刻洞悉新时代各项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整体谋划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经济思想”，构筑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经济篇。作为内蕴丰富、系统完备的逻辑体系，习近平经济思想运用深邃的辩证思维构建了整套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理念新战略体系，彰显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全面深化。

—、行稳致远的辩证思维：在经济建设进程中把握“稳”与“进”

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稳”与“进”都是贯穿和内涵其中的一对重要关系和范畴。所谓“稳”，主要指的是稳固、平稳；所谓“进”，主要指的是上前、前进。“稳”注重事情的根基和大局，“进” 则强调事情的方向和目标。

“稳”是“进”的基础和前提，“进”是“稳”的目的和追求，二者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关系。习近平经济思想也是在稳中求进、以进促稳中形成发展的，“稳”和“进”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重视经济的稳定作用。在1989年2月与美国总统布什举行高层会晤期间，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2]284由此可知，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对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具有关键作用。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促进经济稳定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首要工作。习近平始终强调“稳”的重要性，提出“没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一切改革发展都无从谈起”[3]。习近平针对新时代经济工作的地位、目标、方法、实践等方面，提出了关于“稳”的重要要求。一是在地位层面，习近平指出：“经济稳定发展是社会稳定、人心稳定、政治稳定的基础， 我们要牢牢地抓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4]明确了经济稳定对国家繁荣发展的重要性。二是在目标层面，明确将“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作为新时

代经济工作的目标任务。三是在方法层面，确立“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5]的治理框架。四是在着力点层面，聚焦“着力畅通国 民经济循环”[6]459。此外，新时代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举措，都是为了夯实发展基础，为经济发展创造“安全垫”和“缓冲带”。

然而，习近平经济思想在重视经济平稳运行的同时，绝不忽视新时代改革对经济发展的要求。辩证唯物主义指出，任何事物都是稳定性和发展性的有机统一。邓小平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2]377由此可知，为了实现更高水平的稳定，必须通过改革创新突破发展瓶颈。习近平经济思想注重“稳”与“进” 辩证统一，强调在经济基本盘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坚持稳中有进、以稳应变， 并对“进”的方向、重点、能力层面提出重要要求。一是针对“进”的方向， 这一思想强调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把握发展方向。习近平认为推进科技创新的方向不仅仅是“抢占科技制高点”，其根本是服务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7]202。二是针对“进”的重点，习近平高度重视关键领域突破，强调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国整体经济的稳定、繁荣和发展[8]。尤其针对“卡脖子”技术领域，必须“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三是针对“进”的能力，这一思想立足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从制度创新与实践创新两个层面提升发展能力。习近平一方面强调，针对一般性发展问题要运用新发展理念这一“方法论武器”，增强“系统思维能力”，让创新引领发展。另一方面，他也强调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把握好政策实效度，创新“宏观调控新思路新机制”，提高经济治理现代化水平，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历史与实践印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面对内外风险交织的复杂严峻形势时，始终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推进我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二、提质增效的辩证思维：在经济建设导向上统筹“质”与“量”

质量互变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唯物辩证法认为，在客观事物发展的过程中，量变和质变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因此，既要避免将一切变化都归因于纯粹的量变，否认质变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的观点； 也要避免把一切变化都归因于纯粹的质变，否认量变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的观点。只有充分把握量变质变的复杂性，才能遵循质量互变规律，推动各项工作顺利开展，这也鲜明地体现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之中。

质量工作摆在经济工作的首要地位，是由新发展阶段特征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质上就是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这为理解经济发展注重“质”的作用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经济思想同样强调“质”的决定性作用，并从地位、任务、方针、路径四个层面系统阐明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地位。一是在地位层面，习近平提出高质量发展“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9]，强调发展要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深刻变革，明确了“质” 对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意义。二是在任务层面，这一思想将“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6]457作为新时代经济工作的根本任务，要求统筹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三是在方针层面，习近平提出“巩固、增强、提升、畅通”[7]169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针。四是在路径层面， 习近平明确“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10]，通过优化供给结构提升发展质量。此外，新时代以来，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双碳”目标等重大部署，均是以质的突破牵引经济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

然而，强调质量主导并非否定量的基础性作用。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是一个破浪式前进的过程，上升不是线性的， 量持续积累到一定阶段，必然转向质的提升。习近平经济思想正是对这一基本规律的遵循，科学把握了量的合理增长对经济行稳致远的支撑价值。从实践层面看，习近平始终强调要更好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坚持以质取胜，以量变的积累实现质变[11]。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既保持了经济总量的合理增速，又为质量变革腾出空间。从理论创新看，习近平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继承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6]374的重要论断，强调经济活动的立足点要锁定在研发、生产、制造等实体领域。这种对“量”的科学认知，既突破了西方经济学“脱实向虚” 的窠臼，又为发展实体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撑。从历史方位看，习近平深刻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经济增速换挡期，既反对盲目追求高速度，又防止经济失速风险，提出“六个稳”“六个保”等政策框架，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因此，只有协调好质量提升与总量增长的关系，才能有效积累物质财富， 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坚实物质基础。

三、矛盾转化的辩证思维：在经济建设进路上观照“危”与“机”

中华民族自古深谙危机转化的辩证智慧，老子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庄子》更以“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的论述，构建起动态转化的中国传统哲学体系。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形成历史性共鸣。习近平经济思想也是在危中有机、化危为机中形成发展的，体现了“危” 与“机”相统一的辩证逻辑关系。

故善为天下者，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由此可见，善于“危”中寻“机”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习近平指出：“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 [12]这一思想以问题导向为起点，系统回答了如何将经济压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力。从理论体系看，其危机辩证观体现为以下维度：一是在领导力量上， 强调党的全面领导是转危为机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提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13]63，在应对贸易摩擦、疫情冲击等重大挑战中强化顶层设计，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赋能经济稳健前行。二是在开放战略上，以“双循环” 策略应对全球化逆流。面对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之“危”，构建新发展格局，既强化内需战略基点，又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建立自贸试验区、共建“一带一路”等举措开拓合作新空间。三在目标使命上，以共同富裕锚定发展方向。针对贫富差距、区域失衡等风险，习近平提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通过乡村振兴、三次分配等机制，推动发展成果共享，筑牢社会稳定性根基。四是在科学方法上，运用底线思维与系统观念。习近平指出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经济形势”，统筹发展和安全，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领域筑牢防线，构建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

然而，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丝毫不忽视居安思危、见微知著的重要性。辩证唯物主义强调，“危”与“机”是普遍存在且对立统一的关系。毛泽东指出“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由此可见，他对危机意识的重视。习近平经济思想同样强调对危机的敏锐洞察，从主体、客体、介体3个层面阐释了关于危机意识的要求。首先，在主体维度，这一思想在“体”与“用”的统一中，注重发挥党员干部具备的危机应对能力。习近平强调，党员干部一方面要增加自己对危机应对的知识储备，另一方面又要“敢于担当……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通过实践淬炼危机应对的经验。其次，在客体维度，这一思想在“破”与“立”的辩证思维中，深化对经济发展规律的

认识。习近平一方面强调精准研判我国经济面临的“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重压力叠加的阶段性特征，直面传统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的现实矛盾；另一方面主张运用新发展理念破解难题，将创新作为第一动力，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最后，在介体维度，这一思想在“刚”和“柔” 相统一中，通过制度保障和信息技术来增强危机意识。习近平一方面重视制度机制这一“硬件”，指出“用完善的制度防范化解风险、有效应对挑战”，另一方面他还着重强调运用信息技术这一“软件”，建立智能监测预警系统使风险防控从“事后应对”转向“事前预判”。实践证明，习近平经济思想运用“危” 与“机”的辩证思维为世界各国面对复杂经济形势提供了科学方法论，充分验证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真理价值。

四、动态平衡的辩证思维：在经济建设循环上打通“供”与“需”

“供”“需”是经济界、管理界长期关注、研究和探讨的重要问题。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而言，“供”与“需”的内涵及二者关系呈现多元特征，如在资源层面、人才层面、经济层面等。资源层面的“民寡则用易足，土广则物易生”，人才层面的“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等，各有其侧重点和价值取向。“供”与“需”这对范畴也被用来阐释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运行规律，但经济语境下的供需观与其他领域既存在理论关联，又具有本质区别。即便同在经济学领域，因发展阶段、制度基础不同，对“供”与“需”的认知与实践也呈现差异。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的“计划保供，市场促需”理念，以及新时代构建的“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13]372 战略，“供”指向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需”强调市场活力的持续激发，两者是贯穿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核心辩证关系。习近平经济思想既继承了传统经济智慧中关于供需关系的精髓，又立足新发展阶段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内涵、开拓了新境界。

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指出，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17]。在经济建设上，坚持供给侧改革最根本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持续升级的多维需求， 这种需求不仅体现在物质文化产品的质效提升，更涵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需求。关于供给侧改革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命题。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系统论述了社会再生产中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凯恩斯主义与供给学派的理论争鸣更丰富了现代经济学认知。习近平经济思想突出供给端的

重要性，提出了关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系列论断，深化了对经济规律的全局性认识。一是在任务层面上，习近平提出“振兴实体经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18]，强调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从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在主体要求上，这一思想注重市场主体的多元协同。习近平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15]117，强调构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活力企业”的协同机制。实现有效协同，一方面要激发各类所有制企业活力，另一方面要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确保经济长期向好。三是在实施路径上，习近平对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作出系统部署，并提出“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19]的要求。具体而言，针对制造业发展，要求“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7]205；针对乡村振兴，强调“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6]268； 针对数字经济，提出“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13]535；针对对外开放，明确“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四是在方法论特征上，习近平坚持问题导向与系统观念相统一，既强调“破旧”化解过剩产能，更注重“立新”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存量优化与增量突破”的动态平衡。

然而，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强化供给侧改革时，也充分肯定需求侧管理的基础性作用。恩格斯曾深刻揭示，“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而斗争”。这一论断表明个体在满足生存需求后，会将消费逐渐扩大到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消费方面，彰显了消费需求升级对供给端变革的内在驱动，习近平指出“尽快形成完整内需体系”，并强调需求侧管理不是搞“大水漫灌”，而是精准扩大有效需求。具体而言：一是在发展目标上，习近平指出要始终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价值导向，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供需协调的根本目的。二是在实施路径上，习近平指出“要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新型城镇化“释放内需潜力”，共同富裕政策“增强消费能力”，投资导向政策“补短板、强弱项”，加大有效投资力度。三是在评价维度上，习近平提出将“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检验供需改革成效的根本标尺， 习近平关于供需两端协同发力的经济思想，既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精髓，又创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破解经济转型升级中的结构性矛盾提供了科学指引。

五、双轮驱动的辩证思维：在经济建设格局中融合“内”与“外”

经济的生成演进始终存在于“内”与“外”的基本视域和基础场域的辩证互动中，二者构成动态平衡的双向建构系统。“内”与“外”“中”与“西” 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关于经济发展方向的核心命题。若过度强调经济自主性而陷入封闭保护，将导致技术迭代迟滞与市场活力衰退；反之，若片面追求外部依赖而弱化内生动力，则可能引发产业链安全风险与发展主导权丧失。因此，正确处理“内”与“外”的辩证关系，是事关经济战略方向、实践路径、未来图景的根本性问题。

唯物辩证法强调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外因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曾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22]的原则和思想，并多次强调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阐述经济发展要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习近平经济思想继承了这一观点，将国内发展视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依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扩大内需、科技创新、市场体系等内源发展领域实施系统性变革：一是扩大内需上，这一思想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出发，将内需作为“战略基点”，把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习近平强调“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7]115，部署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的良性循环机制。二是在科技创新上，这一思想突出科技自立自强，明确“关键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习近平倡导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13]26， 以此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夯实国内大循环的技术根基。三是在市场体系上，这一思想注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反垄断执法等举措，破除地方保护主义，为国内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高效配置提供制度保障。

与此同时，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等同于自我封闭，必须通过高水平开放拓展空间。正如邓小平指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2]78。习近平经济思想注重内外联动，在制度型开放、规则对接、国际合作中增强发展动能。一是在开放战略层面，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 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二是在规则对接层面，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通过自贸试验区、进博会、博鳌亚洲论坛等平台“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三是在国际合作层面，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落地，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中国力量。简言之，国内改革与对外

开放如鸟之两翼，既以国内经济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又以国际合作为国内发展注入活力，充分彰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统筹“内”与“外的全局视野。

六、革故鼎新的辩证思维：在经济建设转型中协调“破”与“立”

