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培育创建高校党建工作“样板支部”的机制创新与实践探索……70 12．香港大学文学院葛玫祺：

新时代青年思政教育的实践探索 75

13.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钟一鸣：中国式耕地保护研究 基于茂名市“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实施情况的调研报告 80

四、企业

13. RedHat：

2025中国企业级AI实践调研分析… 87

13. 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刘卫锋：

国有企业纪检监察机构护航青年干部健康成长的实践探索… 90

五、医院

13. 贾雯碧：

大型公立医院“一院多区”护理管理同质化实践探索 93

六、其他

13. 经济日报调研组：

传化致远 99

13. 经济日报调研组：

大踏步迈向全球研发中心… 112

13. 齐齐哈尔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云鹏：

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118

13. 唐山市社科联、唐山劳动日报社学习调研组：新征程上让唐山

“五种精神”焕发新的光芒河南“三大精神”学习调研启思录… 120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在新时代的守正与创新

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郭佳男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深刻阐释了什么是调查研究、怎样做好调查研究等根本问题，将调查研究提到新的理论高度，形成了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的重大认识，既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精准把握与创造性运用，也是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对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调查研究思想，尤其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传承与升华。本文在系统总结梳理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和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重要论述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揭示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对于丰富发展党的建设理论，提高新时代调查研究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对于调查研究重要性的正确认识

正确认识调查研究的地位与作用，是继承和发扬党的调查研究优良传统的重要前提。毛泽东作为党内调查研究之风的开创者和将此方法运用至臻的实践大师，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一系列经典论断，为党的调查研究理论与实践作出了突出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和实践特点，在继承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基础上，就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作出了更为全面且适合时代发展需要的论述。

（一）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环节

党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在党的工作与活动中的集中体现，它不仅关系到党的存续发展，更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1941 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批判了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号召全党要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把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毛泽东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而“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1］（P801）毛泽东一生极其痛恨违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割裂实践与认识辩证统一关系的主观主义作风，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勇于同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长期斗争。他

认为，中国共产党任务艰巨，使命重大，“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方法，加深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2］（P361），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地位的转变。可见，在毛泽东看来，党的作风建设极为关键，而调查研究就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法宝。

与毛泽东一样，习近平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在改进党的作风上的重要作用， 将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作为改进党的作风的利器，明确指出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就是加强党性修养，纠治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顽疾的良方妙策。习近平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多下基层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情况，多系统思考和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形成优良的作风”［3］

（P19）。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始终将调查研究贯穿于党的作风建设之中，并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2012年出台的“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开篇便聚焦“调查研究”，明确指出“要改进调查研究，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要轻车从简、减少陪同、简化接待”［4］（P124）； 2013年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特别强调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干部群众意见；2015年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2019年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也都对调查研究作出了明确要求；2023年3月，党中央下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提出把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作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2025 年两会后至7月，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其对调查研究的重视与强调更是不言而喻。这充分说明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也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环节。

（二）提升决策能力的重要基石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纵观党的历史，凡是科学决策都离不开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都是决策者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了解和掌握第一手材料，经过严密科学的可行性论证和长期探索实践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并逐步完善起来的。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作为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产生于解决革命、建设相关问题的现实需要。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对某些领导者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5］（P110） 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行为深恶痛绝。

在他看来，这种未经考察调研，仅凭主观想象就作出判断的行为极其可笑，

这种判断很可能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难以预料的恶劣影响。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尽可能多地掌握事实、把握实际，从而作出符合实情的正确决策。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得益于调查研究，其中，被誉为“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篇之作”的《论十大关系》就是毛泽东带领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集体调研、反复思考的直接结果。这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思想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酝酿、产生和积累起来的。

习近平基于毛泽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思想，进一步扩充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6］（P2）的重要论断，精准阐明了调查研究与科学决策之间的内在关系。他认为，科学决策绝不能闭门造车和主观臆断，而应依赖于深入的调查研究，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理论概括和政策设计。党的十八大以来，每一个重大决策都是从调查研究的母体中孕育而来。在提出精准扶贫战略目标的过程中，习近平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直接到贫困户看真贫、扶真贫，直接听取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意见，不断完善扶贫思路和扶贫举措，不断推进工作”［7］（P527）。围绕农业强国建设、乡村振兴等政策制定，习近平高频开展基层调研，仅2024年就先后于3月赴湖南下稻田、9月赴甘肃入果林、10月赴福建看渔获、11月赴湖北进菜田，为完善粮食安全保障政策、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提供坚实支撑。当前，我国正处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期，面对新时代、新使命、新挑战，习近平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和时空坐标，在指明调查研究是做好各项工作基本功的基础上，又创造性地提出“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

［8］（P89）的新论断，强调只有将调查研究置于决策的全过程，才能确保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效。这一论断丰富了党对调查研究规律和科学决策规律的认识， 具有很强的理论创新性和现实针对性，是习近平对党的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的又一重大贡献。

二、对待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与方法论原则

以何种态度和方法对待调查研究，不仅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发展， 更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毛泽东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树立了榜样；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对此也进行了新的探索与解答。

（一）为民与求实的调研态度

“欲事立，须是心立”，搞好调查研究首先要解决态度问题。只有端正调研态度，秉持人民情怀，真切感知人民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才能察得实情、取得实效，真正实现调有所得、研有所获。此处的态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眼睛向下”的为民态度和“一是一，二是二”的求实态度。

“眼睛向下”是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中始终秉持的为民态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9］（P286），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为此，毛泽东认为， 做好调查研究，“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1］（P789－790）只有深入基层一线、贴近客观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精准洞察和把握现实状况，才能制定出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获得人民群众广泛认同与支持的科学决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毛泽东更是直言“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1］（P790）正是由于毛泽东在湖南五县和江西井冈山两县的调查研究中，将当地的干部群众当作“可敬爱的先生”，坚持拜群众为师，用甘当小学生的谦恭态度对待人民群众，他们才会配合调查，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看来，调查研究要秉持“眼睛向下” 的为民心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将人民群众在心中“置顶”，否则就会脱离人民群众，找不到正确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

“一是一，二是二”是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中始终秉持的求实态度。毛泽东深刻地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10］

（P305）也就是说，调查研究虽需事前确定主题、拟定方案，但结论一定要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不能预设。我们要以事实为依据，按照事物原本的面貌去客观地认识事物、分析事物，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当然，调查研究不仅是探求真知的过程，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理论与实践既对立又统一，理论离不开实践，是实践的产物，但它又高于实践、指导实践，理论的正确与否，归根到底要经过实践检验，二者之间最佳的联结点就是调查研究。为此，毛泽东强调：“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研究， 对于只懂理论不懂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1］（P791）这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要义， 又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现实需求高度契合。可见，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

要秉持“一是一，二是二”的求实态度，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 一旦割裂理论与实际的辩证关系，便不能准确地认识客观事物，更不能把工作做实、做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毛泽东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调研态度的基础上，依据时代特点和实践经历，对这一问题开展了更为深入的探索。一方面，在为民态度上，习近平十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强调要“始终怀着强烈的忧民、爱民、为民、惠民之心，察民情、接地气，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11］（P550）主张广大党员干部要沉下身子、走进群众，与人民群众挨身坐、心贴心，深刻了解人民群众的想法、意愿和期待，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同时，习近平也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人民群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这些经验和知识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广大党员干部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8］（P92）既做群众的学生，也做群众的朋友，用人民群众经由实践创造的经验指导工作实践。这说明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过程，做为人民服务的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旨归。习近平不仅继承了毛泽东调查研究的为民态度，而且进一步推动形成了“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另一方面，在求实态度上，习近平与毛泽东都认为调查研究不能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必须尊重客观实际、注重实效，真正把情况摸实摸透。习近平明确指出： “调查研究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事先带着调子下去，而是要坚持结论产生在调查之后的原则。”［12］“带着调子、带着结论下去”这种“客观见之于主观”的逆向调研，本质上属于“主观先行，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其不仅违背人类认识规律，在实际工作中更是难以取得成效。因此，要推动调查研究发挥应有作用，必须立足客观实际，锚定问题的本质与根源，做到“有的放矢”，坚决杜绝“调而不研，研而不用”的形式主义。面对社会治理的新形势、新特点，习近平进一步强调：“要解释现实的社会问题， 开什么处方治什么病，首先要把是什么病搞清楚。要把好脉，中国身体怎么样， 如果有病是什么病，用什么药来治。”［13］（P45）由此可见，在习近平看来， 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讲客观”的求实态度开展调查研究，主动发现问题、正视问题、解决问题，并能够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变化，持续干实事、谋

实策、出实招，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为科学决策注入源源不断的实践智慧。

（二）科学且有效的调研方法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做好调查研究，绝不能仅凭一腔热情，其核心支撑在于一套系统、严谨的科学工作方法。一旦缺乏科学方法的指引，调查研究将会方向不明、重点难辨、脉络不清，最终难以触及问题本质，获得真知灼见。

