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联合调研组：

“苏超”：推进城市文化建设的一记“好球”… 60

12. 浙江省委党校联合调研组：

余村调查… 67

13. 中共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委党校缪文静：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面临的

突出问题及对策研究以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为例…74 14．合肥日报联合调研组：长沙“五小虎”，何以强势崛起？长沙提振消费

实践对合肥的经验启示… 80

三、高校

15.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肖锦铭：“互联网+”时代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中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87

15. 湖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谭惠文：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现状及对策 以对湖南省高校大学生的调研为例…91 17．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曹艳梅：

健康中国战略目标下高职高专大学生手机成瘾现状调查研究 97

18. 江西科技学院戴睿：

江西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党员基于江西6校15馆的实地调研… 105

18. 山西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院赵敏：科技小院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逻辑、成效与路径基于云南省大理市古生村的实地调研 110 20．洛阳职业技术学院刘清扬、杜伟：

洛阳市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28

21. 沈阳城市建设学院管理学院王英华：

数字经济背景下辽宁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 134

21. 江西理工大学应急管理与安全工程学院李文钰：

乡村网格化治理的实践探索与优化路径以信丰县YS镇为例 141

2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王天仪：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创新

路径：基于陕西省三村案例的实践探索… 148

21.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杨贤超：

浙江省高职“专升本”政策问题探究 基于浙江省高职学生调查研究…153

四、企业

21. 史广琰：

农村商业银行绿色金融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 159

21. 中国人民银行兴安盟分行课题组：

普惠小微贷款风险防控与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 167

21. 陕煤运销集团榆林销售有限公司孙梓芯：

新时代国有煤炭企业加强廉政建设的实践探索… 171

21. 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许海兵：以党建引领企业

品牌建设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实践探索… 175

五、医院

21.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张小丽：

公立医院行政部门绩效考核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180

六、其他

21. 广西云-广西日报调研组：

“过客”变“归人”关于广西旅居经济发展情况的调研 186

21. 中国就业促进会课题组：

构建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研究（摘要） 195

21. 中国就业促进会课题组：

关于促进银龄再就业的专项研究报告… 198

21. 中国就业促进会课题组：我国推进就业服务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国际就业

服务发展最新趋势及启示 204 34．梁佳颖：

乡村振兴专题调研：因地制宜，旅游富农 浙江下岩贝村振兴的实践

与启示… 207

35.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李佳俊：

中国传统村落调研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福林村…213

调查研究的成功范例 张家港经验专题调研始末

江苏省委研究室原副主任 刘福林

1992年7月中旬，顾介康主任带领我们，开展了《张家港市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凝聚力调查》，这篇调查报告在当时的影响很大，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说是调查研究的成功范例也不过分。下面，我从四个方面回忆这次专题调研的情况。

一、张家港精神专题调研的主要背景

背景之一，张家港市提拔了一位既新又老的书记秦振华同志。之所以说秦振华同志提任张家港市委书记既是新书记又是老书记，是因为刚提拔他担任市委书记才半年多，且年龄已经56岁了，按照一般惯例，到了这个年龄担任县（市） 委书记的同志，都要安排退居二线了，或提拔到更高领导岗位上去。但由于秦振华同志在担任杨舍镇党委书记时的出色表现，得到了省委和苏州市委领导的高度肯定，时任省委书记沈达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许仲林和苏州市委书记王敏生到张家港考察后，都希望由秦振华同志出任张家港市委书记。多年后， 王敏生书记对秦振华同志说：

“我们市委考虑，你那时已经56岁了，再不用就没有时间了。”因此，秦振华同志以56岁的年龄出任县级市市委书记，这在江苏的干部任用史上，恐怕也是空前绝后了。

背景之二，小平同志南方重要谈话，为推动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1992年春天，小平同志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视察， 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3月26日，《深圳特区报》率先发表了《东方风来满眼春

——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的重要报道，集中阐述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点内容。小平同志南方重要谈话，进一步阐明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阐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这一重要谈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刚担任张家港市委书记的秦振华同志，趁着小平同志南方重要谈话的强大动力，全力推动张家港市“三超一争”，即工业超常熟，外贸超吴江，城建超昆山，各项工作争第一，并推进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使张家港市的经济社会实现了快速发展，在苏州全市搅活了一池春水。

背景之三，从“杨舍精神”到“张家港精神”。秦振华同志原担任张家港市杨舍镇党委书记，该镇尽管是城关镇，但基础很差，在当时苏州六个县城的

城关镇中倒数第一。在他担任镇党委书记后，响亮喊出“一年新气象，两年大变样，三年像个样”的口号。经过全镇上下顽强拼搏、艰苦创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江苏省第一个工农业总产值突破亿元的县城镇。在苏州市委组织开展的各项竞赛评比中，杨舍镇全部捧回了金杯。在全国乡镇百颗星评比中， 杨舍镇跃居第七位。当时苏州市委到杨舍镇去总结经验，将秦振华同志带领杨舍镇党员干部在实践中创造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顾全大局，乐于奉献； 扶正祛邪，敢于碰硬；雷厉风行，脚踏实地；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自加压力， 永不满足”的创业精神，六句话48个字，总结为“振华精神”。

不久，省委又派出新华日报社和省级机关几个部门，共同到张家港市杨舍镇调研，并在《新华日报》头版报道了“振华精神”。秦振华同志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精神，是杨舍镇三万四千人的“杨舍精神”。在担任张家港市委书记后，秦振华同志又将“杨舍精神”，重新进行简化提炼，提出了“团结拼搏， 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的“张家港精神”。

正是由于上述几个方面的重要背景因素，张家港市快速发展变化的情况， 引起了我们省委研究室的关注和重视，由顾介康主任提议并亲自带队，赴张家港市开展了这次专题调研。

二、张家港精神专题调研的主要特点

特点之一，大兵团作战，长时间调研。这次专题调研，顾介康主任亲自带队，由我和顾星等4位同志参加。应该说，当时省委研究室总人数仅20来人，处室也就5个，一下子集中这么多同志参与张家港市的专题调研，可以说是“大兵团”的作战了。1992年7月11日，我们进驻张家港市，直到7月26日离开，整整在张家港市连续开展了半个多月的专题调研，算是一次长时间的调研了。在我的印象中，连续半个月以上驻扎在一地开展专题调研，后来也很少有这样的机会了。

特点之二，全面采访决策层，抓好重点人和事。为了全面准确地了解和掌握张家港市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凝聚力的相关情况，我们首先对市委常委“一班人”和市里四套班子的一把手，全部进行了逐一的单独访谈。先后与秦振华书记单独交谈了两次，听取他对就任张家港市委书记以后，推动张家港市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思考和各项重大举措的推进情况，特别是对统一思想、凝聚合力，调动全市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积极性的有关情况。

这是对张家港市发展变化最权威、最有说服力的调研素材。同时，我们对

沈澍东市长、施玉初和杨升华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包国新以及常委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宣传部长等，全部一一单独采访座谈，充分听取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工作领域，对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凝聚力，自觉在秦振华书记带领下，推动张家港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认识、体会和举措。可以说，这种既全面系统，又单独采访的工作方式，为我们搞好张家港市专题调研，提供了既丰富又生动的素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充分听取市里各位领导同志的情况介绍后，又通过召开部门座谈会的方式，听取了市级机关综合部门介绍的情况，进一步了解综合部门服务于市委的重大决策，结合自身部门实际，积极主动开展工作的情况，为后期调研报告的形成，也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另外，在调研过程中，又根据秦振华书记和其他市领导访谈中提到的一些重点部门、乡镇和个人进行了专题调研。比如对塘桥镇党委书记陆品连同志的专访，对张家港保税区管委会主任、副主任的专访和对市交通局的专访等，为形成调研报告中的典型案例和重点人物，提供了生动的基础材料。

特点之三，省、市、县三级调研部门共同参与，热烈讨论。这次张家港市专题调研期间，不仅有我们省委研究室的同志参加，苏州市委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孟焕民同志，以及张家港市委研究室主任宋伯祥、市委办公室主任顾云才等，也全程陪同我们一同参加领导访谈、部门座谈和重点案例的调研。市县两级研究室的同志，对张家港市委领导的决策意图，全市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感受都非常深刻，所以我们在调研期间，多次开展讨论和思想碰撞。可以说，省、苏州市和张家港市三个方面共同讨论，各抒己见，既充分表达了各自的意见，又很好地达成了不少共识，给我们最终形成系统的调研报告，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三、张家港精神专题调研报告的主要内容

这次张家港市的专题调研报告，主要分为四篇：第一篇主要是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张家港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情况，由张家港市委研究室提供基础材料。 第二篇主要是从领导决策的角度，来反映张家港市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凝聚力的相关情况，这篇报告由顾星同志起草初稿。第三篇主要是从市级机关各部门工作的角度，来反映增强凝聚力的问题，这篇报告由王韬同志起草初稿。第四篇主要是从干部队伍建设的角度，来反映增强凝聚力的成果，这篇报告由我起草初稿。最后，由顾介康主任对四篇初稿，进行统一的修改、补充、完善和提升， 特别是提炼了很多具有哲理性、归纳性、总结性的观点和段落。四篇报告中的

黑体字部分，基本上都是顾主任亲自撰写的，从而为整个调研报告突出了亮点、提升了水平。下面简要介绍四篇报告的主要内容：

报告之一，强大的凝聚力创造出丰硕的经济之果。此篇调研报告从六个方面反映了张家港市令世人瞩目的巨大变化。一是冲破单一农业经济的旧格局， 形成了三级工业为支柱、三次产业联动的经济结构新格局。二是摆脱狭隘封闭观念的束缚，开创了三外齐上、以外促内，加快经济发展的新天地。三是结束“穷奔沙滩富奔城”的历史反差，建立了缩小差别、工农交融、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农村新生活。四是改变城乡分割、破旧的落后面貌，拉开了两点一线、疏密相间、大开放、现代化港城的新框架。五是经受改革开放大潮锻炼，造就了既有现代商品经济观念，又为共同富裕乐于奉献的一代新人。六是适应开放和发展的需要，创造了稳定团结、健康向上的精神文明新环境。

报告之二，领导决策要充分体现广大群众追求富裕的共同愿望。此篇调研报告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是把群众的致富意愿和创造性实践活动，作为领导决策的出发点；二是不断用新的决策目标，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引向新的高度；三是及时把领导的决策，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四是十分珍惜和爱护群众的积极性，使之长盛不衰。

报告之三，党政机关各部门的工作，都要集中到加快经济发展上来。此篇调研报告主要从五个方面，反映了机关各部门的工作特色。一是建立机关为基层服务的竞争机制，不断激发各部门服务于经济建设的使命感；二是正确处理部门管理和为基层服务的关系，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实践中积极探索二者的最佳结合点；三是强化机关的服务职能，形成了多渠道为基层服务的体系；四是上下理解支持，为机关改善服务创造良好的条件；五是凝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形成新时期加快发展的“统一战线”。

报告之四，努力造就一支有凝聚力和号召力的干部队伍。此篇调研报告主要从四个方面介绍了张家港市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做法。一是用新的德才标准， 培养锻炼干部；二是在发展经济的激烈竞争中，不拘一格选拔各类优秀人才； 三是靠市委领导核心的模范行动，来增强在干部群众中的号召力；四是将广大干部的事业心和创造力，凝聚、升华成为张家港精神。

四、张家港精神专题调研产生的重要影响

开展张家港市专题调研，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张家港市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凝聚力，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所取得的显著成效，对推动张家港市的进一

步发展，宣传推广张家港的成功经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影响之一，是省委机关最早对张家港市的发展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张家港市发展变化中影响很大的一个历史节点，是1992年初秦振华同志担任市委书记这一重要变化。正是秦振华书记一上任，就在全市鲜明提出“三超一争”的奋斗目标和十六个字的“张家港精神”，从而激发了全市的精神力量，激活了全市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热情，让张家港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就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我们省委研究室赴张家港市进行了长达十多天的深入调研，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对张家港市的重大变化进行了全面总结，形成了4篇系列调研报告。这批调研报告在《调查与研究》刊发后，在省委领导和省级机关有关部门中产生了很好的反响。可以说，我们省委研究室的专题调研，是最早对张家港的先进典型进行宣传的部门，为今后张家港典型的不断提升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同时，调研报告也为张家港市的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注入了大力度的推进剂，从而激励张家港市在今后几年中保持了高速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效。短短几年间，张家港市争取到了全国第一个内河港型国家保税区；拼抢到了全国第一个县级外贸自营进出口权；创建了全国第一个环保模范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等等，开创了28个全国第一。

1995年2月，时任省委书记陈焕友同志亲自带队到张家港市调研，充分肯定了张家港成就、张家港经验、张家港效益。1995年3月，省委、省政府在张家港市召开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文明一起抓”经验交流现场会。1995年5月， 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专程到张家港市视察工作，并亲自为“张家港精神”这十六个字题了词。1995年10月，中宣部和国务院办公厅在张家港市召开了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从此，张家港市的先进典型和“张家港精神”传遍了全国，并成为苏州市乃至江苏改革开放的重要法宝。

影响之二，赋予了“张家港精神”的深刻内涵。前面已经介绍过，“张家港精神”是秦振华同志从原来的“杨舍精神”六句话48个字，提炼、总结、升华而来的。这16个字“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成为“张家港精神”的最新表述。为更好地诠释、宣传“张家港精神”，在我们调研报告的第四篇中，顾主任专门对“张家港精神”的深刻内涵进行了阐述：所谓团结拼搏，就是上下一致，齐心协力，为着同一个目标发奋拼搏。它反映了张家港人的集体战斗精神。所谓负重奋进，就是勇挑重担，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它反映了张家港人不屈不挠的精神。所谓自加压力，就是自己给自己压担子，

自己给自己增动力。它反映了张家港人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事业心和主动精神。所谓敢于争先，就是要有争一流的雄心壮志，不仅单项争，而且样样工作都要争。它反映了张家港人历来“不服输”的精神。这一段对“张家港精神”内涵的阐述，在调研报告初稿出来后，我们赴张家港市征求意见和讨论修改时，得到了秦振华书记的高度肯定，并多次表达了对顾介康主任、对省委研究室的感谢之意。

影响之三，开启了省委研究室对县域领导工作专题调研的序幕。江苏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社会取得快速发展，究其原因有很多方面，其中有一条可以形成共识的，是江苏的县域经济比较强，江苏县一级领导班子的战斗力特别强。因此，几十年来，我们省委研究室一直非常关注和重视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县级领导班子的调研和总结。在我参加过的专题调研中，就有关于江阴市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沭阳县大力推进各项改革举措、昆山之路的系列调研报告等。而张家港市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凝聚力的这四篇专题调研报告，可以说是开山之

作，开启了省委研究室对县域发展专题调研的序幕。特別是顾介康主任在开展

各地县域调研的基础上，又专门单独采访了几十位县市区委书记，并根据他们的口述材料，回来后对每一篇进行加工整理，专门出版了一本专著《县委书记的领导艺术》，在江苏乃至全国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西从充网“老络疯流杨”量品牌到崛经起的济启示增量的成长密码

中共南充市委政研室课题组

从“一场善行”到“一条赛道”：风口是如何抓住的？

“老疯杨”的成长，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破解救助流浪动物的长期资金难题，抢抓数字经济时代风口，借助新工具、探索新模式，形成“公益吸附流量、流量带动电商、电商赋能产业、产业反哺公益”的发展闭环，走出了一条产业融合新路径。

敏锐捕捉商机。一是公益与商业跨界。2017年以来，“老疯杨”自费投入4000多万元，累计救助1.4万余只流浪动物和400多只野生动物，坚持不接受任何捐助。然而，在救助直播中，很多粉丝希望代购自制宠物零食和当地柑橘。团队关注到这一需求后，决定用商业反哺公益，探索销售宠物相关产品和特色农产品。2019年起，“老疯杨”陆续上线快手、淘宝、抖音、京东、微信和APP 网店，众多粉丝通过网购支持“老疯杨”开展公益救助。二是产业与品牌协同。“老疯杨”坚持源头“带货”，与村集体、农业企业、农户开展合作，流转2000 多亩农田和果园，发展有机农业种植、粮油初加工以及鸡鸭养殖等产业，打造“天兴桥”有机农产品品牌。凭借多年积累的流浪动物科学养育经验，定制化开发“老疯杨”系列宠物食品、保健品。三是宠旅与文旅融合。8年来，“老疯杨”建成3个救助基地和1家动物医院，常态化收容2000多只流浪动物，不断吸引大量粉丝实地探访。为将线上“爱心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留量”，2021 年，在西充县政府部门的支持下，以“携宠出行”为主题，启动“天兴桥·治愈小村”农文旅融合项目，通过盘活闲置村屋、丰富乡村旅游业态，逐步探索出“动物救助+宠旅经济+农文旅融合”的流量“变现”路径。

深度匹配需求。当前宠物食品和农产品市场竞争激烈、同质化严重，“老疯杨”作为一个“倾家荡产”救助流浪动物的理想主义者，通过公益身份的信用背书，解决了消费者网购产品的信任痛点，推出的宠粮和有机农产品，更好地满足了养宠群体对优质产品的需求。随着“老疯杨”团队发展壮大和产业链不断延伸，直接创造电商运营、物流配送、乡村旅游等就业岗位300余个，本地青年返乡率从5%提升至32%，并吸引了一批外地专业人才，有力带动农业和乡村文旅发展，为解决乡村空心化、农业效益低、发展动力弱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从“新手账号”到“行业顶流”：大V是如何练成的？

“老疯杨”的每个救助故事，都是一部充满冲突、情感、悬念和美好结局的微型纪录片，通过多平台运营、多创意固粉、多活动引流，已在全网吸引1400 万粉丝，并且还在持续增长。

坚持多平台运营。一是全域组合运营。根据不同平台用户偏好，精准定制各平台账号的发布内容，如抖音、快手聚焦常态化的导购直播和快节奏、高反转的救助日常；小红书渗透女性及高净值养宠用户，打造温馨种草场景；微信公众号主要发布“老疯杨”创始人的个人思考。通过实时追踪各渠道流量动态、用户画像、互动率、转化路径，指导内容优化与资源投放，逐步将众多流量转化为私域粉丝。二是强化大小号联动。建立“1个主号（‘老疯杨’）+N个子号

（旗舰店、雄鹰基地、‘老疯杨’生产队、治愈小村、动物医院等）+N个业态号（萌宠学园、竹编、充国蒸笼宴等）+N个员工号”的矩阵体系，通过多账号、多元化、多视角内容补充，引导游客粉丝以话题标签、位置分享、评论点赞等方式与“老疯杨”矩阵账号互动，实现账号运营定位互补、资源共享、流量互导，不断拓展泛垂直领域关注人群。三是深化与官方媒体互动。积极联动西充县融媒体中心及南充市农业农村局、商务局、文广旅局等官方平台，主动参与“助农增收”、农业有机大会、电商活动促消费、文旅宣传等主题活动，入选商务部全国县域数字流通龙头企业、农村电商带头人典型案例以及文化和旅游部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支持项目。

坚持多创意固粉。一是从“苦难纪实”转型为“治愈陪伴”。“老疯杨” 将早期侧重苦难纪实的内容视角，调整为以“治愈感”为核心、侧重记录分享被救助动物美好生活日常，获取粉丝持续关注。二是从“直播救助”拓展为“在线认养”。开发线上认养数字平台，将“云救助”活动拓展为“云养宠”模式， 粉丝可24小时在线观察宠物成长过程，定期接收健康报告，线下探访参与互动训练课程，不断深化与“老疯杨”的情感联结。截至目前，“老疯杨”累计签约宠物“云认养”用户5.2万人、年留存率达85%。三是从“后台留言”升级为“在线客服”。建立智能客服、人工客服、在线医疗等专业团队，将原本被动、无序、低效的后台互动，转变为系统、高效的专业服务，集中一个渠道处理所有平台的用户意见和咨询反馈，兼具建立深度沟通、挖掘潜在需求、开展市场调研等功能，有效解决粉丝群体关于救助、领养、产品和诊疗等问题，进一步增强了粉丝的体验感和信任度。2024年，团队累计在线服务68.8万人次。

坚持多活动引流。一是深耕公益救助。组建7个专业救助团队，在全国开展“摸摸头计划”救援行动，不仅救助流浪动物，还资助困难家庭，不断提升品牌公益属性。行动中产生的救助故事引起广泛关注，话题阅读量超5亿。二是开展节会赛事活动。将“萌宠元素”融入西充承办的有机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四川省万人赏月诵中秋分会场集中展演、“一乡一节”花朝季、草坪音乐节、2025 川味拍摄系列活动，同步推出“毛孩祈福庙会”、宠物汉服节、萌宠运动会等， 前来打卡的外地游客超3万人次。三是丰富民俗文化。以川东北传统民俗“蛴蟆节”、西充有机农耕文化等为载体，通过民俗品牌塑造与非遗项目传承，在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推出川剧、杂技、木偶、打铁花等非遗表演，精心打磨“非遗蓝染”“手工竹编”等精品研学课程，累计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

从“千万粉丝”到“亿元经济”：红利是如何转化的？

2024年，“老疯杨”仅线上宠物消费品板块，粉丝消费转化就达75万人次， 客单价稳定在82元左右，粉丝消费转化率5.36%，远超电商行业1%－3%的平均水平。

深耕“内容+带货”。一是组建专业团队。成立创意策划、后期制作、账号运营团队，精心管理维护各平台账号；建立专职直播团队，搭建3个固定直播间、2个流动直播站和“救助现场+田间地头”直播场景；打造“村播学院”，培育乡村主播30余名，带动“新农人”就业创业。二是创作优质内容。坚持以“内容营销”为电商核心经营理念，重点围绕情感共鸣、用户需求、文旅场景等开展内容创作，通过短视频、直播引发空间“转换”，以叙事情节的开展激发消费冲动，推动情感认同向消费转化。三是精选产品带货。创立“老疯杨吃饱吃好”等宠物食品用品品牌，研发有机宠粮、营养品、药品、竹编宠物窝等产品86款；依托西充优质有机农产品资源，优选果蔬、粮油、禽蛋等产品，开展从采摘到质检全流程的“溯源直播”。截至2025年6·18活动结束，网络销售收入达6200万元，其中宠物用品占比63%、农产品占比37%，预计全年销售收入将突破1.3亿元。

延伸“科普+服务”。一是注重公益科普。联合四川农业大学共建犬猫科学研究实践基地，设立动物行为研究实验室，在“老疯杨”直播间开设双语科普专栏；常态化开展“视频科普+在线答疑”等科学养宠指导，定期举办“宠保卫士”“动保卫士”系列现场公开课，线下累计吸引超2万人次参加。二是做优宠保服务。依托救助团队、动物医院、宠物学校等资源，组建专属宠保服务团队，

提供寄养领养、行为训练、医疗护理等定制化服务，推出宠物SPA、宠物旅拍、宠物社交派对等增值服务。2024年，宠物服务营业收入超300万元，实现“公益引流+服务变现”的良性循环。

拓展“宠旅+百业”。一是做强宠旅主业。以“携宠出行”为主题，开发“张澜故居—天兴桥村—有机玫瑰园”等精品旅游线路，建成集非遗研学、农事体验、户外营地、治愈花田于一体的农文旅产业园区，携宠旅客单日消费近400元。二是聚焦业态创新。结合市场反馈和游客需求，推动全域业态实现“策划分次分批、发展错位布局、落地循序渐进”。孵化周边村民、企业员工为“主理人”， “零租金”承包运营园区项目，推出蔬果采摘、鱼虾垂钓、非遗手工、真人CS 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发展充国蒸笼宴、田园火锅、草坪烧烤、围炉煮茶等特色餐饮，带动村民灵活就业3000人次。三是突出延链补链。目前正着手打造宠物竞训场、宠物友好餐厅、宠物美容院、携宠民宿、携宠剧场等业态，规划建设宠物食品加工厂、救助博物馆等，持续深化三产融合发展，不断提升产品供给能力，推动流量红利向产业价值的持续转化。

“老疯杨”发展模式的启示

“老疯杨”探索的“线上引流、线下体验、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生动诠释了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的特色民营企业成长逻辑，为流量赋能产业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新思路。

流量经营是市场突围的主要抓手。流量是数字经济的“血液”，是连接用户与产业的桥梁。“老疯杨”品牌能在“网络经济”“宠旅经济”赛道成功突围，核心在于以优质内容吸引流量、以专业运营转化流量，成功实现从“流量” 到“增量”的跨越。当前部分企业还存在引流难、运营难、变现难等问题。对此，要搭建企业与技术服务商、行业专家的高效对接平台，引导企业加强内容创作和数字营销，定期开展“官媒牵头+大V赋能+企业参与”的组团直播活动， 放大流量聚合和品牌传播效益。探索“融媒体+自媒体”联动发展方式，共同挖掘正能量话题爆点，联合推介县域文旅、农旅、工旅、商旅、体旅类优势资源， 推动话题多次创作、裂变转发。前置部署流量承接转化路径，精准预判文旅项目、电商产品、公共服务领域的供需失衡、体验断层、服务过载等潜在风险， 做好应对预案，提升流量承接能力和转化效率，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产融合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能。农业、加工业和服务业的有机结合能够延长产业链条，促进资源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老疯杨”品牌从网络代销

产品起步，逐步跨界网络电商、有机农业、粮油初加工、乡村旅游等领域，年营业收入从2021年的150万元跃升至2024年的6700万元，产业融合带动了利润稳定增长，促进了企业快速发展壮大。目前，农村三产融合还不够充分，大量资源要素停留在种养业和初加工上，缺乏精深加工环节，农文旅线路较为分散、体验产品过于单一。对此，建议出台农产品深加工支持政策，探索农产品精深加工标准化厂房建设，推行“先租后买”模式，或引入国资国企参股投资，推动企业项目快速落地。持续完善配套产业链，推动经营领域不断拓展、专业领域持续深耕、周边领域有效延伸，如鼓励“老疯杨”建设宠物食品工厂，同时配套引进宠物药品、宠物服饰、宠物玩具等企业，全面提升产业融合发展效益。要立足市场需求和现有基础，加强产业发展与本地资源结合，将原本低价值的资源转化为高附加值产品，如鼓励“老疯杨”研发以蚕蛹为主要原料的昆虫蛋白宠粮，以红薯、豆渣为主要原料的高端有机猫砂，实现“变废为宝”。要加快乡村交通设施配套，打通乡村旅游景区景点环线，开发农旅、工旅、宠旅研学课程和文创商品，丰富观光、住宿、体验场景。