“破”与“立”是事物改革进程中矛盾运动的核心体现，“破”指的是破碎、扬弃等，“立”则强调建立、设立等。“破”是“立”的前提，“立”是“破”的延展，任何事物在前进过程中都不能“未立先破”或“只破不立”。“破”和“立”之间并非割裂，而是相辅相成的。习近平经济思想正是在破立并举、先立后破这一辩证法则指导下形成的，既强调破除体制机制积弊的勇气， 更注重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定力，为经济治理提供了科学思维范式。

破是发展的动力源泉。辩证唯物主义指出，事物的发展是通过否定之否定实现的螺旋式上升。由此，凸显了“破”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面对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习近平经济思想将“破”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 从目标、领域、方法三个维度深化实践。一是针对“破”的目标，习近平强调“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15]70，尤其要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针对“破”的领域，聚焦关键环节，例如金融领域通过“精准拆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科技领域攻坚“卡脖子”技术瓶颈，生态环境领域整治高污染产业。三是针对“破”的方法，主张“辩证否定”与“系统推进”相结合，既避免简单粗暴的“一刀切”，又防止改革碎片化。

然而，强调“破”的必然性和紧迫性的同时，绝不忽视“立”作用。唯物辩证法指出，“破”与“立”是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立”是矛盾转化的价值指向。邓小平曾强调：“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24]，深刻揭示了破除旧体制后更需建立新机制的客观规律。习近平经济思想凸显“立” 的重要性，指出只有“立”得住，才能“破”得好，并从目标导向、重点领域、实施路径三个维度系统阐释“立”的战略要求。一是针对“立”的目标定位， 强调从全局性、前瞻性确立制度建构方向。习近平提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6]8，不仅是破除地方保护的替代方案，更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制度根基”， 明确将完善产权保护、要素市场化等基础性制度作为“立”的核心任务。二是聚焦“立”的关键领域，围绕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打造四梁八柱。在产业体系层面建立“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新机制； 在开放格局中构建RCEP、海南自贸港等制度型开放新高地，推动全球首个跨境

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落地，实现“立”的规则与国际经贸体系深度对接。三是在实施路径上，采取“试点先行—系统集成—法制固化”的递进式建构逻辑。习近平一方面提出运用自贸试验区“大胆闯、大胆试”的先行先试机制，将其形成的制度创新成果向全国复制推广；另一方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等立法工程，将改革成果转化为不可逆的制度优势，实现“立”的稳定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简而言之，习近平经济思想以“破”与“立”的辩证统一为方法论指引，既通过“立”明确方向、筑牢根基，又通过“破”扫清障碍、释放活力，在二者的动态平衡中推动经济向前发展。这一逻辑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精髓，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科学遵循。

七、谋远固本的辩证思维：在经济建设方位上洞察“远”与“近”

根据唯物辩证法理论，“近”与“远”的关系是统一的，表面上是时间问题，本质上蕴含着辩证法的深层逻辑，“远”是一个一个的“近”所组成的， “近”只有在“远”中才有意义。“远”为“近”提供最高纲领，而每个“近” 的达成都是对“远”的渐进式实现。习近平经济思想，既聚焦新时代我国经济建设的阶段性布局，又统筹谋划长远发展蓝图，生动诠释了“近”与“远”的辩证统一关系。

人们对事物相对完整的认识过程是“实践—认识—实践”的逻辑路径。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发展中的阶段性战略部署，正是这一认识规律在新时代的创造性实践，深刻展现了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优势。其一，在深化对规律的认识中明确阶段任务。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制定“十三五”具体规划。2017年12 月18日至2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则立足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等八项重点工作进行具体的部署。

2020年2月，在统筹推进新冠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习近平针对当前形势，提出强化“六稳”举措，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战略安排。这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会议明确了关于经济发展目标要结合社会宏观环境的规律性认识，使党对经济发展的阶段任务部署始终保持科学性与前瞻性。其二，在总结科学方法中制定阶段任务。2017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分析总结各国现代化建设一般规律和我国现代化建设

实践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高质量发展”，这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行动指南。2022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未来5年经济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显著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进展” [19]，而且从五个维度部署战略任务。2024年12月11日至12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对新时代经济建设提出“五个统筹好”的战略要求，即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总供给和总需求、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五个方面的关系。这些战略部署充分展现习近平经济思想对制定阶段性任务的重视。

着眼长期任务把握阶段性任务。始终着眼长期任务推动发展，源于我们党的历史担当和使命追求，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历史规律的深刻认识。从时序维度看，长远目标需要有计划推进、分阶段实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25]的目标，为工业化进程奠定基础。改革开放后， 中国共产党提出“三步走”战略等长期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系统梳理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实践成果，立足新时代发展要求和经济形势变化，规划了“新的经济使命”任务书，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层级维度看，长远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紧密衔接，构成新时代经济建设的行动纲领。经济建设的使命任务从根本上指引着发展方向与实践路径，为新时代经济建设实践注入了强劲动力。首先，“新的发展使命”赋予新时代我国经济建设新内涵。“现代化经济体系” 最早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目标任务进行顶层设计，并向全党发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13]24的号召。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并明确将“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2035年远景目标。在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基础上，更完整地明确经济建设的使命任务，指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新时代新的经济使命，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经济建设的核心命题。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其次， 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核心目标，揭示了经济发展的最高纲领。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6]的重大政治论断。习近平指出：“我们即将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7]502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现代范式，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形态指明了演进路径。“新的经济使命”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核心目标，既明确了经济强国的战略旨向，又构建了新时代经济发展的目标形态，揭示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最高纲领。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逻辑脉络与体系化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侯为民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指引，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总结提炼与创新发展。《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以下简称《文选》）的出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化建构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体系化建构，主要体现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方法、关于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与趋势的最新论断、关于改革与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刻论述、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论阐释等方面。学习和理解《文选》，需要坚持唯物史观和系统观念，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重大理论成果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方法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将实践中的经验提炼成理论，将理论发展成果升华为学理化的科学体系。理论创新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但新的理论又总是具有超越于实践经验限定的特质。在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的总结中揭示规律，从规律出发认识经济发展趋势，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掌握和运用分析经济问题的科学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①。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出发，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 是《文选》的一个鲜明品格。这一科学的分析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科学把握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

对任何经济形式的理解，不仅需要了解其内容，还需要“了解它们的历史性质”。《文选》坚持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历史性质进行了多方面的揭示和强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变与不变的统一，经济发展呈现新的特点，但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质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不仅为中国经济建设奠定了历史性前提，更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

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

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贯彻按劳分配为主要原则的必然性，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不是改旗易帜。我多次讲，我们的改革是有方向、有原则的”①。改革的方向性，保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优势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改革的原则性，使中国经济发展能够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真正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既意味着供给结构的深刻变化，也影响着社会生产目的的最终实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供给结构的变化，总体上是适应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的增长的。社会生产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程度，不仅是在总量上不断提高，而且在层次结构上也不断提升，从而体现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时代性发展。在新时代条件下，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点是提高供给能力，使之适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生活需要，提供更多更好的、满足人民个性化需求的物质文化产品，为人民安居乐业、平安生活提供更加宜居与和谐的生态环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目的就是更好、更快地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由于及时将个性化的物质需要、文化需要和整体化的生态环境需要共同纳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范畴，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动态演进中拓展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内涵，从而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和前景。可见，在经济范畴的运用上，《文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发展观。

2. 坚持系统观念

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一个重大经验，就是坚持从系统思维出发探索客观规律， 谋划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新格局和发展路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优势在于现代社会共同体的确立与巩固，独特的集体观、天下观与宇宙观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基因，这两者的契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前所未有历史成就的密码。社会主义的发展不能囿于单一思维，而应坚持全面性和整体性思维。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联系观点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各有优点又相互补充，经济发展的效率目标与社会公平目标之间既有统一性又存在着矛盾之处，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促进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生活品质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加快经济发展与维护经济安全既互为条件又互为因果。处理好这些问题，需要从系统观念出发，权衡利弊和分清轻重缓急，在全面统筹中兼顾各方面因素，坚持辩证施策和科学推进。

科技创新也是如此，“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科技创新涉及教育、人才、科研机构、生产组织、社会支持、政府扶持及创新环境等各方面，需要系统推进。同样，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也构成完整的经济循环系统，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是系统观念的体现。

系统观念的运用和统筹兼顾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特别是普遍联系观点在社会实践层面上的具体体现。在解决我国发展问题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发展构想，并确立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化了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规律的认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中彰显了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意义。

坚持系统观念是由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特点决定的。这是因为，“只有按照一个总的大计划进行的、力求合理地利用经济资源的建设，才配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③。以系统观念贯彻总的发展计划，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优越性所在。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应对挑战和推动科技创新等方面，系统思维方法决定了我国需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作用，不断增强其领导力、组织力和执行力。

3. 全面体现辩证思维

认识中国经济发展客观规律，需要辩证把握其内涵与特征的变化。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变”与“不变”是对立统一的，需要给予科学的阐释。

物质生产是经济建设的起点，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则是经济发展的终点。从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来看，两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的转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生活需要因生产发展而满足，经济发展带来生活需要的新改变，生活需要的提高导致生产面临新挑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科学论断，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明确了历史方位和新的起点。

运用辩证思维看待经济发展，是科学研判经济发展未来走势的根本立足点。要客观看待中国经济增速的趋势性变化，“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中国经济增速的变化，并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历史大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经济发展仅仅理解为数量增减、简单重复，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经济增速下降与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是中国经

济发展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从新常态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出发，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选择。

4. 科学运用“抽象力”方法

《文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阐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工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最具科学性的地方在于它运用了“抽象力”方法。马克思曾指出，“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③，这一分析方法，不是从发展过程的结果开始，而是从逻辑起点开始，使理论分析进程与实际发展进程一致，体现了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一般而言，最一般的抽象因其与事物的历史条件相联系，往往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出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

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现实的运动，是以公有制和全体人民共同利益为逻辑起点。全体人民共同利益这一抽象范畴，在实践中具体化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而“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

《文选》的逻辑形成，就是新时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从经济理论文献的角度看，《文选》所选文章具有系统性和内在的统一性。虽然针对的问题不同， 阐述的重点有别，但它们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在论述中形成了一系列原创性的范畴和概念。在商品经济规律发挥调节社会生产作用的历史阶段，“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⑥。这些范畴产生于具体的、历史的实践，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也必然会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科学的指导和引领作用。如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等，这些术语和概念具有抽象性和高度概括性，在经济理论层面体现出学理性含义，在现实层面具有实践性和可验证性。《文选》针对经济工作， 提出了独特的方法论。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这些方法论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含义与现实指导意义。再一次证明，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一个逻辑严密、统摄诸多范畴和理论的系统整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畴、科学原理与时代议题。

二、生产力理论的认识深化与创新发展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特别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发展生产力面临着新的历史条件。《文选》对此进行了全面阐述，科学回答了如何正确认识生产力发展规律等一系列问题。

1. 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变革

生产力方面的快速提升使中国社会进入了历史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不懈奋斗……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了新的大台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一百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一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百分之六十，中等收入群体超过四亿人”①。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关键原因在于我国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以加快发展生产力作为一切经济工作的出发点。通过快速发展生产力，中国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历史进程，积累起强大而雄厚的物质基础。从大历史观而言，在近千年的时间长河中，中国经济发展再一次逼近世界中心的地位。从生产力发展状况而言， 中国第一次站在全新的历史起点。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实体经济密不可分，发展生产力首先要重视实体经济发展，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总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②发展实体经济，就是要重视使用价值的生产，这不仅是贯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要求，也是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内在规律。“老百姓衣食住行用，经济社会发展物质技术支撑，离开了实体经济是不行的，世界上哪个国家有这个能力给我们提供。”

农业生产的变革、制造业的壮大和新兴产业部门的崛起，是中国生产力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从农业方面来看，中国以较少的人均占有耕地，解决了十四亿多人口这样一个大国的吃饭问题。重视农业生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立足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上真正强大的国家、没有软肋的国家，都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④。中国坚持以农为本，坚持完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通过制度固农、政策持农和科技兴农，全面加强粮食供给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使农业生产坚持本国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提高了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能力。依据主粮自给程度判断，中国目前已进入“数量充足”阶段，完全实现了粮食的稳定供给，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可靠的物质基础。

从工业领域和新兴产业发展来看，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推动供给结构的升级

与改善。从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于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的绝对不足，到相对于人民群众更美好生活需要的相对不足，这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一个显著改变。“随着我国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变化，供给体系进行一些调整是必然的”①。历史经验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在供给端必须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在改革中寻找产业升级的新路子，在生产端化解低端产能过剩，在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加持下寻找内生发展动力。