“走马观花”与“下马看花”相结合，是毛泽东坚持的科学调研方法。毛泽东在寻乌调研时指出：“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走马观花’，一种是‘下马看花’。”［14］（P59）其中，“走马观花”主要是从大体上粗略地观察事物，属于“面”上的一般调查，有利于在短时间内从整体上把握事物。1956年2月，毛泽东就曾运用此种方法，在中央组织的集体汇报会上听取了34个主管部门的工作报告，形成了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问题的整体性认识； “下马看花”是从个别问题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从个别中寻找一般，从特殊性中总结普遍性，以取得经验，了解全局。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以此种方法深入革命根据地开展实地考察，创作了包括《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在内的多篇著作，为党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提供了重要参考。但是， 单纯的“走马观花”或“下马看花”都存在一定局限，在毛泽东看来，“走马观花”可以迅速了解事物的概况，但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下马看花”虽然耗时多些，但能看到事物的内部，发现问题的本质［15］（P134）。只有坚持“走马观花”与“下马看花”相结合，普遍调查与典型调查相结合的科学调研方法，才能够广泛深入地了解事物发展情况，得出更全面、更深刻、更准确的结论。

习近平在准确把握毛泽东调查研究方法论精髓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调查研究是一门致力于求真的学问，一种见诸实践的科学，也是一项讲求方法的艺术。”［16］（P166）他认为搞好调查研究要做到“点面结合”，既要总体分析“面”上的情况，用综合的思维方式认识事物；又要抓好典型，深入解剖麻雀，提出有效的政策举措和工作方案。针对调查研究的“面”，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强调：“当县委书记要走遍全县各村，当地市委书记要走遍各乡镇，当省委书记要走遍各县市区。”［13］（P39）只有摸清所管辖区域的整体面貌，对全局有一个根本性的把握，才能做到心里明、

家底清。针对调查研究的“点”，习近平指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多到分管领域的基层一线去，多到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去，体察实情、解剖麻雀。”［17］问题集中在哪些领域，就在哪些领域发力； 症结出在哪个环节，就在哪个环节深耕。必须聚焦民生关注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开展调查研究，真奔主题、梳理问题、排查难题。可见，习近平点面结合的调研方法与毛泽东“走马观花”与“下马看花”相结合的调研方法一脉相承，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科学调研方法。

进入新时代，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客观实际，把握时代脉搏，在继承毛泽东科学调研方法的基础上，对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真正实现了“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

第一，调查研究要制度化常态化。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调查研究亦需久久为功。习近平指出：

“在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方面，我们党相继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 要在实践中不断健全完善，切实抓好贯彻落实，使调查研究真正成为各级领导干部自觉的经常性活动。”［18］（P291）调查研究的制度化，核心在于保障其规范性、稳定性与有序性。关于如何推进调查研究制度化，习近平认为，一是要坚持和完善重要决策调研论证制度，实现调研与决策的有机统一，做到不调研不决策、先调研后决策；二是要坚持和完善调研工作制度，通过优化考评奖惩机制，推动领导干部带头示范，结合调研对象实际情况作出科学研判与决策部署；三是要坚持和完善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促使领导干部在践行群众路线的实践中，精准发现并着力破解制约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升的难点堵点问题。调查研究的常态化，核心在于保障其日常性和时效性。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要“经常、广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努力把真实情况掌握得更多一些、把客观规律认识得更透一些”［18］（P291），不断提高调查研究的质量与效果， 让调查研究成为一种工作常态。可见，在习近平看来，调查研究绝非“毕其功于一役”，其本质是一项长期任务，唯有推动调研工作制度化、常态化，方能筑牢其长效运行的坚实基础。

第二，用好“五字诀”，提升调研质量。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曾以“哲欣”为笔名，发表题为《调研工作务求“深、实、细、准、效”》的重要文章， 前瞻性地指出了做好调查研究的“五字诀”，即“深、实、细、准、效”。这五个字看似简单，实则暗藏深厚的方法论意蕴，它是在继承毛泽东调查研究具

体方法的基础上进行的整合与创新，不仅为广大党员干部更好地了解情况提供了方向性指导，而且为新时代提升调研质量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中，“深”， 就是要深耕基层一线、贴近人民群众、融入实际场景，主动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在实践中探寻问题症结。“实”，就是要恪守实事求是原则与党性立场， 以脚踏实地的作风开展调研工作，做到听实话、察实况、谋实策、办实事。“细”， 就是要广纳各方意见建议、深挖问题根源症结，既关注“亮点”和“窗口”的示范成效，也留意“角落”和“后院”的潜在问题，不遗漏任何关键细节。“准”， 就是要透过客观事物外在表象洞察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将感性知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进而把握事物本质。“效”，就是要提出操作性较强的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方法，推动调研成果转化为具体工作举措，以实际成效检验调研价值。“五字诀”相互贯通，相辅相成，已成为新时代调查研究的“正确打开方式”。

第三，调查研究方法要顺时应势，革故鼎新。

针对调查研究的方法，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有着丰富的调查研究经验， 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如召开调查会、研讨会、走访调查、蹲点调查、典型调查、实地考察等，我们要在新时期加以继承和完善。”［19］（P537）即是说，过去常用的“蹲点调研”“解剖麻雀”的调研方式依然是管用的，但绝不能仅仅依靠老经验、老办法。调查研究的方法必须与时俱进，主动求新求变，特别是要针对当前网络化、数字化、信息化的时代特点，不断拓宽调研渠道、丰富调研手段、创新调研方式，将现代信息技术引入调研领域，使调查研究更加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习近平强调，调查研究要“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人民关切、解疑释惑。”［13］（P104）“网站、网页、博客、QQ、微博、微信等手段都应该用，只要能联系群众，就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13］（P101）由此可见，在新时代信息化深入推进的情况下，广大党员干部除了要继续发扬走访、蹲点、座谈等传统调研方法，还要科学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手段体察民情、民意，加强综合分析，为党在新时代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和作出科学决策提供全面准确的依据。

三、习近平对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用好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 练好调查研究这项“基本功”，并围绕调查研究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将调查研究置于治国方略的重要位置，成为他治国理政的显著标志。值得注意的是，

习近平十分重视对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与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相比，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进一步赋予了调查研究鲜活的生命力与创新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为新时代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

（一）调研对象：广泛性与典型性相统一

调研对象是调查研究的基本要素之一，选取合适的调研对象不仅能够增强调研结果的真实性和可操作性，而且有利于提升调查研究工作的实际成效。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资源禀赋，不同的人掌握着不同的实际情况，为了完整准确地把握客观事物，远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的陷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在调查研究中要选取足够大的样本，努力在提高调研对象的广泛性上下功夫。

2020年7月至9月，在“十四五”规划建议起草阶段，习近平多次深入地方考察调研，主持召开了7场专题座谈会，广泛听取村支书、乡村教师、扶贫干部、农民工等各界代表的意见和建议。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高质量完成“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2025 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开展网络征求意见活动，活动累计收到网民建言超过311.3万条，为编制“十五五”规划提供了有益参考。习近平强调：“我们作出一项科学合理的决策，往往需要大量客观、真实、有效的信息。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问计于基层，问计于群众，看到第一手材料，获得真知灼见，形成正确思路，作出科学判断。”

习近平在注重调研对象广泛性的同时，也十分关注调研对象的典型性。马克思主义矛盾观认为，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即是说，要学会从同类事物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案例开展调研，以小见大，探索出可普遍推广的经验。这样不仅可以弥补全面调查耗时耗力多、组织难度大和灵活性不足等缺点，而且能够检验全面调查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正如习近平强调，调查研究“要围绕中心工作，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决策，忙在点子上，谋在关键处”［19］（P537）。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就曾多次深入晋江考察调研，全面总结晋江改革开放发展的生动实践，提炼出以“紧紧咬住实体经济发展不放松”为鲜明特色的“晋江经验”，为福建乃至整个中国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

2013年11月，习近平来到具有贫困地区典型特征的湖南省十八洞村实地调研，提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方针。作为精

准扶贫思想的策源地，十八洞村的成功探索为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典型范例。由此可见，在调研对象的选择上，习近平既主张全面、开放和多样，又强调精准、特殊和关键，力图实现广泛性与典型性、宏观与微观的有机统一。

（二）调研主题：现实性与前瞻性相协调

调研主题是调查研究的基础性、根本性和方向性问题，是做好调查研究的灵魂。调研主题选择的越科学，调查研究的价值就越大。可以说，科学的调研主题是调查研究成功的一半。纵观党的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准确把握各个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将调研主题与时代课题紧密相连。习近平认为，调研主题必须紧扣现实需要，要把关注现实问题摆在调查研究的突出位置，精准把握问题的核心本质与内在规律，深入研究解决问题的路径方向与具体方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 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20］这表明，调查研究需聚焦党政关切的重点、社会关注的热点、群众关心的焦点、工作关联的堵点等现实议题，从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入手，分清轻重缓急、明确先后次序，由问题来定主题、从难题中选课题，对于存在的问题既要做到心中有数，又要做到手中有招，不等、不躲、不绕，形成富有针对性、把握规律性、体现实效性的真知灼见，引导党的调查研究工作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正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阶段，形势变化之快， 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和人民群众的新需求，广大党员干部除了要学会立足当下，关注现实问题，还要善于运用全局视角和长远眼光思考问题，把握调研主题的前瞻性。习近平强调：“要增强战略的前瞻性，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敏锐洞悉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机遇和挑战，以科学的战略预见未来、引领未来。”［21］要用发展的眼光开展调查研究，以“走一步看三步”的觉悟，精准把握未来一段时间的政策导向、国内外市场动向和产业趋势，以“东张西望”的国际视野观察思考问题，用“洞鉴古今”的历史思维掌握发展规律，形成具有前沿性、可推广性的调研报告，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好决策参谋。另外，要持续强化对各类风险源的全面调查与精准研判，紧盯苗头性问题开展预测性、超前性调研。通过多元方式深挖隐患根源，力争将风险化解在源头，着力形成兼具深度与实操性的调研成果。既立