联农带农是富民兴业的重要路径。联农带农的核心是通过机制优化和模式创新，紧密联系农户与经营主体，实现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老疯杨”与天兴桥村创新“企业党支部+村党支部”的“双支部”联结带动模式，合资成立电商服务公司，推动村集体独资成立旅游管理公司。通过“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

+农户”模式流转农户零散土地，让村集体和农户成为产业链上的“股东”和“股民”，与企业共同增收、共同发展，预计2025年村集体新增分红超10万元。为确保联农带农带得稳、带得实、带得久，要在产业发展中持续完善产业创新模式、利润分配监督与反馈等联农带农机制，推动经营主体与农户在产业链上优势互补、分工合作，形成更多“订单联结”“服务联结”“产业联结”，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

人才赋能是产业壮大的关键因素。“老疯杨”品牌的诞生和发展，得益于创始人杨兴响应西充“归雁计划”返乡创业，其团队发展也得到当地“本土人才培育计划”、校地合作协同共育等政策大力支持。随着产业版图的持续扩大和业态场景的不断丰富，企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为进一步做好人才“引育用留”文章，各地要遵循“缺什么引什么、弱什么补什么”原则，深入推进“带编入企”“县聘企用”，将覆盖范围从制造业技能型人才，扩展至乡村产业规划、文旅项目运营、电商内容策划等管理岗位。建立区域“共享人才”

平台，解决企业所需新媒体运营策划、软件工程师等专技人才的短期缺口。探索选聘年轻干部担任“企业秘书”“项目秘书”模式，以干带训实现企业发展有成效、项目推进有成果、干部成长有成绩的“三赢”目标。

优良环境是企业发展的基础保障。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西充县推行“千名干部助企”、“一对一”服务、上门专班等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 建立“政策计算器”“西充惠企通”等政策申享智能平台，利用“数字西充·城市超脑”搭建“县—镇—村”三级帮办代办网络，为企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为更好扶持乡村企业和产业发展，有效解决农村建厂用地难、农旅项目排污难、电商创业起步难等问题，要探索利用多个村集体用地指标，共建一二三产融合产业园。开展农旅项目“潮汐式”污水治理，通过淡季“贮水发酵”、旺季“纳管处理”还肥于田，实现生态保护与农旅经济协同发展。出台电商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专项扶持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电商创业村（工厂）试点，推动区域内的高校、职业院校联合企业建立电商实训基地，组织开展产业链供需对接会、产品服务展销会，为企业供应链健康运转提供有力保障。

打造“乡土之美”升级版 关于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调研与思考

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2025年11月13日）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系统部署。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推进乡村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是实现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的关键。今年以来，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赴辽宁、河北、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剖析农文旅融合的典型案例，为各地农文旅融合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从江苏启东吕四仙渔小镇以“苏超”赛事促进农产品消费，到浙江绍兴上虞“白马春晖”景区重现名家足迹，再到广东广州迳下村打造“城市后花园” 我国乡村正涌现出一大批农文旅融合的创新实践案例。这些村镇深挖在地文化， 以科技赋能农业，活化非遗资源，让农耕记忆“触手可及”，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

资源整合从“单打独斗”到“美美与共”

曾经，农田里丰收的果实，“走”不出地域的局限；深厚的文化积淀，难以转化为现实的活力；秀美的山水风光，也仅在“门票经济”中停滞不前。

以“融合”为底色的发展新潮，正悄然改变乡村叙事方式。如今，农业、文化、旅游不再是简单拼接，而是通过打破产业边界、重组资源要素，实现“1+1+1

＞3”的效果。在这场转型中，大江南北的村镇，正以各自的方式，探寻着独一无二的融合之路。

夏夜周末，江苏启东吕四仙渔小镇的“苏超”赛事直播大屏幕将观赛氛围直接“拉满”。在“鲜到上头海鲜狂欢节”的第二现场，数十个海鲜集市摊位烟火缭绕，刚出海的鲳鱼、方板鱼在简单的烹饪后鲜香四溢，与球赛的呐喊声交织在一起。

“来看场比赛，顺便就能吃晚饭、买特产，氛围还特别好！”一位观赛女士的感叹，道出了不少球迷的心声。

在这里，花19.9元乘上“寻味吕四”夜游专线的上海游客，凭一张“寻鲜卡”，就能轻松串起观赛、品鲜、赏非遗、购文创的完整体验。

一场赛事，成了最强的引流器，海蜇、海苔、大米等本土农产品借机“出

圈”，真正实现了农业“强”起来、文化“活”起来、旅游“火”起来的融合效果。

在辽宁北镇，文旅融合展现出更深的文化底蕴。“以前游客爬完山就走了， 现在白天摘葡萄、晚上逛夜市，走的时候还提着大包小袋的‘北镇福礼’！” 北镇庙夜市摊主一边翻烤着干豆腐一边乐呵呵地说。

作为辽宁省创建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培育对象，北镇将“镇山文化”推陈出新，推出非遗体验游、开发历史文化研学路线让厚重的文化变得可感知，让农业场景成为可游玩的风景。

在北镇文化馆，粗犷凝重的满绣、构图简洁的剪纸、充满山野气息的布老虎与折扇，让当地原生态历史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这些非遗文创产品走进景区， 销售额稳步增长。

迈向更高层次的融合，离不开制度创新的坚实支撑。

“真没想到，老房子都成了‘能挣钱的活资产’！”一位在浙江金星村度假的上海游客感慨道。位于钱塘江源头的金星村，溪水潺潺，村口青石上“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的刻字清晰可见。这个曾经的“空心村”，如今已是年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的“网红村”，八成农户吃上了“旅游饭”，去年村民人均收入突破4.9万元。

走进村子，斑驳的石墙内别有洞天。村内多家民宿依山傍水，既保留了传统肌理，又融入智能家居，实现了从老旧宅院到乡村“聚宝盆”的华丽转变。

这场蝶变，源于科技、资金等要素的持续注入，也与国家政策同频共振。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等新职业获得国家认可，一套“政策引导+市场运作+人才支撑”的共赢模式逐渐清晰，为同类地区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的范本。

身心体验从“走马观花”到“深度沉浸”

过去，乡村游常常是“看一眼风景、买一袋特产，转身就走”；如今，一种“深度沉浸”的体验成为新的潮流。游客不再满足于做风景之外的旁观者， 而是挽起裤脚，踩进泥土，成为田间地头的“一日农人”；或是向村里的手艺人学一门技艺，做一回“非遗学徒”这一转变的背后，正是“融合”思维对旅游功能的重塑。

穿过中新广州知识城的摩天楼群，只需拐一个弯，跨过一道小山湾，一片被绿意浸透的岭南田园风光便铺展开来——这里便是迳下村。

村子不大，却藏着留住乡愁的许多巧思。数字水稻农场里，科技为传统农

耕注入新活力；由旧屋改造的村图书馆中，飘着村民自制的冷泡桂花乌龙茶的甜香。“带孩子来，不只为玩，也想让他在书香和田园里长长见识。”一位年轻父亲的话，正是“书香迳下”的写照。

而在草帽农场，吱呀作响的水车与缓缓穿行的小火车勾勒出一幅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岭南画卷。“刚嫁过来时，地里荒着，路边也乱糟糟的。现在游客多了，谁都羡慕我们这儿的风景。”新村民陈晓眉的话里带着自豪。

从单一的农业生产，拓展至研学体验与生态休闲，迳下村完成的不仅是从“风景”到“场景”的升级，更是从“观光地”到“生活场”的蝶变。据报道， 村集体年收入已从2019年的43万元跃升至2024年的919万余元。

“真没想到，一场延续四百多年的‘班春劝农’典礼，能变成今天这样万人空巷的文化盛事！”专程赶到丽水淤溪村调研的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俞虹教授感叹。

“ 班春劝农”起源于明代万历年间。鞭打春牛、扶犁开耕、祭春祈福这些原本停留在古籍里的仪式，不再是“文化标本”。当地村民带着游客

一起扶犁开耕、撒种祈福，让每位游客从“看客”变成了“同耕者”。

“我们不是在表演，而是在守护祖辈传下来的智慧。”一位村民这样说。典礼之外，集市上的长粽、糖画等传统制作技艺，也变成了可以体验的活态文化。据统计，2025年这场春之典礼，吸引游客近万人次，带动当地农产品销售和民宿入住率显著提升。

“以前村里的老房子空着落灰，谁能想到现在不光能收租金，还能在自家门口打工挣钱！”秦皇岛北戴河单庄村的民宿经营者张大姐欣喜地说。

这个古老的渔村，通过“党支部+村集体+农户”模式，将闲置农房改造为风格多样的民宿集群。

游客在这里不再是短暂停留的“过客”，而是渔村生活的“一日主角”： 清晨随渔民赶海，午后学着包一顿地道的海鲜饺子，傍晚则在热闹的市集里融入渔村的日常。

目前，单庄村已发展家庭民宿600多户，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带动了餐饮、客运等产业的整体升级。

从迳下的田园生活，到淤溪的农耕仪式，再到单庄的渔家日常，真正的深度体验在于将乡村真实的生产、生活与生态，转化为每个人都可以走入、触摸、参与的场景。当游客从“走马观花”的旁观者变为“亲身入戏”的剧中人，乡

村文旅便超越一次性消费，形成了可持续的吸引力。

价值转化从“原生资源”到“财富密码”

曾经，乡村美景、文化与农产品，多是“沉睡的财富”。直到农、文、旅的边界被打破，它们才真正“活”起来。

在绍兴上虞，站在春晖村的五孔桥上，白马湖的碧波倒映着名人旧居与春晖中学的青砖黛瓦。

“以前游客来了，看一眼就走；现在不同了，他们愿意住下来，听讲座、逛市集、体验研学课程。”一位村民指着修缮一新的夏丏尊故居说。在村里，

丰子恺、朱自清等名人的旧居不再只是静态的展览馆，而是通过情景再现、沙龙互动等方式，成为可感可触的“活的文化空间”。

负责整体运营的某创意策划公司总经理陈亚娟深有感触：“我们修复的不仅是建筑，更在于搭建一座连接文化资源与消费体验的桥梁。”

在秦皇岛丁庄村，曾经的旋压封头厂，如今成为融合Livehouse、艺术快闪、咖啡茶饮于一体的复合空间。2025年7月运营至今，园区先后组织开展了厂区改造纪实摄影展与屋顶音乐节等活动，累计吸引3万余人打卡。

丁庄的变化不止于此。面对过去民宿低价竞争、业态单一的困境，村党支部带领整合多家闲置农宅，打造“栖山语海”等民宿品牌。通过示范带动作用， 当地百姓自发升级改造院落，目前已形成近百家民宿集群，经济效益显著提升。

村里还成立了“雷锋义警”服务队，村民既是经营者也是志愿者，以诚信重塑着乡村文旅的形象。

“忽惊鳞动琉璃破，溅起千溪金色中。”清晨的阳光洒向江西抚州金溪县， 这里的128座古村落宛如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走进竹桥村，109栋明清古建筑错落有致，石板路蜿蜒。古色古香的书吧、茶吧与传统作坊并存，让人仿佛步入古今交织的生活场景。

据村干部黄小梅介绍，通过“拯救老屋行动”，村里完成了基础设施改造， 修缮了文隆公祠等古建筑，昔日的贫困村一跃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更可喜的是，改变落在了村民的生活里。文旅融合已带动本村200余人发展餐饮、民宿、农事体验等新型业态，吸纳本村及周边300多名村民就近就业，人均月收入达3000余元。还有20多名村民经过培训，成为景区讲解员等，进一步拓宽了增收渠道。如今，竹桥村不仅吸引了众多游客和研学团队，还成了影视剧的取景地。

成功的农文旅融合，价值不仅在于经济收益，更在于文化传承、社区活化与生态保护的多元共赢。价值转化不是简单“变现”，而是通过系统性创新， 让乡村资源焕发新生。

发展之困融合路上的瓶颈与障碍

农文旅融合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文化传承和旅游升级的重要路径，关乎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农民共同富裕的大局。然而，当前不少地区在推进过程中， 仍面临项目同质化、运营低效化、协同松散化等问题，亟须系统破解。

融合层次较浅，业态创新不足。调研发现，部分地区农文旅融合项目多停留在资源简单叠加的初级阶段，融而不深、链而不长的现象普遍存在。

一方面，农业与文化、旅游的结合局限于表层，缺乏真正的业态创新与价值提升。农产品多停留在采摘、摊售等初级形态，缺乏精深加工和品牌化运营。有茶旅融合基地游客表示：“采茶、品茶的体验不错，但总觉得意犹未尽，如果能有与当地文化结合的文创产品，就更好了。”

另一方面，传统农耕文化与非遗资源多以静态展示为主，缺乏沉浸式、互动性的体验设计，导致文化资源“有说头、没看头、更缺玩头”。

要素保障不足，持续运营困难。不少农文旅项目并非没有市场，而是要素保障跟不上，导致“接不住”发展机遇。

许多项目面临专业人才短缺的困境，尤其缺乏既熟悉农业特性又懂运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受待遇条件与发展空间限制，基层项目普遍面临“引人难、留人难”的问题。一位项目负责人表示：“开业时声势不小，长期运营却难以为继。”

土地与资金约束同样突出。乡村旅游所需的配套设施常受限于建设用地指标紧张、审批流程复杂。为规避审批，部分项目以临时建筑或设施农业名义建设，既影响品质又存在不合规风险。融资渠道狭窄、社会资本参与不足，也使许多项目面临运营资金压力。此外，道路拥堵、停车位不足、网络覆盖不稳等基础设施短板，也直接影响游客体验与项目可持续性，成为制约发展的障碍。

利益联结松散，政策协同不足。在利益分配方面，农民参与方式较为单一， 以租金收益为主，在就业、创业与分红等环节参与度有限。有村民表示：“旅游发展带来的收益，本地居民实际获利有限。”这不仅影响农民的积极性，也可能引发矛盾。

同时，部门间政策协同不足也阻碍深度融合。农业、文化、旅游等部门在

项目审批、资金使用上存在条块分割现象。基层工作人员反映，申报项目需对接多个部门，各部门间要求不一，程序交错，最后只能进行“拼盘式”建设， 难以实现系统化推进。

未来路径从“融合共生”到“长期韧性”

农文旅融合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其关键在于打破产业边界、激活要素资源、重构乡村价值。当前，我国乡村农文旅融合正由初期的“物理叠加” 逐渐迈向“化学反应”阶段，应推动更深层次业态创新，构建更可持续的运营机制，实现从“融合共生”向“长期韧性”的跨越。深耕特色，筑牢产业根基。农文旅融合需从根本上改变“千村一面”的同质化倾向，应结合村庄实际与村民意愿，系统梳理地方资源禀赋，培育具有区域特色的乡村产业。

农产品不能止步于种植、养殖，应延伸产业链，开发特色食品、伴手礼等深加工产品。同时，在品牌塑造与传播上下功夫，借助直播、短视频等新媒体推广地理标志产品，提升市场影响力。持续探索村集体带动、村民参与的共富机制，推动农业向美食、康养、旅游等多领域拓展，切实促进村民增收。

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骏指出：“深耕特色产业、打造乡村品牌，是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公开讲话’。培育具有生态底蕴与文化内涵的村落品牌，有助于乡村脱颖而出，为振兴注入持续动力。”

强化赋能，夯实要素支撑。提升村民技能，加强旅游服务、产品开发、电商运营等培训。完善人才“引育用留”机制，吸引本土青年及专业团队加入。例如，浙江丽水实施“乡村振兴共富合伙人”计划，通过创业补贴、住房保障和项目孵化，吸引了众多青年创办民宿、文创工作室。资金支持上，可设立农文旅专项基金，运用信贷、债券、融资担保等工具，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此外， 基础设施配套也需同步推进，加快5G网络、智慧导览、新能源充电桩等设施建设，筑牢农文旅融合的硬件基础，优化游客体验，增强乡村可持续发展能力。

创新运营，激发市场活力。构建专业化、数字化、多元化的现代运营体系至关重要。借助大数据分析客源、实施精准营销，发展智慧票务、线上导览、沉浸式体验等数字服务。积极突破传统观光模式，探索研学教育、康养度假、创意农业、非遗体验、夜间经济等新业态，打造全时段、全龄化的消费场景。

聚力共享，构建共赢格局。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潘毅刚认为，各地应综合施策，破解乡村建设中的碎片化问题，实现资源高效配置。衢州市农业农村局胡小飞建议，通过串联特色村镇与景点，共同策划旅游线路、举办节

庆活动、推出联票等，形成资源互补、市场共享、品牌共塑的集群发展模式。完善村民议事机制，鼓励原住民参与项目规划、业态布局与文化展示，支

持当地村民优先从事经营服务，传承技艺、讲述本地故事。

探索设立“农文旅融合一站式服务窗口”，推动数据共享与审批流程优化， 为项目提供全周期、集成化的政策支持，形成跨部门协作、上下联动的工作合力。

大通县多林镇森林防火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林业和草原局 雷占梅

0. 引言

森林火灾作为一种破坏性极强的自然灾害，是森林生态系统最危险的威胁之一，也是制约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1]。它不仅能在短时间内对森林资源造成毁灭性打击，还会引发长期生态失衡，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构成严重威胁。我国幅员辽阔，林区地理环境复杂多样，森林火灾具有类型繁多、发生频率高、蔓延速度快等特点，因此必须采取科学有效的防火措施，特别是在基层乡镇层面构建系统化防火体系，以提升整体防控能力。

以西北地区的大通县多林镇为例，该地区自然条件较为恶劣，林木生长周期长，森林资源恢复难度大。一旦发生重大森林火灾，不仅会使数代造林人艰苦努力的成果毁于一旦，还将严重破坏区域生态平衡，加剧土地退化与水土流失问题。本文基于多林镇森林防火现状，系统分析当前防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并据此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旨在为基层乡镇提升森林防火实效、保护现有森林资源、提高森林保存率与覆盖率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0. 大通县多林镇概况

   1. 大通县多林镇基本情况

多林镇地处大通县西部的脑山、半脑山地区，行政区域总面积46.8km2，距县城25km，东与城关镇、青山乡接壤，西北接青林乡，西南靠逊让乡，西部毗邻海晏牧区。辖10个村民委员会。多林镇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2 658 ～ 4128m，属大陆性高原气候，海拔高，气温低，无霜期短，年平均气温1～2℃， 无霜期91d左右，年降雨量500～555mm，降雨集中在7～10月。

2. 大通县多林镇森林资源情况

根据2021 年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 多林镇全镇林业用地面积1869.2hm2。其中，灌木林1368.2hm2，有林地126.1hm2，疏林地7.6hm2，未成林造林地11.2hm2，宜林地59.8hm2，退耕地296.3hm2。

多林镇森林资源主要分布在脑山地区的上宽村和藏龙庄村，森林资源分布偏远，交通不便。其中，上宽村森林面积1060.7hm2，藏龙庄村森林面积162.3hm2， 两个村森林面积占全镇森林面积的65%，树种以灌木林为主，青杨林也有零星分布。其他各村的森林资源主要分布在黑林河两岸，以青杨林为主。

3. 大通县多林镇森林防火现状

多林镇现有森林管护人员39名。其中，集体公益林管护人员9名，全部为男性，平均年龄53岁；生态扶贫公益性扶贫岗位管护人员30名，其中男性护林员21名，女性护林员9名，平均年龄46岁；多林镇共有护林房2处，分别位于上宽村平安寺和藏龙村奔炕。多林镇政府目前有防火物资储备室1间，面积为18m2， 储备的防火物资有防火服20套，铁锹30把，森林防火2号工具（铁扫把）50把， 手提式风力灭火机2台，背负式风力灭火机3台。藏龙庄村和上宽村的护林点储备的防火工具只有简单的铁锹和2号防火工具各20把。近20年来，在全体镇村干部和护林员的共同努力下，通过责任到人、严防死守等办法，多林镇未曾发生过重大森林火灾。

0. 大通县多林镇森林防火存在的问题

   1. 森林防火认知不足问题凸显

多林镇在不定期召开村级林长会议时，虽然经常强调森林防火的重要性， 但各村级林长缺乏对森林防火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之其他任务繁重，村级林长投入森林防火工作精力、时间不足，存在侥幸心理。同时，各村级林长将森林防火工作视为乡镇林业工作人员和护林员的职责，职责履行不到位，对村级林长的责任认识模糊不清。

2. 镇政府防火资金投入短缺困境

由于基层镇政府经费相对有限，可支配财力相对紧张，近些年投入防火的经费较少。每年大通县应急管理局拨付的防火资金主要用于保障该县秋冬季林下可燃物清理时打草机的维修维护、打草机械用油、打草绳等刚性支出。多林镇储备的现有的防火物资，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看，都存在很大的不足， 无法满足森林防灭火应急的需求。

3. 多重火源隐患并存

由于多种因素，多林镇森林防火难度不断增大。一方面，随着林草部门封山禁牧工程的推进，林区林下可燃物持续积累，受限于经费不足，多林镇仅能在重点区域开辟防火隔离带，难以全面清理火灾隐患，导致冬春火灾隐患突出。

另一方面，传统祭祀习俗尚未根本转变，尽管政府积极倡导鲜花祭祀，但群众祭祀时烧纸、焚香、燃放鞭炮等行为仍较普遍，极大增加了火源管控压力。同时，随着林区休闲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进入林区活动的人员显著增多，游客随意丢弃烟头、违规野炊用火等现象时有发生，进一步加剧了火灾风险。

此外，部分村民在春季焚烧秸秆处理农废，一旦遇大风天气，火势极易蔓延至周边林区，引发森林火灾。这些因素使得多林镇森林防火工作存在诸多薄弱环节，亟须系统应对。

4. 扑火队伍与设备短板制约救援成效

一是多林镇森林防灭火设备落后，防火设备只有简单的铁锹、2号工具，再 无其他（如灭火鼓风机、灭火弹等）物资的储备。二是多林镇的林区多数位于多林镇西南的山岭中，通往山中的道路只能通到山脚下，通往山中林区的道路只有崎岖不平的山间小道，一旦发生火灾，扑火物资投送艰难，对组织扑救森林火灾十分不利。三是缺乏专业的扑救队伍。虽然每个村都组建了义务森林防火扑救队伍，但很难快速集结，一旦发生森林火灾，只能依靠护林员和当地群众扑救林火，难以实现快速响应、有效扑救的目标。

0. 大通县多林镇森林防火的对策

   1. 强化森林防火领导工作，增强群众防火意识

一方面，切实加强领导，提高对森林防火重要性的认知。抓好森林防火工作关键在组织领导。将森林防火工作纳入重要议事和工作日程，加强组织领导， 严格工作纪律，严明奖惩考核，实现森林防火常态化、规范化管理。镇政府的总林长要深入一线，加强对村级森林防火工作的指导，在重要的防火节点要组织力量开展森林防火工作检查，全面掌握辖区森林防火措施的落实情况，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无法立即整改的，限期整改，并检查整改落实情况。村级林长要落实好自己辖区内的林地巡查工作，发现火灾隐患要及时整改，对整改不了的隐患及时上报镇政府，由镇政府安排工作人员及时消除火灾隐患。由镇政府林长制办公室牵头，组织各村林长建立每个林区、每个坟茔的重点祭祀日期台账，在林区坟茔的重点祭祀日期，安排多名护林员携带灭火工具进行重点防范， 待祭祀人员祭祀完毕后，妥善处理坟茔的余火残香，将上坟祭祀而引发的森林火灾消灭在萌芽状态。真正把“工作有人抓、事情有人办、山头有人管、火灾有人扑、责任有人负”的机制落到实处。

另一方面，增强周边的群众的防火意识。各村委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利用村内的大喇叭、召开户长会、村民微信群以及横幅、宣传牌、标语等多种渠道，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和森林火灾典型案例宣传，提倡村民文明祭祀， 强化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坚持宣传教育“横到边、纵到底、无缝隙、全覆盖”， 增强辖区群众的森林防火意识，强化参与森林防火的自觉性，约束自身的日常

行为，让广大的群众认识到森林防火的重要性和森林火灾的危害性，从而降低火灾发生率。

2. 拓展资金筹措渠道，保障防火工作推进

为了有效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多林镇需要积极探索多元化的资金筹措渠道。

首先，应积极争取县级财政的大力支持。多林镇相关部门要深入调研，结合本镇森林资源分布、火险等级以及森林防火工作的实际需求，制订详细、科学且合理的资金预算方案。通过向县级财政部门全面汇报本镇森林防火工作的成效、面临的困难以及未来的发展规划，充分阐述增加拨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争取县级财政在预算安排上对多林镇森林防火工作给予更多的倾斜。

其次，镇政府自身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的作用。一方面，在镇政府的财政支出规划中，要明确划出专门的份额用于森林防火工作。通过优化内部财政资源配置，合理调整其他项目的支出比例，压缩一些非必要的行政开支，如精简会议、减少不必要的办公用品采购等，将节省下来的资金集中投入森林防火领域[2]。另一方面，镇政府可以积极引导和整合社会资源，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以及爱心人士通过捐赠、赞助等方式参与到多林镇的森林防火工作中来。与当地的林业企业合作，以提供森林资源保护宣传平台或给予一定的荣誉称号等方式，换取企业对森林防火工作的资金支持。同时，应组织村民开展义务劳动， 以劳务代替资金投入，参与林区防火隔离带的开辟、林下可燃物的清理等工作。此外，对于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村组，鼓励村民自愿捐款，或者从村集体经济收益中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购置小型防火设备、改善护林员的工作条件等。

3. 实施多元举措，消除森林火灾隐患

首先，组织群众和护林员开展林下可燃物清理工作。全面排除火灾隐患， 每年秋季组织村级林长和在林区内有坟茔的农户签订防火责任书，动员群众在防火期来临之前，将自家坟茔周边的可燃物进行清理；林区周边的可燃物由镇政府林长制办公室牵头，镇林业工作人员负专责，组织护林员开辟防火隔离带或者清除。

其次，加强火源管控，禁止火源入山。把林区火源管理作为当前森林防火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重点林区外围设置护林检查点，安排护林员值守，利用进山路口卡点对进山人员进行防火安全知识教育，并加强火种收缴和防火警示， 杜绝在林区使用火种，从源头上消除引发森林火灾的隐患。

最后，有组织地进行秸秆焚烧。充分发挥村级林长的责任，以村为单位， 制订农田秸秆焚烧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秸秆焚烧，在焚烧秸秆时上报镇政府， 镇政府林业工作人员安排护林员携带灭火工具进行防范，在护林员的监督下， 由耕地主人逐块小面积单一火点的焚烧，切忌大面积多火点的焚烧。