2. 生产力的内涵拓展与理论创新

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理，新时代我国对生产力内涵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文选》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深化了关于发展生产力的认识。资源和环境等因素成为生产力的重要内涵。在生产力发展中，劳动过程最终要体现为人对自然物的占有，这一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②。资源和环境因素构成生产力的重要维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③。在生产力范畴中，生态并非外在因素，而是内含于生产力结构之中。自然资源与环境容量具有供给刚性，生产力发展需要突破其刚性约束， 化解资源与环境要素的稀缺，克服资源成本和治污成本上升的弊端。推动绿色发展，关键在于形成经济与生态的良性循环，既不因经济发展破坏生态基础， 又要使循环经济、低碳产业等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础上不断提升人民生活宜居的质量和水平。

推动生产力发展，必须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是历史赋予中国的又一个历史发展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④。“新质生产力”范畴的形成，极大地拓展了生产力要素的内涵与边界。“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对传统生产方式变革具有重大影响。”⑤“新质生产力”范畴的意义，体现在对生产力形成动力与路径的创新性揭示。加快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表现形式为催生新产业、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⑥ 在新质生产力下，原有物质要素的生产利用方式被重建，在更大范围内被合并进入生产力系统。新质生产力变革了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与业态形式，使劳动、

技术和资源在市场机制作用下重新组合，在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领域与其他要素融合，促进经营业态的改变。新材料、新能源等生产资料的应用，推动了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深化了我国对生产力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对新时代物质生产实践起到巨大的引领作用。

3. 辩证地把握经济发展中质与量的关系

经济发展的质与量，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上升不是线性的，量累积到一定阶段，必须转向质的提升，我国经济发展也要遵循这一规律。”⑦从经济发展速度、结构和效益等多方面看，保持发展速度有利于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展速度快可以尽快增加经济总量，但也会影响到结构和效益；追求较高经济发展质量会制约发展速度，但有利于改善经济结构和提高经济整体效益。

经济发展质与量的变化是经济发展的辩证法，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一个重大的判断，表明我国现代化发展已经进入质的跃升阶段。从长历史周期和实现未来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看，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但是，经过长期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部诸要素也在发生变化，这一变化过程是社会动态上升和不断进步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因素不断释放生机活力的过程。这种接近于质变的巨变，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飞跃奠定了现实基础。

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与经济结构性变化，是中国经济接近质的飞跃的重要原因。一方面，经济总量的增长是质的提升的前提。没有大规模的开发和建设， 人民群众所需要的各种现代生活用品就不能得到满足，居民住房条件就不能得到改善，就不能全面提供各种新的交通设施和城市各类公共设施，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公共产品供给就会滞后，人民生活水平就难以提高。另一方面，质的提升是经济结构性平衡被打破的产物。总量增长所带来的生活水平改善，在需求侧必然会催生新的生活需要，从而打破经济结构的原有平衡，总供求结构性失衡使传统产业投资相对饱和，而使新兴产业投资机会快速增长，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推动着投融资方式的创新变革，为中国经济质的飞跃创造出新的条件。适应这一变化，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实现效益变革、质量变革与动力变革。经济增长路径要从外延式增长转向内涵式发展，发展目标从数量为主转向质量优先，新增投入从存量型部门转向增量型领域，通

过创新发展培育内生新动力。

三、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与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发展中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面对国内外环境的广泛而深刻变化，中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我们应该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

1. 不断改革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要不断促进社会主义因素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①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在于可以提高配置效率，在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下生产出更多符合人民生活需要的产品，尽可能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资源配置情况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但对社会生产和交换起基础性、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市场价格调节机制，这是人类进入商品经济发展历史进程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

②。

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介入经济生活与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二者在本质上并不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机制参与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越大，政府调节经济的作用越不可或缺，两者是相互一体的。“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开’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③。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加强政府监管，纠正各类市场失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以微观经营主体遵循价值规律、规范经营为前提，并不意味着它可以逃避政府监管。恰恰相反，政府监管是保证所有市场参与者开展公平竞争的必要条件。政府纠正市场失灵也不是取代市场，而是在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

础上，政府发挥好宏观调控的作用，并且在市场调节失效的领域弥补空白。政府在参与经济活动中应尽量避免采取简单的行政命令，而是应尊重市场规律， 通过破除市场壁垒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通过合理的政策改变市场预期和引导企业科学决策，用立足长远的整体发展规划对企业投资导向形成正向影响。

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在市场准入和退出、市场监管、信用体系等方面加快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不断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完善市场规则并带头遵守规则，通过坚决惩治腐败、保障公共安全等优化市场环境，着力矫正市场失灵，规范竞争秩序，使全国统一大市场成为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的大舞台”。法治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石，一系列法律制度出台和实施，是现代国家中政府维护社会经济管理的固有职责。“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各类市场主体最期盼的是平等法律保护”①。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用严格完善的法律促进最大程度的平等，激发内生发展动力。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转重心，信用机制需要建立在政府公信力基础上，并通过政府公权力给予强制性的约束和保障。

2. 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市场是经济活动的场所、载体和平台，生产要素的循环流转离不开市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循环流转”②。促进这一循环流转的高效和有序，其重要前提是市场责权关系明晰、市场体系完整统一、市场规则健全合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要建立在高效健全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上。

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激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更大潜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我国有十四亿多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一万美元，是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居民消费优化升级， 同现代科技和生产方式相结合，蕴含着巨大增长空间”③。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首先，要实现市场体系和平台的一体化，这是在国家范围内消除资源分割、促进资源流动从而提高市场整体效率的突破口；其次，要促进市场调节手段的健全性和完整性，这是扩大市场调节能力、避免市场失灵和防范市场失序的重要手段；最后，要实现市场规则和规范的统一性，这是维护市场秩序、促进经济平等的根本基础。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基本立足点是扩大经济内循环，形成以内需为主体的

国内经济循环。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破除循环堵点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经济活动是一个动态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要推进深层次改革和强化政策引导，着力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④。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要增强中国经济的自立、自主和自强，始终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和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的主动权。打通经济循环堵点，在宏观层面上要优化政策法规，推进“放管服”改革，使政府各项宏观政策有机衔接。在中观层面上，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避免行业、部门内部搞自我小循环。在微观层面上， 则要优化法律法规和政府服务流程，减轻基层企业成本负担，提高政府服务水平，防止对微观主体活动的不当干预，使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其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3. 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提高驾驭市场经济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面作出了新的部署，激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及其作用”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驾驭资本，核心是继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主体地位决定了我国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这有利于促进初次分配更加公平，并在社会分配中体现人民至上。国有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掌控权。国有资本发挥主导作用，有利于物质生产部门的现代化，有利于维护产业链安全与供应链的稳定。国有资本的存在，有利于经济结构和布局的优化，有利于科技创新和物质生产整体效率的提升。集体资本作为在社会一定范围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有利于调动社会资源促进社会生产发展，有利于带动劳动者特别是农村劳动者发展生产和共同致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通过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得到巩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必须不断发展壮大，这个问题应该是毋庸置疑的”②。中国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产业体系的完整独立和科技自主创新，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了巨大作用。

有效驾驭资本，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要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③。为此，既要认识到各类资本具有共性的一面，即各类资本均追求价值增殖，能

够推动技术创新、促进财政收入、拉动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也要看到，不同性质资本具有不同的本质特征，总体上说私人资本更注重个体利益而忽视整体利益和全体人民共同利益，且在处理劳资关系时共享性相对欠缺。此外，在市场竞争条件下，私人资本有时还会限制竞争，追求垄断地位，具有野蛮扩张和无序扩张的倾向。从资本共性出发，应当保证各类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参与竞争，促进国有资本向科技前沿领域、重点民生领域和关键的产业领域集中，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进入新的领域，促进民营资本对科技研发的投入。总之，有效驾驭资本的目的是服务于经济平稳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要使各类资本都有发展、创新和不断壮大的空间。

有效驾驭资本，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行为规律，不断健全资本市场法律法规，加快完善资本监管体系。“要设立‘红绿灯’，健全资本发展的法律制度，形成框架完整、逻辑清晰、制度完备的规则体系。”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不仅有逐利的共性行为，还有产品服务经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内部的激励约束等各种具体行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逐利行为应以不损害国家和其他经营主体特别是企业内部劳动者利益为前提，资本经营、竞争、积累等行为，应以规范、诚信、公平和可持续等为条件。一方面，要通过立法立规使各类资本自身确立边界意识和法律意识，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强对资本的监管，加大对资本违规越界行为的处罚力度，使各类资本的运营和发展做到规范、健康和有序。

四、科学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客观规律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需要立足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地阐明了经济建设的发展保障、发展目标和发展动力等内容，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指引。

1. 加强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为经济建设提供政治保障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无产阶级政党具有领导核心地位和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①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政治与经济辩证关系的体现。

在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政治优势会转换为经济优势，为现代化建设提供

坚实的支撑。无论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还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物质生产的全面提速，都证明了这一点。坚持党的领导，能够发挥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优势， 使国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物质生产的关键领域投入更多资源实现突破， 更快地推动经济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党的领导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弥补市场失灵，使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实现更好的市场效率和社会效益。

在党的领导下，政府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能够更加公平合理，能够更好地增进劳动者的物质福利，促进共同富裕。从整体意义上说，党作为领导核心， 能够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独立自主、自立自强，避免和防范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进行不合理的攫取、挤压和掠夺。

2.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中国经济发展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新的认识，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发展理念上的又一次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 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②。新发展理念分别阐明了现代经济发展中各自维度的客观规律与内在趋势，但又统一于经济发展的同一个过程之中， 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并相互影响，在经济发展的整体范畴中发挥基础性的功能。

创新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引领，旨在提升增量，是满足人民更美好生活需要的立足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我国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社会发展面临人口老龄化、消除贫困、保障人民健康等多方面挑战，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③。创新发展的衡量标志，是加快推动重大科学发明和颠覆性技术的应用，掌握新兴产业所需的关键核心技术以提高产业自主性，最终使中国产业从全球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跃进。协调发展旨在促进中国物质生产的结构性平衡。协调发展是结构调整的依托，其作用是维持经济结构平衡与修复经济结构失衡，它体现的是经济发展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空间要素和时间要素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新形势下， 协调发展具有一些新特点。比如，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④协调发展既包括生产要素投入结构、发展动力结构的变革与调整，也包括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的协同发展，还包括资源利用结构和排放结构的再平衡以及产品分配结构的合理化。绿色发展既是缓解发展约

束的条件，也是经济增长的新生长点。开放发展推动社会生产的国内外联动， 是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要求在国际层面的体现。中国目前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更是位列第一位的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和投资大国，所以需要深度介入国际生产体系。只有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中国才能构建起更广泛的利益共同体，才能在开放中实现互利共赢。共享发展保障物质福利的全民覆盖与社会公平。共享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诉求，是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必然手段。共享发展的核心，是在经济发展中坚持“一个都不能少”，避免部分社会群体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①。促进共享发展能够更好和更普遍地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有利于扩大内需，避免经济发展的剧烈波动与经济危机，促进全体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

3. 以高质量发展促进中国式现代化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要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质的变化，将发展路径转换到高质量发展路径上来，这一转换的成功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最终实现。新时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目标指向，是以高质量发展来推动社会总供求在新的水平上实现平衡。“必须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适应科技新变化、人民新需要，形成优质高效多样化的供给体系，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这样，供求才能在新的水平上实现均衡，我国经济才能持续健康发展”②。

从动态视野看，经济运行低效、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不平衡等问题，是社会生产始终需要面对的问题。表面看来，经济发展效益低、资源配置低效、生产技术落后与供给品长期维持在低端水平，与创新激励欠缺、竞争力不足、利益固化等有关，但深层次原因在于经济运行不畅，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坚持以质取胜和发挥规模效应相统一，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丰富应用场景，培育更多世界一流企业和领先技术，把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统一于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③。

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快构建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 既包括科技领域的创新体系，也包括适应当代物质生产的现代教育体系，更包括具有现代意识和职业能力的高素质的劳动者队伍。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并存互补、均衡发展的体系。传统产业体系需要通过科技和管理

变革实现现代化转型。在传统的农业领域，不仅要构建现代农产品生产加工体系，也要构建现代农业基础设施体系和农业科技服务体系，还要构建现代农业经营管理体系，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打下基础。促进高质量发展，既要重视宏观的经济治理及其运行管理制度，也要重视微观规制与企业管理创新。在宏观层面，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还要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效率、资源组合效率和产出效率。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高质量发展还要体现为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改善。在微观层面，高质量发展重点是要提高企业产品和技术质量， 增进经营效益，加快企业技术创新，提高产品市场竞争能力。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贯穿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整体性形成与发展进程中。习近平经济思想不仅揭示出客观经济现象的阶段性特点，也推动着新经济范畴的形成与时代化运用，彰显了理论和实践辩证统一的学理特质和完整的体系架构。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逻辑主线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高惺惟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简称习近平经济思想）①，明确了“一个新发展理念”和“七个坚持”。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理论灵魂，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区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他经济思想的理论标识。之后，习近平又围绕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大问题进行系统阐释。能够看出，贯穿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一条逻辑主线就是发展，这里讲的发展就是指发展生产力。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新时代中国为什么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这样的发展和如何保障实现这样的发展等基本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经济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发展生产力，习近平经济思想就是以发展生产力为主线对上述四个问题作出回答的。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立场是坚持人民至上，观点是发展生产力，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