足当前破解突出问题，又着眼长远完善制度机制，不断丰富政策储备库，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为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坚实支撑，切实提升风险防控与治理工作的前瞻性、主动性和有效性。

（三）调研成果：科学性与实效性相结合

调研成果是调查研究的果实，如何让调研成果从“纸上”落到“地上”， 促进其科学转化，既是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也是打通调查研究与科学决策的“最后一公里”。习近平重视调研、善于调研，十分关注调研成果的科学性。首先，科学的调研成果来自对客观事物细致、周密、详尽的调研。早在福建任职期间，习近平就号召领导干部要摸清万家实情、化解万家难题、办好万家实事，以调查研究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更是身体力行， 亲力亲为，“扑下身子、沉到一线，深入农村、社区、企业、医院、学校、‘两新’组织等基层单位，把脉问诊、解剖麻雀，进行问题梳理、难题排查”［22］

（P13），为全党深入调研、科学调研树立了光辉典范。其次，科学的调研成果也离不开干部群众的各类意见建议和专家学者的智力资源。习近平强调：“要用好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重视听取各方面意见包括少数人的意见、反对的意见，立体式地进行分析、三思而后行，防止自以为是、一得自矜。”［7］

（P527）广大党员干部应秉持“入山问樵，入水问渔”的求知精神开展调查研究，汇集民智民力，把“替群众做主”转变为“让群众自己做主”，在提升群众满意度的同时，增强调研成果的科学性。

习近平不仅高度关注调研成果的科学性，而且始终强调其实际成效，指出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以问题为导向，扎实开展调查研究，真正实现调研成果的有效转化。调查研究既不是单纯的学术探讨，也并非简单的走访观察，其实质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对策性应用研究，其价值最终要通过实效来检验。因此，唯有深入实际，解决现实问题，方能使其成为推动工作、服务决策、惠及民生的重要支撑。习近平强调，要“注重调研成果转化运用，在调查的基础上深化研究， 提高调研成果质量，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实际举措。”

［22］（P13）做到“揭对盖子”“出对方子”，制定出操作性强的方针和政策。此外，习近平还认为，调查研究要重调查，更要重研究，不能为了调研而调研， 更不能出现“钦差式”“作秀式”“脱节式”“打卡式”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调研，调查研究应做到“以调促研、研以致用”，不断强化问题意识，跟着问题走、奔着问题去，切实把难点、堵点、淤点找出来，把解决问题的办法拿

出来，形成制度性成果。对于已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果要继续坚持并抓好落实；对于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要与时俱进，修订完善， 防止问题反弹，从而提高调研成果的实效性。

时代发展各有不同，中国共产党人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一脉相承。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内涵丰富的调查研究思想为广大党员干部正确开展调查研究提供了经验基础与方法指导；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对于如何正确认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以何种态度和方法对待调查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更全面、更深刻、更富有时代性的探讨与创新。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 既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调查研究理论，又为新时代传承和弘扬党的调查研究优良传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和强大动力。

新时代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实践探索与路径研究

江西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龙珑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而基层党建是推动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唯有抓好基层党建，才能将党的政策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实践效能，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政治保障。近年来，全省各地围绕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积极探索，在实践中积累了一系列可复制推广的经验，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因此，系统研究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和路径，不仅能为各地优化党建引领模式、提升乡村振兴质效提供参考，更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1.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举措及成效

   1. 以组织振兴为纲，筑牢乡村振兴战斗堡垒

目前，江西省农村地区实现了基层党组织全覆盖，调研发现，大部分基层党组织在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方面作用明显，通过大力推进“三化”建设，优化组织设置，创新基层治理，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例如，芦溪县紫溪村把紫溪田园整合成紫溪党群服务中心和游客接待中心，并打造了综治中心和为民工作室，创建了紫溪乡村振兴示范区、社会治理创新区、绿色田园综合体“两区一体”品牌，确保基层党建有场所、有队伍、有服务内容。同时，以党小组为单位，把“三会一课”开进了乡间屋场。

2. 以人才振兴为本，汇聚乡村振兴源头活水

产业要振兴，关键在人才。通过调研发现，各地紧抓“能人队伍”创建， 用好用活“土专家”“领头雁”，在党建引领人才振兴举措上持续发力，为乡村振兴攒足发展后劲。例如，德安县车桥镇党委提供场地，鼓励“乡贤学院” 每月举办形式多样的学习实训，培养本土人才，其实训内容有专家讲学、书记领学和商户导学等，能够充分传递现代化信息知识。芦溪县紫溪村将村委会旧址改造成甘祖昌干部学院芦溪分院，集党员干部培训、红色文化展示、特色民宿居住体验为一体，为全县本土人才培养提供平台。

3. 以产业振兴为要，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各地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积极探索“党建+产业”发展模式。例如，万安县高陂村党总支因地制宜引入温氏肉鸭、井冈蜜柚、光伏发电等产业项目， 强化党总支在村级集体经济中协调各方的作用，积极引进江西农业大学的智力

和技术等优势资源以及对接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土壤专家和林业专家进行土壤富硒分析和种植技术指导，最终实现户均增收3000余元。同时，该地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创新推进乡村产业集体、企业、农户三方得利发展模式，采取“公司+基地+农户”模式，为1500余户果农提供统一育苗、管理与技术指导，还全量保价收购，带动周边农户发展果林超5000亩，帮助果农代销水果200余万斤/ 年。

4. 以文化振兴为轴，提升乡村振兴治理能力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所在。调研发现，各地依托红色文化、民俗文化资源，赋能乡村治理成效明显。例如，莲花县沿背村依托红色资源，打造甘祖昌干部学院等红色教育基地，开发“重走红军路”研学路线，

2024年共计接待学员游客8万余人次。截至目前，共发展民宿55家，每年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50余万元。又如，修水县黄沙镇依托辖区内花臣武寨、汤桥温泉、箔竹古村、彭桥研学等乡村旅游资源，成立七彩强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开展“桐花节”旅游活动，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助力4个村级集体经济增收10万元以上。

5. 以生态振兴为引，推进乡村振兴美丽宜居

各地积极践行“两山”理念，探索生态价值转化新路径。例如，万安县围绕万安湖良好水生态，创新实施“放鱼养水、人放天养”的生态渔业模式，打造“万安湖生态鱼”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延伸发展休闲垂钓、渔村体验等业态， 打通了“绿水－美鱼－富民”的转化链条。又如，芦溪县推进袁河流域生态综合治理，引进发展环保新材料等绿色工业，同时大力发展生态研学、森林康养等乡村旅游项目，将环境治理成果转化为绿色动能和美丽经济。

2.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挑战

   1. 思想认知存在偏差，党建赋能融合不足

部分基层党组织对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把握不深，党建工作多停留在完成“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规定动作，未能与产业培育、生态治理、基层治理等核心任务深度融合。部分乡镇反映，个别村级党组织将党建台账“留痕”作为工作重心，对产业发展中的土地流转、技术培训等实际问题介入不足， 易造成党建与乡村振兴“两张皮”现象。

2. 人才结构矛盾突出，专业支撑能力薄弱

当前农村党员队伍呈现明显的“老龄化+低学历”特征。当前农村党员队伍

普遍存在老龄化和学历结构有待优化的情况。根据公开资料，在部分农村地区， 60岁以上党员比例较高（部分地区超过50%），初中及以下学历党员占比较大（有些地区可达60%），易造成党组织活力激发不足。在专业人才方面，以农技推广人员为例，截至2024年，全省共有10398名农技人员，其中乡镇级5156人，占比49.59%，平均每个乡镇仅3.69人，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32人），同时远低于浙江（8.62人）。此外，乡镇在乡村规划、电商运营等新兴领域的专业人才供给不足也是普遍反映的问题。

3. 资源要素配置失衡，区域发展差异显著

在全省集体经济发展进程中，资源要素的配置失衡问题已成为制约整体均衡发展的关键瓶颈，直接导致区域间发展差异呈现显著分化态势和明显梯度。2024年数据显示，年收入超50万元的村占比20%，15万～30万元的中等村占比达

56.64%，仍有23.36%的行政村年收入不足15万元，主要集中在地理区位偏远， 交通基础设施滞后、产业发展受限的山区，受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及外部支持力度等因素制约，与高收入和中等收入村的发展差距持续拉大。

4. 产业发展瓶颈凸显，转型升级面临多重制约

多数地区的产业形态仍以初级农产品生产为主，农旅融合、农商融合等新业态发展尚不充分。具体表现为农产品精深加工能力普遍不足，以水果、特色经济作物等产业为例，不少地区的精深加工产品收入占比仅为10%～15%，附加值提升有限。同时，产业同质化问题较为突出，如脐橙、油茶、水稻等在全省传统产业中占比过高，产业同质化竞争与特色缺失的问题严重，导致价格战频发及资源浪费，更削弱了乡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4. 方式方法创新不足，治理效能有待提升