4. 强化防火队伍建设，推动防火设备更新

首先，更新森林防火设备。当前森林火灾频繁发生，基层部门应做好防火工作，引入现代化装备，提升火害预防和早期处置能力。镇政府应多渠道筹集项目资金，购入无人机等较为先进的森林防火设备，利用无人机进行森林防火巡查，提高第一时间发现森林火灾的能力以及森林火源防控能力。提高森林防火的科技含量，增强防灭火的综合能力，实现科学的林火管理是森林防火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3]。

其次，加强森林防火扑火队伍建设。因镇政府和各村组建的义务森林防火扑火人员业务素质不高，护林员普遍年龄较大，应急扑火队伍救援能力不强， 难以适应森林防灭火工作需要[4]。建议镇政府武装部将各村民兵力量整合，组建一支义务森林防火扑火队伍，每年结合民兵训练进行森林防火知识培训、扑火技能演练，确保森林防火队伍熟练掌握灭火工具的操作使用技能，提高镇政府组织和各村委会扑救森林火灾的能力。

最后，加强开展防火演练。镇政府林长制办公室每年组织镇森林防灭火领导小组、各村民兵、志愿者和全体护林员开展一次森林防火演练。要求镇森林防火领导小组成员、各村级林长、各村民兵、志愿者、护林员参加，在演练中锻炼多林镇森林防火领导小组的指挥能力和扑火队伍的应战能力，有效提高应急处置森林火灾的应变能力和扑救能力[5]。

0. 结语

森林防火是一项具有长期性、系统性与艰巨性的重要工作。多林镇作为大通县西北部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其森林资源的安全直接关系到县域的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当前，多林镇在防火意识、经费投入、火源管控、设备配置与应急能力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短板，这也是大通县基层乡镇普遍面临的共性挑战。

未来，应将多林镇的防火体系建设置于大通县生态安全格局中考量，持续强化组织领导，拓宽资金渠道，推进可燃物清理与火源管理，引入无人机等智能监测手段，加强专业扑火力量建设，并广泛动员群众参与。通过多措并举、

综合施策，构建起责任明确、防控高效、响应迅速的森林防火体系，这不仅是为多林镇筑牢绿色防线，更是为大通县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现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生态保障。

党建引领强统筹 部门联动破梗阻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试点工作对我市的实践启示

保定市委研究室调研组

（2025年11月18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注重从老百姓急难愁盼中找准改革发力点和突破口， 增强群众获得感、认同度。”保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先行先试，高标准高质量落地国务院关于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 试点任务，实践经验在全国推广。

时间脉络下的试点成效

从政策部署到示范引领的保定实践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紧跟国家及省级改革部署，按时间节点稳步推进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试点，于2024年12月实现“一件事” 高质量落地。通过重构业务流程、整合并简化申报材料、数据信息共享、推进部门协同联办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实现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窗受理、一表申请、一网通办、一次办成”。2025年初，国务院办公厅政务办印发

《“高效办成一件事”2024年度第二批重点事项典型经验做法的通知》，保定得到表扬。2月12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全省“高效办成一件事”推进会上作典型经验分享。河北省省直住房资金中心、石家庄市等10余个公积金中心到我市考察学习。10月21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住建部组织的住房城乡建设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推进会上作经验交流发言，试点成果从“保定经验”上升为“全国样板”。

试点推进路径下的保定特色 以协同联动为核心的实践探索

在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试点推进中，公积金中心紧扣“奋进公积金”党建品牌，将党建与试点工作深度融合，构建起“党建引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内外联动”的协同工作体系，为试点落地、见效提供保障。

以党建引领，激发系统内部协同动能。公积金中心以“顶层定方向、支部强联动、基层显担当”的协同体系，层层发力，合力推进试点工作。党组统筹

定方向。成立由党组书记、主任挂帅的“一件事”领导小组，依托“主任办公会暨每月一题”工作机制，定期梳理试点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成功攻克电子合同互认、电子证照替代纸质材料等多个核心堵点，确保各项业务规范运行。支部协作聚合力。公积金8个党支部紧密结合自身特点开展“一支部一品牌”创建工作，将“奋进公积金”党建品牌的大目标细化分解为8个具体小目标，打破各业务科室之间各自为战的传统局面，推动跨科室业务联动、资源整合。基层履职显担当。住房公积金各分中心、管理部是“一件事”试点工作落地的最后一环，直接对接缴存职工。我市共设有23个分中心、管理部，已全域实现新建商品房“一件事”全流程线上办理；对各县（市、区）而言，政务基础存在差异，各管理部以“资金放心、政策贴心、工作用心、服务暖心”的“四心”服务品牌为引领，结合实际推出领办、帮办、代办业务，推动存量房“一件事”落地，确保“一件事”改革举措精准触达每一位办理人。

跨部门横向协同，打通全流程衔接壁垒。联合市住建局、行政审批局等部门打破“九龙治水”壁垒，实现“一件事”全流程无缝衔接。机制先行聚共识。试点获批后，成立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牵头，市住建局、行政审批局、公安局等部门为成员的“一件事”工作专班，经过多轮沟通、商讨，形成《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工作方案》，建立沟通联络、联合会商、定期通报等工作机制，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开展。数据共享破梗阻。公积金中心对内梳理业务流程，摸排跨部门共享需求，明确数据项、提供部门、使用场景。对外对接省自规部门“一窗通”平台数据，制定接口规范，从源头明确数据传递格式与核验标准，提升数据传递的准确性与办理质量；与住建、公安、民政、税务、审批、自然资源部门和人民银行紧密协作，建立跨部门条块联动服务审核机制，实现户籍、婚姻、不动产登记、房屋交易网签备案等关键数据共享。流程再造提效率。开展公积金中心核心业务系统改造，与其他部门业务平台对接，建设标准统一的“一件事”受理系统。办理人可一次性线上办理网签备案、不动产抵押登记、税费缴纳、贷款审批等8项业务。同时将“串联审批”改为“并联审批”，各审批环节同步展开，创造性缩短办理时间。下一步计划将水、电、气联办引入“一件事”，惠及更多群众。

联动多方主体，精准触达政策红利。围绕让缴存职工“懂政策、会操作、得实惠”，构建“多方协同、多维覆盖”的服务宣传体系，确保改革红利落地。线上协同媒体，实现宣传广覆盖。联合中心官网、微信公众号与《保定日报》、

地方电台《保定新闻》等本地权威媒体协同发力，发布政策解读视频、图文指南，覆盖受众超60万人次，其中“电子签章操作教程”单条阅读量超5万。线下协同社区，实现服务面对面。联动竞秀区、莲池区等12个大型社区居委会与中心分支机构，以“公积金政策进社区”活动为载体，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册。手把手指导老年职工使用线上平台，累计服务群众超2000人次，让服务从大厅延伸到家门口。热线协同科室，实现答疑精准化。针对试点带来的流程变化， 公积金业务科室为12329热线人员开展政策要点、流程细节、常见问题等全要素培训，确保客服人员“吃得透、讲得清、答得准”，2025年上半年群众满意率达98.5%。

“一件事”试点实践的经验启示

“高效办成一件事”向“高效办成一类事”的拓展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试点，通过破解跨部门协同壁垒、优化服务供给模式，不仅实现了自身效能提升，更在组织保障、前期筹备、流程再造等方面，为其他试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经验。

启示一：党建引领是试点破局的“定盘星”。公积金中心以组织优势凝聚改革合力，将“奋进公积金”党建品牌与改革任务深度融合，构建“顶层定方向、支部强联动、基层显担当”的干事架构。启示我们应充分发挥党建“穿针引线”作用，将政治优势转化为组织动能，通过顶层统筹、中层联动、基层落实的组织链条，破解各自为战的改革阻力。

启示二：提前布局是承接试点的“铺路石”。公积金中心通过参与第一批“高效办成一件事”相关任务，积累了跨部门协同、流程优化的实践基础。这启示我们试点承接不能等靠要，而应提前研判政策导向，通过参与前期任务、对接上级需求、夯实业务基础，为争取试点资格、快速启动实施筑牢根基。

启示三：跨部门协同是流程再造的“突破口”。试点工作涉及9部门，各部门紧密配合、协同作战是顺利推进的保障。公积金中心作为牵头部门，通过建立常态化沟通协作机制，现场沟通数据对接标准、流程衔接细节，避免隔空对话现象的出现。这启示我们推进多领域协同类试点，不能依赖单一部门单兵作战，而应通过建立常态化协同机制明确责任边界，以数据共享破除信息孤岛， 实现“一件事、一起办、高效办”。

启示四：需求导向是试点见效的“落脚点”。公积金中心构建“线上媒体+ 线下社区+热线科室”服务体系，2025年上半年群众满意率达98.5%，用实打实

的成效得到了群众认可。这启示我们试点成效最终要以群众获得感检验，需跳出“重审批、轻服务”思维，通过政策解读、场景适配、答疑兜底的全链条服务，确保改革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升级，让政策红利真正触达基层。

发展银发经济的无锡实践及优化路径

无锡市发展改革研究中心课题组

2024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指出：“银发经济是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以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涉及面广、产业链长、业态多元、潜力巨大。”近年来，无锡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截至2024年底，全市60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占全市户籍人口比例接近29.5％。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推动银发经济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群化、品牌化发展，对于无锡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无锡新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无锡发展银发经济的良好基础

近年来，无锡在养老服务政策体系、银发经济相关产业、养老机构与养老服务企业培育、银发经济发展保障等方面开展了较多工作，为发展银发经济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养老服务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近年来，先后出台《无锡市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

—2022年）》《关于进一步推动养老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议案决议的实施方案》和《关于促进养老服务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等政策。2023年，无锡因养老兜底保障、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等工作成效显著，获得国务院办公厅激励表彰，江苏省内仅无锡市入选。2023年底，《新华日报》对无锡的诸多做法进行了整版报道，《中国民政》杂志也推广了无锡助餐经验。

（二）银发经济相关产业稳步发展

一方面，无锡相关产业园初步具备银发经济产业发展基础。目前，无锡具备银发经济产业发展基础的园区主要有：江苏（惠山）生命科技产业园、宜兴生命健康产业园、宜兴国际生命科学产业园等。其中，江苏（惠山）生命科技产业园成立时间较早、实力较强，已获得“国家火炬精准医疗特色产业基地” 等多项称号。另一方面，无锡部分产业已具备银发产品制造及服务功能。从银发产品制造看，主要有老年用品制造业、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截至2023年底，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两批631个优质银发产品；2024年又发布279个银发产品。据不完全统计，无锡本地生产的银发产品总计超300个。在国家工业和信息

化部发布的《2024年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公示名单（279个）中，涉及无锡的企业、相应产品均为2个。从银发服务看，无锡依托物联网等产业优势，赋能智慧健康养老、抗衰老等产业持续创新发展。

（三）养老机构与养老服务企业培育有序推进

截至2024年底，无锡共有四级养老机构26家、五级养老机构4家，占全市在业的150家左右养老机构的比重约为20.0％。累计培育养老服务品牌超20个。其中无锡九如城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无锡净慧养老服务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江苏乐康养老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等养老服务企业已成功入选“江苏省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示范企业”名单（见表一）。

（四）银发经济发展保障日渐增强

一方面，无锡基础设施、养老金融保障力度逐步加大。截至2023年底，无锡累计完成一万余户老年人口家庭适老化改造，2024年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其中2024年10月启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居家适老化改造后，共有1.5万余户老年人家庭受益。截至2024年底，无锡建成助餐服务设施近700个，相关成效在全国和江苏省城市中均处于领先方阵。无锡养老服务机构与国家开发银行合作，享受普惠性养老专项优惠利率贷款。另一方面，无锡养老服务行业人才队伍建设有序开展。2022年底，无锡首次将“四位一体”的养老服务人才体系建设列入“锡心医养”社区居家“332”行动。截至2023年底，培训养老护理员超5300人次、高素质专业人才40余名。2024年，相关人才总量保持总体平稳。

2023年，无锡首次将健康照护师列为市级技能精英大赛重点赛项，对于获奖人员，最高发放5万元奖励，并授予“无锡技能状元”等荣誉称号。

二、无锡发展银发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前，无锡在银发经济现有供给体系、银发经济产业层级、政策保障及推进机制等方面仍有不足。

（一）银发经济现有供给体系不完善

一方面，现有养老机构中通过星级评定的占比偏低，仍存在护理人员较少等问题，养老机构总体上服务质量不高，老年营养餐配送等定制化服务覆盖率较低，现有的养老机构只能满足一部分老年人的需求。另一方面，高端养老服务的供需失衡现象较为明显。无锡相对缺乏较高收入老年群体的个性化养老服务，比如，旅居养老、智慧养老、文化养老等供给不足。本土高校老年产品研发专利转化率不足，全市银发经济产业供给规模偏低，大型商超老年专柜商品

种类较少，健康监测设备、智能辅具等老年产品市场占有率不高，涉及的种类和数量较为单一，难以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导致无锡部分银发经济外流至上海、杭州、苏州等城市。

（二）银发经济产业层级不高

银发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新领域和新赛道，对照“前瞻性、战略性科技攻关” 的国家要求，无锡现有与银发经济产业相关的项目质量、影响力仍有差距。从现有品牌涉及领域看，现有品牌集中在养老服务领域，在老年用品等其他领域还不多。从品牌影响力看，无锡银发经济细分市场总体处于起步阶段，由于银发经济相关产业回报周期较长，短期投入产出比不高，企业缺乏进一步投资意愿，导致银发经济企业总体规模较小，竞争力不强，相关品牌影响力不足。

（三）政策保障及推进机制尚不健全

人力资源保障方面，据不完全统计，国内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约有2.0％， 与发达国家20.0 ％的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青年人从事养老护理意愿不高， 从事养老护理的青年人较少。高校人才培养的专业设置与银发经济发展适配度较低，一些高校专业设置主要集中在养老护理方面，与智慧养老工程相关的本科专业和涉及康复辅助器具技术的高职专业均偏少。金融支撑力度方面，金融机构放贷意愿不强，企业有时较难及时获得足额的资金支持。监测机制方面， 银发经济相关统计指标及数据不完善，对银发经济相关企业、产业发展等内容的支撑力度偏弱。

三、无锡发展银发经济的优化路径

围绕无锡发展银发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应从银发经济发展政策与机制协同、银发经济需求和供给协同、银发经济事业和产业协调、银发经济发展和保障协同四个方面发力，推动无锡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加大银发经济发展政策与机制协同力度

明确银发经济发展方向，以规划研究引领政策制定，完善银发经济发展的协同机制、监测机制，更好回应银发群体的美好生活需要。一是强化规划对政策的引领作用。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需的生产要素，摸排银发经济发展政策中重大制造工程、关键服务项目的清单。聚焦银发经济发展目标定位、重点领域、关键行动、扶持力度，做到精准发力。二是细化银发经济政策的支撑性安排。重点理顺市级、市（县）区政府部门、相关“条线”管理以及政府、经营主体、中介组织的职责分工，明确全市银发经济发展的领导机构、推进方案、

标准规范、扶持细则等内容。围绕银发经济相关法规、标准规范及体系、扶持政策，完善银发经济发展政策的配套细则、专项安排。三是完善协同机制。优化市（县）区推进银发经济发展的任务分工、职能关系。聚焦市级、市（县） 区政府部门职能、产业关联需求，明确任务联动供给目录。加强银发经济发展政策全程管理，实现政策信息归集共享、互联互通，提高政策管理水平和效率。四是完善监测机制。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展银发经济数据收集利用工作。统筹使用政务和社会数据资源，大力完善银发经济统计监测分析、发展信息定期公布制度。

（二）促进银发经济需求和供给协同匹配

把握不同年龄段老年群体需求，紧抓银发经济供给带来的产业发展机遇。一是发展老年用品制造产业。根据高龄老人疾病防控、失能护理以及带病生存的特定设施和产品等养老需求，加大契合高龄老人养老需求的老年出行、老年养生、老年家具等老年用品供给。二是发展智慧健康养老产业。根据中低龄老人健康管理类、精神文化类产品及服务等消费需求，为其提供护理服务、安全监管、心理慰藉类智能产品，发展小型化家用健康监测、生化指标检测、紧急救护等设备，研发情感陪护、康复理疗、安全巡检等养老服务机器人。三是发展抗衰老产业。根据备老人群养老金融、延缓衰老等晚年生活规划需求，加强激光射频等技术在备老人群抗衰老领域的应用，推动技术与延缓衰老及老年病防治深度融合。加快机体抗衰老技术产品应用，发展疾病早期筛查服务产品， 推进相关药物、设备、检测试剂、化妆品原料研发。

（三）推进银发经济事业和产业协调发展

注重银发经济公益性、盈利性协同，在产业发展中融入事业视角，在事业发展中融入产业思维，培育银发经济新质生产力。一是加快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聚焦康复辅助器具、绿色健康食品、老年健康服务等重点发展方向， 建设一批银发经济科技企业技术创新中心，组建创新联盟，加强银发经济科技成果孵化转化服务，促进优质品牌引培。二是引培银发经济产业相关企业。通过组建战略联盟等方式，引入银发经济领域中央企业、外资企业、平台企业。围绕主责主业，鼓励本地国有企业拓展银发经济相关业务。推进优惠政策直达快享，促进本地相关民营企业快速成长。三是加强银发经济产业项目扶持。将银发经济产业项目优先推荐列入省重点项目。对于标杆性项目，采取“一事一议”给予支持。鼓励相关项目参与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四

是推进银发经济产业集聚发展。推进创新资源集聚，支持市（县）区银发经济产业布局。完善银发经济产业园区申报举措，设定入驻企业就业岗位等目标。优化园区产业布局，构建完整产业链，引进国内外知名研究机构。强化园区保障，出台土地使用等政策，建设公共服务平台，完善配套设施，定期评估发展状况，促进国内外交流合作。五是推进银发经济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加大银发经济产业与物联网等先进制造业、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文化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力度，开展融合发展场景创新应用。

（四）推动银发经济发展和保障协同发力

加大银发经济发展保障力度，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稳步推进具体工作。包括开展养老服务提升工程，拓展为老服务消费场景，促进适老服务产业强链补链等内容。二是强化要素保障。人力资源保障方面，依托60岁以上身体较好的老年人，为80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陪同就医等服务。提升青年护理人员收入和职称晋升空间，加强校企合作，扩大智慧养老工程、康复辅助器具技术方面的人才培养规模。金融保障方面，积极参与中央预算内投资申报，适度创新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使用方式方法，扩大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规模。对相关公益型、普惠型养老机构等主体，加大信贷支持。土地保障方面，采取盘活存量土地、“先租赁后出让”等方式，加强所需土地供应。三是完善监管机制。完善银发经济统计监测分析机制，建立信息定期公布制度，围绕相关问题，定期会商解决。强化风险保障体系，定期排查银发产品服务风险，推出监管“黑白”名单。完善企业产供销环节信用档案，对严重失信者开展联合惩戒执法。加大银发消费宣教力度，打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犯罪活动。

赋能公共文化空间 扎实开展“铸牢”工作上海市政协“加强本市公共文化空间的文化浸润，扎实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重点课题调研报告

（选编）

上海市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

（2025年11月7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指出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须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持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下简称“铸牢”）思想根基，需要深入开展文化浸润工作，发挥其润心铸魂、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而城市的公共文化空间具有覆盖面广、日常可及的优势，是以文化浸润方式开展“铸牢”工作的重要载体，也是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的重要体现。上海作为文化建设高地、中华文化展示的重要窗口，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完备的公共文化空间体系。如何更充分地依托这些文化资源与公共空间，更有效地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浸润各族群众，营造交往交流交融的良好社会氛围，不断增强文化认同， 扎实开展“铸牢”工作，是推进新时代城市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新时代城市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上海市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与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联合组成课题组，邀请相关领域专家，以“加强本市公共文化空间的文化浸润，扎实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为题开展专题调研，系统了解当前上海依托公共文化空间增强文化浸润，扎实推进“铸牢”工作的基本情况，梳理总结相关经验，系统分析当前工作难点，尝试提出前瞻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自2025 年2月以来，在上海市政协副主席金兴明、钱锋的带领下，课题组先后赴上海纺织博物馆、华阳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人民广场地铁站、人民公园、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浦东美术馆等代表性公共文化空间展开针对性调研，并赴河南省调研学习；课题组还召开了多方面、多层次的专题座谈会，广泛听取市委宣传部、市民族宗教局、市文化旅游局及浦东新区、黄浦区、长宁区等区相关部门，市、区级民族联以及专家学者和基层群众的意见建议。

经深入调研和分析研判，课题组形成调研报告。报告聚焦文博展演、公共阅读、景观文化、商圈融合、基层互动五类公共文化空间，详细分析了上海公共文化空间开展“铸牢”工作的基本情况。

报告认为，上海的相关实践经验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突破传统方式， 构建城市民族工作新阵地；二是发挥资源优势，培育文化认同新载体；三是升级社区场景，探索互嵌共融新路径。通过调研，报告揭示了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第一，空间拓展不足，示范效应尚未突显；第二，文化叙事单薄，特色文化融合不够；第三，互动方式单一，共创参与渠道不畅；第四，统筹合力不足， 支持机制尚不完善。

针对这些问题，报告从四方面提出对策建议：第一，拓展空间类型，优化文化浸润布局；第二，创新文化叙事，增强文化赋能路径；第三，推动空间共创，创新互动参与模式；第四，完善保障机制，增强持续发展能力。

上海公共文化空间开展“铸牢”工作的基本情况一、公共文化空间的定位与意义

公共文化空间是面向公众开放，提供公益文化服务的场所，其核心功能在于保障基本文化权益、满足文化需求、推动文化传承创新、促进社会交流融合。近年来，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得到快速发展，已成为人民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重要阵地，并吸引大量游客参观，辐射影响力持续扩大。

公共文化空间主要包括文博展演空间、公共阅读空间、景观文化空间、商圈融合空间和基层互动空间五类——

文博展演空间，主要功能为文物艺术保护、收藏、研究与展演，代表性场所有中共一大、二大、四大纪念馆，上海博物馆等各专业博物馆和美术馆，及重点宗教活动场所等。

公共阅读空间，主要功能为全民阅读推广、知识服务与思想交流，代表性场所有上海图书馆、徐家汇书院、城市书房等。

景观文化空间，主要功能为通过生态环境、人文景观传递文化符号，代表性场所有人民公园、世博文化公园、黄道婆纪念公园、青浦曲水园、浦东金石榴公园等。

商圈融合空间，主要功能为商业活力与文化艺术深度结合，代表性场所有豫园、田子坊文化创意街区、武康路历史文化街区、中版创意设计产业基地、虹桥综合交通枢纽空间、上海火车站广场及地下空间、人民广场地铁站地下空间等。

基层互动空间，主要功能为面向基层社区、街角空间的日常文化服务，代表性场所有华阳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石门二路“15分钟社区统战生活圈”、普

陀“半马苏河驿站”、静安“白领驿家”两新组织促进中心等。

这五类空间具有覆盖面广、可及性强、便捷性高的优势，易于融入公众日常生活场景。相较于传统的灌输式或走马观花式宣传教育，它们更适合通过文化浸润的方式，以有形、有感、有效的形式开展“铸牢”工作。

二、上海公共文化空间开展“铸牢”工作的实践经验

1. 突破传统方式，构建城市民族工作新阵地

上海已形成类型多元、功能丰富、特色鲜明的公共文化空间体系。依托其空间优势与规模效应（数量多、受众广），有效克服了传统阵地（如学校、各教育基地）服务覆盖面有限的约束，将“铸牢”工作延伸至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和领域。

上海初步探索利用公共文化空间，通过文化浸润的方式，将共同体理念融入人们的参观、休闲、社交等日常活动中。主要实践包括：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家在上海”主题实践活动主题公园、实践展示场馆，如浦东金石榴公园、青浦曲水园等举办相关主题活动；在特定展馆、公园、滨江步道、地铁站、旅游景点等空间点位嵌入民族团结文化符号，如宜川路“民族团结墙”、石门二路“15分钟社区统战生活圈”、人民广场地铁站音乐角等；通过艺术展演、环境营造、互动活动等方式，引导各族群众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文化熏陶，如杨浦区在多个空间点位开展传统文化特色活动，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剧场、街区、商圈等场景。

2. 发挥资源优势，培育文化认同新载体

上海注重依托基地建设转化文化资源，将博物馆、纪念馆、非遗馆、图书馆、公园、历史遗址、创意产业园区、社区文化中心等多元类型空间培育为各级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如上海博物馆、中共四大纪念馆、徐家汇书院、黄道婆纪念公园、广富林文化遗址、中版创意设计产业基地等。这些基地通过展览演出、场景化布置、文化活动等方式，有效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铸牢” 宣传教育的新载体。

上海还积极整合多方资源拓展文化覆盖，推动文化、旅游、商业等资源融合，丰富公共文化空间的内容供给，惠及更广泛群体。如利用豫园、外滩、田子坊等标志性景点，打造“文化+”体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派文化， 让各族群众感受独特文化魅力。崇明区依托东平国家森林公园、崇明学宫、江南三民文化村、“布布瀛”土布馆等特色景观空间，将民族团结工作深度融入

文旅产业。黄浦区整合辖区旅游资源，打造包含中共一大纪念馆、豫园、大世界等景点的“同游黄浦，家在上海”主题旅游线路。长宁区邀请中央民族歌舞团、上海民族乐团、新疆喀什昆仑乐团等多地专业团队举办民族文化展演，有力增强文化认同。

3. 升级社区场景，探索互嵌共融新路径

上海持续强化社区主阵地作用，推动文化深度融入日常场景。坚持以街镇、社区为主阵地，围绕“家在上海”品牌建设，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空间， 充分利用党群服务中心、邻里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平台，广泛打造“民族之家”并开展多样化文化服务活动，将文化认同深度融入社区生活。如闵行区在园区、街区、小区等基层空间设立60余家“民族之家”；松江区通过举办民族风俗文化社区展、打造民族团结进步特色楼道、实施民族公益项目等方式深化社区融合。

上海还积极推动空间共享，着力构建社区共居共融场景。基层单位联动辖区共建单位，整合共享空间资源，为各族群众营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融合环境。如静安区彭浦新村街道整合街区志愿服务亭、街道民族之家、共康中学、居民小区等场所，串联形成“一亭一家一校一苑一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路线，打造长临路示范阵地。徐汇区精心编制“汇爱同心”等城市民族团结进步体验线路，让居民在城市行走中切身感受各民族互嵌共融的生动实践。

上海公共文化空间开展“铸牢”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原因分析一、空间拓展不足，示范效应尚未突显