一、为什么发展：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为什么发展？习近平对此明确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②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回答，我们可以从理论渊源的视角来看，也可以从历史经验、实践基础和现实需求的角度来分析， 还可以从面向未来的视角进行探讨。从理论渊源的视角来看，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正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才引发了生产关系和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变革。中国人经常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就是这个道理。正因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历代中国共产党人都有一以贯之的发展观。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③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资本主义更高，发展速度比资本主义更快。社会主义特点不是贫穷，而是富裕，所以发展是硬道理。①江泽民强调，必须将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②胡锦涛强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③站在今天的节点

上，我们仍然需要发展，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从根本上说，如果没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成果，我们很难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终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也难以取得好成效。“只要国内外大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也不应该改变。”④经济工作仍然是我们党的中心工作，其他工作都需要围绕这个中心展开。实现中国现代化，同样必须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

从实践基础的视角来看，在早期上山下乡的经历和从政实践的过程中，习近平就始终把发展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梁家河造梯田、办铁业社，在正定提出发展“半城郊型经济”，到厦门制定“十五年”发展规划，指导宁德弱鸟先飞、探索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路子，推动福州市国企改革，在浙江提出“八八战略”，到上海重视创新发展。从现实需求的角度来看，虽然我们发展到今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仍然存在大量短板。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创新能力不强，统筹发展和安全压力较大，三农短板依旧突出，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的短板更多，比如就业、养老、教育、医疗等。如何补齐这些短板？还得靠发展，需要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从面向未来视角分析，到2035年我们将基本实现现代化，21世纪中叶我们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间紧任务重。因为我们国家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是我们的根本国际地位，这也没有变。我们要将发展作为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新发展理念引领的高质量发展

我们要实现的发展，首先是要适应新时代、新常态和新发展阶段这个大逻辑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迈向强起来这个伟大的飞跃。当前我们正处于从富起来迈向强起来的过程中。1949 年之前我们是趴着的状态，1949年我们终于站起来了。当时我们的东方雄狮站起来瘦得皮包骨头，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的高速发展，今天终于“吃胖了”，但是又面临着“肥而不壮、三高”等问题。下一步如何让“大块头”变得更加强壮，这就是从富起来迈向强起来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

生了转变，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①我们如何理解主要矛盾的转变？简而言之，它就是一个供求矛盾。这里提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主要是从供给侧来讲的，我们供给的质量不高， 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配性不强，供给体系难以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人们的需求已经不同，过去追求的是“有没有”， 今天则转向“好不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也进入新常态。只有理解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和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大逻辑。新常态有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速度换挡，我们需要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变为今天的中高速增长。第二个特征是发展方式的转换，需要从过去更加注重规模速度的粗放型增长转向今天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率的集约型增长。第三个特征是结构优化，我们需要从过去一味地增资、扩能、铺摊子转为调整存量、做优增量，简而言之就是腾笼换鸟、凤凰涅 。今天中国经济发展迅速， 已经不再是短缺经济了。第四个特征是动力转换，需要从政府驱动型转向市场导向型，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从外需拉动转向内需驱动，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阶段是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 我们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我们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一系列新特征，包括新机遇、新挑战、新动能、新活力、新优势、新局面和新发展格局。理解新发展阶段的关键在于我们所面临的新机遇和挑战，这是一个危中有机、危可转机、危和机并存的阶段， 抓住了就是机会。我们要理解新机遇与新挑战，关键在于理解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首先是全球秩序加速变革。从全球来看，东升西降、新升旧降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大， 这些国家的话语权也会相应增大。西方国家主导了几百年的全球秩序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其次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新布局。在过去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美国位于山顶上，其他国家在山脚下，靠喝着从山顶上融化下来的雪水生存，现在美国不愿意这样做了。那么山脚下的国家应该如何应对？需要重新打井，这就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新布局的过程。

今天我们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需

要将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协调作为内生特征，绿色作为普遍形态，开放作为必由之路，共享作为根本目的②。新发展理念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在总结国内外经济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是根据我国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①。我们总结了国际上的教训，主要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需要更换理念和模式，不能再按照过去的老套路了，否则将面临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新发展理念旨在带领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新发展理念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的，是我们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和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首先要从根本宗旨把握新发展理念，就是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其次要从问题导向把握新发展理念， 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最后要从忧患意识中把握新发展理念，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能靠自己。

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内涵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阐释，从供给角度来看， 需要具备一个体系和四个能力。一个体系即完备的产业供给体系，四个能力即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核心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和需求捕捉力。从需求角度分析，高质量发展就是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从投入产出分析，高质量发展需要提升七个方面的效率，即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并非只有制造芯片才是高质量发展， 任何一个传统产业、传统行业和传统领域只要能够提升这七个“率”，那就是高质量发展。从分配角度来看，需要实现四个目标，即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从宏观经济循环来看，需要打通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这四个环节②。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有着共同的指挥棒，就是新发展理念，但它绝对没有千篇一律的模式。新发展理念是对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和所有领域提出的共同要求，各地区、各行业和各领域都需要因地制宜找到适合自己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三、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主线、路径支撑和制度保证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第一个方面是工作主线，就是要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领域研究的重点是供给和需求。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创造新的需求。没有需求，供给就无法实现，新的需求牵引新的供给，这就是供给和需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从2023年到2024年， 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因此对扩大内需的重视程度较高。扩大有效需求应主要关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投资诱导，第二个是消费倾向。投资取决

于两个变量：利息率（即投资成本）和资本边际效率（即投资收益）。逆周期宏观调控旨在降低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收益。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的宣示效应。从短期来看，逆周期宏观调控能够改善预期，并且能够提升消费倾向。从长期来看，增加的是供给，影响的是消费。确实也有不同之处，投资更多改善的是中间需求，消费拉动的是最终需求。我们不能将供给与需求对立，也不要将投资与消费对立。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要先稳就业，同时完善分配制度。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也只有市场经济才能给每个奋斗者提供公平的机会。市场经济是最好的普惠型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最有效的方式。完善分配制度需要实现两个提高：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二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仅要让老百姓能挣钱，还要让老百姓敢于花钱。我们的财政资金应该大幅度向养老、医疗领域倾斜，消除养老、医疗等后顾之忧。

第二个方面是路径支撑，就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与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构建新发展格局同根同源，互为表里。现代化经济体系以“六个体系、一个体制”为内容要素，即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是独立自主、高水平对外开放。独立自主是前提和基础，没有独立自主，就没有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如果没有独立自主， 那么我们如何进行统筹发展和安全？新发展格局首先强调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需要让国内供给更好地满足国内需求，让国内需求更好地牵引国内供给，在此基础上，我们依靠国内循环推动国际循环。这与过去我们更多依靠国际循环带动国内循环不同。

第三个方面是制度保证，就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今天中国的经济再靠刺激怕是刺激不起来了，真的要给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配一个好的“发动机”，我们给配的“发动机”就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二十大明确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①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

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关键在于政府这只手不要越位、不要缺位、不要错位。政府已经很忙碌，我们需要担任监督员，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好知识产权，不能让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政府需要成为优秀的服务员，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政府需要担任好投资人，作为政府代表成为国有企业出资人。政府需要担任好调解员，利用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运动员可以让企业担任，裁判员可以让市场去担当。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要通过改革激发市场活力，通过政策引导市场预期，通过规划明确投资方向，通过法治规范市场行为。

四、如何保障高质量发展：坚持党的领导、稳中求进、统筹发展和安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真正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现共同富裕。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①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当然要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必须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通过加强工作机制，党中央制定的重大方针和重大战略、作出重大决策、部署重大任务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才能不断提高，有力保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落到实处，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根本点在于稳定大局、不断进取。

“稳”的重点要放在稳住经济运行上，确保增长、就业、物价不出现大的波动，确保金融不出现区域性系统性风险。“进”的重点要放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上，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发展取得新成效。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发展和安全要动态平衡、相得益彰。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做好经济工作的五条规律性认识，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提出了发展经济的五条规律性认识，这十条规律性认识，既是对过去的总结， 更是对未来做好经济工作的指导，必须坚持好。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人民性意蕴探赜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雪银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是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历史发展新的要求与特点，顺应时代潮流与人民需求，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解放的理论逻辑，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民为邦本” 的价值传统深度融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经济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创了以“人民主体论”为核心的经济治理新范式，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刻回答了经济发展为了谁，经济改革依靠谁，经济成果由谁共享，经济价值由谁评判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根本性问题，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人民性意蕴的逻辑溯源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淤。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人民性，承继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根植于中华民族以民为本的历史文化沃土，汲取于中国共产党立党执政的鲜明底色，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思想结晶，既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立场的继承与发展，也体现了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本思想的汲取与发扬，更体现了对于中国共产党经济建设人民情怀的传承与弘扬。

（一）理论逻辑：承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立场

立场作为人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根本立足点，决定了理论构建与策略选择的本质差异。在经济学领域，立场作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及经济关系的学说，其直接映射出不同阶级的利益诉求。以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例， 该学派诞生于新兴资产阶级崛起的历史阶段，其理论体系始终立足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阶级立场。他们虽率先系统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如劳动价值论奠基、剩余价值萌芽分析等），将研究重心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 却刻意掩盖了物化经济关系下人与人之间的剥削本质。这种阶级局限性导致其

理论呈现出双重特征：一方面，将劳动者抽象为脱离社会属性的“理性经济人”， 用商品交换的表象模糊劳资对立关系；另一方面，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包装为永恒的自然法则，否认其历史暂时性。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这种立场束缚使其无法穿透现象看到剩余价值的本质，最终沦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工具。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人民的立场出发，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剥削的本质，指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是破除资本主义桎梏、发展生产力的革命力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出发，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是在物质生产力推动下生产方式变更的历史，然而历史也首先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和变更生产方式的基本力量——劳动人民群众的历史。物质生产资料是人通过社会实践创造的，最终归宿必然指向“现实的人”及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由此揭示出以需要为基础的利益是人们创造历史的直接目的和内生动力，即“现实的人”。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劳动为富人创造出财富，却为其自身带来了赤贫，因此，他主张“绝大多数人”（无产阶级）通过无产阶级革命，逐步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使全部生产力集中到联合起来的个人手中，消灭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占统治地位的私有制，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使之“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淤， 实现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习近平经济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立场，遵循了以“现实的人”的需要为内生动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规定性，在应对新时代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中，创造性地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奋斗目标、初心使命、发展理念、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等诸多方面论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主要任务和方针政策，深化了我们党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规律的认识于， 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立场在当代中国经济领域的具体实践和发展。

（二）历史逻辑：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智慧结晶和精神命脉， 不仅凝聚着民族文明、风俗习惯与精神追求的精髓，更是在五千年文明演进过程中，由多元思想体系、价值观念和道德传统熔铸而成的文化瑰宝。这一博大

精深的思想宝库，既是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是深刻形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各阶段的核心精神基因。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重要使命，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始终坚持“两个结合”盂，将文化自信深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中。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理论创新成果，正是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从“民惟邦本”的执政理念到“协和万邦”的全球视野，从“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到“经世致用”的实践哲学，全方位汲取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养分，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华文明智慧深度融合的新境界。

任何科学理论都有其文明根脉，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深深植根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积淀的民本思想沃土。从《尚书·五子之歌》首倡“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的治国圭臬，到《荀子·王制》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揭示民心向背决定政权兴衰的历史规律；从《管子·治国》强调“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经济哲学，到《战国策·赵策》确立“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的施政基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贯穿着以民为本的价值主线。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转化这些跨越时空的智慧，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理论内核，既是对“民为邦本”的赓续传承，更是对“利民为本”的时代升华——从“人民至上” 的价值立场到“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从“共享发展”的制度设计到“造福人类”的天下情怀，构建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华文明民本思想深度融合的理论体系，使传统治理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强大生命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济世情怀与民本智慧，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得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纵观典籍典册，从《汉书·循吏传》记载黄霸“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的善政实践，到《史记》论述管仲通过“设轻重鱼盐之利” 实现“赡贫穷”的制度创新；从《道德经》揭示“贵以贱为本”的治国根基， 到魏源《默觚》提出“治不必同，期于利民”的治国之策，中华文明始终将纾民困、解民忧、聚民心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命题。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新时代实践，既传承着“履适足而治利民”的传统政治智慧，更开创性地构建了系统的民生发展体系——以“精准扶贫”来消除绝对贫困，用“乡村振兴”来实现共同富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提升发展质量，经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实现全民共享，这些重大战略既是对“必先富民”的现代诠释，也是对“利民为本”的实践升级，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华传统民本思想深度融合的理论特质。