部分基层党组织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仍沿用传统工作模式，工作机制传统单一，未能充分结合乡村实际灵活运用技术手段、市场机制及多元治理模式，导致组织活力激发不足、群众参与度不高。例如，部分县在项目中党建引领方式创新不足，村民深度参与和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治理效能有限；“党员积分制”指标设置僵化，未精准对接乡村振兴关键领域（产业、环境），影响了党建引领优势向治理效能的充分转化，制约了乡村振兴向纵深推进的“最后一公里”实效。

3. 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工作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

振兴”。新时代新征程，要真正实现党建“最大政绩”与振兴“第一要务”的有机统一，具体要做好党建与乡村振兴在思想、目标、组织、制度、作风方面的“五个融合”：

1. 深化思想融合铸魂，将政治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一是强化政治引领。落实“第一议题”学习制度，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乡村振兴政策纳入党员干部必修课，持续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入行，引导党员干部深刻把握“两个确立” 决定性意义，让党的政策在乡村落地生根。二是凝聚思想共识。开展“乡村振兴大讲堂”“振兴主题大讨论”等活动，组织千名书记讲党课、万名党员谈振兴。鼓励党员带头通过“村民说事”等载体围绕村情短板、产业瓶颈建言献策， 积极营造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浓厚氛围，推动广大农民群众从“要我振兴”向“我要振兴”转变。三是弘扬乡村文化。挖掘村庄历史文化资源，创新发展并繁荣村庄文化，充分发挥良好家风家训、乡贤文化等优秀乡村文化在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中的教化引领作用，通过开展促进乡风文明建设的“党员示范岗” 等创先争优活动，不断激发农民群众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活力。

2. 实现目标融合增效，将党建目标转化为振兴目标

一是战略层面对接。将党建目标与振兴发展目标纳入统一坐标系，实现顶层设计的深度融合，从源头上避免目标冲突和资源错配。比如，将“支部达标创优”与“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指标绑定考核，将党建经费与振兴项目资金打包下达，明确涉农资金比例，定向用于党建赋能项目，实现“钱随事走、效随责升”。二是战术层面分解。将宏观目标转化为可量化、可考核的具象任务， 推动形成党建与振兴目标双转化、责任双绑定、考核双驱动。例如，抚州“将组织力提升”抽象要求具体为“领办合作社数量”“党员技术帮扶频次”“发展党员数量”“引进特色产业”等可量化指标；赣州推行“书记领衔项目”， 要求乡镇党委书记同时申报党建创新项目和产业振兴项目。三是操作层面协同。聚焦“条块分割”“各自为战”问题，构建多主体联动、全要素集成的实施网络。例如，抚州市南城县校具产业链党委整合87家企业党组织，统一制定技术标准，共享物流渠道，成本降低23%；井冈山推出“党员揭榜”功能，打通党建管理系统与产业大数据平台，实现组织生活与产销需求智能匹配；鹰潭建立“双向评估-动态调整”机制，每月召开“振兴夜话”，由村民评议党建活动与产业项目的契合度，根据反馈动态调整项目23项。

3. 强化组织融合赋能，将组织资源转化为治理资源

一是建强班子队伍。把选好、用好、管好村党支部带头人作为支部建设的重要工作来抓，选派一批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在群众中有威望和影响力的党员干部到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或者挂职干部，同时，把村“两委”班子， 特别是带头人队伍进一步建好建强，突出加强村支书、村干部“双带”能力培养。二是创新组织体系。创新基层党组织设置形式，推广在产业链上建立功能型党支部，在跨村联建示范区设立联合党委，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推广“党建+合作社”等模式。例如，一些地方探索构建“1+N+X”组织网络：“1”个核心（行政村党组织），“N”个功能型党小组（产业振兴组、矛盾调解组等）， “X”个流动党组织（驻外务工党支部、产业链党支部）。三是提升党员素质。构建“本地育才+返乡引才+上级派才”体系，及时将农村致富能人等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壮大村级党组织力量，从优秀党员群体中选拔村党支部书记， 配齐配强带领群众增收致富“主心骨”。建立村党组织书记“县管乡聘村用” 机制，开展“头雁领航”擂台比武活动。

4. 创新制度融合提质，将制度效能转化为工作效能

一是完善责任落实体系。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工作机制，建立市县乡三级乡村振兴联席会议制度，实行党委（党组）班子成员乡村振兴联系点制度。在县级层面成立乡村振兴党委工作专班，构建“1+N”政策保障体系（1 个总体规划+N个专项实施方案）。在村级层面建立“党员+村民代表+网格员” 议事平台，推行“五议五公开”。二是优化资源配置体系。设立乡村振兴发展基金，整合涉农资金实行“大专项+任务清单”管理模式。创新“财政+金融+保险”协同机制，建立社会资本准入正负面清单，深化农村产权改革，实施“沉睡资产唤醒”行动，推动村级闲置校舍、厂房等资产盘活利用。三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实现党组织分片管理村民小组、党员分片联系村民，形成党员联系群众的全覆盖纵横网络，形成村级网格化治理系统。借助“党群议事厅”“乡村讲堂”等形式，推动村民说事、议事、主事，以点带面引领推进法治、德治、自治、善治、政治、共治“六治”有机融合。

5. 狠抓作风融合塑形，将作风保障转化为服务保障

一是推行“五化”工作法。组团化：组建工作团队，由镇级驻村领导班子、村党组织书记带领，实现干部进村入户开展工作。项目化：围绕基层党建、乡村振兴等重点项目，制定详细的工作月任务清单。清单化：明确每日工作任务，

实行“清单式”管理，确保任务明确、责任到人。限时化：建立首问首办工作制度，一般问题1天内解决，重大问题2周内解决。制度化：建立周通报、月检查、季交流的工作机制，确保工作落实。二是强化党员先锋作用。开展“践诺日”行动，党员认领“实事项目台账”。设立“党员责任区”“先锋岗”，亮党员身份比奉献精神、亮岗位职责比服务效能、亮振兴承诺比工作实绩。压实党员干部在乡村振兴中示范带动的责任，鼓励引导党员创办领办新型经营主体， 从项目、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给予支持。三是建立作风考评闭环。实行“承诺台账+星级评定”，推行党员积分制管理，设立乡村振兴作风观测点，聘请老党员、村民代表担任作风建设监督员，把转变作风作为考核目标，将服务实效与薪酬、晋升挂钩，杜绝“躺平式干部”。

布楞沟村调查：脱贫村全面振兴之路

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甘肃省社会科学院联合课题组

2020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党中央决定，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 2025年是5年过渡期的最后一年。值此历史节点，我们赴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东部的布楞沟村及周边区域进行实地走访和调研，了解中西部深度贫困村脱贫攻坚成果成色如何，过渡期满后常态化帮扶面临哪些新形势，实际运行中存在哪些新问题，探究这些已经摆脱贫困但发展仍然相对落后的地区如何通过乡村全面振兴发展起来、逐步赶上来。

一、从“两不愁”到“新家园”的深刻变迁

布楞沟村素以“苦瘠甲天下”闻名。千百年来，村民在陡坡旱地上刀耕火种，“种一坡、收一车、打一斗、煮一锅”成为世代相传的生存写照。2013年2 月，习近平总书记冒着严寒深入布楞沟村考察，面对群众吃水难、行路难、住房差的现实困境，深情嘱托：“要把水引来，把路修通，把新农村建设好。” 这句朴素而厚重的话语，点燃了这片贫困村落的希望，也标志着新时代对深度贫困的攻坚战在西北地区全面打响。

脆弱生态系统修复，兜住生态与增收“底线”。布楞沟村坐落于黄土高原西缘，山地陡坡、沟壑交错，植被覆盖率不足5%，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稳定性极差，属于典型的生态脆弱区。自2013年起，布楞沟村启动生态修复工程，累计完成造林面积6750亩，其中荒山生态造林2500亩、退耕还林还草3167亩、村庄绿化美化83亩，初步形成了多层次的生态防护体系。随着生态恢复，2015年开始推进生态经济化转型，重点培育啤特果、核桃、杏子、花椒、枸杞等特色经济林产业，同步推广甜高粱等优质饲草作物种植。近5年，农民每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有1500元以上直接来自生态产业。秉持“生态林与经济林并重”理念， 将生态系统修复与农户生计提升有机融合，通过规模化植树造林改善流域生态基底，依托特色林草产业激活经济发展动能，不仅显著提升了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更构建了经济社会发展、农户生活水平提升与生态环境改善的良性互馈循环机制，为脱贫后的生态脆弱区探索出一条生态修复与生计增收协同推进的可行路径。