1. 空间类型拓展仍显不足

当前在开展“铸牢”工作中，公共文化空间类型的拓展仍显不足。整体实践主要依托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阵地、红色教育阵地和社区文化空间，重点集中于两类空间：以展陈为主的“文博展演空间”（如博物馆、纪念馆等）和以活动组织为主的“基层互动空间”（如社区文化中心、邻里中心等）。相较之下， “公共阅读空间”（如图书馆、城市书房等）、“景观文化空间”（如公园绿地、自然景区等）、“商圈融合空间”（如创意街区、文创园区、交通枢纽空间、商业综合体等）等多元场景的深度开发相对薄弱，多停留于零散试点或一次性活动层面，尚未形成面向多群体、多场景、多维度的系统化布局，空间覆盖的广度与渗透效应有待增强。

2. 示范效应有待提升

现有空间的示范引领效应不够突出。尽管已打造出浦东金石榴公园、静安石门二路“15分钟社区统战生活圈”、黄浦“民族团结大世界”、普陀宜川路“民族团结墙”、长宁华阳社区文化中心、人民广场地铁站音乐角等特色空间项目，但整体上仍缺乏辨识度高、便于传播的统一文化符号与视觉标识，其宣传力度不足，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有限。

二、文化叙事单薄，特色文化融合不够

1. 文化叙事仍显单薄

当前，公共空间文化叙事在内容深度与吸引力方面仍显不足。部分展馆在展览设计、内容表达及符号运用上存在表层化、同质化、形式化的倾向，文化内容多停留于视觉元素堆砌和口号化宣传，话语方式较为陈旧，缺乏对历史底蕴、精神内涵和现实价值的深入挖掘与创意表达。

2. 特色文化融合不够

上海虽拥有红色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等丰富的特色文化资源，但将其赋能公共空间，并与“铸牢”工作深度融合的程度依然不足。在公共空间的文化内容生产和符号呈现中，这些特色文化资源尚未实现系统化的融合与深度的创造性转化。不少空间缺乏将地方特色文化与“铸牢”主题有机结合的机制， 对地方史料、文化遗存、社区记忆等素材挖掘不深、阐释乏力，未能有效将其转化为公众可感知、易理解的文化叙事模块、展览主题或文化活动。

三、互动方式单一，共创参与渠道不畅

1. 互动方式仍较单一

公共空间采取的互动方式直接影响公众对文化叙事与服务产品的接受度。当前，不少空间仍以“看展览”“听讲座”等传统形式为主，主要依赖展板、图片墙等静态展示手段，互动方式较为单一。虽然数字化展示手段（如以电子屏替代纸质展板等）有所应用，但部分空间仅停留在简单的触摸屏查询信息层面，未能深度运用数字技术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或强互动场景。同时，许多空间缺乏精准的分众化传播策略，对不同年龄群体的差异需求把握不够精准，导致传播效果不佳。

2. 共创参与渠道不够畅通

传统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通常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化模式，限制了社会力量的参与渠道。然而，公共文化空间的文化浸润不应仅靠政府单向推动，亟须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在实际供给中，高校、企业、社会组织、居民等社会

力量参与的积极性未能被充分调动，多处于“旁观者”而非“参与者”或“创造者”的角色定位，尚未完全实现从“看文化”向“创造文化”的转变。公众参与内容共创、活动共治、空间共营的渠道仍不够畅通，其主体意识和创造活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四、统筹合力不足，支持机制尚不完善

1. 重视程度与统筹协调有待加强

在公共文化空间中有效开展文化浸润、推进“铸牢”工作，必须坚持党建引领，强化系统谋划与部门协同，明确宣传、统战、文旅、民宗、财政、街镇等部门的职责边界与协作机制。尽管部分地区在此项工作中进行了跨部门合作的尝试，但从整体层面来看，当前部门间在规划制定、资源调配、活动组织等方面仍存在重视不够、协调不畅、合力不足的问题，跨部门常态化协作机制尚未真正建立。

2. 资源支持机制尚不完善

在公共文化空间中开展“铸牢”工作是一项久久为功的持续性工程，需要充分调动资源投入，提供稳定、充足的经费保障。当前公共文化空间，尤其是基层空间和小微空间等开展“铸牢”工作项目，其资金来源主要依赖财政投入， 较为单一，资源支持机制不够稳定。然而，吸引社会资本与公益资源参与的动力机制和政策激励尚未健全，政府扶持力度不足，制约了文化空间功能的持续发挥。

加强本市公共文化空间文化浸润，扎实推进“铸牢”工作的对策建议一、拓展空间类型，优化文化浸润布局1.丰富空间场景类型

一方面，持续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阵地建设，提升内涵质量与服务效能， 打造成为“铸牢”的核心文化空间和主要宣传阵地。另一方面，在巩固现有“文博展演空间”（如博物馆、纪念馆等）和“基层互动空间”（如社区文化中心等）的基础上，着力向更多类型空间拓展延伸。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元素深度融入城市街区、公园绿地、文创园区、演艺新空间等日常生活场景，并优先布局机场、码头、车站、商场等人流密集、辐射广泛的空间节点，建立可感知、可参与、可体验的标志性文化空间，增强文化影响力的覆盖广度与渗透深度。

具体实践中，可在“公共阅读空间”（如各级图书馆、城市书房等）开设“铸牢”主题文献专区、特色文化展示角，开展主题阅读活动，打造“书香浸

润”式空间；在“景观文化空间”（如公园绿地、滨江步道、自然景区等）植入体现共同体元素的文化景观与标识，实现“文景交融”的浸润效果；在“商圈融合空间”（如创意街区、机场、车站、码头、商场等）嵌入创意视觉符号， 或设置文化体验点、主题快闪空间，结合节庆、市集、展演等形式，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自然融入都市生活与消费场景。

2．构建典型引领、区域联动、资源共享的文化空间网络

大力支持各区、街镇充分挖掘区域资源优势，打造一批具有鲜明民族团结主题特色的示范性空间，提炼具有创意、易于识别、便于传播的视觉符号和文化内涵，并利用线上线下渠道，宣传推介示范空间的特色亮点、活动信息，提升社会公众对示范空间的知晓度、认同感和参与意愿，增强示范引领效应和社会影响力。逐步建立以典型引领、区域联动、资源共享的文化空间网络，推动优质展览、活动、数字资源在空间网络内的共享流转与协同策划，实现从单点打造向全域协同转变的空间布局。

二、创新文化叙事，增强文化赋能路径

1. 强化共同体主线叙事，提升文化表达力

以增进共同性为方向，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公共文化空间加强理论武装，熟练运用党的民族政策，准确把握当前主线工作的新要求。加强公共文化服务的“共同性”建设和“认同感”建设，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江南文化、海派文化赋能公共文化空间，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等核心内容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之中，着力构建体现“五个共同”（即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和“四个与共”（即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叙事体系。同时，建立上海文化与共同体叙事相融合的专家智库和内容研发机制。

支持公共文化空间优化文化内容与叙事方式，持续提升文化表达力和吸引力。积极活化“三交”史，讲好身边的故事，深入挖掘和运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物史料，宣传各族群众投身革命、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共同谱写城市发展新篇的历史佳话，并将这些内容融入展陈讲解、景区导览、文创开发等环节。同时，着力对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进行深度研究与大众化阐释， 揭示其所承载的历史源流、精神内涵及时代意义，并运用故事线、情景再现、

多媒体演绎等方式进行生动表达。

2. 探索特色文化嵌入多类型空间的实现路径

立足上海文化资源禀赋，推动特色文化内容深度融入各类空间。根据不同类型空间的特征和群众的实际需求，通过资源深度挖掘、叙事方式创新、文物展陈优化、艺术展演呈现、互动活动体验等多种途径，实现文化资源精准嵌入与有效转化赋能。鼓励地方因地制宜，充分用好特色文化资源、讲好民族团结的上海故事。注重梳理提炼红色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中的共同体元素与文化符号，挖掘并打造一批契合本土特色、凝聚集体记忆、具有高辨识度的民族团结文化标识和传播IP，从而显著增强特色文化在空间中的“可见度”“可识别度”和“可亲近度”。

三、推动空间共创，创新互动参与模式

1. 创新传播策略和体验方式

为吸引不同群体主动走进公共文化空间，接受并认可空间内的“铸牢”主题活动或文化服务，需针对群体特征制定精准的分众化传播策略。例如，深入分析不同年龄段的文化需求，运用受众易于接受的传播话语，设计定制化、差异化的服务产品。同时，强化科技支撑，依托新媒体平台与数字技术，促进多媒体交互、虚拟现实、情景演绎、沉浸式展示等方式在公共文化空间中的应用， 推广数字化、沉浸式体验项目，如VR中华文化体验馆、民族团结互动展陈等， 打造沉浸式体验与交互式场景，有效提升空间的吸引力和参与度。

2. 畅通社会共创参与渠道

营造社会共创的参与生态，拓宽参与渠道，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空间内“铸牢”主题活动。政府可通过购买服务、项目补贴或奖励、公益创投等政策扶持方式，激励和引导高校、企业、社会组织、艺术家、市民等多元主体深度参与空间内容设计、活动策划、运营管理等环节。由此形成议题共商、内容共创、空间共营的良性互动机制，推动公共文化空间成为凝聚社会共识、激发文化认同的共同体实践平台。

四、完善保障机制，增强持续发展能力

1. 充分发挥党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作用

各级党委需高度重视公共文化空间在推进“铸牢”工作及发挥文化浸润功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党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这一机构的统筹协调作用，加强顶层设计，明确部门职责，制定中长期规划、实施方案及配套考核评

价制度。建议将“铸牢”工作纳入上海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着力推动宣传、统战、文旅、民宗、财政、街镇等部门协同联动，构建常态化、制度化的跨部门协作机制，如联席会议、沟通协商、信息互通、资源共享、项目联动等机制，凝聚形成党委领导、多方协同的强大合力。

2. 健全多元资源支持机制

公共文化空间通过文化浸润方式推进“铸牢”工作，其持续发展和实效提升有赖于稳定且多元的资源保障，需进一步健全财政支撑与社会化投入相结合的多元支持机制。一方面，加强财政资金保障，政府可探索设立专项资金，加大对基层、小微空间及创新性、示范性项目的扶持力度，保障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持续投入，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另一方面，积极拓展社会化资源渠道。进一步发挥市、区级民族联在“铸牢”工作中的独特优势，鼓励其借助多层广泛的组织网络、多元的社会功能和灵活的协调机制参与运营管理，通过资源整合、平台搭建和品牌创建，打造出内涵丰富的公共文化空间；同时依托其志愿者资源与民族团结进步基金会，为公共文化空间汇聚人才和资金支持。政府还应出台激励政策，引导公益组织、社区基金会和社会资本等多方力量积极参与空间共建共享，构建财政与社会投入互补的多元保障格局。

山东平安粮食建设的调研与思考

山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刘绪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遵循，必须坚定不移贯彻”“要坚持全国一盘棋、上下齐发力，通过抓好一地一域一业的安全为国家整体安全创造条件，通过及时有效解决一个个安全问题为国家长治久安筑牢根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指出“山东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责任重大”，要求“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实现粮食增产提质，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近期，我们聚焦平安粮食建设，通过实地调研、发放问卷等形式，系统分析山东粮食生产、储备、流通、监管情况和影响因素，系统性提出法治保障、规划引领、科技赋能、监管从严工作举措，对筑牢区域乃至国家粮食安全屏障具有重要意义。

一、山东粮食安全现状

综合生产能力稳固，供给基础持续夯实。山东坚决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粮食总产连续多年稳定在高位，2024年达5710.2万吨，居全国第三位；2025年夏粮再获丰收，总产、单产均实现增长，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 为全国粮食稳定安全供给作出了重要贡献。种植结构持续优化，主要粮食品种单产水平稳步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效显著，截至今年6月累计建成7759万亩， 耕地质量等级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田水利设施不断完善，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领先全国，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了有力支撑。

粮食储备体系健全高效，应急保供能力强劲。省市县三级地方储备体系布局合理、规模适度、结构优化，地方储备粮油规模超过国家下达总量计划。省级储备粮油由产粮大市向大中城市、缺粮地区布局，已覆盖全省16市中的14市， 筑牢了区域粮食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在确保小麦、稻谷等口粮品种绝对安全的基础上，适当增储玉米13.7万吨、大豆3万吨、花生油2200吨，实现主要原粮品种储备全覆盖。应急保障能力不断夯实，印发实施粮山东滨州黄河流域省级粮食安全应急保障基地全面建成食应急保障企业管理实施细则，不断压实应急保供责任。全省建立粮食应急保障企业3515家，覆盖加工、配送、储运、供

应各环节。省级应急保障企业163家，其中国家级6家。在省会经济圈、胶东经济圈、鲁南经济圈和黄河流域，布局建设四大省级区域性粮食安全应急保障基地，每处可以储存超过1.5万吨的小包装成品粮油，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投放到终端市场。

仓储设施绿色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减损增效成果显著。构建起省市级大中型储备库、县级中心库和基层收纳库三级粮食仓储设施体系，完好仓容4452 万吨，罐容252万吨，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大力实施绿色仓储提升行动，争取粮食风险基金、商品粮大省奖励资金等，强化控温储粮、多参数粮情测控等绿色储粮技术应用，实施保温隔热、防水防潮改造，促进企业节能降耗、减损增收。“十四五”以来，全省新建扩建和升级改造仓容774万吨，地方储备粮储存综合损耗率降至0.38%。深入推进储备粮承储企业仓储规范化管理提升行动，4家企业被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确定为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单位。

粮食产业经济实力雄厚，“齐鲁粮油”品牌价值高。全省粮食产业主要经济指标多年领先全国，粮食产业经济工业总产值连续三年超过5000亿元，深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饲料年处理粮食能力、食用油年油料处理能力等，均居全国第一位。据统计，山东每年供应全国22%的小麦粉、15%的食用植物油，30%的粮食深加工产品，其中花生油、玉米油产量分别占到全国的60%、50%以上。全省营收过百亿的粮食企业10家、过十亿的110多家，滨州、潍坊等10市入围全国工业总产值地级市50强，拥有鲁花、中裕、金胜等一大批领军型粮油加工企业。“齐鲁粮油”公共品牌价值持续攀升，影响力、竞争力不断增强，形成“1个省级公共品牌+7个市县区域特色品牌+N个企业知名品牌”，连续6年荣获“中国粮油影响力公共品牌”。

依法管粮纵深推进，监管效能持续增强。紧跟国家立法步伐，强化地方配套制度建设，《山东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标志着山东粮食安全依法治理进入新阶段。修订出台粮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增加需裁量的行政处罚事项，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强化对行政处罚的监督，严格规范粮食流通行政执法行为。制定政策性粮食购销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强化政策宣传和解读，公布违法违规问题举报方式，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监督，筑牢防范化解风险隐患防线。加强科技赋能，大力推进粮储监管信息化建设，承储省市县三级地方储备粮的301个库区、2775个仓房数据、视频等信息化资源，均实现了与省级平台互联互通，确保政策性粮食全链条全时段在线监管，

粮食收储监管信息化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二、山东粮食安全影响因素分析

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山东部分地区土地自然肥力和质量等级不高，沿黄区域存在土壤酸化、盐碱化等情况。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农业生产面临较大的用水压力。极端天气事件如暴雨、洪涝、台风等发生频率增加，给粮食生产、仓储和运输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比如，今年黄淮海地区出现持续连阴雨天气， 部分地区秋收整体进度明显放缓，粮食品质有所下降，冬小麦播种和冬前壮苗培育面临挑战。

仓储物流环节存在短板。部分老旧仓房设施设备老化，性能有待提升。仓储管理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部分地区仍依赖传统的人工管理方式。粮食物流网络体系尚不完善，部分区域物流节点衔接不畅，跨区域流通效率有待提升，流通成本仍有压缩空间。

市场波动与风险交织。受国际市场、国内供需关系、政策调整等多种因素影响，粮食市场价格波动较为频繁，增加了粮食生产和经营者的市场风险。粮食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依然存在，种粮农民和粮食企业难以获取及时、全面、准确的市场信息。粮食市场主体发育还不够成熟，部分中小粮食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三、提升山东粮食安全水平的措施建议

坚持规划引领，优化战略布局。科学编制“十五五”粮食流通和物资储备发展规划，围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服务大国储备体系建设，深化重大问题研究，谋划一批事关全局和长远的重大事项、重大工程，全力争取纳入国家规划。比如，发挥粮食生产、储备、加工全链条优势，进一步提升综合保障能力，建设国家粮食物资应急保供战略基地；依托沿海港口优势和货运铁路、内河航运基础条件，布局专业化的仓储物流园区，打造北粮南运的战略枢纽等。

强化法治保障，健全制度体系。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山东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加快修订出台配套制度文件，细化粮食生产、储备、流通、加工、应急等各环节的管理规范和责任机制。完善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制度，制定严格的粮食质量安全标准和检测规范，加强对粮食生产投入品、仓储设施设备、加工工艺等方面的规范管理。建立健全粮食安全应急保障制度，明确应急响应机制、储备调用程序、市场供应保障措施等，提高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和市场波动的能力。

聚焦科技赋能，提升数智化水平。全面推进粮食仓储智能化升级，构建全省一体化粮库管理平台，深化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粮情监测、智能控温、节粮减损等方面的应用，提高仓储作业效率和管理水平。加快粮食流通领域信息化建设，整合粮食市场交易信息、物流信息、价格信息等，打造权威高效的信息发布和服务平台，引导市场预期，优化资源配置。

全面从严监管，筑牢安全防线。坚持用硬举措管储备、守底线，持续强化对政策性粮食的常态化监管，确保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管理规范。运用信息化手段提升“穿透式”监管能力，积极开展电子巡库、视频督导、远程抽查等监督检查，加速推进“穿透式”非现场监管。加强粮食质量安全监测预警，扩大监测覆盖面，严防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流入口粮市场或用于食品生产。加大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力度，严厉打击粮食收购中的压级压价、克扣斤两、以次充好等违法行为，维护粮食市场秩序。

四大问题待解 四川工业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情况调研报告

四川省统计局 郭伶

工业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是国家智能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尺。为深入了解全省工业机器人产业科技创新发展情况，四川省统计局近日在成都等5市开展工业机器人产业科技创新发展情况调研。调研显示，四川工业机器人产业面临着关键零部件进口依存度高、国产替代品性能有差距、行业标准不统一等问题，需引起关注。

全产业链初步形成

四川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将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一号创新工程” 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精准支持，在国产焊接机器人、防爆机器人、谐波减速器、电磁制动器等领域形成独特优势，已初步形成机器人“整机+部组件”的产业链体系，部分企业成为了国产工业机器人控制器主要供应商。

创新资源丰富

四川创建了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创新中心、特殊环境机器人技术四川省重点实验室、人形机器人创新联合体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为科研提供有力支撑。全省30余所高校开设人工智能专业、40余所高校开设机器人相关专业，在人形机器人环境感知、运动控制、人机交互等关键技术研究方面处于国内前列。

产业布局清晰

四川机器人产业主要分布在成都、绵阳等地。成都重点集中在成华区、武侯区、高新区、天府新区等地。其中成华区以工业机器人为核心，代表企业卡诺普，在焊接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近15%。绵阳主要集中在科技城新区、游仙区、高新区。其中科技城新区获批四川省人工智能机器人中小企业特色集群、创新型产业集群。中国兵器集团自动化研究所是国家机器人产业链主企业、国务院国资委人形机器人原创技术策源地唯一在川单位。

规模持续扩大

四川机器人产业上下游及服务企业整体规模约100亿元。2025年1—7月，全省工业机器人产量5170台（套），同比增速达48.4%，产量已达2024年全年的91%。

重点企业创新能力较强

本次调研重点选取了成都、自贡、泸州、绵阳、眉山5个市的8户企业，8户企业在关键零部件制造（减速器、伺服系统等）、本体制造、系统集成应用板

块均有涉及。

生产经营状况良好，研发投入强度较高

从营收利润看，2025年上半年8户企业营业收入合计20.8亿元，同比增长12.1%，其中与工业机器人相关的收入为2.3亿元，同比增长59.8%；利润总额为

0.9亿元。从研发投入看，上半年8户企业研发投入0.89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为

4.28%，高于行业平均；其中用于工业机器人领域的投入为0.26亿元；企业拥有研发人员657人，同比增长18.8%。从研发产出看，上半年8户企业工业机器人产量达3293.5台（套），同比增长55.1%；与工业机器人相关的期末有效发明专利数累计107件，同比增长18.9%（见表）。

技术创新方式多样，产学研合作不断深化

从研发方向看，8户企业在高精度减速器、伺服驱动系统、控制器算法优化、人机协作技术、AI视觉识别等领域均有研发活动开展，并在六轴机器人、SCARA 机器人（具有选择顺应性的装配机器人手臂）、协作机器人、并联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关键零部件等方面广泛参与研发，其中2户企业还参与桁架模组机器人、并联索驱动机器人研发。从产学研合作看，成都卡诺普机器人独立开展自主研发，其余7户企业在自主研发基础上还同天府绛溪实验室、四川大学、清华大学、重庆大学等国内高校机构及国内外其他企业进行合作研发。

产品应用场景广泛，下游市场持续扩容

从企业研发产品的应用场景看，8户企业产品在焊接/喷涂、装配/搬运、检测/质量控制、打磨/抛光、物流仓储、新能源电池制造等领域均有应用，另有2 户企业产品在汽车同步器智能生产线、码垛也有应用。例如眉山某企业自主研发的Dr系列六轴工业机器人，具备20kg-270kg宽负载范围，重复定位精度达± 0.07mm，采用紧凑化、轻量化机身设计，适用于焊接、物料码垛、冲压、表面处理、装配及上下料等工业场景，可满足多样化智能制造需求。

产业发展存四大挑战

核心零部件进口依存度高，技术瓶颈制约发展

调研的8户企业中有5户表示核心零部件存在进口依赖，主要是精密减速器

（RV/谐波）、伺服电机/驱动器、高精度传感器和电缸（SMC），进口依赖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成本高。进口减速器成本约占机器人总成本的30%-35%，其高昂的价格严重压缩了本土机器人企业的利润空间，使得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时， 在成本控制上处于先天劣势。例如成都某企业表示，国内机器人企业高端RV减

速器多购自日本纳博特斯克，价格比其本土售价高5倍以上。二是供应链风险。交货周期长（通常需要数月），且受国际贸易政策、地缘政治、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极大。一旦供应中断，将导致生产停摆，无法按时向客户交付产品。三是技术壁垒。外资品牌采取对部分专利封锁、参数“黑盒化”的方式人为建立技术壁垒。在材料、热处理、加工精度和一致性上，国内企业无法获得最顶尖的产品和技术，只能在对方设定的框架内进行研发和生产，制约了机器人本体性能的进一步提升。

国产替代品性能有差距，行业标准与平台尚待优化

现有机器人零部件的行业标准和检测平台对技术研发有一定的适用性，但整体仍滞后于产业发展需求。一是国产零部件替代品存在性能稳定性不足、适配性较差等问题。例如成都某企业表示，国产滚珠丝杠长期高负荷运行精度衰减快，伺服电机高低温故障率是进口的4-5倍；眉山某企业表示国产减速器与伺服器的适配性差，需二次开发，原材料质量不稳定，如金属颗粒度、刚度等指标存在差距。二是行业标准不统一，硬件接口和软件调试增加成本。硬件接口上，如机器人末端的法兰盘接驳尺寸每个品牌都不一样，造成与之对接的零部件需要根据不同品牌进行定制化设计和使用。软件调试上，每个品牌的机器人调试软件、操作控制盒、语法规则都存在差异，集成商在调试时需额外开发转换程序，维护维修响应时间延长。三是目前国内缺乏权威的零部件检测平台。调研企业中5户企业反馈缺乏权威的零部件检测平台，现有的检测设备存在精度不足、标准不明确、检测周期过长、检查费用高等问题。而核心零部件与国际检测标准相比，在重复定位精度、寿命测试方法、环境适应性等方面存在显著差距。

下游客户对国产品牌认可度低，市场拓展较为困难

调研企业反馈产品市场均以国内市场为主，与主要国际品牌相比，国产工业机器人在高端市场（如汽车制造、精密电子）存在一定差距与短板，国内外市场拓展较为困难。一是对国产品牌的“信任壁垒”高。这是国产替代的市场应用性障碍，也是最难逾越的一关。即便国产零部件性能已满足要求，下游客户（尤其是大型、高端制造企业）出于对生产风险、质量追溯和品牌声誉的极度谨慎，也会明确要求甚至在其招标文件中指定使用进口核心零部件。二是低价竞争挤压合规企业生存空间。从市场占有率看，主要国际品牌（发那科、ABB、安川、库卡）市场占有率高达60%，且品牌溢价显著。国内工业机器人行业大部

分以组装和代加工为主，存在低价竞争、技术同质化现象，中低端市场（如搬运、码垛机器人）因技术门槛较低，企业普遍通过降价争夺订单，增量不增收， 增收不增利，导致行业利润持续下滑。三是开拓国际市场困难重重。国产工业机器人出口至欧盟市场时，需通过CE认证中的机械指令、电磁兼容指令等多项要求，海外市场渠道布局需长期投入，且面临本地化运营挑战、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技术封锁和关税壁垒直接制约市场拓展。

高端研发与复合型应用人才短缺，政策精准性和适配性有待提升

从人才方面看，行业面临“两端缺人”的困境：一方面，缺乏掌握机器人核心算法的高端研发人才；另一方面，缺乏既懂机器人技术又熟悉下游行业工艺（如3C产品精密装配、新能源电池焊接）的复合型应用人才，导致机器人与实际生产场景的适配效率低。从政策方面看，四川缺乏对核心技术研发补贴， 特别是对核心零部件及底层软件算法的研发补贴。精准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 才能激励企业攻克“卡脖子”环节，减少产业链在高端芯片、减速器等核心环节的进口依赖。

构建三大生态推动产业跃升8户企业的发展壮大，是四川工业机器人产业从“0”到“1”、从“跟跑”到“并跑”的鲜活缩影。基于此次调研，围绕推动四川工业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与未来方向，提出以下三方面政策建议：

营造创新生态，增强自主可控能力

一是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基础研究与共性技术平台，设立国家级工业机器人基础软件研究院或共性技术研发中心。重点攻关核心算法库、协议转换中间件等，避免企业在底层技术上“重复造轮子”，解决“跨环节技术标准不统一”的痛点，让企业能更专注于上层应用开发和行业工艺创新。二是加快构建软件生态体系。鼓励企业自主研发低代码、模块化的机器人控制平台， 提升系统集成效率与产品适配性。推动“机器人操作系统+应用工具链”国产化发展，打造“软硬一体”的创新生态。