（三）实践逻辑：弘扬中国共产党经济建设的人民情怀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淤。“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 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于。从《共产党宣言》确立“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基本原则， 到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全部理论与实践始终遵循着以实现劳动者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追求，这种与人民血脉相连的政治立场，既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源泉，更是共产党人永葆先进性的生命密码。

自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便将人民立场融入血脉，在不同历史时期以理论创新赓续人民至上的执政传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革命战争年代创造性提出“动员群众开展经济战线运动”的战略思想，强调既要“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又须“极力改良民众生活”盂，通过《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等经济建设著作，系统构建了服务革命全局、改善民生福祉的经济建设理论体系。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改革开放实践，将“让人民满意”确立为核心价值取向，要求党的方针政策始终以“人民拥护、人民赞成、人民高兴、人民答应”为检验标准榆，这一执政理念贯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全过程，使现代化建设成果切实转化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上坚持“执政为民”的根本要求，强调领导干部要“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通过“办实事、办好事、办得人心的事”虞， 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象化为维护群众利益的实践准则。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化“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要求经济建设既要着眼“经济社会长远战略目标”，又要紧扣“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愚，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种在经济建设上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执政理念演进历程，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与人民同心共进的政治本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科学判断中国主要矛盾发展新变化的基础上，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同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着眼于解决新时代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明确提出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舆，坚持“现实的人”是经济发展的主体，经济建设依靠人民、经济成果由人民共享，体现了其鲜明的人民性内涵，彰显出中国共产党经济建设中一以贯之的人民情怀。

二、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人民性意蕴的基本内涵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人民性是其本质属性与核心价值坐标，构成了贯穿理论体系与实践路径的鲜明主线。这一特性集中体现为四个维度的统一：其一，经济发展的根本出发点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人民需要”作为经济政策制定的第一信号，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供给质量，推动高质量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相衔接；其二，经济改革的深层动力源自人民创造伟力， 强调通过制度创新激发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在“放管服”改革中保障人民平等参与权，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格局；其三，经济成果的分配坚决贯彻共享原则，通过三次分配制度调节收入差距，将脱贫攻坚成果转化为乡村振兴动能，在高质量发展中持续增进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其四，经济价值的评判标准始终以人民满意度为核心，将“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检验经济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尺，建立覆盖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的综合评价体系。这种人民性特质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以所有人富裕为目的”本质的继承，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规律的理论升华，实现了发展目的论与方法论在人民立场上的高度统一。

（一）经济发展要满足人民需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的历史规律，资本主义私有制将资本增殖置于劳动人民需要之上，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则确立了“满足全体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的本质属性。在劳动价值论框架下，社会主义制度使劳动二重性矛盾得到根本克服：具体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与抽象劳动形成的价值在公有制基础上实现统一，劳动者既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又是劳动成果享有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再被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 而是通过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转化为满足人民多层次需要的物质基础。这种生产关系变革推动“需要—生产—分配—消费”的循环始终围绕人民福祉展开， 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当生产资料归社会共同占有时，“联合起来的生产者” 能够以最小消耗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习近平经济思想将这一原理具象化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调整所有制结构、优化要素配置机制，

使供给体系精准对接人民需要结构升级的客观趋势，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合理调节物质变换”的理论构想，又创造性地将生产力发展路径与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相衔接。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传统依赖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面临动能衰减、增速换挡与结构性失衡等深层挑战，而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体系尚在构建之中。这一转型期的核心在于人民群众的需求结构已经从“有没有”的量级满足转向“好不好”的品质升级淤，不仅要求更高水平的物质供给， 更追求教育公平、生态环境、精神文化等多元维度的获得感。破解这一矛盾的根本路径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立场，并贯穿于经济制度完善、供给侧改革深化、新发展理念践行等全过程。如通过构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扩大中高端产品服务供给，精准对接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痛点。这种以人民需求为导向的动态调整机制，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满足需要”的基本规律，又依托数字技术赋能构建起需求识别与政策反馈的闭环系统，最终实现发展质量变革与民生福祉提升的辩证统一。

人民群众的根本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治国理政实践中得到了系统性贯彻与创造性转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唯物史观中关于“现实的人”的实践主体性原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适配性，在消费领域着力破除了制约内需释放的体制性障碍。如在多元化服务消费需求中构建了“放宽准入—优化监管—质量提升”的闭环调控机制，推动健康养老、家政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向标准化、品牌化升级，既激活了传统消费的存量潜力又培育了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兴增长点；在住房供给体系改革中贯彻“房子是用来住的”核心定位，通过因城施策的动态调控模型破解“高周转—高负债”的资本异化逻辑，以装配式建筑、智能家居等技术迭代推动居住空间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跃迁，使住房回归其使用价值本质；在医疗保障领域以药品耗材追溯机制为技术支撑，构建起“生产—流通—使用”全链条监管体系，通过带量采购与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双重驱动，将资本主导的过度医疗扭转为以健康绩效为导向的价值创造；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哲学具象化为碳账户、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制度创新，通过绿色金融工具引导生产要素向低碳领域集聚，使生态福祉成为可量化、可交易的发展红利于。这一系列

改革实践的本质，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当代发展，既通过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改革的动态平衡实现了经济质效提升，又在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的过程中重构了经济发展的人本价值坐标。

（二）经济改革要依靠人民力量

马克思强调，“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层动力源自人民首创精神，这直接对应于唯物史观关于“现实的人”的实践本体论。在“放管服”改革中，政府职能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实质是通过调整上层建筑（如行政审批制度）释放被束缚的市场主体活力，使劳动者从“物的依赖性”阶段向“自由个性”阶段过渡。制度创新（如混合所有制改革、数字政务平台建设）作为生产关系调整的具体形式， 其目的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格局，这既是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 思想的现实映射，也是对资本逻辑主导下异化劳动的辩证否定。因此，要进一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以人民的主体力量来发展生产力，以实际物质水平的提高来解决群众现实的生存与生活问题；还要以人民为中心来调整生产关系，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更要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来改革和完善生产关系， 以保证两者相适应，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变革，而物质生产劳动者既是核心生产力要素，也是变革生产关系的主体。他强调，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作为生产力的“物”的要素，必须与劳动者结合才能形成现实生产力， 且劳动者始终是其中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赋予人民“物质财富创造者”与“生产关系变革主导者” 的双重角色。这种理论创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过程中体现为：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如混合所有制改革打破资本垄断格局，农村土地三权分置赋予农民财产性权利，本质上将劳动者从资本附庸转化为自主联合生产者。这种制度创新的理论依据在于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构想——劳动者集体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实现个体自由发展，当劳动者掌握生产过程控制权与剩余价值分享权时，其创造潜能得以充分释放。我国的制度变革正是通过调整所有制结构、优化公有制经济实现方式激发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使微观创新活力与宏观制度科学性形成辩证统一，既遵循价值规律优化配置资源，又依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保障成果共享，实现工具理性与价

值理性的有机融合。这种改革路径印证了社会变革的最终决定力量根植于人民群众改造生产关系的实践，而制度创新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反作用， 为人民力量的释放构建了制度载体。

人民既是改革成果的共享主体，也是改革实践的创造力量。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着体制机制桎梏与利益格局调整的双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和挑战，只要有人民支持和参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越不过的坎”淤。要激发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关键在于构建“实践—政策”的良性互动机制，即通过“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改革的政策主张”，将制度创新转化为发展动能。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性着力点，在于通过破除各类体制机制障碍——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优化产权结构、完善按要素分配制度重塑激励体系、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提升经济效率等举措——推动生产关系层面的深层调整与系统性重构。这种重构不仅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更重要的是赋予人民群众更充分的经济自主权，使其在生产、交换、分配各环节中实现主体价值，进而形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实现经济规模持续扩大与发展质量同步提升的辩证统一。

（三）经济成果要实现人民共享

经济成果归谁所有，这是经济发展的价值指向问题。列宁指出“：在这个新的、更好的社会里，共同劳动的成果不应该归一小撮富人享受，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于。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劳动者既是财富创造主体，也是价值共享主体。如果经济成果的分配背离了全民共享原则，不仅会导致劳动异化——劳动者与劳动成果支配权产生割裂，更会强化生产资料私有制与资本逐利性的结合，使市场机制沦为扩大贫富分化的工具，也会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共享发展理念作为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系统阐释了“共享什么”这一核心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享发展就要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建设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权益” 盂。这一重要论述从两个维度构建了共享发展的实践路径：在空间维度上，要求实现发展成果的全领域覆盖，通过高质量发展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难题，

不仅要在经济领域提升民生福祉、促进公共服务优质共享，更要系统推进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的共建共享，全方位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生态安全等多元化需求；在时间维度上，强调发展过程的全程参与共享，将共享理念贯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 着力解决发展不充分和不可持续问题，既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经济活动的权利与机会，又持续优化教育、医疗、文体等民生领域的供给质量，构建起全周期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机制。

经济发展的目的在于人民，经济成果的共享更在于人民。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刻诠释了“发展为了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核心要义，构建起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奋斗—高质量发展—渐进共享”三位一体实践体系。这一体系以全体人民共同奋斗为根基，既通过激发劳动者首创精神形成共建机制，在生产端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在分配端建立三次分配协同制度（初次分配聚焦乡村振兴与区域协调、再分配强化税收社保调节、三次分配引导公益慈善）， 又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协同发展；更遵循渐进共享原则，以公共服务均等化夯实底线保障，以培育橄榄型社会优化分配结构，以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破解三大差距，系统构建起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发展格局，既兑现了“全面小康不落一人”的庄严承诺，更开创了“共同富裕循序渐进”的实践范式，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了具有制度创新效能的中国智慧。

（四）经济成效要坚持人民评判

让人民群众作为评判经济发展成效的主体，从根本上回答了经济发展为了谁、让谁满意、由谁检验的核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榆，这就指明了人民群众是检验经济发展成果效益的最终评判标准。

那么如何检验经济发展是否有成效呢？答案是要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人民的利益得失是衡量经济发展成效的主要标准。在经济发展中坚持和尊重人民的主体性，最终要体现在经济发展的成效是否真正惠及到人民身上，是否使人民生活得更好，是否使人民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持续加强对经济领域各项工作的监管力度，有针对性地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盲目性与滞后性，有效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减少市场秩序的紊乱

与失灵。通过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和治理机制，为人民营造了更加规范、公正、高效的市场竞争与消费环境，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根本经济利益，有效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提升人民的获得感是检验经济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淤。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发展与民生的辩证关系， 强调了获得感作为发展成效评价标准的重要地位。获得感是客观现实的体现与主观感受的有机统一，当人们切实感受到住有所居、病有所医、教育公平优质、权益得到保障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果时，便会形成积极的情感体验和精神满足，进而产生获得感。因此，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将人民获得感的提升作为重要衡量尺度，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从而提升人民获得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三、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人民性意蕴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经济思想源于人民、依靠于人民、共享于人民，人民性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本质属性。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常态上，习近平经济思想所蕴含的人民性意蕴将为增进民生福祉筑牢物质根基、为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凝聚磅礴伟力、为推进经济强国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一）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筑牢根基

习近平经济思想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贯穿经济实践，既继承发展了唯物史观，也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唯物史观视角看，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人民性意蕴体现在其始终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与分配更加公平合理，从而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制度保障，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内涵。如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来引领高质量发展，破解了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障碍，既解放了生产力，又通过完善分配制度、扩大公共服务供给等举措，使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这种从“物的依赖” 向“人的解放”的转向，既遵循了经济规律，又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追求公平正义的本质属性。

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于这一主要矛盾，将发展目标从单纯的物质增长转向满足人

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多维需求，是对“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要求上层建筑的调整”这一哲学原理的运用。如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以新发展理念来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系统性发展逻辑，将经济活动的最终价值锚定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单纯的经济指标增长。这一转向不仅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多元化诉求，更通过制度性安排将“人民至上”的理念嵌入经济治理全过程，如通过“三次分配”调节财富分配、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生态文明建设保障代际公平等制度性安排。

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关系必须服务于生产力的社会化属性，而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最终将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扬弃。习近平经济思想通过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协调配套的收入分配制度体系，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同时强化政府公益调节，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这一路径超越了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范式，将经济发展的终极价值锚定于“人的全面发展”，从而为解决贫富分化、生态危机等现代性困境提供了新范式：只有将人民置于发展的核心位置，才能实现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如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提出了以新质生产力为着力点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科技创新突破传统增长路径依赖，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驱动产业绿色智能升级，既遵循生产力规律，又通过创造优质岗位、改善生态直接惠及民生。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理想的当代探索，更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理论基础。