基础设施全面升级，打通发展“生命线”。布楞沟村处于青藏高原与黄土

高原过渡带，区域年均降水量不足3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降水量的6倍，属典型温带干旱半干旱气候区，村民生活用水主要依赖水窖集雨或远距离运水，且饮用水中氟、砷等有害元素含量远超安全标准，严酷的自然地理条件成了制约发展的重要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脱贫战略的实施给布楞沟村发展带来希望。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铺设输配水管道15公里，洁净自来水通到家家户户，从根本上解决了“吃水难”的问题；完成22公里村级道路硬化改造，解决了“行路难”的问题；实施易地搬迁工程，将村民从人畜混居的土坯房，安置到山脚生态适宜的新农村，完成天然气入户工程，同步建成文化活动室、便民超市、村民文化广场等公共服务载体，解决了“住房差”的问题。生产生活条件的系统性改善，为布楞沟村实现“能致富、可持续”的长效脱贫目标打下了基础。

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筑牢民生“保障线”。2012年，全村贫困发生率高达96%，人均可支配收入仅1624元，学龄儿童就学须跨越两道山梁，适龄儿童辍学率接近30%，民生保障领域呈现多重短板叠加态势。在脱贫后经过5年的巩固拓展，如今的布楞沟村，公共服务供给实现量的提升与质的飞跃。新建村级小学与幼儿园，适龄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与巩固率均达到100%，解决了“就学难、就学远”的问题；建设完成标准化村级卫生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现脱贫户全覆盖；实现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等普惠性政策全域覆盖，2024年全村享受各类社会保障资金超180万元，占村民可支配收入比重超过25%，社会保障对农村家庭生活支撑作用明显。物质条件改善与文化教育事业协同推进，促进村民精神面貌发生深层次变化，有效激发了劳动致富意愿与内生发展动力。

特色产业精准培育，强化发展“造血线”。布楞沟村长期处于极端贫困状态，并非单一维度的经济匮乏，而是典型的多维贫困叠加形态。要打破地理空间边缘、产业体系薄弱、人力资源存量不足、“等靠要”心理严重等多重制约因素交织的发展困境，加快培育和发展特色产业是根本出路。精准脱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布楞沟村基于资源禀赋特点和发展短板，逐步培育和发展起多元协同的脱贫产业体系：光伏扶贫项目落地即见效，年发电收益稳定在20万元左右， 这些收益通过公益性岗位开发、先进农户激励与村级集体经济补充等方式实现精准赋能，初步形成“光伏收益兜底+就业岗位带动”的双轮驱动增收模式；特色养殖业规模化发展，建成标准化养殖场6座，建立起“合作社+农户”的利益

联结机制；红色文旅资源深度挖掘，通过政策引导与主体培育，扶持村民发展农家乐3家，推动红色文化资源向经济发展优势转化。10多年来，布楞沟村通过特色产业的精准培育，为村民脱贫致富打下了产业基础，使村民收入增长有了内生源泉，摆脱了贫困代际传递的困境。

2024年，布楞沟村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2万元，较10年前增长近7倍， 贫困发生率归零。布楞沟村如今是甘肃省级“和美乡村”。走进村里，所到之处，村容整洁，绿树成荫，公共文化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乡村治理井然有序。村民们都说，“以前过年都不敢请亲戚来，怕人家笑话咱穷。现在不一样了， 家里亮堂了，心里也敞亮了”。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中西部数万个深度贫困村的一个缩影，布楞沟村无疑经历了一场改天换地的历史巨变。这一巨变，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体现，也是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政治优势的集中彰显，不仅彻底解决了深度贫困地区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更为民族地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接续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仍面临新挑战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在以布楞沟村为代表的脱贫地区，5年过渡期满后帮扶形势正在发生深刻转变：群众需求从温饱生存型向发展改善型升级，政策导向从过渡期集中政策支持向常态化帮扶转型，核心任务从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向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增强乡村产业韧性、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转变。新变化就是新要求，脱贫后的布楞沟村要让村民过上更加富裕的生活，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全面振兴，仍有艰苦的路要走。

产业发展脆弱性问题依然突出。尽管布楞沟村已初步构建起以养殖为主导的产业格局，但产业体系的孕育需要一个长期培育的过程，不可能通过短期一次性资源投入就达成目标。从发展现状看，目前布楞沟村还没形成真正的内生发展能力，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产业链条较短、精深加工能力不足、附加值较低、抗风险能力弱。比如，羊肉销售主要依靠零散商贩交易和消费帮扶采购，市场化销售渠道尚未建立；缺乏冷链仓储设施，鲜肉保鲜期较短，难以实现错峰销售；没有初级加工厂，仅能售卖活羊，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虽有“东乡手抓羊肉”地域美誉，但缺乏统一包装、质量标准和溯源体系，难以形成溢价效应； 由于养殖规模小、缺乏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或农产品期货这类避险工具，市场价格波动直接冲击农户收益。2024年羊肉价格同比下跌近20%，多家养殖户出现

亏损，走访过程中不少村民都记忆犹新，对养羊产业发展前景深感担忧。

对口帮扶长效机制有待深化。布楞沟村的对口帮扶单位致力于推动发展藜麦、牛羊养殖、鲜食玉米等特色产业，在促进就业增收上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实际运作过程也存在一些“水土不服”的情况。比如，一些帮扶工作仍停留在物资捐赠、短期采购和节日慰问的层面；培训内容偏重理论宣讲，覆盖面窄， 实操性不强，技术人员“来了就走”，缺乏本地化技术团队承接；不少农产品缺乏长期订单协议，高度依赖协作方的采购渠道，一旦外部市场出现波动或相关政策进行调整，容易造成产品滞销；部分外来企业面临利润空间狭小、物流成本高昂、对营商环境不熟悉等制约因素，生根发展困难。从目前状况看，对口帮扶实现协作机制向市场化、长效化转型仍有较长的路要走，完成从“输血式帮扶”向“造血式协作”的转变仍需要一个过程。

基层治理“强行政、弱自治”特征显著。调研发现，布楞沟村基层治理架构以村“两委”为核心枢纽，行政指令传达与政策落地执行的效率较高，但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等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现有议事活动多聚焦于政策宣讲解读、惠民补贴发放等基础事务，对村庄发展长远规划、集体资产盘活运营、公共服务提质升级等深层次议题的研讨谋划相对不足。同时，受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占比偏高、议事时间安排与农业生产存在冲突等现实因素制约，村民参与议事决策的积极性与稳定性不足。部分村民对村级事务的认知仍停留在“等政策、领补贴”层面，参与治理的主动性未充分激活。

思想观念转变滞后于物质生活脱贫。历经10余年深刻变迁，布楞沟村村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有了质的跃升，但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与发展愿景的转变却相对迟缓。全村外出务工人员中18—35岁青年群体占比超70%，然而有返乡创业意愿的不足10%。同时，布楞沟村适龄男青年的婚恋成为棘手问题，据当地群众估算，普通家庭的婚嫁开支动辄几十万元，相当于大部分家庭近10年的纯收入， 给适婚青年及其家庭带来显著压力。在教育认知层面，尽管“读书无用、放羊谋生”的陈旧观念已被彻底摒弃，但村民对子女教育的长远规划仍有局限，“读完初中就行”、“早点打工挣钱”等观念仍很普遍，制约着全村人力资源质量的持续提升。

三、在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全面振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布楞沟村调研发现的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在脱贫地区具有普遍性，是脱贫地区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过程

中面临的共性挑战。“十五五”时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5年过渡期满后转向常态化帮扶的第一个五年。要在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全面振兴，必须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在保持现有帮扶政策体系和工作体系总体稳定的基础上，继续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选派等行之有效的做法，支持欠发达地区持续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稳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着力增强内生发展动力，推动脱贫地区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加快赶上共同富裕步伐。

以产业提质升级为核心，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加快发展特色产业是推动脱贫地区发展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增强脱贫地区“造血”功能、帮助脱贫群众就地就业的长远之计。要构建全周期培育机制，鼓励帮扶单位与当地企业形成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共同组建产业联盟，增强产业的市场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真正实现从“输血”向“造血”转变。要突出乡村产业发展特色， 深度挖掘区域资源潜力，通过系统性规划锚定主导产业，以差异化布局规避同质化竞争。如浙江省安吉县依托竹林资源，跳出传统竹材加工的局限，延伸出竹制品精深加工、竹文旅、竹康养等多元业态，让“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要拓展农产品产业链与价值链，通过农文旅商深度融合挖掘多元价值。如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以关中民俗文化为核心，将农业生产与民俗体验、特色美食、休闲度假有机结合，村民从“种庄稼”转向“做服务”，实现了产业价值倍增。

以县城新型城镇化为支点，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为“城尾乡头”的县城， 具有城乡联系紧密、地域范围适中、文化同质性强等特点，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县城与大城市相比具有住房、生活等成本低的优势，不仅能有效吸纳县域内人口城镇化，还成为不少外出务工人员回流的重要选择。近年来布楞沟村村民外出打工半径不断缩小，县内就业比例不断上升。要把县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注重发挥县城联结城市、服务乡村功能。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实施“快递进村”工程，解决好农产品上行与工业品下行的问题。推动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建设“15分钟乡村生活圈”，使得“县城就业—乡村居住”成为保障乡村居民生活品质与发展权益的新选择。如山东省曹县综合施策支持农民致富、草根创业，推动形成集原创研发、设计制作、网络营销等于一体的汉服产业链，引得一批年轻人返乡创业，