整合行业生态，增强国产替代竞争力

一是健全标准检测体系。加快建设四川省工业机器人零部件公共检测与认证平台，解决现阶段检测标准缺失、设备精度不足、周期成本高等问题。鼓励企业参与国家和国际标准制定，支持检测设备国产化改造、检测数据数字化共享，实现标准规范、本土制造与国际接轨的双向融合。二是进一步规范行业竞

争秩序。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企业坚守质量安全底线，严格执行相关质量标准，杜绝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功率虚标等牺牲产品性能和降低产品质量的行为。根据市场供需实际情况合理排产，加强产销衔接，坚决抵制违反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律法规盲目扩产增产、加剧恶化市场生态环境的行为。三是拓展“机器人+X”场景生态。在新能源、智能物流、零件制造等重点领域开展工业机器人示范应用项目，加快布局“机器人+能源”“机器人+仓储”“机器人+柔性制造”“机器人+应急”等典型场景，推动四川工业机器人应用从工厂向城市延伸。加强整零对接、技术对接、产融对接、场景对接，推进机器人样机试制、中试验证、迭代升级、示范应用，加快建设机器人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建圈强链”协同发展。

优化政策生态，增强人才支撑与政策保障

一是支持“中试”与“首批次”量产。探索设立“中试专项资金”和“首批次量产风险补贴”，分担企业在中试和首批次量产过程中的风险和成本，加速技术成果的商业化转化。二是财政补贴从“前置补贴设备采购”更多转向“后置奖励应用效果”。根据国产机器人投入使用后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良品率提高、能耗降低等实际效益，按比例给予应用企业奖励，引导市场关注和用好机器人，产生更多实际价值。三是加大人才引育政策支持。鼓励龙头企业与省内外高校共建现代产业学院，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开发教材、建立实训基地， 将项目实践贯穿教学全过程。发布工业机器人紧缺人才目录，对新引进的高层次紧缺人才，在落户、住房、配偶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提供“一站式”服务。

推进“十五五”时期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课题组

“十五五”时期，我省人大工作又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八八战略”走深走实，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等，都对人大工作提出新的任务要求，各级人大使命在肩、责任重大。本刊邀请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相关课题组，就“十五五”时期如何推进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谈思路和对策。

坚决扛起新征程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职责使命

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好人大工作的根本保证。未来5年，如何坚持和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

健全党委领导人大工作“一体多翼”机制。各级党委要强化领导责任，通过召开人大工作会议、听取人大常委会党组工作汇报、及时答复问题请示等方式，一体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人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部署要求。坚持专项部署、统筹推进，每届党委有计划出台相应文件或批转人大常委会党组文件，针对性开展党委督查检查或专项调研。坚持各司其职、协调配合， 市县两级党委书记要严格落实参加和领导人大工作“五个一”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宣传等部门要对照中央和省委文件要求，清单化落实支持配合人大工作事项；党委议事协调机构要自觉依法履职，加强同人大有关方面的沟通联系， 及时解决涉及支持人大履职行权相关事项。

健全“一府一委两院”接受人大监督“闭环落实”机制。各级党委要通过检查督查、考核激励、选拔任用等途径，指导和督促“一府一委两院”自觉接受人大监督。“一府一委两院”要强化人大意识，在依法报告工作、贯彻人大决议决定、研究处理审议意见、办理代表意见建议等方面，厘清任务要求，抓好执行落实。政府要严格落实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制度，规范报告主体、报告内容和报告程序等，提高政府决策的法治化水平。

健全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知信行贯通”机制。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每年安排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要把人大制度理论和宪法法律纳入年度教学计划。人大有关方面会同党委组织部门，每届初对选举任命干部开展人大制度理论知识的集中学习培训。加大民主法治和人大工作重点领域、重

大问题研究力度，体系化项目化推进溯源溯史溯理研究。探索省和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与所在地的党校、高校共建人大制度研究基地。建立健全各级人大常委会咨询专家库。选树一批人大制度实践教学基地。加大主流媒体和新兴媒体对人大工作、代表履职事迹的宣传力度，用好人大融媒体，积极发挥“刊、网、微”阵地作用。

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中担当作为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浙江的光荣使命，是人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中之重。人大如何找准履职切入口、落脚点，助推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聚焦加快建设创新浙江精准发力。围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加强高等教育、人才引育、企业创新等方面立法，谋划实施一批监督项目和载体，助推基本建成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围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重点就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和未来产业科学布局等加强监督，助推基本建成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特别是要围绕“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抓紧制定人工智能促进综合性法规，围绕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医疗机器人、具身智能等新兴领域开展专门立法，每年有针对性开展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体系构建、核心产业发展和赋能千行百业等方面监督。

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精准发力。及时制定消费促进、服务业促进、创业投资、平台企业等方面法规，深化财政经济工作监督，加强对“千项万亿”等重大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的绩效监督，强化民营经济促进、民营企业发展促进、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数字经济促进等法律法规贯彻实施，督促推进消费转型升级，助推“经济大省挑大梁”。加快国际经贸合作促进等立法进程，强化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世界一流强港建设和“稳拓调优”等政策落实情况监督，助力打造高能级开放强省。

聚焦缩小“三大差距”精准发力。统筹抓好年度相关立法任务，加快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村经济合作社、城乡公共交通等立法修法进程，研究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等领域立法。紧扣省委“取得7个新突破”部署要求，深化“千万工程”监督，抓好国土空间规划、城镇社区建设更新等法规跟踪落实，加大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监督力度。围绕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城乡群众急难愁盼，滚动实施履职项目，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聚焦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精准发力。锚定“五个新高地”战略目标和“文化+科技”“文化+旅游”“文化+民生”等改革创新举措，谋划制定网络知识产权、数据交易等专项法规，推动旅游、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等法律法规贯彻实施， 加强对文化数字贸易平台建设、自媒体平台发展促进、文化类资金使用等方面监督，不断激发我省文化创新活力。

聚焦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精准发力。加快推进河湖保护治理、海洋环境保护、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方面立法，及时跟进全国人大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进程， 提前谋划相关法规立改废工作。做深做实生态文明建设情况报告制度。每年检查生态环保领域重点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特别是对绿色低碳转型促进、土壤污染防治等法规，加大检查力度，督促解决“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推进更高水平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是人大的主责主业。未来五年，如何助推更高水平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

“矩阵式”强化宪法宣传教育。抓住法治浙江建设20周年、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等重要节点，把宪法宣传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严格落实宪法宣誓制度，扩大宣誓范围，各级人大代表当选后由选举单位或选区及时组织宪法宣誓。统筹安排全省人大系统国家宪法日活动，创新宣传教育载体，集中开展宪法宣传教育。发挥杭州“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独特资源优势和引领作用，构建多点融合并进、线上线下联动的阵地体系。

“体系化”推进执法检查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对现行有效法律法规实施情况进行梳理分析，编制执法检查规划，明确一届内执法检查重点项目、组织实施主体、大致时间安排等。编制年度监督工作计划，统筹安排、滚动实施执法检查规划确定的项目，增强执法检查系统性、针对性、实效性。深入贯彻修改后的监督法和修订后的我省监督条例，更多采取联动执法检查、协同执法检查、委托执法检查等方式；常委会每年有重点组织跟踪检查1至2项，同时委托专门（工作）委员会组织跟踪检查，加大执法检查的力度和频次。认真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和我省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健全审查衔接联动机制，推进县乡（街道）审查工作提质增效，迭代升级省人大备案审查数字化应用，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听取政府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维护国家法治统一。

“全方位”推动依法行政。完善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制度，将政府垂直管理部门、派出机构纳入报告范围，实现一届任期内政府组成部门、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口头报告依法履职情况全覆盖。规范提升各级人大评议工作， 每年有计划、分重点地选择若干政府部门开展工作评议或针对某方面工作开展专项工作评议，优化评议流程，促进政府相关部门提升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加强对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和我省相关法规实施情况检查，推动解决一批执法领域突出问题。

“机制化”加强监察工作监督和司法监督。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家监委统一部署，稳妥有序推进监察工作监督。健全司法监督工作机制，坚持“小切口”“小快灵”选准议题，综合运用执法检查、专题询问、特定问题调查等方式，加大监督力度，提升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总结推广市县两级人大开展“两官”履职评议实践做法，出台指导性文件，规范评议内容和工作程序，促进法官、检察官依法履职、公正司法。

高水平体系化推进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十五五”时期如何高水平体系化推进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把握“两组关系”。即把握好党的领导与人大履职的关系，把握好民主与法治的关系，明确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原则要求。

突出“三大主体”。充分保障公民民主权利，拓宽公民知情知政渠道，完善群众参与人大协商、立法协商机制，常态化推进代表向原选区选民或原选举单位报告履职情况。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严把代表“入口关”，提高基层一线、“三新组织”从业人员代表比例；坚持和完善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与列席代表座谈等机制，扩大代表进站联系群众的频次，深入开展“双岗建功” 主题活动，探索代表在本行政区域内跨原选举单位开展调研视察，提好办好督好代表议案建议。充分履行人大法定职责，健全公众参与立法意见征求、采纳反馈、论证咨询和重大立法问题协调等工作机制，综合运用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网络调研、第三方评估等形式开展监督，深化基层人大“四主八好”规范化建设。

抓好“四个架构”。构建丰富畅通的平台架构，优化完善代表联络站、基层立法联系点、财经工作基层联系点建设，总结推广参与式预算、代表亮身份、民情直通车等基层创新成果。构建全链条闭环的运行架构，在会议议决、活动

实施、代表履职等过程中，健全民情民意收集广泛、分类处理、反馈及时、跟踪问效的工作机制，形成民情民意“收集—处理—反馈—监督”工作闭环。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估架构，让人民群众成为评估主体，重点围绕选民参选率、代表走访选民频率、代表建议反映问题解决率、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满意率、“两码”使用率等方面制定评估指标体系，探索形成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年度评估报告。

强化“两项创新”。加强理论研究创新，深化前瞻性、应用性研究，讲清楚全过程人民民主规律特点和优势功效，特别是聚焦人大运行效能、群众参与质量等重点领域的难点堵点问题，组织研究攻关。加强法规制度创新，加快制定人民建议征集工作、代表联络站规范化数字化、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等法规， 依法保障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强化对村委会组织法、居委会组织法、劳动法、工会法及我省相关实施办法、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等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适时启动修法程序。

同时，要健全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机制，主要包括党委领导、人大落实工作机制，与其他民主平台贯通机制，以及数智赋能机制和宣传机制等。

创新拓展人大履职的深度和广度

未来五年，如何创造性做好立法、监督、决定等各项工作，全面提升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

“一盘棋”提升立法质量和效率。完善立法工作格局，进一步明确细化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任务要求。省委和设区的市党委坚持每届召开一次立法工作会议、出台立法工作意见等做法，进一步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人大主导的“1+X”立法工作制度体系，推进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法规草案常态化，健全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挂钩联系法规项目制度。政府及其部门要加大法规草案起草和调研论证力度，提请的法规草案应当经过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审议。

“全链条”增强监督刚性和实效。严格落实“六化两提升”监督全流程工作机制，确保每项监督议题形成闭环机制、取得实效。立足依靠党委领导推动， 建立健全向同级党委专题汇报监督中发现重大问题制度。立足增强监督时效， 建立健全调研检查中发现问题即时交办、整改销账机制。立足形成监督合力， 全面推行人大监督与纪检监察、行政、司法、舆论等监督贯通协调，更好发挥人大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优势。

“常态化”做实讨论决定工作。各级人大要因地制宜、因时应变完善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或办法，对重大事项范围作出进一步界定。“一府一委两院” 要建立提交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清单制度。健全党委、人大、政府定期沟通协调机制。完善人大常委会年度决定工作计划制定和实施机制，专门委员会要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主动提出重大事项决定相关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急需、人民群众高度关注或突发性公共事件，立法时机尚未成熟的，可应时作出决议决定予以回应，发挥决定权行使的“短平快”优势。

“品牌化”推动基层创新实践。引导各地在全面提升人大工作质量水平的基础上，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工作品牌；设区的市要加强统筹指导，及时总结提炼本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好做法好经验，形成品牌的集束效应；省人大要加大总结宣传推广力度，及时将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制度规范，为基层创新实践提供法规政策保障。坚持人大集体行使职权和个体履职主动性相结合，在全省范围内建立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人大常委会会议召开期间代表、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意见建议及时答复机制，确保更好为民履职、发挥作用。

以“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履职工作保障

“四个机关”既是人大及其常委会加强自身建设的目标方向，也是依法履职、做好工作的明确要求。在这方面如何着力？

着力推进党建统领全域覆盖。发挥人大常委会党组建设引领作用，纵深推进机关党组、专（工）委分党组以及机关党委、各支部建设。健全常委会党组每年听取机关党组和专（工）委分党组工作情况汇报制度，压紧压实党建责任体系和工作链条。巩固拓展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和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深化打造清廉机关模范机关。

着力推进结构优化配齐配强。以换届选举为契机，进一步优化人大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年龄、专业和知识结构。落实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至少三分之一能在换届时连任，担任人大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般能干满一届” 的规定，确保人大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重视解决市县两级人大常委会和乡镇人大（人大街道工委）力量不足、专职不专等问题。落实中发〔2021〕39号文件要求，适当增加人大机关编制，配强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工作力量。

着力推进制度集成执行有力。总结提升立法“1+X”、监督“六化两提升”、代表“四建设两提高”、基层人大“四主八好”、全过程人民民主“2342”实践路径、决定工作“464”体系等制度机制。探索建立监督领域论证、听证、评

估等制度。加强专门委员会制度建设。加强制度执行和督促落实，适时开展制度清理规范，确保各项制度用起来、活起来。

着力推进数智赋能高效协同。建成覆盖各相关领域特色业务专题数据库， 推动实现与政务、司法等各类应用场景数据互联互通，在覆盖面、使用率、活跃度上再突破。加快开发和应用人大AI智能助手和数据智能分析平台，让人工智能成为赋能人大工作的新引擎。

着力推进干事创业队伍过硬。大力弘扬“六干”作风，加强人大干部能力建设，完善干部“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强化实干实绩鲜明导向，健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引导人大干部树立争先意识、前列意识，营造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浓厚氛围。

“苏超”：推进城市文化建设的一记“好球”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联合调研组

（2025年11月16日）

11月1日晚，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比过年还热闹，2025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以下简称“苏超”）决赛在这里举行，在现场62329名球迷的见证下，泰州队战胜南通队夺得冠军。从不温不火到一票难求、从球迷自嗨到城市狂欢、从业余赛事到文化IP，今年5月以来“苏超”火爆出圈，成为全国关注的赛事话题、全网热议的传播现象、全民参与的文化盛事。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的本质和基石在于文化，文化兴盛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和追求。没有城市文化的繁荣兴盛，就不可能有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更不可能形成强大的城市竞争力和影响力。“苏超”以赛事为媒、文化为核，通过一只足球转动一座城市、一场赛事绽放文明风貌，为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推进城市文化建设，涵育市民文明素养，增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力量，进行了有益探索。

“苏超”如何进一步激活城市文化？

城市文化建设，离不开市民广泛参与和群众实践。体育运动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承载和传播文化价值，是城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江苏，城市因“苏超”而沸腾。据统计，“苏超”176天、85场比赛，场均现场观赛人数2.86 万人，累计吸引超243万人现场观赛，抖音、微博等平台“苏超”相关话题累计点击量达1041亿次。“苏超”以全新的理念和实践，在城市文化建设中掀起了一股“足球旋风”。

搭建了城市文化建设崭新平台。大型群众性体育赛事不仅是竞技的舞台， 也是文化交流的舞台，更是主办城市展示城市实力、自然景观、人文历史的窗口。“苏超”开赛以来，极大浓厚了全民足球氛围，球场上65%的球员是来自各行各业、多个年龄段的足球爱好者；看台上不仅有年轻观众，还有几岁的幼儿、七八十岁的老人，80%的观众是不懂“越位”为何物的新晋球迷。广大群众跟着赛程看“苏超”，茶余饭后谈“苏超”，为运动员的拼搏精神鼓与呼，为城市荣誉而呐喊，精神状态、精神面貌更加昂扬向上。主流媒体通过图文报道、VR 直播、无人机航拍等手段高频呈现赛事进程，同步展示城市的文化地标、民俗活动、非遗技艺等资源，形成“赛事+文化”的叠加传播效应。大众体育赛事为

推进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了新思路、新渠道、新抓手，赛事举办期间的社会关注度、市民的体育热情、围绕赛事创作的文艺作品，以及体育盛会对市民精气神的提升等，都极大促进城市文化建设。

点燃了城市文化建设强劲动能。体育赛事是提升城市文化知名度与美誉度的优质文化沟通载体，对文旅消费具有很强的撬动作用。体育赛事的成功举办及配套的文化活动能够吸引各地大量游客，加速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带动文化消费场景创新，形成“赛事场馆—文化街区—旅游景区”的联动发展格局。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负责同志介绍说：“‘苏超’把日益增长的赛事流量转化为范围更大的消费增量，其流量转化的背后就是文旅体商的深度融合。”短短几个月时间，江苏以赛事为纽带，完善“赛事引流—文旅变现—发展升级”机制， 先后推出5大类50多条跨区域主题旅游线路产品，配套举办2800余项特色活动。全省充分用好“一张票根”的长尾效应，以“小票根”串起“大文旅”，推出景区首道门票免费等优惠措施1800多项和便民服务近500项，全方位打造“看球

+出游”、“看球+美食”等多重沉浸式体验，让球赛“曲终人不散”。据统计， “苏超”期间全省纳入监测的文旅场所共接待游客5.18亿人次，游客消费总额达2279.81亿元。“苏超”把特色文旅活动融入赛场内外，让文旅消费持续欣欣向荣，城市文化建设更具澎湃活力。

丰富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体育在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大型群众性体育赛事营造了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公共文化空间，聚合了大量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活动， 让众多参与者不仅收获竞技的乐趣，更感受到城市的温暖与文化的魅力，感受到阳光、健康、激情、活力，有效释放社会情绪压力。作为有别于职业赛事的群众性足球联赛，“苏超”将竞技体育的精彩角逐升华为城市文化的生动表达， 营造的是“快乐足球”氛围，呈现的是“百姓节日”盛况。比如，苏州赛区在开场环节安排“江南四大才子”创意表演，连云港赛区以海鲜美食、西游文化、智能互动工具、文旅体商联动机制等将体育与地域特色无缝融合，扬州赛区设置“非遗市集”，等等。整个赛季，“苏超”上演了一幕幕“造梗”、“玩梗”、“斗诗”、“斗歌”的场景。许多网友表示，“苏超”几乎承包了这个夏天所有的快乐。扬州市体育局一位同志对此深有感触：“赛事期间，大屏喊话、K歌斗诗，让更多民众变身为互动内容的共创者，在体育精神与娱乐精神的双重带动下，城市活力显著提升。”“苏超”观照人们的精神需要、文化需求和情感

体验，在共情共鸣、带来快乐的同时赋予人们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成为群众参与其中、乐在其中的文化盛宴。

“苏超”在哪些方面创新城市文化？

城市文化是城市现代化的根基，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提升城市现代化水平，需要在继承和发展历史文化的基础上，促进城市文化不断推陈出新， 提升城市文化内涵。“苏超”创新城市文化表达，将体育运动变身为城市文化建设的鲜活载体，城市荣耀升华为对城市精神的广泛认同，澎湃“流量”转化为推进城市文化建设的宝贵“留量”，在体育叙事与城市叙事的交融中重构江苏城市文化软实力的生成逻辑与表达形态，持续壮大主流价值的影响力，培育与时偕行的文明风尚。

塑造城市精神。城市精神厚植于历史演进的文化积淀，融通于城市发展的时代要求，形塑于烟火升腾的百姓生活，对内能够凝聚城市人心，对外可以树立城市形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体育运动对人们精神面貌的重要作用，早在福建工作时就深刻阐明，体育工作“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凝聚民族精神奋发向上的事业”。“苏超”作为顶流赛事、文化盛事，展现出热爱生活、勇敢追梦，团结友爱、守望相助，顽强拼搏、百折不挠的精神。许多网友说，在“苏超”赛场上，没有躺平，唯有真刀真枪的拼搏；没有懈怠，只有你追我赶的拼抢。这种精神，以一场场赛事、一次次文化传播，深度融入城市精神肌理，塑造了积极向上的城市精神内核，实现文化软实力从“形态建设” 到“内涵提升”的全面进步。对一座城市来讲，可见的是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 可感的是精神的拔节生长，需要提炼具有引领力、感召力、传播力的精神标识， 用城市精神塑造城市鲜明形象、打造城市特色品牌，以精神高度彰显文化力量， 以精神刻度标注美好生活，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增进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回答的是个人或群体如何从文化身份上界定自身、标识自我，是对自身能否归属于某个文化集体的认知判断、情感联结、价值认可。同时，文化认同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不同群体的文化认同体现方式是不一样的。体育赛事是强化城市文化认同与凝聚力的重要纽带，在其举办过程中，城市文化特色通过多元载体深度呈现，激发市民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形成文化向心力的聚合效应，人们通过增进地域城市文化认同进而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苏超”为城市文化提供沉浸式展示场域， 历史文脉、非遗文化、民俗风情等元素通过队徽、球衣设计以及赛事口号、中

场表演、配套活动等得到立体呈现，既保留了城市特色，又通过赛事实现文化展示展演，强化了文化认同的集体记忆。同时，赛事成功举办所带来的城市荣誉感，有效激发市民的文化自豪感与归属感。在“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 的足球竞技和文化氛围中，江苏“十三太保”经历了一次由文化符号与城市形象重新编码所带来的认同嬗变，实现了“文化展示—情感共鸣—实践参与”的良性互动，进一步筑牢了城市文化凝聚力的根基。

涵养文明新风。城市是文明的“容器”、道德的“熔炉”。城市文明既体现为城市外在的颜值与形象，也彰显出城市内在的气质与风骨。2025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提高市民文明素质”。“苏超”是城市文明的实践场，从球员到球迷、场内到场外、线上到线下，合演一场全民共振的“文明接力赛”，不仅有“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也有“比赛第一，文明并列第一”。场均几万名观众按票入座、礼貌观赛、有序助威、丝滑散场，离场时带走垃圾、分类投放，实现“无论输或赢， 人走场干净”的“无痕观赛”，主客队球员相互关爱、球迷相互加油，展示向上向善、开放包容的时代风貌。任何时候，城市文明都不只在于摩天大楼的高度，更在于市民日常生活的温度。一言一行皆风景，一举一动见文明。城市文明建设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融入日常、践于平常，让人民群众成为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的主体，着力形成与现代化相匹配的文明规范、文明秩序、文明伦理、文明形象，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文明力量。

激发文化创造。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动力源和增长极作用， 是各类要素高效流通的关键枢纽，也是最具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沃土。看一座城市的文化建设，关键是看创新创造的活跃度，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推动城市文化繁荣的必然要求。“苏超”为文化创意提供广阔舞台，从创新竞赛组织、商业合作、文旅融合与志愿服务，到积极运用数字化技术，开发更多契合观众需求与赛事情绪的产品，将单纯的“观看比赛”升级为全方位的“参与赛事”， 构建了一个有温度、高黏性的品牌生态，实现从现象级“爆款”到“经典IP” 的跨越，演绎出一城一故事、一城一精神的文化景观。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需要立足新时代伟大实践、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以系统思维催生文化供给的新群体、新组织、新模式，以互联网思维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同向同行，让一切创新创造源泉充分涌流，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苏超”对城市文化建设有什么启示？

新时代以来，我国城市文化建设成就显著，同时也面临诸多新情况新问题， 比如，一些城市重硬件、轻软件，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场馆，但缺乏优质文化内容和有效组织，导致文化空间和文化服务供给不足，文化成为城市活动的“悬浮物”；一些城市文化认同度、公众参与度不足，群众成为文化活动的“旁观者”；等等。2025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赓续、治理增效”。落实“ ”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要求，建设人民满意的城市，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苏超的火爆出圈及其引发的诸多文化现象、产生的跨界连锁效应，为推进新时代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了深刻启示。

城市文化建设要适应新的时代特征，满足群众新的文化需求。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新时代城市文化建设关键要提升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呈现新特征新要求，人民对于优美人文环境、优质文化服务、优质文化活动的期待更为迫切，日益呈现多样化、多层次、个性化的特点。“苏超”的成功，就在于顺应新时代群众对健康生活、多元文化、参与体验的新需求，敏锐地捕捉到了人们对文化认同、社会交往、情绪价值的强烈渴望，将传统体育项目与现代传播手段、时尚元素、休闲生活方式相结合， 提供的文化产品更加符合当代审美、契合群众需要。深入推进新时代城市文化建设，要坚持需求导向，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深入挖掘地方历史文化、地域特色资源，适应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打造具有独特魅力、能与人民群众产生“灵魂链接”的城市文化产品，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城市文化建设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激发群众参与热情。城市是居民生活共同体，居民是城市文化活动的主体。广大居民以各自的智慧和能力，在各自的工作和生活中不断创造出新的城市文化成果，体现城市生活的各种观念和感受。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应当更加注重以人为本，让人民群众共建共享。“苏超”被誉为“人民的足球”，倡导“全民参与+城市荣誉”，没有鲜亮的明星代言，没有巨额的出场费和广告赞助，没有高昂的票价门槛，把参与其中的经济

成本、时间成本、情绪成本都降到了普通群众完全能接受的程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深入推进新时代城市文化建设，关键要坚持着眼于人、落脚于人，让群众自己“点菜”、自己“下厨”、自己“品尝”，把群众的文化智慧激发出来、文化潜能释放出来，让城市文化在人民群众更积极的文化参与、更主动的文化创造中生根发芽、永葆生机。

城市文化建设要与经济社会发展互促共赢，实现双向奔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既是重要目的，也是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从一些发达地区的发展实践看，现代化程度越高， 文化发展要求就越高，文化对发展的贡献度也越高。“苏超”是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2024年江苏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3万亿元，各地市发展相对均衡，基础设施完善，社会治理有效。正是基于这种现实条件，“苏超” 得以成功举办，同时为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注入新动能。特别是持续把文化作为一种复合型创新要素融入经济活动，既有13座城市“各美其美”的文化张扬，也有“美美与共”的经济互荣；既有对人文禀赋的坚守，也有对现代经济的拥抱，诠释了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向奔赴，堪称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生动样板。深入推进新时代城市文化建设，要统筹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将文化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在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同时，更好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让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城市文化建设要形成合力，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共建。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有更加自觉的文化建设，还要有更高效能的文化治理。新时代城市文化建设必须强化系统观念，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调动各方面资源和力量，注重综合施策，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苏超”将政府引导、市场发力、社会参与高效协同，政府积极做好顶层设计、政策支持、平台搭建和秩序维护， 媒体、企业等通过直播、文创、传播等方式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俱乐部、社区志愿者团队等积极做好公共服务，打出一套“组合拳”，汇聚起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序社会的强大合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城市文化建设，需要进一步创新制度机制、拓展渠道载体，更好把各方面活力激发出来、把各方面力量拧成一股绳，全面提升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