（二）为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凝聚力量

习近平经济思想将“人民至上”作为根本价值导向，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本质属性。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通过制度、政策等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二者在矛盾运动中推动社会进步。习近平经济思想从这一辩证关系出发，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经济工作的全过程，既强调通过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又注重通过完善分配制度、优化公共服务等途径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如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不仅追求经济效率的提升，更注重解决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 体现了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调整的辩证统一。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的继承与发展，将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锚定于人民福祉的增进，而非单纯追求资本积累或技术指标。在此

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通过经济政策的具体化、制度化得以具象化，使抽象的政治承诺转化为可感知、可衡量的现实成果。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将“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产活动”确立为历史分析的逻辑起点，这一方法论贯穿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构建与实践展开中。面对脱贫可持续性、收入差距、生态约束等发展瓶颈，习近平经济思想以问题导向精准施策；依托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共同富裕等系统方案，集成发力，在破解局部矛盾与优化整体架构的协同中实现对经济规律的深刻驾驭。如在脱贫攻坚战中实施的“精准施策”“志智双扶”等策略，不仅解决了绝对贫困的历史性难题，更激发了脱困群众的主体性，使其从受助者转变为发展的参与者。这种实践逻辑与唯物史观强调的“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高度契合，彰显了经济政策与政治使命的内在一致性。同时，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提出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战略基点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将国内市场潜力与人民消费升级需求相结合，既夯实了内需这一经济根基，又为全球经济的增长注入了动力。

从历史合力论的角度审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人民性意蕴为凝聚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提供了方法论支撑。恩格斯指出，历史结果是“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 共同作用的产物，而人民群众的意志与实践是其中最根本的力量淤。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共建共治共享”，在数字经济、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等领域广泛调动社会各主体的积极性，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的治理体系。如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既注重发挥国有企业的战略支撑作用，又通过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等政策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同时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使不同所有制经济与不同社会群体在高质量发展中找到共同目标。这种多元主体协同的模式，本质上是将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合力”的抽象原理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设计，使党的初心使命通过经济领域的集体行动得以实现。此外，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经济决策中的实践，如基层协商、公众参与预算监督等机制，确保了经济政策始终与人民意愿同频共振。这种将经济民主嵌入治理体系的创新，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深化，也为破解“资本逻辑”与“人民逻辑”的张力提供了中国方案。

（三）为推进经济强国建设注入动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揭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根本作用，明确指出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并非抽象的技术革命或资本积累的结果，

而是广大劳动者在实践中对自然规律与社会关系的能动性改造。习近平经济思想将这一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深刻阐明了人民性作为经济强国建设动力之源的历史正当性与现实必然性。经济活动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实践，其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马克思尖锐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劳动异化现象，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于，而习近平经济思想以恢复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为逻辑起点，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完善，重构了劳动、劳动者与劳动成果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的根本立场，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价值追求， 又在制度实践层面通过公有制的本质属性确保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占有，使得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与创新活力能够突破私有制经济中资本对劳动的宰制，真正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导力量。这种制度安排不仅在理论上证明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更在实践中通过创新创业政策、职业培训体系等具体举措，将劳动者的生存权、发展权转化为经济强国建设的实践动能，实现了从“被动劳动者”向“能动创造者”的质性飞跃。

从经济规律演进的深层逻辑看，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特征，将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有机统一， 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如何激发发展动力”这一历史命题。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而生产力的发展本质上是以人为核心的要素——劳动者知识技能提升、生产工具革新、生产组织方式创新的统一体。习近平经济思想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人才强国战略”， 正是这一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一方面，通过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与完善职业技能培养体系，将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另一方面，通过优化创新激励机制，打破传统科层制对知识传播与技术转化的束缚，使劳动者的首创精神能够通过市场机制与国家战略的协同作用升华为社会生产力。这一过程中， 人民群众不仅是生产要素的供给者，更是技术革新、产业升级和制度变迁的主体推动者。如新型举国体制下的协同创新模式，既能集中力量突破芯片、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技术壁垒，又能通过“揭榜挂帅”“赛马机制”等制度设计， 扩大科研人员、技术工人乃至小微企业在创新体系中的参与度，由此形成的“万众创新”生态实质上重构了生产力的生成逻辑，使人民主体的实践智慧成为破解“卡脖子”难题的核心动能。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既超越了西方经济学

将创新简化为企业家精神的狭隘视角，也避免了传统计划体制下忽视个体能动性的桎梏，开创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型国家建设新范式。

在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实践与制度创新的动态统一基础上，习近平经济思想进一步揭示了经济强国建设的深层逻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不仅在于激活个体的创造潜能，更在于通过系统性重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使人民群众的集体实践升华为文明形态跃迁的历史合力。马克思所预言的“自由人联合体”并非静态的理想图景，而是通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逐步展开的历史进程。习近平经济思想通过“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辩证统一， 将这一理论具象化为制度实践：在产权制度中，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确保了关键领域的社会化属性，使高铁、电网、数字基础设施等战略性资产服务于全民福祉；在分配制度中，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体系既强化了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地位，又通过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 将创新动能转化为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在治理体系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逻辑将经济发展的决策权、评价权和受益权回归人民主体，使乡村振兴、区域协调等重大战略的实施始终贯穿“共建共治共享”的群众路线。这种制度设计的根本突破在于，既超越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者与劳动成果的割裂状态， 也克服了传统计划经济中动力机制僵化的局限，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内实现了“人的解放”与“生产力解放”的同步推进。由此，经济强国建设从单一维度的增长竞赛升华为社会关系的全面优化，即劳动者不再是资本增值的工具或技术异化的对象，而是通过制度赋权成为驾驭资本、主导创新、共享成果的真正主体。这一理论逻辑的展开，既是对马克思主义“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的当代回应，也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新的范式：只有以人民性为核心重塑经济制度，才能实现经济发展动力从“物的依赖”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五维特征 基于实践认识论的方法视角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谭苑苑

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的根本方法指导贯穿于习近平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全过程。2022年，由新华社出版的《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生动实践述评》发行， 全书用“美、实、效、协、共”五个关键字深刻揭示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鲜明特征，即为人民谋幸福的经济学，为民族复兴奠定更强大物质基础的经济学， 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经济学，共同富裕经济学。上述内蕴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五大鲜明特征，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的实践认识论方法指导与发展眼光，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积极探索，离不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家宏观经济治理全方位、多维度的整体布局和战略举措，离不开每一次阶段性实践与“顶层设计”布局决策之间的良好互动、有序推进。

—、为人民谋幸福的经济学与美好需要之“美”

以“美”构建为人民谋幸福的经济学，不仅彰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而且从“需要”的视角衬托出实践认识论方法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持续接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统筹协调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也在中国人民经历站起来、富起来伟大飞跃的基础上，正式迎来我国强起来的飞跃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为重要历史时间节点，实现为人民谋幸福的经济学经历了从实践上升到认识的第一个阶段， 社会主要矛盾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攀升以后，又从更高层次的“内涵需要”实现了历史性升级，即从原来的“物质文化需要”升级为“美好生活需要”。党的十九大提出这一崭新论断，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阶段性经济建设实践与认识之间多次互动的必然结果，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以实践认识论为根本方法指导所获得的科学认知。比如，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4；201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又提出主动适应、把握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2015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

续的问题仍然突出”［2］788。因此，党的十九大对国家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论断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建设实践所作的一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科学判断，同时为下一阶段需要展开的新实践以及形成的新认识做好了充足准备。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决定了我们需要从根本上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方式作出一系列思考与总结，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必须从过去的高速增长向今天的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根本原因，而对于应该在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科学认识则具体体现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党针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主要体现在产能过剩与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针对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等问题持续开展一系列实践探索，实践与认识之间实现多次结合、互动：以高质量发展满足高层次需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等等认识的升华亦呼之欲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之前，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此作出“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判断。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新发展阶段以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科学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具体提法在重大时代主题的拓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历史性升级、核心内容的概括与提炼方面均作出了新的表述。于此，再实践又一次上升为再认识，它们继续为开展下一轮新的实践而服务，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认识路径始终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根本方法指导。

二、为民族复兴奠定更强大物质基础的经济学与实体经济之“实”

以“实”构建为民族复兴奠定更强大物质基础的经济学，关键在于巩固并发展实体经济的基础地位，进而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之中彰显大国风采。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3］116。事实上，不论时代如何变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何迅猛，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基础地位都不会也不应该被削弱。

首先，从实践和理论的维度来看，劳动是本体、劳动创造价值，是我们重视实体经济基础作用的题中应有之义。换言之，实体经济之“实”必须是由劳

动创造出来的价值，即便是在劳动发生异化，劳动被剥削的资本主义社会亦是如此。对于今天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必须放在实体经济上，这是夯实我国经济基础的关键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实体经济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意义，“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4］ 120，“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我们这么一个大国要强大，要靠实体经济，不能泡沫化”［5］等等。

其次，我们需要回答经济领域的时代之问是，如何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中推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深刻把握发展的阶段性新特征新要求，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6］。也就是说，鉴于实体经济的基础核心地位， 我们应该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对其作出更高的要求，切实推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比如，新发展阶段的实体经济应该着眼于经济增长速度以及经济发展的质量。新发展阶段的实体经济既要保障经济发展速度的积极增长，又要在经济增速的基础上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期应对日益严峻的市场环境的挑战。还比如，伴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现代化进程， 我们在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还应正确认识、把握并且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高质量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若任由“结构性产能过剩严重”“实体经济边际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率下滑”“大量资金流向虚拟经济，使资产泡沫膨胀，金融风险逐步显现，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整体循环不畅”［3］ 90。这些“脱实向虚”现象的长期存在，可能诱发严重的金融风险、经济危机。还有一种不良倾向是，社会资源更多地涌入虚拟经济部门而非实体经济部门， 长此以往必将造成重大结构性失衡的不可逆结果。针对此类现象，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科学总结与分析，这是对实践认识论方法的科学应用，“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三大失衡：一是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二是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三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究其本质，认真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警惕“脱实向虚”，实现“脱虚向实”，才是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需要高度重视：一是坚持把实体经济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着力点；二是以实体经济为主，虚拟经

济为辅，让后者紧跟前者的现实需要，促进二者协调发展；三是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切实改善供给体系与需求侧之间的适应情况；四是坚持改革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与实体经济相关的体制机制。

最后，推动新时代背景下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理应是全体劳动者以主人翁身份参与其中的、向往个体自由与全面发展的举国盛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前提，这是我们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实体经济发展的地方，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以实践认识论为指导才可能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实体经济相伴随的虚拟经济蓬勃发展，经济金融化的背后是虚拟经济主导的实体经济的异化，金融体系的急速扩张使得金融危机难以避免。对于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需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我国来说，由资本增殖逻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仍会客观存在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这就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国优势与制度优势，寻求实体经济发展的最佳方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我们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环节。我们追求的发展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与人民共享的发展，一方面广大劳动人民共同推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为了实现每个个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国优势与制度优势下合理使用、规制资本增殖的功能，最大程度降低“脱实向虚”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让实体经济真正发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持续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作用。

三、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效”

以“效”构建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以实践认识论为方法指导，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实现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中国化创新研究，同时汇聚了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宝贵智慧结晶。

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和精髓本质，处处渗透着实践认识论的发展眼光和方法指导。一是习近平总书记从当前国家总体战略全局的发展

方向和制度保障层面看待并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国家宏观经济治理布局中涉及道路方向的重大改革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以高水平、高标准完善其体制机制建设，比如“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7］“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1］95，进而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又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内容中新增加的一个“明确”。二是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并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创造性地形成并丰富发展其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的理论与我国当前新发展阶段的国内外局势相结合，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科学认识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内涵而作出的重要战略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并发展邓小平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从崭新的维度解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要包括进一步深化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 以辩证、创新、法治等思维方式进行探讨。比如，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并明确“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理论命题和政治命题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刻见解，这充分体现了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科学认识的重要性。比如，他强调市场决定性作用是由市场经济本质决定的，为的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能盲目绝对讲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而是既要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3］57

－58，进而提出辩证地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归根结底，论及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反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合力优势，“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3］64。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为这种合力优势的稳固作用提供保障呢？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作出了解答，“我们要坚持和发展我们的政治优势，以我们的政治优势来引领和推进改革，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合力优势，即实现党的领导、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三位一体的有机结