激发起全员参与电商的热情，全县演出服、汉服上下游企业达4000余家、网店5.2万余个，从业者达10万余人。

以党建引领为保障，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基层党组织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乡村落地生根的“最后一公里”，是凝聚群众、推动发展、促进和谐的基础性力量。要牢牢抓住党建引领这个“牛鼻子”，优化村“两委”干部队伍结构， 提升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发展、服务群众、治理乡村的能力水平。积极推动基层治理模式转型，实现脱贫地区乡村振兴从政府主导模式向群众自主模式转变， 让群众从发展的“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受益者”，充分调动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实践证明，发展好、变化大的脱贫村庄，往往都有一支优秀的基层干部队伍发挥关键作用。如在广西乐业县百坭村，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打通“支部+合作社+农户”利益联结机制，砂糖橘种植面积从1000 亩扩大到2000亩，杉木林从8000亩扩大到2万余亩，成功实现贫困村脱贫摘帽， 为党建引领乡村发展提供了生动范例。

以激活农民创造潜能为关键，培育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乡村振兴，归根到底是人的振兴。制度设计与政策实施的最终落脚点，在于激活亿万农民的内生动力与创造潜能。要强化思想引领，破除“等靠要”等落后观念，弘扬劳动光荣、守望相助的乡土文明新风尚，引导村民树立自主发展、勤劳致富的意识， 避免出现“政府干、农民看”消极观望等待的现象。要强化能力支撑，让农民有能力、有渠道致富，有的乡村通过设立创业孵化基金，为返乡创业青年提供场地免租、贷款贴息、税收减免、技能培训等全周期支持，有效降低创业门槛与风险；有的乡村推行“以工代赈+技能提升”模式，让村民在参与项目建设中获得劳动报酬、提升技能水平，增强参与感与获得感。要强化村规民约约束引导作用，将抵制高额彩礼、反对铺张浪费、倡导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等文明新风纳入村规民约，推动移风易俗制度化、常态化。有的乡村将“彩礼不超5万

元、礼金不超30元”等倡议写入村规民约并制成“三字经”公示，遏制了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让“零彩礼”婚嫁成为乡村新风尚。

田野巡察：对村巡察的积极探索

江苏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求是杂志社综合编辑部联合调研组

（2026年1月16日）

对村巡察是党内监督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基层监督体系的“前哨”，将监督的触角直抵田野“末梢”。党的各项惠民利民政策能否在农村落地见效，农民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都可以通过对村巡察掌握实情。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巡察工作，对推进巡视巡察全覆盖、推动市县巡察向基层延伸、加强对村巡察等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明确要求。2024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专门单列一章， 对巡察工作作出规定，要求市县党委在一届任期内对所管理的党组织实现巡察全覆盖，并首次把村（社区）党组织纳入县（市、区、旗）党委巡察范围。刚刚闭幕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对推进对村巡察工作进一步作出部署，彰显了党中央促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不断完善基层治理的坚定决心。

为做好对村巡察，促进解决基层和群众身边的问题，江苏从2017年开始尝试将田野调查理念方法运用到对村巡察工作中，逐渐探索形成以“巡在田野、致力振兴、志在富民”为主要内涵的“田野巡察”工作方式。近年来，江苏通过田野巡察共推动解决惠农补贴发放、集体“三资”管理、人居环境整治等各类问题14.9万余个，推动为群众办实事1.63万件。实践中，田野巡察如何真正巡深察透？遇到了哪些堵点难点？又积累了哪些经验启示？近期，调研组带着这些问题，深入江苏部分县（市、区）开展了专题调研。

巡察聚焦什么

田野巡察紧扣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决策部署，紧盯村党组织政治责任落实情况，针对农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细化形成60项重点监督内容并建立监督重点清单库、专项监督指引库等，努力让监督更精准、更有针对性。

聚焦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农村落实情况，纠思想偏差。基层是落实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最后一公里”，国计民生的重大政策都要通过一件件具体而微的小事来落实，党员、干部必须从政治高度审视和推进每项工作。在田野巡察中发现的很多问题，表面上是工作层面的失误，实质上都是思想上的偏差：耕地违规占用多发，实际是保障粮食安全的责任扛得不牢；村级工程重“面子”轻“里子”，实际是政绩观出现偏差；集体经济“造血”功能薄弱，实际是发展

思路受限、内生动力不足。例如，巡察组在南京市六合区竹镇镇发现，部分农田灌溉水渠因年久失修，破损渗漏、堵塞淤积，严重影响农作物灌溉。巡察组迅速推动镇党委对问题水渠进行抢修抢补，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群众反映最强烈的1.69公里渠段得到修缮整治，保障了该镇5个生产组的农业生产灌溉。同时，针对该问题反映出的思想上不重视的情况，督促引导镇村干部提高政治站位，更深刻认识灌溉设施作为农田基础设施的关键一环，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基础保障，直接关系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田野巡察力争既治标又治本， 发现政策落实中的“温差”、“落差”之后，深纠背后的政绩观、发展观问题， 通过督促一个个小问题的整改，给党员、干部的思想“掸掸灰”、“清清障”， 在解决具体问题中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真正成为政治上的明白人。

聚焦农村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惩蝇贪蚁腐。农村群众痛恨什么、反对什么，田野巡察就重点巡察什么、纠正什么，始终关注村级小微权力运行， 紧盯资金资产资源、生产生活生态、党务村务财务等重点领域，紧盯权责“一肩挑”的村支书、保管“钱袋子”的村会计、操持村项目的经办人，着力查找办事不公、优亲厚友、雁过拔毛等突出问题。在苏北某县，巡察组发现部分农村小型水利工程质量差、成本高，立即推动纪委监委查处背后的腐败问题，立案11人、留置2人，群众都说“这帮‘水蚂蟥’终于抓起来了”。在苏中某区， 发现某敬老院个别管理人员挤占五保老人的伙食补助，巡察组在推动立行立改的同时，将该问题线索移交区纪委监委，啃食群众利益的蝇贪蚁腐受到严肃处理。在田野巡察推动下，近年来，江苏发现并移交问题线索8000余件、立案近5000人，持续释放执纪必严、一抓到底的强烈信号。

聚焦村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发挥情况，治软弱涣散。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执政大厦的“地基”，其战斗力强弱，事关乡村发展稳定大局。现实中， 少数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软弱涣散现象：有的“领头雁”作用发挥不强，有的民主集中制执行不到位，有的党员、干部担当精神不足。田野巡察紧盯村党组织自身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重点了解村党组织履职尽责和村干部担当作为情况，着力纠治村支书搞“一言堂”、班子成员不团结、村干部对群众诉求推诿扯皮等问题。巡察丹阳市访仙镇时，巡察组发现村干部队伍年龄结构严重失衡， 多个村党组织书记年龄偏大且后继乏人，存在“断档”隐忧，于是推动镇党委将优化村级班子结构提上日程，加强后备力量培养，一批有能力、有活力的年

轻干部逐步进入村“两委”班子。在淮安市盱眙县，巡察组发现桂五镇东园村党组织软弱涣散、干群关系紧张，迅速推动镇党委对东园村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进行调整，优化村“两委”成员，加强党员党性教育，该村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升，从信访重点村变成无访村。群众反映说，“村里班子换了，事情有人问了，再也不用往上跑了”。在田野巡察推动下，全省摸排出的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已全面整顿达标。

聚焦对村巡察整改和成果运用情况，促真改实改。对村巡察发现的问题往往就在群众身边，如果整改不到位，将直接影响巡察权威性和公信力。群众也对巡察过后村里有没有新变化尤为关注，如果巡察时“雷声大”，整改时“雨点小”，巡察效果自然大打折扣。田野巡察坚持即知即改，对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短平快”推进解决，努力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在宿迁市泗洪县梅花镇前老村，有农户反映某铁路段占用其3亩多地一直未补偿。巡察组通过实地察看，推动镇党委立行立改，补发该农户青苗补偿费。对一些“表现在村里、根子在县乡”的问题，推动建立巡察机构交办、镇街领办、村级主办、县级职能部门帮办、纪检监察和组织部门督办的工作机制，督促县乡和职能部门联动整改。建立整改公开机制，充分运用声（大喇叭）、屏（电视屏）、网（微信群）、栏（公告栏）等渠道，公开对村巡察整改情况。探索开展巡察整改质询，组织村务监督人员、村民代表等召开巡察整改现场评议质询会，将巡察整改的表决权、裁判权交到群众手里，做到“群众评价不满意、问题整改不销号”。近年来，田野巡察共向市县党委提交专题报告500余份，推动市县党委和相关职能部门开展专项整治近千次，既有效解决了一批民生难题， 也让群众对巡察队伍更加信任。

如何走向田野

巡察越往基层延伸，就越要从细微入手、向实处发力，避免监督泛化、虚化、简单化。田野巡察坚持立足基层实际，以系统观念和创新思维完善工作体系，把工作向细处做、往实处落。

村情千差万别，必须打破“上下一般粗”的固有模式。江苏全省2.1万个村

（社区）星罗棋布，人口规模、资源禀赋、经济基础、治理水平各不相同，既有年收入超亿元的“明星村”，也有发展劲头不足的“滞后村”；既有和谐安宁的“稳定村”，也有信访较多的“矛盾村”。若简单套用相同的巡察模式， 则会造成要么是对情况复杂、矛盾深重的村“巡不深、察不透”，要么是对人