2025年“苏超”已经落幕，然而终场哨响并不意味着赛事的结束。“江苏

13市，友谊1314” ，那些奔跑的身影、震天的呐喊、飞扬的激情，深深刻进每个人的记忆。这一深受群众喜爱的赛事早已超出了单纯的体育范畴，展现了有

力量的群众参与、有味道的文化互动、有温度的城市认同，成为一记推进城市文化建设的“好球”。

余村调查

浙江省委党校联合调研组

（2025年11月1日）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来到湖州市安吉县余村考察，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为余村发展指明了方向。20年来，余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发展之路，成为全国文明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国家4A级景区以及首批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近期，调研组深入余村蹲点调研两个多月，与县镇村三级党政干部、经营户、入乡青年等访谈交流，实地走访全村280余户村民家庭，了解余村发展路径、探寻余村成功密码。

一、余村之变

余村三面环山，村域面积4.86平方公里，拥有耕地约580亩、竹林约5200亩。余村移民占比较高，全村当前1100多名常住人口，姓氏多达114个，多元的人口结构塑造了村民开放包容的性格和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2005年时的余村，正处于从矿山经济转型的阵痛中，集体经济收入从20世纪90年代高峰时近300万元滑落至2004年的20余万元，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当年习近平同志亲临考察后， 余村坚定走产业转型发展新路，20年来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发生了精彩蝶变。

生态环境从污染矿区转变为远近闻名的风景区。20年前的余村，矿山连年开采蚕食着竹海，水泥厂排出的浓烟弥漫着整个村庄。村党支部原书记鲍新民回忆道：“那时在外面走上一圈，脸上、身上都是灰。污水流到土地里，庄稼都种不起来。”20年后的余村已成为一个热门景区，整个村庄满目苍翠，呈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目前余村饮用水、地表水水质达标率保持100%，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约360天，森林植被覆盖率达90%以上，平均每天有3300多名游客，高峰时超万人。村民周洪法表示，山林保护好了，野生动物慢慢多了起来，白鹭、黑水鸡都回来了。

主导产业从较为单一的矿山经济转变为农文商旅的多元经济融合。余村过去产业以矿山、水泥厂为主，结构单一，缺乏后劲。如今，民宿、主题咖啡、音乐酒吧、生态农场等新业态蓬勃发展，形成了融现代农业、文化创意、旅游

康养于一体的新型乡村生态经济。2024年余村共接待游客12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约6000万元，其中村民农家乐、民宿、漂流、农场、研学等收入约4500万元。一家民宿的主人葛元德曾经在矿山搬运石头，如今爱上了石雕，在家里同时经营石雕工艺品，“以前在矿山比的是力气，现在比的是创意”。同时，游客结构也正悄然变化。叶家烧饼的叶杭告诉调研组：“以前是党政团、老年团多， 现在散客多了起来，包括外国朋友。他们逗留的时间更长，消费也更多。”

百姓生活从外出务工谋生转变为就近安居创业致富。余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05年的几十万元增长至2024年的2205万元，村民人均收入从不足万元跃升至

7.4万元。公共设施全面升级，家家户户用上了管道天然气，93%的家庭住进独门独院的“乡村别院”，住房翻新比例超过54%，村里组建了舞龙队、腰鼓队、地掷球队等群众性文体队伍。随着村庄环境改善和创业机会增多，一些曾外出打拼的村民陆续返乡创业。胡青法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到宁波做生意，2016年回乡将自家房屋改造成“青之恋舍”民宿，民宿拥有7间客房，加上销售舅舅家的安吉白茶，年收入可达50万元左右。他妻子随后在村里开起全村第一家咖啡店，孩子也回到安吉上学，一家人其乐融融。胡青法感慨：“家乡有活干，谁愿意外出奔波？况且家里还有老人需要照顾。”

发展特征从相对封闭的自主开发转变为开放共享的协同共富。20多年前， 余村约80%的劳动力集中在矿山和水泥厂，土地、人才等发展要素基本依靠内部循环。当时村干部曾总结：“村里没有暴发户，也没有困难户。”然而，这种建立在资源消耗基础上的均衡，终究是脆弱和不可持续的，相关部门指出这是“低水平的共同富裕”，并勉励余村干部要“带头致富、带领致富”。如今， 余村正探索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路径。对内推行专业化运营，将景区整体委托给国有专业公司，实现生态资源价值最大化和村民利益共享。对外进行片区化联动，联合周边村庄共建共享基础设施、共谋产业发展，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区域共富新格局。

二、变的密码

余村用20年时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变革，调研组分析发现，这场变革本质上是一场观念转变、利益共享、机制建立的系统性重塑。

（一）从观念转变开始破题

告别赖以致富的矿山，对余村村民而言是一场涉及利益调整的思想挣扎。对矿山资源的不可再生性，村民们早已有朴素认识。而环境恶化与安全事故频

发，更促使他们反思矿山经济的可持续性。当年矿山上先后有6位工人不幸遇难， 数十人受伤。但“关停矿山等于断了财路”，村民即便有转型意识，也难以达成共识。

2002年，习近平同志刚到浙江工作就高度重视环保工作，不久提出“八八战略”，其中就包括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2003年，习近平同志亲自部署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余村成为天荒坪镇第一家示范村， 并参加安吉县的“双十村示范、双百村整治”工程。2003年夏天的一个早上， 经村党支部提议，余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关停水泥厂和矿山，村民代表争论十分激烈，最终以微弱多数通过决议。2005年3月底，余村关停了全部矿山， 迈出了向生态经济转型的关键一步。

然而出路在哪里？生态旅游究竟怎么干？能不能成功？余村人依然心里没底。在众人彷徨之际，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2005年8月15日到余村考察， 充分肯定了村民下决心停掉矿山是“高明之举”，并深刻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实际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番话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困惑中的余村人前进方向，让他们“从此定了心”。

余村转型之路并非坦途。关闭矿山后，一些村民外出发展，更多的村民则利用本地竹林资源生产竹筷子、竹凉席、竹牙签等产品，鼎盛时全村有48家小微企业和小作坊。但竹筷子等产品利润不高，村里第一家开办筷子厂的赵水根说，一双筷子只挣1厘4毫到1厘6毫，只能靠走量，而且竹子拉丝产生粉尘、噪声污染。“浸泡双氧水的工人的头发和手臂毛都被熏黄了，连运筷子的司机也不敢跑了。”赵水根于是将自己家的房子改造成了民宿，加入了发展旅游产业的行列。

关闭矿山后发展旅游取得成功的案例，进一步激发了全村的发展信心。随着浙江“千万工程”的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持续深化，环境不断改善，游客也逐渐多了起来。2006年，村民潘春林果断投入近60万元升级农家乐，当时村民并不看好他的农家乐，很多人认为他这个钱是砸冷水洞了。但潘春林的农家乐客人越来越多，随后他又创办旅行社和文化公司，事业越做越大。当村民们看到潘春林年入十几万元，真切感受到生态经济的潜力与魅力，又逢县里大力鼓励，都纷纷投身民宿、农家乐产业。此后，余村将旧厂房全部拆除，通过“三改一拆”、“五水共治”清理了大量违章建筑，并进行复耕复绿。村庄漂亮了

如何变钱？余村随即开始创建打造开放式景区，让老百姓家家户户开农家乐能挣钱。

2015年余村计划申报国家3A景区，游客开始爆发性增长，这使全体村民们走绿色发展之路的信念更加坚定。

（二）把利益共享作为发展之本

余村转型发展的成功，还得益于构建了一个公平、可持续、全民共享的利益分配体系。在村内资源利益分配方面，余村创新推出“基础共享+品牌增值”， 推动资源从单一利用向价值倍增跃升。在对外资源共享方面，余村实行片区组团发展，在联动发展中不断推进共同富裕。

对于村集体有形资源资产，余村实行“两入股三收益”。“两入股”即资源、资产入股，村民将耕地、竹林等资源流转至村集体，村集体与村民以房屋、停车场等资产入股生态经济项目；“三收益”指村民由此获得股金、租金与薪金三重收入。比如，在“瀑布咖啡”等项目中可获得保底收益与利润分红，通过资产租赁获得租金，在景区等场所就业获得工资性收入。这些资源经村集体整合后，被二次流转至余村集团及安吉县“两山合作社”，确保村民持续分享“绿色效益”：耕地根据不同用途按每亩1200斤或800斤稻谷的市场价年结流转金；竹林按每吨毛竹400元至600元的标准两年一结；碳汇项目则为每位村民带来年均700元分红。全村参加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有225人，占参保总人数的57.1%。村党支部原书记潘文革回望余村发展经过不无感慨，经济发展了，婆媳关系、兄弟关系都好了，村民矛盾大幅减少，家庭焕发出新气象，乡村洋溢着好风尚。

对于村集体无形资产，余村积极探索品牌增值路径。余村通过品牌运营、资源入股等方式实现多元价值转化。以“共富超市”一号店为例，该店依托余村每年120多万人次的客流，采用“品牌授权+利润分成”方式，稳定获取品牌使用费和利润分红，其中品牌使用费每年达25万元。这一成功经验迅速向林下经济、生态研学等领域延伸。正如余村现任党支部书记汪玉成所言：“我们在努力让‘余村’这个品牌，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

余村良好的生态环境正转化为丰厚的发展红利。通过自主经营民宿、农家乐等业态，村民共享了这份生态价值，创业活力得到充分释放。目前，余村已发展35家民宿农家乐，2024年全村民宿农家乐接待游客逾15万人次，实现营业总收入2900余万元。

余村面积仅4.86平方公里，发展空间有限。为满足每年120多万游客的多样需求，余村积极探索片区组团发展机制，联合周边23个行政村实行统一规划、整体开发，共同打造“大余村”片区。余村村委委员唐继龙向调研组反映：“2020年以来，余村有好几个项目因为用地局限问题没法落地。比如，有个规划用地100来亩的康养项目，因为土地审批不下来就放弃了。”而片区组团发展有效破解了这类资源瓶颈，“云上天路”便是一个成功范例，该索道将“云上草原” 和“余村”两大年游客量超百万的核心景区相连，使通行时间从1小时缩短至25 分钟，促进了两大景区游客双向导流。

（三）把建立长效机制作为发展之基

20年来，余村逐步建立起一套长效运行机制，把生态保护、产业发展、青年入乡和村庄治理都纳入各项工作中，让绿色发展真正落到实处。

生态优势是余村最大的优势，余村坚持生态立村，不断完善生态保护机制。制订《中国美丽乡村建设余村方案》、《余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示范区村庄规划》等科学规划，为村庄划定生态保护“硬边界”。余村依托“千万工程”，借助“全国美丽宜居示范村”等评审活动，不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当过两届村妇女主任的张文学告诉调研组：“那时开始搞‘小康示范村’，村里引导村民在公共场所把垃圾统一放进垃圾桶，生态环境实现很大转变。”

产业是村庄发展的根基，余村坚持产业兴村，建立绿色产业招引机制。引进云梯科技、“邻汇吧”、“小象出行”等绿色科技企业，这些企业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动百姓就业增收。此外，通过场地补贴等机制吸引“全球合伙人”，已有28个文创、研学类项目落地，2024年实现营收2000余万元。其中，安吉文益社旅游服务有限公司开设了“青年在村生活”灵感便利店及“兜内”咖啡店，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主理人李然表示，“我们将余村当成窗口，把品牌推广到全国各地”。从营收数据到来访游客，调研组切身感受到余村绿色发展的脉动活力。

青年是乡村产业发展的生力军，安吉县把招引青年作为重点工作，不断优化青年入乡创新创业机制。安吉县建立青年集聚创业体系，为青年提供“来安有岗、就业有助、工作有伴、共有住房”的一站式暖心服务。近3年，安吉县已与110多所高校建立合作，落地900多个青创项目，累计招引4.9万名青年。余村是安吉县集聚创业体系建设的生动样板，其核心项目“青来集”作为全国首个乡村青年人才社区，已吸引1200多名青年常态化入驻、创业就业。被“青来集”

吸引来的卓力力在附近开设了OKKA乡野骑行社，有的周末能吸引200多名城市骑友。

有效的社会治理机制是村庄发展的保障。余村通过党建引领，把民主、法治、德治和智慧治理结合起来。村民阮明星对调研组说：“村庄要发展，党支部和书记很关键很要紧。”余村发挥党组织核心引领作用，推行“三步骤”工作法，即村“两委”以民主恳谈会的形式，征求村民小组代表的意见；村“两委”根据代表意见，研究提出解决方案；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解决方案并负责落实。此外，余村注重以文化人、以德润心，同时强化数字赋能，建成全省首个村级社会治理综合指挥室。

三、变的启示

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这里，看到余村的变化，他十分欣慰地说：“余村现在取得的成绩证明，绿色发展的路子是正确的，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余村20年来的成功实践，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伟力，也为我国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宝贵经验启示。

生态环境是宝贵的资源财富，需不断拓宽生态价值转化通道。“最重要的是环境变好了”，一句朴实而真切的话语道出了村民对生态变迁的切身感受。余村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把田园变公园、把村庄变景区，催生出民宿、农家乐、生态农场等多元旅游业态，并带动林下经济、生态研学等绿色产业协同发展，使绿水青山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效益。余村的实践证明，绿水青山不再只是沉睡的自然景观，而是能支撑就业、带动增收、吸引投资的“幸福资本”。同时，进一步提升生态经济的普惠性，促进发展成果更加公平地共享，是未来推动绿色共富的着力点。

村庄规划是乡村发展的重要引领，需统筹布局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科学的规划能够引导村庄产业发展，实现土地等要素的集约利用，同步实现人居环境优化。余村在坚持规划总体方向的同时，注重结合发展阶段与产业趋势进行动态优化。2003年“千万工程”启动后，余村即规划了生态旅游区、生态工业区和生态居住区。2017年，余村将规划升级为“三区一环”，即生态旅游区、美丽宜居区、田园观光区和一条环村旅游线路，形成了整体协调的旅游景区村。余村的发展充分证明，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坚持规划先行，同时还要通过强有力的监督机制，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切实把规划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

产业兴村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支撑，需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名气大，

还要有活干”，村民们一句话反映了大家对工作和收入的关切。余村始终以产业为根基，通过培育文旅、创意等新业态，把颜值变产值、把流量变产量。同时，着力打造“余村”区域公共品牌，推动品牌化运营，使之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壮大集体经济的重要引擎。调研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乡村全面振兴，产业振兴是首要任务，各地应结合自身禀赋因地制宜发展产业，把握好开发与保护的辩证关系，做到取之有度、用之有节。

协同联动是拓展村庄空间的有效路径，需推动“重点村+周边村”片区化发展。单个村庄的土地、空间等要素有限，但地理相邻的村庄在资源、文化等方面具有天然的相似性与互补性。实行片区化发展，能发挥重点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强化“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轴功能，促进资源整合与利益共享。例如，“大余村”片区就成功放大了余村的品牌价值，使生态红利更具共享性与普惠性。在调研中我们深切感到，乡村全面振兴可依据地域特色划分片区， 促进村庄间协同发展。同时，要探索建立多元化利益分配模式，切实激发各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实现片区从“物理联合”迈向“化学融合”。

创新创业是激发乡村活力的重要源泉，需不断优化青年成长发展环境。“我们留住了‘绿’，也迎来了‘青’。”这是一句让调研组耳目一新的话。余村通过实施“全球合伙人”计划，实现了青年与乡村双向奔赴、彼此成就。青年入乡不仅给余村带来新理念、新技术，他们的生活需求也有效激活了农村闲置资源，衍生出咖啡馆、骑行俱乐部等多元生活场景和消费业态。乡村全面振兴离不开创业创新，离不开人才的振兴。面向未来，应着力完善青年创业扶持政策，构建创业成长生态，打造品质文化生活圈，让青年工作有舞台、生活有期待，从而持续为乡村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为例

中共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委党校 缪文静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各界的重视。学习运用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内涵与重大意义

基层治理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主要在农村乡镇、村和城市街道、社区层面，各类社会主体共同开展，服务基层大众、协调基层社会关系、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制度及其实践运作的总称[1]。

（一）基层治理是党长期执政的坚实力量支撑

我国有4万多个乡镇、街道、60万多个城乡社区①，14亿中国公民大多生活在基层，他们的烦心事、揪心事，各种诉求只有基层党组织能第一时间感知， 基层党组织和干部只有花大力气、与时俱进地把社区、乡村、各类人群组织起来、凝聚起来，共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给党的工作提供坚实可靠的力量增强党执政的底气。

（二）基层治理是“人民至上”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的发展不仅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还是社会发展的力量来源[2]。中国式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巨大的人口规模以及人民多样化的需求，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地方各级政府通过民意诉求、意见汇总、党政决策、基层施策、社会监督、人民评价这一民主流程，着力解决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难题， 这一创新治理模式充分彰显出众人的事情众人办、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谛，体现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

二、基层治理现代化面临的突出问题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社会转型面临着一系列的变革，一些隐藏于基层治理中的问题和矛盾正在不断地显现，尤其是我们受限于固有的认知和惯性思维，在基层治理中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治理理念滞后、治理手段不足、治理资源缺乏等一系列突出瓶颈。

（一）公共服务资源分配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

目前公共资源分配方面还存在短板。一是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城乡现代化建设进程的规划中，一些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滞后， 致使公共资源服务不到位，不能及时全面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元化需求。二是特殊群体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覆盖率较低。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大量的优质资源集聚到城市，相当部分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村地区各类资源紧缺。三是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经济欠发达地区对公共服务投入有限，导致公共服务质量不高、群众满意度较低，不足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求。

（二）公共管理权责分配不均，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深入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求各地政府不断转变职能，将管理方式由政府包揽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社会治理体系转变，尽力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协同、居民自治治理新模式[3]。然而，在基层治理现代化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党的基层组织弱化、边缘化的现象，一些政府的划地管理和垂直管理，使基层治理权责不清、上下联动不足、信息服务不畅通，居民的诉求意愿不能及时得到传递，社会组织协同治理和居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不高，导致基层治理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三）公众参与基层治理机制不完善，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十四五”规划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4]。目前公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基本制度、机制、意愿以及能力还存在不足。一是居民参与基层治理意愿不强。部分基层单位和干部在处理矛盾纠纷时， 行政化严重，没有厘清政府管理和群众自治关系，干涉过多，致使群众自治权不能得到充分体现，削弱了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二是基层民主协商制度不规范。协商事宜不能具体化，协商过程简单、流于形式，群众的参与度和规范化与民主协商制度要求存在差异，导致协商议题、协商结果无法转化为决策部署，出现“协而无果”现象。三是公众参与协商治理的能力不足。在城镇化进程中，有一部分城乡社区的居民以困难群体、留守老人、流动人口为主，他们缺乏对村组、社区基本情况的了解，缺乏沟通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众协商议事的效果。

三、以新时代“枫桥经验”赋能庆阳市西峰区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20世纪60年代，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创造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这一创新治理模式受到毛泽东的充分认可， 并要求在全国推广学习[5]5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批示精神，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深化“枫桥经验”，推动“枫桥经验” 在城乡社区、不同区域得以继承发展、落地生根。

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中，庆阳市西峰区坚持“聚焦服务抓党建，提升党建强治理”的总体思路，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书写了一个个基层治理的鲜活故事，架起了一座座党群连心桥。

（一）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根本驱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党组织担负着领导社区治理的重要职责，要把党的惠民政策宣传好，把社区居民和单位组织好，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5]51庆阳市西峰区兰州路街道育才路社区党组织经过对社区治理工作的深入思考和精准把握，以“聚焦服务抓党建，提升党建强治理”为主线，促进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互促互进，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一是突出组织联建，形成党建合力。社区按照“条块结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驻共建”的原则，由街道党委、社区党组织牵头，把隶属于不同系统、掌握不同资源的区域内党组织联系起来，成立社区“大党委”，定期召开党建联席会议，研究解决文明城市创建、社区治理、物业管理等问题，形成党建共同体。

二是突出党员联管，拓宽社区管理思路。社区对不同身份的党员分类管理， 对辖区内在职党员实行“双管”，对流动党员实行“托管”，对常驻退休党员实行“直管”，通过定期、不定期开展线上线下组织培训，让流动党员、行动不方便的党员参加到社区的主题党日活动中来，增强了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是突出活动联办，创立共建共享新模式。社区以党总支为核心，以居委会为主导，以居民为主体，扎实开展共建活动，联合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模式。

（二）坚持以创新治理为突破口

随着城市社会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传统的垂直管理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群众多样化需求，要求社区工作部署要有创新思维和创新方式。

一是坚持居民自治，使治理过程民主化。社区始终坚持民主协商理念，坚持有事就协商、遇事先协商的原则，组织“敲敲门”志愿服务小分队，上门了解居民需求，联合相关单位在小区楼院召开“楼院会”，共同协商解决辖区内疑难问题，使社区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二是实施多方共治，使治理主体多元化。社区采取“1+N”多方主体参与的社区协商治理模式，以社区为平台、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居委会为枢纽、社会组织为载体、党员志愿者为骨干，采取街道吹哨，部门报到，组织党员志愿者、区直部门、共建单位等多方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形成齐抓共管、凝心聚力、创建和美社区的强大合力。

三是网格化管理，使治理工作精细化。社区坚持“城区一张网、全员共建网、支部到网格、网格强治理”原则，将辖区划分为6个网格，配备专兼职网格员18名、楼栋长33名，确保社区居民事事有人管、时时有人问、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使社区治理工作更精细、更快捷；服务渠道更畅通、更到位。

（三）坚持以服务人民为落脚点

服务人民、造福人民是基层治理的核心任务。育才路社区紧紧围绕人民需求、回应人民关切，始终把服务居民、造福居民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是注重强化服务意识，当好暖心“小巷总理”。从与共建单位建立“大党委”到创新特色服务品牌，从网格精细化管理到对困难群众、独居老人、社区矫正人员等特殊人群走访，从环境卫生的整洁到对突发事件、安全隐患、矛盾纠纷排查，社区“小巷总理”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爱心温暖民心。

二是注重打造服务品牌，提高居民幸福指数。社区通过走访居民，推出“健康义诊”“寒暑假作业辅导班”“顺顺吧”“家庭教育”“阅读存折”“微心愿”等十大特色服务品牌，架起社区党组织与居民的连心桥，开启社情民意的直通车。

三是注重创新服务载体，提升社区温度。社区按照办公场所最小化，服务功能最大化的理念，拓展社区服务功能场所，设立“暖蜂”驿站，打造“沁心书吧”“静心自习室”“润心乐园”“雅心翰墨轩”“四心”服务功能区，让社区成为居民家门口的精神殿堂和读书爱好者的打卡地。

四、提升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对策研究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是提升社会治理有效性的基础。基层治理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采取系统

思维探索整体性解决方案。

（一）加强党对基层治理全面领导的思想指引

党的领导在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中起着总揽全局的作用，“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仅是我国政治体制所决定，也是基层治理优势的体现。

一是建强基层党组织。基层党组织不仅承担着发展地方经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任，而且要统筹和协调各方资源，回应群众需求、解决基层难题。江苏、华西等一些名村持续快速发展，长期繁荣和谐，靠的就是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和一批吴仁宝式的好书记。而一些乡村长期以来经济落后、管理混乱、干群关系紧张，甚至发生群体性事件，大都与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合格有直接关系。

二是突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党的基层组织主要工作就是进行社会动员， 把驻区单位、社会组织各方力量凝聚起来，调动各方积极性，发挥各方优势， 增强党建引领下基层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 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基层治理生动局面。

三是继续抓好行业协会商会党建工作。在行业协会商会中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将党建工作贯穿其中，明确党组织在行业协会商会治理结构中的权责，完善党建工作管理体制，创新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有效覆盖。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

人民群众既是基层治理的参与者，也是基层治理的受益者，基层治理取得的成效归根结底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上。

一要坚持问需于民，做好群众的“知心人”。基层治理就是要求基层党组织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所需所求，通过多方途径和工作方式，深入一线，全面了解辖区居民的心声，发现群众的诉求，解决群众的实际难题。

二要坚持问计于民，做好群众的“贴心人”。基层治理就是要求党员干部要向人民学习、拜人民为师，甘当小学生，真心倾听群众诉说、虚心请教意见、诚心接受批评，扑下身子在田间地头、在街道小巷获取活知识，学习真本领， 与人民群众一起治理基层。

三要坚持问计于民，做好群众的“暖心人”。基层治理就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站稳人民立场，把党的群众路线贯穿于基层治理全部活动，把为人民群众谋福利作为工作重点，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工作目标。

（三）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发展方向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一要坚持以自治激发治理活力。自治是基层治理的重要源头，充分依靠基层自治、民主协商这套“常态机制”来发挥作用，激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

二是坚持以法治强基固本。法治是基层治理的刚性力量，各乡镇（街道） 应设立法治机构，加强法治队伍建设，完善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积极宣传法律知识，引导基层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运用法律知识解决问题、化解矛盾。

三要坚持以德治化风成俗。德治是基层治理的主要支撑，要全面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有效发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作用，使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成为基层治理的名片。

五、结束语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6]。创新基层治理，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必须补足社会转型后基层服务功能不足这一短板，不断完善社会服务功能， 提升服务水平，解决基层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多元需求和复杂问题，紧扣我国国情，借鉴先进经验，创新治理模式，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长沙“五小虎”，何以强势崛起？ 长沙提振消费实践对合肥的经验启示

合肥日报联合调研组

（2025年11月14日）

消费，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当下，我国不少城市依靠火热的消费，迅速提升知名度和竞争力，轮番上演“逆袭”戏码。

在这场流量之争中，长沙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不是异军突起，而是长期妥妥地占据“C位”，常常在不紧不慢的节奏中，引领消费潮流。

有人说，长沙没有四季，只有旺季。这句话还有更有趣的具象化表达—— 据不完全统计，每天约百万片臭豆腐被市民游客送入口中；一年消耗的小龙虾相当于“吃掉一座岳麓山”；300多家茶颜悦色门店，高峰时单店一天能卖出奶茶4000多杯。

一座中部城市，何以烧旺了消费这把“火”？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本期“创新之问”聚焦长沙，试图解锁这座城市的消费密码。

一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长沙五一商圈与解放西路的人流逐渐变得摩肩接踵。网红龙虾馆的等位号突破千个；街头奶茶店依旧排着长龙；杜甫江阁的霓