合，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所无法比拟、难以企及的。习近平总书记就此提出的“驾驭论”形象生动地揭示了党、政府与市场经济之间主导地位与从属地位的区别，即我们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市场经济，只不过是为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服务的手段和方法。基于实践认识论的根本方法指导，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继续在创新、法治两个维度上发展完善，同时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原创性贡献。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它的形成与发展是在实践和理论层面取得的一系列创新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重视将创新思维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之中。比如，根据高质量发展的主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9］。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实践与理论层面的互动、融合，还需要一个更加稳固的体制机制形态予以保障， 法治思维的融入势在必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从法治维度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必须坚持法治思维、增强法治观念，依法调控和治理经济”［9］等等。

四、为万世开太平的经济学与生态文明建设之“协”

以“协”构建为万世开太平的经济学，将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传统生态哲学思想、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生态文明建设探索相结合，同时实现了对西方生态文明思想的批判性借鉴与创造性超越。其一，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思想，与时俱进地丰富发展了其生态文明思想。比如，习近平总书记谈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时特地呼应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名言，强调人应该尊重、顺应且保护自然，这是“谁也无法抗拒”［10］13的规律。谈及人类社会与生态文明的时候，他的观点是兼具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与实践认识论眼光的，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11］“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0］6。其二，习近平总书记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挖掘生态思想的智慧结晶，这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华生态智慧的有效融合与创新发展”［12］密切相关。比如，他专门提及优秀传统文化里历久弥新的哲理思想、经典诗句以及治家格言。［10］6谈及全面深化改革的时候，他特别强调山水林田湖作为“生命共同体”［13］的重要性，五者之间彼此依赖、相互成就。其三，习近平总书记在前辈中央领导集体生态文明

建设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升华了这一思想。比如，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之中，这既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所达到的最新高度，又展现出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有机结合的卓越成果。他深刻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四位一体”建设之间的逻辑关联， 认为它有效融入了其他四个方面的建设。［1］11其四，在对待西方生态哲学思想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表现出一种批判与超越的科学眼光与态度。为万世开太平的经济学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生态哲学流派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倡导走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哲学思想过分强调人对自然的掌控，自然对人的价值工具性，而以自然为中心的生态哲学思想虽然包含着积极的反思，却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只考虑自然的主体性却抛开自然价值中的属人性不谈。为万世开太平的经济学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围绕“发展”回答人与自然的关系，回答我们应该“进行什么样的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怎样进行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实践认识论的根本方法对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始终起着科学指导的作用，这也为之后“高质量发展”以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提出奠定了坚实基础。比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了生态环境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指出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实践和认识上不断深化的重要成果”［14］。他还强调“发展观”层面的深刻革命就是“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15］。换言之，“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提出“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目标，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以往经济发展“实践”所作的深刻反思与总结，是理性的、科学的认识成果，它们共同为下一阶段崭新实践的开展奠定前提。我们党就此在实践认识论指导下对人类社会发展理念以及规律的科学认识实现了进一步深化、升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理念与道路，不仅是以“协” 为核心的为万世开太平经济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且是我们党将实践认识论方法指导运用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之中的光辉典范。具体来说，我们将发展的现代化内涵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探讨的就是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而将生态文明建设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类命运共同体相联系起来，正是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现代化发展、西方生态文明发展的“中国特色”之处。

五、共同富裕经济学与中国特色共同富裕之“共”

以“共”构建共同富裕经济学，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大重要标签，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交接棒中形成发展起来，而且本质地区别于西方经济学中以“利益”“资本”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本质内涵与时代价值获得了更多视角的诠释，有关中国特色共同富裕的实践和理论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在2021年的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上，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百年决议”中作出相关表述：“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17］。在实践认识论的根本方法指导下，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特色共同富裕理念，既是我们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进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融合经济与政治双重意蕴的目标方案选择，因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

［18］2。我们可以从动态发展、本质内涵、实践路径三个方面解析这一政治经济学思想中业已形成的理论成果。从动态发展来看，共同富裕经济学由原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科学认识进一步升华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由原先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为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19］1，这里充分体现了以实践认识论方法为科学指导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从本质内涵来看，共同富裕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为了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一切都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因此，共同富裕经济学至少应包括精准扶贫思想、新发展理念中的“共享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共同富裕思想，内蕴其中的智慧结晶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政以来，从地方到中央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总结。此外，共同富裕经济学应该是全体人民的，涉及物质与精神层面的，一个“共建共富共享”的渐进式过程。比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20］，“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共享理念“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21］。从实践路径来看，渐进实现中国特色共同富裕的核心关键在于彰显“中国特色”， 其中既要利用好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机制优势，又要着眼于扎实推动并巩固共同富裕过程中存在的“短板”“弱项”， 这些经验总结乃至理论升华都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比如，通过强调中国共产党对实现共同富裕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

获得了由内而外的活力与动力，既保障中国特色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方向，又为守住共同富裕的阶段性成果，且有效抵御来自国内外的风险和挑战。再比如， 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成功转轨，进而从“全面小康”走向“共同富裕”之路，具体路径包括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制定市场经济的高水平建设目标、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等等。还比如，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必须建立在高质量发展的主题之下，科技创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两大重要议题。

新发展阶段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创新发展

刘元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论，指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国情和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了重要的原创性贡献。

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实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入到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的新发展阶段。进入新发展阶段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继续推进理论体系的创新，使得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内涵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和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使得处于新发展阶段的我国有了重要的战略目标导向和科学理论指引。对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编写的《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将其总结为“十三个方面”， 国内大多数学者将其核心内容总结为“三新一高”，即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新发展阶段和高质量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以后，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和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可以概括为“四新一高一化”，即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新发展阶段、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

一、新发展阶段：“两个大局”历史汇合点的重大战略判断

2020年，我国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入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前行的新发展阶段， 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站在“两个大局”的历史汇合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发展阶段的重要论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所处的新发展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

①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新阶段，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决定了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进一步解放和发

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

新发展阶段是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和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砥砺前行的新阶段。这意味着我国必须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陷阱” 的跨越是一个国家经济制度更成熟、经济运行体系更稳定、经济增长动能更常态的标志，如果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不能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政治之间的良性互动，就会出现“拉美现象”——在动能波动中出现危机和兴衰交替。2021年，中国人均GDP达12551美元，已接近1.3万美元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值，从中国经济增长的表现来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几乎不成问题。但如果要在2035年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按不变价格计算，意味着2035年的GDP增量和人均GDP都要翻一番，翻一番要求2020—2035年经济的平均增速需达到4.83%。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型经济体而言并非易事，尤其是在近年来面临重大挑战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因此，我国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由过去粗放式的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持续塑造经济新动能新优势。

粗放式的发展意味着创新能力不够强，资源利用效率不够高，环境破坏也相对更严重。因此高质量发展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以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质量变革；二是要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②。高质量发展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必须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更强的决心、更大的勇气、更多的智慧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制度支撑。

新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也为理论体系的发展提出了问题导向的要求，只有科学把握时代脉络，才能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进入新发展阶段，要从时代条件出发创造性地解决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问题，才能发展和创新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洪银兴，2022）。因此，新发展阶段的提出既是对实践的科学反映，也为理论创新提出了重要依据。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新发展阶段的战略目标

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完成了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为牵引的理论构建、思想创新和战略部署。“十四五”规划以此为指引进行谋篇布局，科技自立自强、制造强国、扩大内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都是围绕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进行部署的。2021年1月11日，在省

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做了以“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为题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要有新的现代化理论的指导。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的奋斗目标就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现代化理论也在不断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在新发展阶段这一特殊阶段我国现代化理论的最新成果。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作出科学概括，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开启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做出新的探索（顾海良，2023）。我们能够看到和感受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已经在中华大地上全方位、全领域、深层次、高质量地展开。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它不仅是一个政治发展的方向和政治动员的口号，而且已经进入了操作层面，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行动纲领。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从五大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界定，又从十二个方面对未来如何开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行了部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大特征体现了我国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目的、我国的发展道路，深刻阐明了在新发展阶段中国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这些理论、思想和战略统一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根本目标上。报告明确了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首要任务，在关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论述中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因而，新发展阶段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主要表现为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以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为战略部署，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根本目标。

三、新质生产力理论是与新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力理论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在新发展阶段的实际和需要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具体实际相结合，对高质量发展内在规律和底层逻辑进行深入思考而创造性提出的一个新概念。自2023 年7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黑龙江、浙江、广西等地考察调研时，先后多次就发展新质生产力发表重要讲话。2024年1月3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系统阐述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

（一）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术语革命

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来看，可以总结出生产力发展的以下几点规律。

第一，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生产能力体现的是人们适应、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能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力要素的发展，生产力要素的发展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原有的生产要素会更新，如生产工具和原材料的更新；二是新生产要素的加入和发展（卫兴华，2017）。

第二，科学技术是重要的生产力。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

①，“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②，进入工业时代以后，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发展日益表明依靠科技创新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一普遍规律。科技创新能够使得生产工具发生根本性变革，同时导致新的生产要素的出现，进而催生新产业、新业态，使得社会生产力质态逐渐发生根本性变化。第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具有决定作用，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时，生产关系就会促进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状况时，就会阻碍甚至破坏生产

力的发展。

新质生产力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三要素论，其基本内涵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继承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的论断，强调其具有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特征。新质生产力理论也对传统生产力理论做出了重要的创新发展，既强调科技创新，又强调管理和制度方面的创新，还强调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和绿色发展以及体制机制和人才工作机制的创新。可见，新质生产力理论从生产力出发，延伸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同时强调要构建起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是一个系统完备的生产力理论，是指引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理论。新质生产力理论要求我们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从主要通过移植国外技术发展生产力到强调主要通过科技自主创新发展生产力，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跨越式跃升理论。

新质生产力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发展之处还在于既强调生产力要素的新质化，又强调了生产力要素的优化组合。新质生产要素意味着更高素质的劳动者，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和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生产力要素的新质化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推动着生产力的质态升级。新的工具、新的劳动对象、新的科技人员三者的组合方式优化，促使传统产业不断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现代产业形态不断涌现，最终形成现代化的产业体系。

马克思谈论科学技术的时候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展开的，科学技术本身是为资本而服务的，在资本的主导下，科学技术出现异化，“科学对于劳动来说， 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①。而新质生产力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不再与劳动相对立，而是作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物质条件。

马克思谈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主要侧重于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同时生产关系变革主要是通过革命来实现的。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主要是通过改革来实现，这要求我们要全面深化改革，建立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从微观上看，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生产工具和要素在量的意义上的演进和发展，比如从飞梭到珍妮纺纱机的发展，这些发展并没有推动生产力的质变，从宏观上看，生产力的质变是与

社会形态的变化相对应的，只有蒸汽机的出现，才最终导致了工业时代的到来。列宁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②。就我们当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习近平，2024）。这表明微观层面上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新质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不断出现，推动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同时，习近平（2024）指出，“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已经形成， 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加强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意味着从宏观上我们要通过生产力的质态变化推动社会形态发生变化，具体而言就是要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撰写的序言中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最新发展，是对当代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新规律的科学总结，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新范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术语革命，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深化和学理化提供了基石，也为新时期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二）新质生产力理论推动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理化

政治经济学本身是一门实践的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的科学。这意味着政治经济学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主要有两大路线，一是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二是政治领导人通过自己的执政理念和施政方针在实践中对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既是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是一位伟大的社会主义领导人，他的思想本身兼具学理性和实践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一系列的实践创新和思想创新，习近平总书记逐步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在实践过程中推动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完善和发展。在此过程中，要对大量的问题、实践和战略举措进行学理化的梳理和总结。国家也一直在进行这个总结。早在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就对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讨论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把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成果总结为“九

个关于”和“六个坚持”。习近平（2020）指出“，这些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改革开放前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和认识，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对于这些理论成果和思想不能简单地罗列，而是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命题、体系和方法来进行一系列的体系化梳理，这是形成党的纲领性文件和战略性的思想必不可少的一环，它要符合我们推进实践、指导实践、进行实践创新的规律。2022年， 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相应的团队进行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读本的编写，从十三个方面对习近平经济思想进行了归纳和系统性梳理，这是学理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思想， 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无论是新发展理念“、三新一高”，还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总结的十三个方面，更多的是政策话语及其组合，本身更多体现的是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新质生产力则更多的是学术理论，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理化建构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石，实现了政策话语与学术话语的融合。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我们党提出经济思想，制定经济政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使得习近平经济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入结合，形成了“政治经济学——生产力“”习近平经济思想——新质生产力”的对应方式，使得习近平经济思想兼具学理性和实践性。

（三）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共产党人做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判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同志还相继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而后， 我国又提出了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我国科技和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同志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强调要全面加强自主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强调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在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

力理论则将进一步形成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科学的生产力理论，将过去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也都容纳进去。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我国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出战略性新指引。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而高质量发展又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首要任务，因此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是推动生产力迭代升级、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完善和补充，使得习近平经济思想进一步丰富为“四新一高一化”，这几大内容之间结合紧密，是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在现阶段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路径，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又都体现了新发展理念的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战略目标，即理论体系的终点，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基本内涵、本质要求出发，形成了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新质生产力等一系列范畴。新质生产力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基础，即理论体系的起点“，三新一高”则是核心的方法论。在不断得到创新和发展的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指引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了重要的谋篇布局。