口稀少、情况简单的村“重复劳动”、浪费资源。为解决这些问题，田野巡察探索建立“4+X” 数据底册，全方位抓取职能部门涉农数据，为每个村精准画像。“4” 即基本情况、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基层党建四本“固定账”，“X”即各类专项报告构成的“动态账”。在“4+X”底数基础上，依据经济体量、矛盾

存量、人口数量等关键指标，将村划分为经济活跃、发展滞后、矛盾复杂、相对稳定等类型，并匹配不同巡察时间与力量配置，对3600余个重点村由县级巡察组“单独

巡”或设区市巡察组“提级巡”等方式重点突破，对近1万个一般村采取“镇村一体巡”或“专项巡”，以镇带村提高效率。经过“一村一策”的精细准备， 巡察组进驻前便心中有数，带着问题去、瞄准靶心查，大大提升了监督的针对性和穿透力。

群众心中存疑，必须打消“联系不够紧”的距离隔阂。现实中，一些群众不知道巡察要干什么，也不知道该反映什么情况；一些群众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不愿说出心里话。针对这一现象，田野巡察摸索出一套接地气的走访方法：时间上，紧贴农民“生物钟”，晨访田间、昼访商户、夜访务工家庭；对象上，推行党群服务中心、驻村重点企业、工程项目、农贸市集、村民小广场等场所“五必到”，老党员干部、种养大户、致富能人、企业主、困难群众等人员“五必访”；方式上，不仅入户访谈，还创新“巡察早市”、“板凳夜话”、“大棚宣讲”等形式，在群众聚集处拉家常、听心声，同时依托网格微信群、二维码等线上渠道扩大参与面，运用“12345”热线联系在外人员，持续提升走访成效。淮安市淮安区巡察组进驻钦工镇宋集村后，推动区供电部门解决了种瓜大户大棚半年无法通电的问题。种瓜大户主动将此事拍成短视频，转发至网格微信群。熟悉的人、身边的事打动了群众，次日微信群就收到不少意见建议。毛泽东同志曾指出，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让群众开口，首先要取得群众信任。田野巡察把工作融入乡土语境，变“检查者”为“参与者”，深入农家炕头、田间地头、项目工地，在与群众唠家常中感知民情，在实地查看中核实问题，努力让监督不再是浮于表面的“物理接触”，而是产生深度互信的“化学反应”。

部门各自为战，必须打通“监督分散化”的工作壁垒。在农村，各类监督检查往往对应不同条线，涉农数据散落于财政、农业、民政、审计等多个部门， 存在“信息孤岛”现象和监督碎片化问题，既增加基层负担，也制约监督质效。

江苏县域广、村镇多，平均每个县辖13个乡镇、每个乡镇辖17个村，部分地区甚至一个县就有超过500个村，巡察监督要实现全覆盖，任务繁重，若不能有效整合资源，很容易陷入重复监督的局面。为此，田野巡察着力打破条块壁垒， 推动形成巡察机构统筹协调、多方力量同题共答的格局。巡前，充分会商，整合信访、审计、农经等部门信息；巡中，针对专业疑点，协调审计同步介入， 对可查性较强的线索推动纪检监察机关快查快办；巡后，厘清县、乡、村三级权责，推动跨部门联动整改。经过长期努力，田野巡察日益成为党委主责监督与纪委专责监督的“衔接点”、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的“贯通点”、自上而下监督与自下而上监督的融合点。

几点思考

作为对村巡察方式的一种积极探索，田野巡察在实践中形成了一些有效做法，但也还面临不少亟待破解的难题。比如，村级组织结构特殊，部分村干部权力过于集中且监督制约机制相对薄弱，容易滋生履职不当或微权力腐败等问题。又如，巡察发现的问题常涉及历史遗留或利益纠葛，如集体“三资”管理混乱、民生项目推进缓慢等，整改需多方协调，易出现责任推诿或落实滞后。再如，一些地方农村人口流失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流失比较严重，出现“空心村”等情况，村干部不得不“身兼数职”、“超期任职”。如何进一步破解难题、推进工作，需注意把握好以下几对关系。

把握好“接天线”和“接地气”的关系。对村巡察本质上是政治监督。在具体工作中，不能将巡察的眼光囿于一时一事，而是要站在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政治根基的高度来看待问题。比如对惠民补贴发放、乡村振兴项目实施等工作的监督，表面看检查的是流程是否规范的“操作问题”，实则是政策落实能否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的“政治问题”。对村巡察要把“政策天线”调频到“民生地气”上，通过多到田间地头听民声、多进农户家中察实情、多在项目现场核实效等方式，看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地了没有，各级党组织的责任履行了没有，各项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政策群众享受了没有，让巡察既有紧跟上级步伐的高度、又有贴合群众期盼的温度，进一步赢得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支持和拥护。

把握好“治已病”和“防未病”的关系。对村巡察作为“政治体检”，“治已病”是第一步，对巡察发现的村务公开不及时、惠民政策执行走样等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显性问题，要直指症结、即知即改，让群众可感可及。更重要

的是从表象症状中抽丝剥茧，查找病灶，“未病先防”，避免小风险演变成大问题。比如村级“三资”管理混乱等问题，整而又犯、层出不穷，背后都有责任缺失缺位、权力失管失控、制度失灵失效等原因。对村巡察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问题看责任，把“当下改”和“长久立”贯通起来，从个性问题中反思共性风险，从表面现象中洞察深层隐患，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监管、完善制度，变事后纠治为主动防范，切实做到“解决一个问题、治理一个领域”。

把握好“解决事”和“处理人”的关系。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是对村巡察工作的生命线。但发现问题并不意味着否定成绩，形成震慑也绝不是为了处分干部，而是为了更好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农村工作千头万绪，遗留问题多、处理难度大，基层干部直面矛盾、任务繁重。对村巡察必须把实事求是原则贯穿始终，分析问题要考虑历史背景、演变趋势、内外因素，既推动问题解决、促进工作提升，又保护干部积极性、激发队伍活力，真正把干部“多做多错”的顾虑减下来，增强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

新业态新就业群体中党组织覆盖与作用发挥的实践探索 基于九江市浔阳区的案例分析

中共九江市浔阳区委党校 占伟

随着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的快速发展，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新就业形态的灵活性、分散性和高流动性，也给传统党建模式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这一群体中实现党组织的有效覆盖和作用发挥，不仅是加强党的执政基础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九江市浔阳区作为新经济组织较为集中的城区，近年来积极开展新业态党建探索，其“两个覆盖”攻坚行动具有较强的实践代表性和研究价值。

一、浔阳区加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的探索与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探索加强新兴业态和互联网党建工作”[1]。为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指示精神，浔阳区立足中心城区“两新”组织集聚的实际，自2023年以来，系统推进“两个覆盖”集中攻坚行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该行动聚焦党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双提升，围绕高位推动、数据摸排、模式创新、规范运行与服务融合等关键环节展开积极探索， 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操作性的实践做法，为新形势下拓展党建新路径提供了基层经验。

（一）高位推动与系统部署，构建协同攻坚的责任体系。浔阳区将新兴领域党建视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而非简单的业务工作。在省、市工作专班的指导下，区委发挥了“一线指挥部”的关键作用。区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召开专题会议进行调度，成立了由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主抓，多部门参与的工作专班，形成了“区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社会工作部门具体指导、行业党委归口负责、属地党组织兜底管理”的五级责任链条。这种高位推动的模式，确保了攻坚行动拥有足够的政治权威和资源调配能力，将党建责任压实到基层党组织的“神经末梢”。

（二）数据赋能与精准摸排，筑牢“两个覆盖”的工作基石。面对新兴领域主体数量多、变化快、底数不清的难题，浔阳区摒弃了传统“人海战术”式的粗放摸排，转而采用“数据驱动”的精准策略。工作专班整合了市场监管、税务、民政、人社等部门的行政数据，通过大数据“撞库”比对，初步锁定目

标对象。在此基础上，结合网格化管理与“地毯式”实地走访，进行二次核实， 最终实现了对攻坚范围内非公企业、社会组织的“五个清”，即经营运行情况清、职工队伍情况清、党员分布情况清、出资人（负责人）态度清、未建立党组织原因清。这种“线上数据筛查+线下实地验证”的方式，极大地提升了摸排的效率和准确性，为后续的分类施策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分类施策与模式创新，灵活扩大党的组织覆盖。针对新业态领域组织形态多元、规模差异大、党员流动性强等特点，浔阳区没有采取“一刀切” 的组建方式，而是坚持“因地制宜、灵活多样”的原则，探索出多种组建模式。一是“单建优先”。对党员人数达到3名以上、条件成熟的非公企业或社会组织， 如江西一步卒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等，积极推动单独建立党支部，确保组织建设的独立性和稳定性。二是“联建兜底”。对党员人数不足3名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按照“地域相邻、行业相近、规模适当、便于管理”的原则，建立联合党支部。截至2025年8月，新组建的16个联合党支部共覆盖了76家非公企业。三是“行业共建”。依托行业协会或龙头企业建立行业党组织。这种分类施策的模式，有效破解了“组织如何建”的难题，实现了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的初步转变。