虹灯下，乐队的歌声与年轻人的欢呼声此起彼伏这不是节假日的特写，只是一个寻常周末的真实写照。

有人的地方才有消费。去年，长沙接待游客2.15亿人次，同比增长10.53%； 今年国庆中秋假期，每天超百万人次走过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爆棚”的人气，在这片土地上点燃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是夜间经济。在长沙，日落从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夜经济狂欢的开场。

穿梭“湘”味十足的夜市江湖，从经典小吃到网红美食，每一口都能深深触动味蕾；走进晚间小剧场，在方言热梗中开怀大笑；打卡“超级文和友”， 在亮灯后的杜甫江阁来一组汉服旅拍烟火里的长沙，可谓“夜”态万千。最新数据显示，长沙夜间消费占全天消费额的60%，位居全国前列，带动超过100万人就业，并连续三年入选“中国城市夜经济影响力十强”。

第二把火是新消费品牌。新消费是长沙提振消费的一大亮点，其中最令人耳目一新的莫过于集体“出圈”的新消费品牌。

斑驳的霓虹灯、老式理发店、街边录像厅通过复刻上世纪80年代的老长沙街巷，文和友运用“废墟美学”的视觉与空间叙事，成功唤起一代人的怀旧情结，日均翻台率高达8次，年客流量突破千万人次，成为当之无愧的“现象级城市IP”。

除了文和友的市井烟火，还有茶颜悦色的国风美学、安克创新的全球突围、水羊集团的数字化美妆生态、鸣鸣很忙的零食新势力。在不同赛道，长沙新消费“五小虎”都是顶流。

“头部”在前，一众新消费品牌也随之涌现。目前，总数已达143个，分布在餐饮、零售、美妆、休闲娱乐、体育、跨境电商、生活服务、原创设计师品牌等行业领域，“圈粉”无数年轻人。

第三把火是首发经济。从人气手办的第一家门店，到热门IP的第一个展览， 再到时尚潮牌的第一场秀，首发场景已经成为当前消费市场的“流量密码”。

“首发经济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多元、个性化的选择，也促进了商业的创新与升级。”长沙市商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长沙联动首店、首发、首展、首秀共振发展，着力打造首发经济生态圈，燃动消费新引擎。

目前，全市已引进美团小象超市湖南首店等95家高品质首店，万象城DUCKY 艺术展等全国首展吸引客流超200万人次，助推长沙跻身全国首店密度前十城市。

从白昼到夜晚，长沙消费活力满满。点亮夜色的“夜经济”、破圈生长的“新品牌”、引领潮流的“首发经济”，共同构筑起一个全天候、全时段、全业态的消费新生态。

二

长沙消费这把“火”，不是今天才燃起来的。

早在百年前，长沙街上便是“万盏明灯、灿烂炳焕”的热闹景象。时至今日，这份积淀已久的消费生命力更是蓬勃迸发，整座城市升腾着浓郁的烟火气。这背后，是一个“天赋型选手”的持续努力。

眼下，全国各地都将提振消费作为“重头戏”来抓。与多数城市相比，长沙有着独特的资源禀赋。

一是人口基数大、结构优。长沙2024年末常住人口1061.7万人，近十年人口增长300万以上，其中80%都是年轻人，壮大了消费的主力军。

二是长沙人“敢花钱”的特质突出。2024年，长沙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63660元，在较低生活成本的托举下，近七成收入流入了消费领域。

三是传媒力量深度赋能。长沙是媒体艺术之都，有广电湘军、出版湘军等优势资源。长沙新消费研究院产业研究负责人黄偲认为，传媒不仅为城市带来巨大流量，也输送了大量创意人才。当前，消费发展正呈现出“供给”与“需

求”协同发力的新阶段。长沙的消费热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强大的基因属性，但城市的“匠心”才是其在新时代大放异彩的根本原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长沙激活消费的实践，始终贯穿着这一辩证思路。

长沙是历史文化名城，目前5.6平方公里城区保留着大量历史遗存，如何让这些老街区俘获年轻人的芳心，考验城市智慧。

将现代潮流完美嵌入历史建筑，是这座城市推动老街更新的关键一招。太平老街是其中的典范，街边的茶颜悦色天下粮仓概念店，将茶饮新潮与旧时粮栈元素巧妙结合，让人们捧着新茶饮品味旧时光，在时空交错中提升消费趣味。

这种巧思设计，在一条条老街区展露无遗，使得这些原本被时光“抛弃” 的老街，成为这座城市最具人气的消费场景。

有了特色场景，产品谁来提供？在多元需求牵引下，长沙在培育本土新消费品牌上不断探索，构建了全链条服务体系。

长沙在全国首创“1+3”新消费产业服务模式，即搭建1个新消费产业服务平台，打造1个新消费产业研究院、设立1支新消费产业基金、成立1个新消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围绕产业研究、企业服务、资本加持等方面形成服务闭环。

夏日奶茶，冬日火锅。奶茶、火锅门店往往员工流动性高，市场上缺乏专门的招聘平台。为此，长沙成立新消费零工市场，搭建企业与员工之间的桥梁， 通过“员工共享”模式缓解奶茶店、火锅店淡旺季用工不均问题。

再如融资端，长沙本土资本形成了“接力投资”机制——从草根阶段炸串店（文和友早期获长沙本土餐饮基金注资）到成长期的茶颜悦色（顺为资本、元生资本入场），再到成熟期的安克创新（IDG、红杉加持），不同阶段的企业都能找到适配的资本助力。

长沙人不仅追求“新”，也痴迷于“夜”。“越夜越长沙”的背后，是这座城市独到的商业智慧。

其一，注重品牌效应。长沙成功举办四届中国夜经济发展城市峰会，并充分整合夜间消费资源，重点培育10个市级夜间经济示范街区、200个夜间经济示

范门店，五一商圈、阳光壹佰凤凰街、梅溪湖（梅澜坊）街区、红星街区入选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其二，注重策划营销。实施夜间经济场景联动，打造橘子洲烟花、湘江两岸灯光秀、爱心红绿灯、粉色斑马线、《长沙夜生活》电影等IP，占据网络热搜。其中，已举办“周末焰火秀”近百场，配套“焰火+夜购”场景，拉动消费超150亿元。

其三，注重合理布局。夜经济的火热，延长了消费时间，提升了消费体验， 形成了显著的长尾效应。在这之外，长沙激活消费还有一个秘诀，概括起来就是两个字：扎堆。

从空间上看，长沙的商业地理极具特色，比如，五一商圈半径3公里内聚集了超20家大型购物中心，日均客流量超50万人次，商业密度堪比东京新宿。

从时间上看，在假日密集推出消费活动，已成为常态。今年“五一”假期， 长沙推出演艺空间、展览展会、非遗体验等5大板块138项活动，带动游客量较去年增长约30%，达到800万人次以上。

“消费场景和活动，只有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高度集中，才能形成火热的消费氛围。”长沙市商务局二级调研员黄立斌表示，政府需要引导不同商圈形成各自的主题和特色，避免出现商业同质化。

从时空集中的“扎堆”效应，到精准引导的特色培育，长沙正将浓厚的市井烟火，淬炼成可持续的消费竞争力。

三

大国经济都是以内需为主导，市场是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2024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8.3万亿元，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69．7%。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望超过50万亿元。

当前，中国人均GDP突破1.3万美元，消费升级正处于关键时期，商品消费正在持续扩容提质，服务消费正在成为新引擎，超大规模市场潜力还将不断释放。

国家发展大势，也是城市发展大势。“十五五”规划建议首次把“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列为核心目标，释放出强烈的政策信号。未来，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既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又要不断提高居民消费率。面向“十五五”时期，合肥能从长沙的“高分答卷”学到什么？

和长沙相比，合肥也有大力提振消费的基础和条件。近3年，合肥新增常住人口均排全国前三，总计100万大学生扎根合肥，目前35岁以下人口占比超50%， 积累了大量消费主力军。经济腹地优势更为明显，据统计，以合肥为圆心、500 公里为半径的区域内集中了全国超30%的人口和40%的消费市场。特别是，合肥大院大所和创新资源集聚，国家高企总数突破万家，新科技、新技术、新产品赋能消费领域潜力无限。

有专家分析认为，合肥从不缺消费需求，缺的是优质消费供给，近年来很多消费都外流了。合肥学习长沙大力提振消费，主要是学习如何进一步升级打法、创新举措，更好地把发展势能有效转化为消费动能，将更多消费留在本地， 不断提升居民消费率。提振消费“取经”长沙，需要深耕场景、品牌、政策“三本经”。

场景拓展之“经”——让消费有温度、有记忆。

长沙以“文旅+商业+夜间”的三维场景构建，让消费成为可体验的生活美学。五一广场的日夜繁华、太平老街的非遗烟火、剧场集群的文化沉浸，精心打造“长沙十二时辰”消费场景IP，构成了“来长沙就想消费”的强磁场。

合肥要充分借鉴这一思路，推动消费场景从单一购物向沉浸式体验转型， 培育更多有“烟火气、庐州味、国际范”的消费新场景。一方面，加快构建“知

名商-特色街区-商业地标-便民生活”四级体系，重点培育骆岗公园、四牌楼、天鹅湖、三里庵等优质商圈，升级淮河路步行街、罍街等存量载体，招引一批高端商业综合体，建设一批新型商业空间，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另一方面，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全面发展文化消费、旅游消费、体育消费，培育“情绪消费”新增长点，加大消费券、票根经济、消费贴息等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继续谋划举办类似“百戏入皖”“超级皖”等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

同时，重视发展夜间经济，鼓励商业街、商场延长营业时间，积极引入深夜食堂、夜间集市、夜间影院、24小时书店、livehouse等夜间经济业态，让夜晚的合肥焕发人气。

品牌孵化之“经”——让消费有标杆、有底气。

有消费领域专家说过，“引入10个外来消费品牌，不如培育1个本土消费品牌”。截至目前，已有143个全国知名新消费品牌在长沙诞生，本土消费品牌是驱动长沙消费活力的重要引擎。根据福布斯公布的2023～2024年新零售榜单中，

茶颜悦色、黑色经典、墨茉点心局等长沙本土消费品牌跻身“潜力企业top50”。今年4月，“长沙城市礼物”全球发布，包含一批长沙本土消费品牌。

合肥要及时跟进这一模式，加快培育一批享誉全国的本土消费品牌。一方面，推动卡旺卡、老乡鸡、巴莉甜甜等新消费品牌“破壁出圈”，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支持詹记、同庆楼、庐州烤鸭、庐州太太等老字号品牌创新发展新中式生活产业，大力发展新中式茶饮、餐饮、烘焙、食品等“美食经济”，统筹传统文化和时尚元素，推出一批“Z时代”喜爱的“老牌新店”“老牌新品”， 让老字号焕发新生机。

另一方面，依托智能家电、智能可穿戴设备等产业优势，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消费”，重点培育和推广一批兼具文化内涵和潮流设计的“科技新特产”， 塑造城市消费新名片。

政策赋能之“经”——让消费有活力、有保障。

长沙的消费活力，离不开“高政策红利+优消费环境”的双重支撑。在释放消费潜力上，长沙出台提振消费十大行动方案，成立新消费研究院，设立专项新消费产业基金，通过“惠购三湘”“味道湖南”等活动联动政企资源，以真金白银的补贴激活消费市场。在优化消费环境上，长沙推进放心消费建设，简化活动报批流程，提高进口新品通关效率，强化消费者维权，从严查处抄袭仿冒行为。比如，在五一商圈，首创“一业一标、一户一码、一秤一员、一个先行赔付”放心消费制度，已覆盖3000余家商户。

合肥需积极吸取这一经验，坚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紧密结合， 以消费者满意度为导向，创新消费政策，优化消费环境，打造生机蓬勃、放心无忧的消费氛围。其一，探索覆盖新消费品牌、智能家居、绿色建材等新兴领域补贴机制，研究出台“首发经济”“银发消费”等专项政策，针对首店入驻、老年消费服务等给予税收减免、租金补贴等支持。建立政策效果动态评估机制， 根据消费数据实时调整政策方向，确保“精准灌溉”。

其二，加快推进“智慧消费”体系建设，构建消费信用评价平台。完善“消费纠纷快速响应机制”，推广“先行赔付”“无理由退货”等制度，重点整治“假冒伪劣”“捆绑销售”“霸王条款”“充卡跑路”“刷单”等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为老百姓“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注入强大动能。

长沙之“经”，合肥不能照搬照抄，而是要结合科技产业优势和城市文化底蕴，实现“学其长、补己短、创特色”。未来，合肥将大胆创新、奋力探索，

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推动消费场景更优质、本土品牌更壮大、政策保障更精准，不断将消费活力转化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互联网+”时代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肖锦铭

“互联网+”的概念是指在传统的行业领域中，通过深度融合互联网思维和技术，从而实现传统行业的升级，即数字化、智能化和在线化。“互联网+”就是互联网融入传统行业并深度改造传统行业。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逐步深入，“互联网+”给传统教育带来了新的变革。

高等教育既面临挑战，也存在机遇。信息化技术和网络环境突破了教育教学过程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更多优质的教育资源被共享，教育公平得到促进； 然而，网络环境的开放性、虚拟性和即时性也给高校教师的师德养成带来新的困难。高校教师肩负着教书育人的任务，他们的职业道德水平直接影响着培养人才的质量，关系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探讨“互联网+”下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探索正确的措施是有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互联网+”时代，教育手段多种多样，空间距离失去意义，教学手段已由传统的黑板加讲授转变为视听结合的多媒体教学，为教师的教书育人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和空间，既促进了教学方法的改革，同时也为教师的个性教育增添了更多的手段，更给教师的自身发展和学习拓宽了领域。

1. “互联网+”时代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暴露出的问题

   1. 师德师风存在欠缺

师德师风问题主要是由于个别教师的违纪违法所引起的。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获取、收集更加方便，同时也容易发生学术舞弊。在做学问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喜欢走捷径。在传统讲授和网络教学的环境下，个别教师容易利用优势地位进行学术舞弊，不仅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师德师风，有时还容易引发一些负面的网络舆情。

2. 传统课堂权威性受到挑战

在“互联网+”时代，知识的存储和获取更为便捷，人们热衷于从互联网上通过娱乐化的方式快速获取知识、学习技能。短视频的快节奏传播方式带来的是知识的碎片化。知识传播者为了提高视频、文章对受众的吸引力，往往截取知识体系中最吸引眼球的部分进行传播。

这种传播模式虽然深受当代年轻人青睐，但碎片化的知识既不利于人们系统掌握全面的知识技能，也不利于当代年轻人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在有些课

堂上，学生在碎片化知识的影响下，基于网络信息对教师的讲授内容质疑。可以说，“互联网+”时代在提升知识传播效率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课堂体系化教学的权威性。

3. 技术依赖导致教学创新受限

“互联网+”使得知识、信息的获取更加快速、简单，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教学方式、新技术。这些方式、技术给高校教师的教学带来了更加多样化的内容，但是也有一部分高校教师拘泥于这些新技术、新方式，不利于教学创新。

新技术给教学带来了便利，使得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得到提升，但是，也有一部分高校教师对它过度解读，授课时，拘泥于新技术、新方式，在教学时， 总想尝试新技术、新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被各种各样新的方式、工具吸引，不停地变换教学方式，而忘记了教学的本质。

4. 信息泄露与隐私保护问题突出

信息集散的“互联网+”信息集散的时代，信息安全问题凸显，学生信息和隐私保护问题尤为重要，学生信息和隐私保护是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 应引起广大教师和学生的高度重视。

信息时代，文字、照片、视频等信息大量传播，导致学生之间的信息泄露难以避免。信息泄露问题和学生隐私保护问题容易导致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学校与社会之间出现信任危机。

2. 提升“互联网+”时代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对策建议

   1. 加强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教育和培训

在“互联网+”时代，提高高校教师的道德修养是教师培训学习的重要任务。高校可开展长期的道德教育课程或设置系统的培训计划，建立和宣传教师职业道德伦理规范，引导教师形成正确的职业观和职业操守。

网络伦理、信息安全、学术诚信等内容须作为培训的必修内容。通过案例教学、情景模拟、专题研讨，不断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建立教师职业道德档案，记录教师参加培训和实践活动的情况。此外，还可以邀请有影响、有知名度的师德模范、教学名师来校做经验交流，组织教师进行职业道德反思、自我评价，甚至还可以建立职业道德修养慕课，方便教师实时学习，形成长效机制。

建立科学的道德测评标准是高校提高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的举措之一，高校可以成立师德建设委员会，开展师德师风交流研讨活动，建立科学的道德测评

标准，并将其作为高校教师的业绩考核的指标，同时在实践中探索，建立科学合理的师德师风考核制度。

积极支持教师的职业生涯发展，为教师提供更多机会的继续教育，引导教师在“互联网+”时代不断更新知识认知和技能认知。另外，广泛宣传师德典型人物也能树立榜样，提高教师的荣誉感和使命感，从而有助于提高教师群体的道德水平。

2. 树立良好的知识观，建立正确的课堂秩序

在“互联网+”时代，教师必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知识观。教师应持续引导学生正确运用互联网，向其传授辨别网络信息真伪、评估互联网信息可信度的方法，培养并引导学生的批判性思维，鼓励他们形成有理有据的批判性思考模式，以此激发学生对知识的求知欲。

教师要引导学生养成正确的学习态度，培养学习自觉性和责任感。要让学生主动养成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的习惯，形成追求真理、严谨求证、不断学习的态度。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步意识到将零散知识化零为整的途径与重要性。在学习过程中要适时地表扬学生，既要引导学生树立自律观念，又要给予学生持续的正向反馈，让学生随着学习的深入、兴趣的提升和参与度的增强， 逐步树立正确的知识观和学习态度。

教师还要探索有效的课堂管理规则，培养学生的学习素养。在课堂上，教师不仅要教授知识和技能，还要培养学生专注听讲、尊重他人、开展合作的能力。应该制定有明确依据的课堂规则，激励学生好学上进。

3. 树立科学的教学工具观，促进工具与内容的有机融合

教师使用的教学工具是否科学、合理、恰当，将通过教学结果体现出来。通过培训、教研等途径，让教师明确教学结果和教学内容。在此基础上，考虑教学结果、学习者接受度、可获得性等因素，选择适当的教学工具，教学工具是实现教学结果、落实教学内容的手段。

应当积极鼓励教师将教学工具与教学内容进行有机融合。对于教学工具的运用，应当认识到其目的是为优化教学过程服务的。将教学工具与教学内容融合，是为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参与度，更好地服务于教学内容的展开和综合运用。教师自己也要积极转变思想，以开放的心态学习、接触并掌握适合自身教学的新工具。

对于教师而言，应该通过实际授课和面向学生的学习体验，对所选择的教

学工具的运用效果进行反思和探索。通过教学实践，积极收集面向学习者的各种相关反馈信息，对教学工具运用进行评估，进而改善教学工具与教学内容的结合。这些将有利于各类教师转变对教学工具的认识，真正理解教学工具与教学内容的结合，进而更有效地运用教学工具，提高教学结果和教学效果。

4. 降低信息泄漏风险，增强隐私保护意识

在高校中，强化全校师生的信息安全意识的培训是重要的任务，需要提高全校师生对信息泄露的风险以及隐私保护的重要性认识。教师要熟悉并掌握合理使用互联网的方法，保障个人、学校、机构的安全。

高校应制定与完善相关信息安全管理制度。除信息权限管理、信息收集使用、信息保存保护等常规内容外，相关制度还应倡导全校师生尊重他人信息权， 不随意收集、不滥用、不传播他人信息。在收集他人信息时，应当在获取信息前取得当事人基于使用目的的明确授权，并在收集、保存、发布、维护信息的各个环节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个人是信息安全维护的首要责任人。高校应鼓励全校师生加强个人信息管理，增强隐私保护意识与个人道德建设，不随意收集、滥用他人信息。鼓励师生定期更换密码，防止密码、权限泄露，定期检查个人账号、信息等是否存在异常状况。鼓励师生在发现个人或他人信息出现异常时，及时提醒当事人、上报风险，并认真配合调查。

3. 结论

“互联网+”时代高校的道德问题受到重视，信息时代教师任重道远，教师的培养、教育、引导是当前的重任。通过系统的培训和教育，让教师知晓要正确使用教学工具，处理好技术与伦理的关系，懂得解决伦理问题的方法，高校教师将拥有更高的道德水平、更多的责任感。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现状及对策 以对湖南省高校大学生的调研为例

湖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谭惠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要高度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教育引导学生把人生抱负落实到脚踏实地的实际行动中来，把学习奋斗的具体目标同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结合起来，立鸿鹄志，做奋斗者”［1］。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拓展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空间和阵地”“增加实践教学比重，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等。湖南省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以及“大思政课”建设先行区，依托其丰厚红色资源与积极改革创新，在思政课实践教学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打造了“移动思政课”“我的韶山行”等特色品牌；开创了“我是接班人”网络大课堂等“互联网+思政”范式；推动了校地协同共建基地，运用VＲ/AＲ技术开发了“重走长征路”等沉浸式课程，初步建成“湖湘红”沉浸式基地矩阵， 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实践育人模式。然而，其资源禀赋与前期探索在转化为育人实效方面仍有上升空间。本次调研以湖南省高校大学生为调研对象，聚焦学生体验视角，旨在通过实证分析，揭示资源富集地区在提升思政课实践教学实效性时面临的主要挑战及其深层原因，为破解“形式化”“供需错位”“动力不足”等共性问题提供基于湖南实践的深入分析与对策建议。

一、湖南省普通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现状审视

为了进一步提升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实效性，我们以湖南省高校大学生为调研对象，于2024年9月随机对湖南省部分高校（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长沙医学院）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通过问卷星发放问卷1350份，回收有效问卷1326份，采用SPSS25．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应用卡方检验、线性回归、多元Logistic回归等方法进行数据分析，重点关注学生对思政课实践教学各维度的评价及其关联性。

调查问卷主要从学生认知态度、教师指导、教学实施三个维度呈现湖南省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现状。样本的基本分布情况（见表1），从性别分布来看， 男生338人，女生988人；从年级分布来看，大一学生489人，大二学生482人， 大三学生254人，大四学生80人，大五（医学五年制）学生21人；从所在学校分类来看，“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115人，省属本科院校学等）的最后一年，或

四年制专业延期毕业。

（一）学生认知态度

数据显示，学生对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基础认可度较高：75．4%的学生表示自己对思政课实践教学“非常了解”或“比较了解”；89．2%的学生表示“非常乐于”或“比较乐于”参与，且认为深化改革“非常必要”或“比较必要”； 93．4%的学生认为任课（或指导）教师教学态度认真负责，93．5%的学生评价教师指导水平高，可见学生对教师指导的整体满意度较高。然而，经回归分析发现：教师指导水平越高，学生更认同改革的必要性（β＞0，P＜0．05），其自评对实践教学的“了解程度”却呈现负相关趋势（β＜0，P＜0．05），说明高水平指导在提高学生改革认同度的同时，可能压缩了部分学生期望的自主探索空间。虽然92．4%的学生确认本校已专设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学分，92．9%的学生表示“全班参与”，实践教学体系已开始建设，但仍有5．4%的学生明确指出实际操作中存在“形式化、碎片化，浮于表面，不成体系”的现象。

（二）学生关于教师实践教学水平的看法

调查显示，湖南省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主要由专业思政教师承担（87．1%）， 指导模式以“全程指导”（51．7%）和“关节点阶段指导”（46%）为主，体现了教师在实践教学中的责任担当。然而，当前教师指导的内容深度与方法多样性均存在局限，学生对实践教学的内容感知集中在“思想性强（43．5%）”和“贴近实际生活（42．2%）”，对深度体验活动的反馈较少，反映出教师指导偏重于思想引导和基础实践，在引导学生锻炼高阶思维与应对复杂情境方面有待深化。

（三）教学实施

调查显示，湖南省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已初具体系，但仍有不足：实践形式方面（见表2），学生实际高频参与的活动是课堂研讨（85．52%）、主题演 讲（71．27%）和情景展示（52．34%）；而学生偏好的活动则是影视欣赏（67．12%）、课堂研讨（52．87%）和情景展示（51．06%），最受青睐的“影视欣赏”实际参与率（48．49%）显著低于其偏好度；而体验性、创新性更强的活动，如深度社会调研、项目制实践等，供给明显不足。在实践场域方面，教学活动高度集中于校内教室（88．91%），线上平台、校内特色场所（实验室、校史馆等）利用率较低，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利用率最低，仅33．26%，限制着实践教学与现实社会、真实问题的连接广度与深度。在考核评价方面，虽然有的高校尝试将试

卷考试（74．06%）、平时表现（72．78%）、实践报告（66．89%）、成果汇报

（61．76%）等考核形式进行多元组合，但在实际操作中“试卷考试”仍居首位， 且被认为存在“方式单一”“忽视主体性”“主观性强”等不足。在实效感知方面，87%的学生评价总体效果“非常好”或“比较好”，但“实践性不强”“教学方法单一”“学生积极性不高”等被视为制约因素，且相关分析显示，若实践教学被学生感知为“形式化、不成体系”，将显著降低其对总体效果的评价

（β＜0，P＜0．05）。

二、湖南省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现存问题的深层剖析

（一）资源供给方面：丰富禀赋与有效转化的落差

湖南省虽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但在实践教学中仍面临资源转化深度不足、优质资源覆盖面有限、校地协同机制不畅等问题。当前，湖南省高校在开展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对红色资源的利用多停留在参观讲解和故事叙述层面

（如“移动思政课”），缺乏将深度情境模拟、角色代入和决策反思等融为一体的高阶转化模式；VＲ/AＲ等技术也多用于简单的场景再现（如“重走长征路”），在创设复杂互动情境中的人际沟通、冲突管理、社交认知等方面仍有不足。同时，优质实践教学基地、创新项目往往集中于少数重点高校，受制于师资、经费等因素难以在省内高校大规模、常态化推广。“影视欣赏”等广受欢迎且相对容易实施的活动，其供给（48．49%）也未能满足需求（67．12%）， 折射出基础性资源供给的不足，而校外基地的低利用率则反映出缺乏稳定可持续的校地协同机制。

（二）考核评价方面：知识本位与实践本质的背离

近年来，湖南省各高校在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考核评价中虽有尝试多元考核， 但存在评价理念偏离目标、过程性与主体性缺失、技术赋能缺位等不足。现行考核评价机制没有突破知识本位的窠臼，侧重于理论知识的记忆与复述（闭卷） 或依赖教师主观判断（开卷），与“在实践中深化认知、锤炼能力、升华价值” 的实践教学本质目标存在明显的脱节，且评价过度聚焦终结性成果（报告、考试），忽视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投入度、协作性、反思深度及创造性表现。学生作为实践主体的自我评价、同伴互评未被有效纳入，其主体性在评价环节被消解。同时，大数据、AI、VＲ/AＲ等技术在过程追踪、多维度表现记录、创设仿真评价场景等方面的潜力尚未被充分挖掘，未能建立科学高效育人实效评估体系。