四、新发展阶段习近平经济思想实践的重要谋篇布局

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70多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持续推动各项改革，使得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进入新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这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全会共制定了300多项改革措施，体现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广度，强调到2029年完成改革目标，体现了改革的紧迫性和党中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坚强决心。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巨变的重要表现， 相比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过去时，新发展阶段意味着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到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传统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 从传统发展模式转向高质量发展模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进一步强调了我国要通过进一步改革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通过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 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了重要的谋篇布局。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发展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种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挑战以及不少深层次矛盾，必须继续用好“关键一招”，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来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持续激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刘元春，2024a）。《决定》提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这是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的新发展，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前进方向、提出了明确要求。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应充分认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的重要意义，把握好、落实好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任务，不断把经济体制改革引向深入，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保障（刘元春，2024b）。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再生产理论，社会再生产过程是“生产—分配

—流通—消费”四个环节的统一，新质生产力强调了新发展阶段我国在生产领域的目标要求，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更聚焦流通环节的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以及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发展新质生产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这为下一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全会提出，“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用数智技

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全会还要求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构建全面支持创新体制机制，发展耐心资本，都是在通过改革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其一，加强技术创新与制度供给； 其二，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其三，推动传统产业数智化转型；其四，发展科创金融，培育耐心资本。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强调到2035年要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摸着石头过河”， 逐渐探索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新发展阶段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水平”就是要使市场发挥更大的效率，使市场环境更加公平更有活力；同时使政府能够更加聚焦于市场失灵、市场秩序，为市场的活力和动力来创造各种条件。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持续通过深化改革，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以市场和政府关系为枢纽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理化体系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王生升

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一个重大命题。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是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是党全面领导经济工作的基本支撑，关系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论述，深化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丰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市场和政府关系为枢纽，可以更好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理化体系。

一、在高质量发展规律中认识市场和政府关系的逻辑定位

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鲜明主题，“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①以系统思维考察高质量发展全局，解析其中蕴含的矛盾运动规律，才能准确把握市场和政府关系的逻辑定位。

高质量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在新发展阶段的时代化形式。随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开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 经济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 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立足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必然遵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轨迹，高质量成为经济发展的鲜明主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②。高质量发展是对新发展阶段社会再生产总过程各方面特征的集中概括，蕴含着经济发展中主要矛盾的运动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在新发展阶段的时代化形式。

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是贯穿高质量发展规律的逻辑主线。从社会再生产总过程出发认识高质量发展规律，就会发现，市场和政府关系问题是全局性问题。考察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不能受限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狭隘视域，仅仅从流通

（交换）过程进行研究，更不能把政府简化为市场失灵的补救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流通（交换）从根本上隶属于生产，同时受到分配和消费

的重要影响；孤立地考察流通（交换）及其中的政府职能，不可能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必须将市场和政府还原到社会再生产总过程中， 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相互联系相互衔接中，才能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二者的关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③。这一论述表明，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是党全面领导经济工作的关键抓手， 既关系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基础，也关系高质量发展的运动样态，是贯穿高质量发展规律的逻辑主线。

二、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为支撑完善党对高质量发展的领导体系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大前提。新发展理念体现了新发展阶段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总体部署，具有很强的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

新发展理念是新发展阶段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指南。马克思强调，“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②。经济发展规律不同于自然规律，其客观实在性是通过人的能动实践不断丰富和具象的。因此，高质量发展规律既是客观规律，更是能动实践规律。这里的“能动实践”，是人民群众开展的合规律合目的的集体行动， 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能动实践”得以展开的关键要素。立足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全面领导经济工作，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集体自觉性。新发展理念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指引，必须贯穿经济活动全过程。

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具象化为用好“两只手”。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既需要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也需要充分发挥国家的顶层设计和综合治理功能。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和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史都表明，能否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是决定市场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关键。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让企业和个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让政府有更高的效率

和能力去规划发展、调控经济，使个体自发力量与集体自觉力量统一于高质量发展。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产阶级是经济政治的中心，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蕴含着多重对抗性矛盾的累积深化，这最终造成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是经济政治的中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蕴含着非对抗性矛盾的解决和转化。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既体现为党组织对不同市场主体经营活动的差异化影响，也体现为党中央对政府调控职能的总体规划，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是党全面领导经济工作的“两只手”。事实上，也正是基于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这“两只手”才能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综合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适时适度防范化解经济发展中的各类矛盾问题，推动国民经济沿着高质量发展路径稳步前进。

三、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为支撑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关系在制度上的体现，对经济制度属性和经济发展方式有决定性影响，是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的制度基础。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键是协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 这有赖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合力作用。

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依赖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合力作用。“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也是一切经济关系的核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架构，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牢牢坚守的首要制度基础。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个体自发和集体自觉相互作用的结果，这要求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发挥各自功能和优势，在市场竞争合作中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坚持和完善这一所有制架构，既需要发挥有效市场的竞争合作机制，也需要发挥有为政府的规范引导功能，二者共同发力符合自发与自觉对立统一的辩证法。

体现共同富裕原则的收入分配格局依赖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合力作用。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收入分配制度和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同时，收入分配包含各种必要的社会性扣除，政府收支是一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构成要素。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政府是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的关键要素，是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关键力量。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必然要求在初次分配环节健全和规范按要素分配的方式；以促进共同富裕为目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然要求在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环节巩固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唯有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互配合，才能构建

起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相协调的制度体系，推动形成体现共同富裕原则的收入分配格局。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赖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合力作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完成这一任务，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还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完善市场体系、规范竞争秩序、维护经济安全等，为市场主体的活动创造有利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这需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发力。

四、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为支撑培育高质量发展的运动样态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环节、各层面、各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有机整体，表征着高质量发展的运动样态。从问题导向看，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急难险重的任务，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是完成这些重大任务的必要条件。

新质生产力依赖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携手培育。当今世界正在加快进入数字时代，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 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以数字经济为标识的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数字经济引发社会分工协作方式的系统变革，垂直化的企业管理结构正在被扁平化的市场网络结构所取代，这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重大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离不开国家的扶持，把握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脉搏离不开国家的计划和组织，这要求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深刻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格局， 我们必将面对更大的外部风险和不确定性。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合力效应，才能用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带动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

国民经济循环畅通依赖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相互补充。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是高质量发展的表现形式，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应有之义。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是一个包含结构优化和总量平衡

的动态过程。在新发展阶段，促进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主线，同时积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无论是供给侧发力还是需求侧调整，既需要市场主体的能动反应，也需要政府调控的精准发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相互补充，是推动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的必要条件。有效市场重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将发现新需求、培育新增长点、涌现新技术的任务交给市场主体，推动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有为政府重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货币产业等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

构建新发展格局依赖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相互促进。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美间大国博弈及背后两种制度两种道路的斗争日益激烈， 我国发展必然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基点，是党中央统筹两个大局、把握发展主动权的进取性部署。完成这一战略部署，要求市场和政府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协调互进。一方面，要依托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国情优势，以有效市场来吸引国内国际生产要素，形成规模巨大、梯次纵深的国内投资和消费市场， 增强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联动效应。另一方面，要统筹发展与安全，以有为政府来促进国内供给与国内需求的相互支撑，增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同时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总之，应当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抓手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良性互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实践表明，经济体制改革发挥牵引作用，其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有效市场，就是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基层首创精神，让价值规律调节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的转化；有为政府，就是充分发挥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的能动反作用，通过顶层治理方式自觉推动经济社会矛盾的解决和转化。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良性互动，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自发逻辑和自觉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实践枢纽。

在“三个高地”建设中勇挑重担 湖南民营企业践行习近平经济思想纪实

企业家日报本报记者 李凤发

（2025 年 6 月 13 日）

在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澎湃浪潮中，湖南广大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紧密团结于党的旗帜之下，深入研习习近平经济思想，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与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视作前行的灯塔。他们踊跃投身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的建设征程，以蓬勃活力与坚定担当，化作推动湖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一、制造业高地：民营企业勇立潮头

在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建设的前沿，诸多湖南民营企业敢为人先、勇立潮头。以中联重科为例，面对传统工程机械国内市场渐趋饱和的压力，企业果断开辟创新路径。矿山机械、高空作业平台、农业机械及海外业务等“第二增长曲线”强势上扬，蓬勃发展；同时，极具前瞻性地布局工业互联网、具身智能等“第三增长曲线”，为未来发展蓄势储能。

这般锐意进取的民营企业，在湖南并非个例。它们持续发力，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巩固并延伸优势产业发展链条，积极培育新兴产业，以前瞻眼光布局未来产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添砖加瓦。目前，湖南已有5个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15个产业集群跻身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之列， 13条重点产业链成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增长点。在这些成就背后， 民营企业无疑是主力军，凭借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卓越制造能力，不断提升湖南制造业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影响力与竞争力，让“湖南制造”的名片愈发耀眼。

二、科技创新高地：民营企业关键发力

在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建设进程中，民营企业同样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湖南税务部门积极作为，聚焦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政策，与科技、工信等部门紧密联动，形成工作合力。通过批量搜集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10类以研发支出为前置认定条件的企业信息，精心建立2万户重点企业名单，实现从以往“人找政策” 的被动局面，到如今“政策找人”的重大转变，极大提高了政策惠及面与精准度。

在此良好政策环境滋养下，民营企业纷纷加大研发投入，投身技术创新实

践。例如，湖南领航新材料有限公司为提升产品质量与附加值，毅然投入1000 万元引进新提纯生产线。企业发展遭遇流动资金困境时，醴陵市税务局主动上门辅导，排忧解难，助力企业精准享受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政策，205万元留抵退税款及时到账，恰似“及时雨”，助力企业将资金顺利投入新一轮技术研发与扩大生产，为企业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水羊集团作为科技型美妆企业，在税惠政策大力支持下，2023年预计享受各类税收优惠1500万元，其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额约1000万元。减税退税款精准投入产品研发环节，有效提升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使其在激烈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2024年，湖南省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居全国第九位、中部第二位，企业研发经费投入首次超1000亿元，技术合同成交额同比增长超20%。这些亮眼数据背后，是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不懈探索与巨大投入，彰显了它们为提升湖南科技创新能力所付出的努力与贡献。

三、改革开放高地：民营企业成果斐然

湖南民营企业在推动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建设方面同样成绩卓著。地处内陆的湖南，积极对接、融入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 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不断拓展发展空间。

怀化国际陆港作为湖南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的关键支撑，已成功开拓7条跨境国际物流大通道，开通161条国际国内运输线路，成为湖南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与纽带。在此过程中，民营企业踊跃参与，成为推动开放发展的重要力量。它们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不断提升湖南产品与服务的国际影响力。

中车株洲车辆有限公司为适应沙特当地风沙环境，耗时1年精心设计生产磷酸盐漏斗车。研发制造过程中，税务部门不仅对企业创新研发开展一对一政策辅导，助力企业足额享受先进制造业增值税加计抵减、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减免1200余万元，还帮助企业梳理境内外交易情况，及时办理近100万元出口退税，极大增强了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信心与底气。

2024年，湖南吸引来自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在湘投资设立企业3739家、实际到位资金6489亿元，对非洲进出口贸易规模稳居中西部第一。民营企业在促进区域开放合作、拓展国际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湖南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为湖南经济的外向型发展注入新活力。

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 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关于消费经济的重要论述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王德蓉

最终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正在从以往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更多依靠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深刻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 “要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关于消费经济的重要论述，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不断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一、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经济循环畅通的基础，只有消费增加， 市场需求扩大，才能带动生产上升，城乡居民收入增加，消费进一步扩大，从而形成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

在我国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消费的作用和地位更加凸显，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2023年，消费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2.5%。

2024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7895亿元，比上年增长3.5%；全国汽车以旧换新超过680万辆，超3600万名消费者购买8大类家电以旧换新产品超过5600万台，家装厨卫“焕新”补贴产品约6000万件，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超过

138万辆，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相关产品销售额超过1.3万亿元。在消费品以旧换新及一揽子增量政策的带动下，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为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有效支撑。2024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2个百分点。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5年1-2月份数据，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比上年全年增速加快0.5个百分点，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了相应品类商品零售额较快增长。可以看出，我国消费市场的稳定增长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重要

保障。

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是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重点任务。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悉国内国际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科学判断和战略选择，凸显了坚持扩大内需在国家中长期发展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是一项关乎发展新格局的重大战略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中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给质量、服务难以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培育完整内需体系， 必须更加重视对接消费需求，通过不断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新产品， 优化供给结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