（三）学生主体性方面：需求响应与支持网络的缺位

当前，46．23%的学生认为其体验的思政课实践教学实践性不强，故参与积极性不高；教学活动形式单一、场域局限，进一步削弱学生参与的内生动力， 部分学生仅将其视为“学分任务”或“形式主义”。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有的教师主导痕迹过重，压缩了学生在实践选题、方案设计和执行方式上的自主选择空间，抑制了学生的探索欲和创造力。激发学生主体性不仅需要高校提供平台、经费、导师等方面的支持，也需要政府提供政策扶持、家庭提供精神支持、企业或社区提供实践场景等协同保障。然而，目前系统性支持网络尚不健全， 学生自主实践的可行性与可持续性仍然受限。

三、湖南省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实效性提升的实施进路

（一）深化教学方法创新，构建“三位一体”沉浸式教学体系

湖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策源地，蕴藏着丰厚的红色资源。高校应以具身认知理论为指导，立足湖湘文化沃土，深挖红色资源宝库，超越传统参观讲解模式，着力构建“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三位一体实践教学新体系， 增强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内容吸引力、情境感染力和思想穿透力。充分借鉴湖南师范大学“红色剧本杀”成功经验，鼓励各校围绕当地重大党史事件、校史、英烈事迹等，开发高质量红色情景模拟教学项目。通过精心设计的角色扮演和情境代入，引导学生在深度参与中切身感悟革命先辈在严酷环境下的斗争精神与崇高品格，促进情感共鸣向价值认同转化。系统总结并推广湘潭大学等高校运用VＲ/AＲ技术的实践经验，推动对省内重要红色场馆、革命旧址、历史场景进行数字化建模与资源整合，构建省级可交互虚拟实践教学平台，有效解决偏远旧址、脆弱文物等实体资源难以大规模、高频次实地利用的难题，为学生提供“第一视角”的深度历史感知。以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馆课一体化”模式为示范，健全高校与省内重要红色纪念馆、博物馆、文化遗址等的深度协同机制， 共同开发基于实物的现场教学课程、专题展览解说和研究性学习项目等，实现静态文物史料向动态教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深化理论认知与历史场景的内在联结。

（二）拓展实践场域平台，打造“四维联动”立体化育人空间

提升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实效性，必须突破校园物理边界，构建“校内+校外、线上+线下、现实+虚拟、学校+社会”四维联动立体化思政课实践教学平台。一是深耕校内红色土壤，充分挖掘并活化利用校史馆等校内文化资源，常态化开

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校园实践活动（如经典诵读会、理论研讨沙龙、艺术创作展演等），营造浓厚的浸润式实践育人校园文化氛围。二是联合全省主要红色地标、乡村振兴示范点、行业领军企业等资源，加强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建立健全“资源共享、课题共研、活动共办、人才共育”的长效合作机制

［2］。在此基础上，定期组织学生赴实践教学基地开展活动，推动“行走的课堂”制度化，引导学生在广阔的社会天地中深化对国情、社情、民情的认知，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3］。三是整合政府、企业、高校、社区等多方资源与力量，构建省级“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数字资源库与共享云平台，实现优质资源的跨区域流动与精准推送，为师生提供便捷高效的线上支持［4］。

（三）创新考核评价机制，建立“多元多维”动态化评价体系

提升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实效性，需构建“过程与结果并重、理论与实践兼顾、多元主体参与、线上线下结合”的多元多维动态评价体系，实现以评促学、以评促教、以评促改。其中，评价主体应包含授课教师、学生、服务对象（如社区居民、企业员工）等多元视角，保障评价的客观性与全面性；评价维度应着重涵盖实践能力、参与投入度、团队协作表现、价值认同内化度等多维内容； 考核方式应兼顾结论性与过程性，除实践报告和成果汇报之外，还应包含实践日志等过程评价，以及角色扮演等特定情境中的综合表现评价；最终成绩应依据不同考核方式的科学权重组合计算得出。此外，应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采集分析学生的线上学习轨迹、线下参与深度等行为数据，结合质性观察，构建学生实践能力与素养发展画像，为个性化指导和精准评价提供数据支撑［4］。同时，积极探索利用VＲ/AＲ技术创设伦理困境等具有挑战性的虚拟考核场景，评估学生在复杂情境中的即时反应与决策能力。

（四）强化学生主体地位，激发其学习内生动力与创造潜能

提升思政课实践教学实效性，关键在于充分尊重并发挥学生主体性，引导其实现从“被动参与”到“主动探索”、从“接受灌输”到“自主建构”的根本转变，激发其学习内生动力与创造潜能。一是推行项目化学习理念，基于理论教学的基础，设计一系列源于真实社会问题的“实践项目选题库”，赋予学生从选题立项到策划执行的充分自主选择权，有效激发其探索欲、问题意识与创造力。二是大力推广湘潭大学“星火宣讲团”模式，鼓励并支持学生成立思政类实践社团、自主开展实践教学相关活动，引导其在“学、思、讲、练、悟”

的实践闭环中深化认知、提升能力、实现自我教育与朋辈互育。三是着力推动思政实践教学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引导学生基于学科知识体系实现价值认同与行为转化。如鼓励理工专业学生将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内化为科技报国的行动自觉；引导文艺专业学生在创作中抒写时代风貌，以精品力作传播中华文化、传承家国情怀；支持社科专业学生深入社会基层，使其在研究社情民意的过程中厚植人民立场、坚定使命担当等。四是明确高校在思政课实践教学中的主阵地作用，构建高校主导、政府支持、家庭助力、社会参与的全方位、立体化协同育人支持网络，为学生的创新探索提供坚实保障。

四、结语

以湖南省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为案例，通过实证调研揭示了其现状特征、现实问题及优化路径。作为全国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缩影，湖南省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实践既展现了全国思政课实践教学所面临的共性问题———考核评价机制有待完善、学生积极性有待提高，又凸显了其区域特色———即依托湖湘红色文化资源和校地合作创新探索具有湖湘特色的实践育人之路。研究发现， 提升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实效性需兼顾“共性”与“个性”：在遵循国家政策导向的基础上，因地制宜激活本土资源：一方面，需把握“大思政课”建设的普遍规律，强化顶层设计、完善动态评价、促进多元协同；另一方面，应立足区域实际，通过红色基因融入、产学研联动等个性化实践，实现“共性框架”与“个性表达”的逻辑自洽。湖南经验表明，地方应通过本土化、专业化实践实现思政教育的“入脑”“入心”“入行”，为新时代思政课实践教学的体系化、特色化发展持续注入活力。

健康中国战略目标下高职高专大学生手机成瘾现状调查研究

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曹艳梅

一、研究背景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是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根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战略部署制定的规划纲要，是2016年后15年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高职高专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他们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手机的普及和滥用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手机成瘾现象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手机成瘾不仅会影响到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心理健康，还会影响到他们的身体健康[1]。

成鹏[2]对四川省成都市2所高等职业院校530名学生群体抽样调查，研究揭示述情障碍能显著预测高职学生手机成瘾，述情障碍水平高的学生因情绪表达能力缺乏，易借助手机抒发情感致成瘾；同时因对负面评价恐惧，选择通过手机社交，加之自我控制不足，最终导致手机成瘾。Liu等[3]借助网络平台对某高校825名本科生方便抽样，发现社交焦虑与问题智能手机使用（PSU）呈显著正相关（β=0.101，p＜0.001），智能手机的使用和反刍介导了社交焦虑和PSU 的严重程度。该研究进一步印证了社交压力是手机成瘾的重要诱因。曾成伟等[4]以408名青少年为对象，进行间隔一年的两次测查，构建一阶滞后模型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显示，学校联结能通过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预测青少年一年后的手机成瘾。即学校联结感低的青少年，更容易产生社交焦虑，进而倾向于借助手机逃避社交压力，最终导致手机成瘾风险上升。同时，亲子依恋调节这一中介过程的前半段，高质量亲子依恋下，学校联结对社交焦虑的负向预测作用更强，揭示了青少年手机成瘾与社交焦虑间的动态关联及影响因素。述情障碍作为情绪识别能力的缺陷，与社交焦虑存在交互影响——情绪表达困难的个体更易陷入社交焦虑，进而依赖手机逃避现实，这一叠加效应为后续整合研究提供了方向。

二、研究思路与意义

（一）研究思路

本研究立足于“健康中国2030”战略背景，聚焦高职高专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以手机成瘾问题为核心展开系统性研究。具体思路如下。

首先，通过文献梳理明确手机成瘾的概念界定、现有研究中已识别的影响因素（如述情障碍、社交焦虑、学校联结、亲子依恋等）及相关理论基础，为研究设计奠定理论框架。

其次，采用抽样调查法选取多所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标准化量表（涵盖手机成瘾评估、述情障碍测量、社交焦虑检测等）收集数据， 系统调查高职高专大学生手机成瘾的现状特征，包括成瘾的普遍程度、不同人口学特征（如性别、户籍等）群体的差异表现。

再次，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如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深入探究述情障碍、社交焦虑与手机成瘾之间的关联强度。

最后，基于研究发现的现状特征与影响机制，结合高职高专院校的教育特点和“健康中国2030”战略对青少年健康发展的要求，构建包含学校、家庭、个人层面的多维度干预策略，为预防和缓解高职高专大学生手机成瘾问题提供实践路径。

（二）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第一，丰富手机成瘾研究的群体特异性成果。现有研究虽涉及青少年及大学生群体，但针对高职高专学生这一职业教育体系中具有特殊性的群体关注不足。本研究聚焦该群体，可补充手机成瘾在不同教育层次群体中的差异特征， 完善手机成瘾的群体研究谱系。

第二，深化手机成瘾影响机制的理论认知。通过系统分析述情障碍、社交焦虑与手机成瘾的关系，并纳入学校联结、亲子依恋等环境因素，探究多因素交互作用的内在逻辑，可为揭示手机成瘾的复杂成因提供新的实证依据，丰富青少年心理健康与行为成瘾领域的理论体系。

2. 实践意义

第一，响应“健康中国2030”战略需求。研究成果可为提升高职高专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提供科学支撑，助力实现“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战略目标，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在青年群体中的落地提供具体抓手。

第二，为高校教育管理提供实践指导。研究揭示的手机成瘾现状与影响因素，可帮助高职高专院校针对性地优化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完善校园手机使用管理机制，提升教育干预的精准性。

第三，为家庭与社会支持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能为家长理解子女手机使用

行为、改善亲子沟通模式提供依据，同时为社会层面营造健康数字生活环境、引导青少年合理使用手机提供实践方向。

第四，助力高职高专学生全面发展。通过有效干预手机成瘾问题，可减少其对学生学业、社交及身心健康的负面影响，促进学生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提升综合素质，为国家培养合格的技能型人才奠定基础。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以高职高专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不同专业、年级和性别的学生参与研究。采用手机依赖指数量表（MPAI）、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20）、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SAD）对在校生进行调查研究，本研究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t检验等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本研究遵守了伦理原则，确保被试的权益得到保护，在收集数据前，征得了被试的知情同意，并保证了数据的保密性和隐私性。

第一，手机依赖指数量表（MPAI）共17题，采用5点计分，包含戒断性、失控性、逃避性、低效性4个维度，本研究中Cronbach'sα系数为0.9，信度良好。

第二，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20）包含情感识别困难、情感表达困难、外向性思维3个纬度，共20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法。该量表经修订后具有良好的信效度（Cronbach'sα系数多在0.80以上）[6]。

第三，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SAD）量表含28个条目，分社交回避与社交苦 恼两个分量表，各14个条目。

量表总分范围0～28分，Cronbach'sα系数达0.90[7]。

四、研究结果

本研究结果从调查对象基本情况、手机使用情况、性别、户籍所在地、是否为独生子女及影响因素等方面介绍。

（一）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收集到样本2792例，其中，男生1620名，占58.02%，女生1172， 占41.98%。其中大一占76.29%，大二22.49%。城镇24.03%，农村75.97%。独生子女占21.02%，非独生子女78.98%。本研究基于2，792名大学生的有效样本， 开展手机使用行为及成瘾倾向的描述性分析。样本呈现以下特征：性别分布以男性为主（58.02%），年级构成集中于低年级（大一76.29%，大二22.49%）， 户籍类型以农村生源为主（75.97%），独生子女占比21.02%（见表1）。

（二）手机使用行为情况

手机使用行为方面，每日使用时长超过3小时者达78.8%（3～5小时32.74%， 5～7小时27.08%，7小时以上18.98%）。高频使用场景集中于视频观看（79.55%） 和社交媒体（78.12%），同时61.43%参与网络游戏，55.48%进行在线学习。自我感知的手机依赖现象显著，21.74%受访者持续存在依赖困扰，37.54%曾多次尝试减少使用未果。行为负面影响方面，31.73%持续经历睡眠质量受损，30.66% 频繁出现焦虑/烦躁情绪，24.14%承认长期影响学业表现（见附表1）。

（三）手机成瘾与性别的关系

根据调查数据，我们发现性别对手机成瘾现象存在一定影响。具体来说， 男生中手机成瘾的比例要高于女生。性别维度在手机成瘾总分、以及戒断性、失控性（MPAI维度）这两个关键因素层面，并未呈现出明显差异。这意味着，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因无法使用手机而产生的戒断反应，以及对使用手机行为失去控制的程度方面，表现基本趋同。然而，在逃避性和低效性维度上，性别差异却十分显著。具体而言，女生在逃避性方面得分明显高于男生，这表明相较于男生，女生更倾向于借助手机来逃避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困扰或不愉快的情境。在低效性上，女生同样高于男生。这反映出女生在使用手机过程中， 更容易陷入无意义的浏览或操作，从而导致时间的大量浪费，降低了原本可用于学习、工作、社交等重要活动的效率。总体来看，在手机成瘾的逃避性和低效性特征表现上，女生相较男生更为突出（见附表2）。

（四）手机成瘾与户籍所在地的关系

研究数据显示，农村生源的学生在手机成瘾总体得分上，明显高于其他户籍背景的学生。在失控性方面，农村学生由于家庭监管相对薄弱，家长往往因忙于农事或外出务工，无暇对孩子的手机使用行为进行细致规范与监督，使得他们在面对手机中丰富多样的娱乐内容时，极易失去对使用时长和频率的控制， 导致这一维度得分偏高。就逃避性而言，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学习竞争压力大，同时社交环境有限，当农村学生在学习上遭遇难题，或在生活中面临人际交往困境时，难以像城市学生那样便捷地获取丰富的心理支持与解决途径。而在低效性层面，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网络信号不稳定，影响信息获取效率。加之农村学生在使用手机进行学习等活动时，缺乏良好学习氛围引导，容易被娱乐信息干扰，致使大量时间耗费在无意义的手机操作上，真正用于提升自我、完成重要事务的时间大幅减少，最终在低效性方面获得较高分数（见附表3）。

（五）手机成瘾与是否为独生子女

研究结果显示，在手机成瘾总分以及戒断性、失控性、逃避性这三个维度上，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并未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戒断性层面，无论是独生子女还是非独生子女，当一段时间无法使用手机时，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焦虑不安，但这种感受在两类群体间的程度基本持平。在失控性维度，二者均有可能在使用手机过程中难以控制时长与频率，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花费大量时间在手机上，这种缺乏自控的行为表现并无显著的群体区分。就逃避性而言， 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都会在面临压力、负面情绪或现实困扰时，倾向于借助手机来逃避当下的困境，从虚拟世界中寻求短暂的慰藉，且二者在这方面的依赖程度难分伯仲。

然而，在低效性维度上，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却存在显著不同，其中非独生子女的得分更高。低效性主要体现在因过度使用手机，导致正常的学习、生活和社交等活动的效率大幅降低。非独生子女由于成长环境中存在兄弟姐妹， 家庭资源分配、父母关注度等方面相对复杂，他们可能更易借助手机来获取自我满足与情绪调节。与之相比，独生子女因家庭资源相对集中、父母关注度较高，在平衡手机使用与现实事务方面，整体表现相对较好，受手机干扰而出现的低效行为相对较少（见附表4）。

（六）高职高专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影响因素

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高职高专大学生的身心健康问题日益受到关注。诸多因素导致大学生手机成瘾。结果表明，手机成瘾与社交回避及苦恼，述情障碍显著相关。

社交回避及苦恼指个体回避社交、因社交而苦恼。沉迷手机的人，因虚拟社交的便捷，对现实社交产生疏离。比如习惯手机文字交流后，面对面沟通易因技巧缺乏产生挫败感，从而害怕、回避现实社交，陷入恶性循环。调查显示， 手机成瘾人群中，约70%在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上得分远高于常人，二者呈正相关。

述情障碍表现为个体识别、表达和理解情绪困难。手机成瘾者在虚拟社交中依赖简单文字符号，缺乏情感深度体验与表达训练。在现实中，识别他人情绪信号迟钝，自身表达情绪也词不达意，二者关联显著，影响个体人际关系与心理健康（见附表5）。

从附表6可知，将SAD、社交苦恼、社交回避、TAS-20、外向性思维、情感

描述不能、情感辨别不能作为自变量，而将MPAI作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从上表可以看出，模型R方值为0.412，意味着SAD、社交苦恼、社交回避、TAS-20、外向性思维、情感描述不能、情感辨别不能可以解释MPAI的41.2%变化原因。

五、讨论

本研究以高职高专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基于健康中国战略的手机成瘾现状，并从述情障碍、社交回避与苦恼三个维度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高职高专大学生手机成瘾现象较为普遍，且在不同性别、户籍、是否独生子女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同时，手机成瘾与述情障碍、社交回避与苦恼等因素密切相关。在述情障碍方面，手机成瘾大学生表现出较低的情感表达能力和同理心，这可能使其在人际交往中遇到困难，进一步加剧手机依赖行为。学生在面对压力和情绪波动时，更倾向于通过手机来逃避现实，从而导致手机成瘾。社交回避与苦恼方面的研究发现，高职高专大学生在面临社交困境时，更容易产生手机成瘾行为。

刘畅[8]以安徽省某高职院校828名护理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潜在剖面分析发现，高职护生述情障碍存在异质性，分为非述情障碍或低危组、述情障碍中危组、述情障碍高危组，且高危组占比达50.1%。家庭居住地、选择护理专业原因、共情能力等因素显著影响述情障碍类别。如来自不同地区学生因文化背景差异，情感表达能力不同；因外部压力选专业的学生，情感表达挑战更大，为高职生述情障碍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余慧等[9]研究发现，高职医学生述情障碍、心理弹性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两两显著相关，述情障碍可通过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影响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揭示了高职医学生中述情障碍、心理弹性与不良行为间的关联路径。王芳等[10]发现，社交焦虑与认知失败、手机成瘾两两显著正相关，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社交焦虑、认知失败、手机成瘾显著负相关。SUS等[11]开发并验证了智能手机使用问题识别问卷（SUPIQ），为测量手机成瘾提供了新工具。通过多阶段研究，确保问卷在不同人群中的信效度，有助于更精准地评估个体手机使用问题，为手机成瘾研究提供了新的量化途径，能更准确地识别和分析手机成瘾行为，推动相关干预研究的开展。

六、针对性、操作性对策建议

针对高职高专大学生手机成瘾问题，结合研究结果与健康中国战略目标， 提出以下多维度干预措施。

（一）学校层面：构建健康手机使用环境

课程与活动设计：将“手机使用管理”纳入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通过案例分析、情景模拟等形式，帮助学生识别成瘾行为及其危害。定期开展“无手机日”活动，组织体育竞赛、手工创作等线下活动，减少学生对手机的依赖。

管理制度优化：在课堂和自习区域设置“手机收纳袋”，分时段限制使用， 培养学生自律能力。建立“朋辈监督小组”，由学生骨干带头示范合理使用手机，形成正向群体压力。

（二）家庭参与：改善家庭沟通与监管

家长工作坊：通过线上讲座指导家长以身作则，减少家庭环境中的手机过度使用，并学习非批判性沟通技巧（如“倾听-共情-建议”模式）。为农村家庭提供简易监管工具（如屏幕时间管理APP），协助家长远程关注子女手机使用情况。

个性化心理咨询：对因手机成瘾导致焦虑、社交回避的学生，寻求一对一心理咨询，重点解决述情障碍、社交焦虑和回避问题。

（三）社会支持：整合资源与政策引导

校企合作：联合企业开发“时间管理”类实践项目（如实习任务打卡）， 将手机使用与职业能力挂钩，增强学生自我效能感。

公共卫生宣传：利用校园媒体（公众号、广播）传播“健康用机”科普内容，重点强调成瘾对颈椎、视力等生理健康的危害。

（四）技术辅助：智能工具与数据监测

发校园管理工具：引入“手机使用数据分析系统”，定期向学生推送个性化报告（如“本周社交APP使用超时预警”），提升自我觉察。

设置“学习模式”：与软件公司合作，定制高职院校专属的“白名单”应用（如仅开放学习类APP），限制娱乐功能的使用时段。

通过“学校-家庭-社会-技术”四维联动，将短期行为干预与长期价值观培养相结合，助力学生形成健康的数字生活习惯，为健康中国战略培养身心健康的技能型人才。

七、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虽然对高职高专大学生手机成瘾现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改进和完善。首先，本研究的样本仅限于三所高职高专大学生，其普遍性和代表性可能有限。其次，手机成瘾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可能还包括其他因素，如家庭环境、学业压力等。未来

研究可以尝试扩大样本范围，引入更多影响因素，以更全面地分析高职高专大学生手机成瘾现状。未来研究可以通过改进研究方法、拓展研究内容，进一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为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提供支持。

江西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党员 基于江西6校15馆的实地调研

江西科技学院 戴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江西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辟新路、谱新篇、建新业的长期革命奋斗历程中形成的革命文化，是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中国特色先进文化，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宗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开拓创新的革命勇气、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从物质、精神和行为三个维度来看，江西红色文化在帮助大学生党员深刻理解党的根本宗旨、坚定政治信仰、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提升党性修养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一、江西红色文化资源的主要表现形式

江西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热血的红土地，1927年至1934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齐聚江西，浴血奋战。江西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人民军队的摇篮、共和国的摇篮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蕴含着丰富且珍贵的红色文化资源。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井冈山到“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的南昌城，从“建立第一个红色政权”的瑞金到被称为“中国工人运动旗帜”的安源，江西红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这主要体现在：革命烈士多，有名有姓的烈士近26万人，约占全国1/6；开国将军多，新中国授予开国将军1604人，其中江西籍325名，占比超1/5，全国第一；革命旧址多，全省现有各类革命遗址遗迹2960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43650件/套，87个县（市、区） 列入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堪称一座没有围墙的红色历史博物馆。

通过对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等15家红色场馆的调研发 现（见表1），近年来，江西格外注重对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和传播，创作了《信仰者》《可爱的中国》《邓小平小道》《志愿军：雄兵出击》等红色影视作品， 组建了于都长征源宣讲团、江西省老兵宣讲团、井冈山精神宣讲团等赴全国各地宣讲，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数字展馆云平台，开展“百馆下基层”等活动， 围绕中国革命的“人、物、事、魂”等方面，构建起具有江西特色的红色文化体系。

二、江西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的价值意蕴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人最鲜明的政治底色和信仰根基。自1921年起，中国共产党就以红色作为象征色，其内涵丰富，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号召力和凝聚力。江西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在江西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尤其是在土地革命斗争的洗礼和淬炼中，创造和培育出的宝贵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1]。盘活江西红色文化资源，将江西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党员的党性教育，对于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强烈使命责任感的新时代大学生党员具有重要意义。

（一）江西红色文化对大学生党员具有强烈的信仰感染力

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团体应该有共同遵循的主义，并要求党员“信仰党的主义”，强调不仅要组织上入党，而且要思想上入党[2]。大学生党员作为站在时代发展前列的青年先进知识分子，应当站稳人民立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争做新时代的弄潮儿，勇担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这更需要大学生党员拥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政治信仰。江西红色文化是共产党员信仰的源头活水。江西地区的革命先辈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九死一生，以他们英勇的事迹为后辈留下了信仰的力量。方志敏自青年时期接触马克思主义后，便将其作为终身追求的真理，坚信共产主义是“宇宙的真理”，是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的必然道路。他在狱中面对威逼利诱，坚贞不屈，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等14万字文稿后英勇就义。他用36年的一生彰显了对祖国入党性教育，有助于大学生党员深刻理解信仰的内涵和价值，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增强党性意识。

邓小平同志强调：“对新同志教育要严格，要使他知道加入义务的明确概念，这样进到党内来就会进步。”[3]大学阶段是青年学生的“拔节孕穗”期， 是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业成功的关键。大学生党员大多是入党时间不到3年的“新党员”，他们的自我认知和价值取向尚不成熟，政治敏锐性普遍不强，面对日趋复杂的媒介环境，容易出现思想观念偏差、政治鲜明的政治性， 其政治性贯穿于文化内涵、精神传承、法治建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是中国共产期，党在井冈山和瑞金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法律文件，体现了党对依法治国的早期探索。将江西红色文化融入党性教育，能够锤炼大学生党员的政治品格，强化他们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引导学生将个体目标与国家和民族发展相统一，坚持党的领导，积极投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江西红色文化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政治意义的文化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民族精神为主要内核，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救亡图存道路的真实写照。苏区时期，兴国县全县23万人，参军参战的达9.3万人，为国捐躯的烈士5万多名，全县有姓名可考的烈士23179名，仅牺牲在长征途中的烈士就有12038人，有“万里长征路，里里兴国魂”之称。

“死到阴间不反水”的江善忠、“腰缠万贯的讨米人”刘启耀、“马前托孤”的李美群等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以实际行动献身崇高的革命理想，铸就永不褪色的“江西红”。将江西红色文化融入党性教育，能够通过独特的文化凝聚力对大学生党员的思想观念、行为动机产生深远影响，培养大学生党员的民族情感和爱国意识，强化“四个自信”。

三、江西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的内在逻辑

通过对江西理工大学、江西科技学院、江西应用科技学院、江西服装学院、南昌交通学院、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等6所高校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大学生党员和党性教育活动的调查发现，江西红色文化因其独特的历史性和革命性，与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的育人目标、价值内核、认知根基等要求高度一致。将江西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是地方高校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选择。

（一）江西红色文化的教育属性与育人目标相契合

江西红色文化具备丰富的思政育人价值。传承和弘扬江西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