（四）规范指导与赋能提升，激发新建组织的内生动力。“建起来”只是第一步，“转得好”才是关键。为避免新建党组织出现“空壳化”“形式化” 现象，浔阳区实施了“一企一班”的赋能计划。为每个已建党组织的企业配备一个由街道干部、社区干部和党建指导员组成的工作专班，提供“全链条”指导。特别是选派的72名党建指导员，其中包含9名退出领导岗位的干部，他们政治素质高、工作经验丰富，能够有效指导新建支部规范执行“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基本制度。同时，编制《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手册》，利用“红色蒲公英”微信小程序搭建线上学习平台，这些举措都有力地提升了党务工作的规范化水平和党员教育的时效性。

（五）党群联动与服务融入，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浔阳区深刻认识到，党建不能脱离群众工作。在实践中，坚持“党建带群建、群建促党建”的工作思路，在新兴领域同步推进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建设。通过群团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将更多非党员职工群众凝聚在党的周围。策划开展的“文明随手拍”“圆梦助困行”等志愿服务项目，为新兴领域党员和群众提供了参与基层治理、实现社会价值的平台。这种将党的建设与群团工作、社会服

务相融合的模式，超越了单纯的组织覆盖，在服务与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增强了党在新就业群体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二、浔阳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面临的现实困境

浔阳区的实践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反映出当前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普遍面临的一些现实困境。

（一）组织覆盖的“脆弱性”难题。新业态领域市场

变化剧烈，组织生命周期短、员工流动性极高，这直接导致了党组织覆盖的“脆弱性”。一个今天刚组建的党支部，可能因为核心党员离职或企业倒闭而很快陷入瘫痪，出现“建了散、散了建”的循环。特别是对于平台企业的合作商、加盟商以及广大的灵活就业者而言，其组织关系接转缺乏顺畅渠道，日常管理更是难上加难。新就业形态的非标准雇佣关系、高流动性以及工作时空的灵活性，对基于传统单位制的党建模式构成了根源性挑战。

（二）工作覆盖的“有效性”困境。即便组织建立了，如何让党组织真正发挥作用，避免“有组织、无活动”或“有活动、无效果”，是更深层次的困境。其一，部分企业出资人对党建工作价值认同不足，支持有限；其二，党组织活动与业务“两张皮”，内容空洞、形式僵化，无法吸引年轻党员和业务骨干；其三，党组织在职工群众中的政治引领作用、在企业发展中的参谋助手作用未能充分显现，因而其存在的必要性和权威性受到质疑。

（三）基础保障机制不健全。稳定的资源保障是党组织持续健康运行的前提。然而，浔阳区的实践表明，许多新建党组织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首先，经费来源不稳定。虽然区级层面尝试给予一次性党费补助，但长效的经费保障机制尚未建立，活动场地、学习资料等日常开支难以维系。其次，党务工作力量薄弱。新建党组织负责人多由业务骨干兼任，缺乏专门的党务知识和精力投入，在业务能力方面表现出不强、不精、不专的弊病。外派的党建指导员虽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其多为兼职，专业能力和投入程度参差不齐，难以提供持续、专业的指导。这种保障上的“贫血症”，严重制约了党组织功能的发挥。

（四）党员教育管理难度大。新就业群体党员高度分散、流动性强，且工作时间、地点高度灵活，传统以单位为基础的集中式、定时式党员教育管理模式面临严峻挑战。线下“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活动难以有效组织，参与率普遍偏低。虽然部分基层党组织尝试利用线上平台开展学习，如通过微信群、

小程序推送学习资料，但多数平台功能较为简单，内容呈现形式单一，缺乏互动性与监督机制，学习效果参差不齐，“挂机学习”“被动点击”等现象时有发生，教育的深度和实效性难以保障。更为深层的是，由于组织关系接转不畅、日常联系脱节，“隐形党员”“口袋党员”问题依然突出，部分党员组织归属感弱化，身份意识淡薄，参与组织生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足。

三、破解浔阳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困境的路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探索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有效途径”[2]，这为破解新业态党建难题提供了根本指引。要将这一重要部署落到实处，就必须着力推动新业态党建从追求“覆盖率”向提升“有效性”深刻转变，探索系统性的优化路径。

（一）构建动态管理机制，实现从“静态覆盖”到

“动态巩固”。建立跨部门（市场监管、民政、税务、人社等）信息定期共享和比对机制，实现对新业态主体设立、注销、变更及党员流动情况的实时监测。对已建党组织实施“红、黄、蓝”三色动态管理台账制度：对运行稳定的“蓝色”党组织进行巩固提升；对出现党员流失、活动困难的“黄色”党组织进行重点帮扶调度；对名存实亡的“红色”预警党组织及时整顿或重构。同时，探索建立适应新就业群体特点的流动党员管理库，推行党员组织关系线上转接，确保党员“流动不流失”。

（二）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实现从“机械嵌入”到“有机融合”。党组织作用的发挥，关键在于与组织发展的同频共振。一方面，要加强对企业出资人、管理层的政治引领和情感沟通，通过组织专题研修、评选表彰等方式支持党建工作优秀的企业家，提升其思想认同；另一方面，要引导党组织围绕企业的核心需求开展活动，如组织技术攻关、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协调劳资关系、建设企业文化等，让党建工作真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而非“附加项”。坚持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企业经营促进党建工作，鼓励党支部书记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实现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同频共振[3]。

（三）强化资源整合与保障，实现从“外部输血”到“内部造血”。应构建多元化、可持续的保障体系。在经费上，形成“党费拨返、财政补助、企业列支、社会支持”相结合的多元投入机制。在阵地上，整合园区、商圈、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资源，建设一批共享式“红色驿站”“小哥食堂”，解决活动无

场所的问题。在人员上，不仅要加强对党建指导员的系统培训，更要注重从企业内部培养党务工作者，探索设立党务工作者岗位津贴，激发内生动力。

（四）创新党员教育管理模式，实现从“传统管理”到“精准服务”。改变单向灌输的传统党员教育模式，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打造“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学习平台。推广“微党课”、视频会议、移动学习App等灵活方式，适应新就业群体工作碎片化、时空灵活的特点。更重要的是，要树立“服务先行” 的理念，将党员教育管理融入服务之中。党组织应积极为新就业群体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技能培训、子女关怀等精准化服务，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切实的服务赢得信任、凝聚人心，从而增强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五）构建“党建—治理—服务”共同体，实现从“组织覆盖”到“功能提升”。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将新业态党建有机融入区域治理大格局。鼓励引导新就业群体党员到社区报到，担任“移动网格员”“平安巡查员”“文明劝导员”，利用其走街串巷、熟悉社区的优势，参与基层治理。通过建立积分兑换、荣誉激励等机制，将其转化为基层治理的“前沿触角”和“柔性力量”。这样， 不仅提升了新就业群体的社会归属感和价值感，也拓展了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广阔舞台，最终形成党建引领、服务暖心、治理有效的良性循环。

四、结语

新业态是新生事物，新就业群体是新生力量。九江市浔阳区的案例表明， 加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既需要党委政府高位推动、精准施策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基层灵活创新、贴心服务的“末端落实”。未来的工作重点应从追求组织覆盖的“广度”，转向提升作用发挥的“深度”，通过构建动态管理、深度融合、资源保障、精准服务和协同治理的长效机制，真正让党组织在新兴领域扎下根、活起来、强起来， 不断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公立医院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研究

江苏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赵玉鸣

公立医院承担着提供医疗服务、推动医疗水平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重要社会职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与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的健康需求日益增长，公立医院承载的医疗压力也不断增加。然而，公立医院人力资源管理普遍方法陈旧、死板、机械化，缺乏对相关因素的归类、规范，对职责范围的了解不够清晰，甚至权责不分。落后的管理使医院无法实现高效运转，难以激发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公立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的优化速度难以跟上医疗行业革新进步的速度，再加上非公有制医院的快速发展，导致部分公立医院的处境岌岌可危[5]。在这种情况下，公立医院只有正确认识到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有效地分析医院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问题，并及时找到有效方法对其加以解决，才能使医院保持蓬勃的生命力。

一、公立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

（一）可以提高公立医院整体的运转效率

医生、护士、护工、医疗收费员、医学工程师、后勤人员等，工作任务既相互分离又紧密联系。如果没有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不同角色之间的工作就有可能出现紊乱、重叠、遗漏等问题。这不仅会使职工之间发生争执、冲突， 更会使医院各方为解决相关问题，浪费大量不必要的时间，从而未能将全部精力投入医疗工作和服务患者上，导致整体工作效率下降。

（二）能够激发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有效地防止人才流失

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可以提高公立医院的运营效率与利润收入，同时也可以减少工作过程当中的摩擦与损失，为职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职工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工作，还能有良好的薪资待遇与和睦的人际关系，增强医院的整体凝聚力，激发职工的满意度与工作热情，进而减少人才的流失。

二、公立医院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管理制度不够健全

管理制度在公立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部分公立医院仍采用以往陈旧的管理模式与方法，对职工的管理相对死板，缺乏弹性空间。在如此机械化的管理模式下，许多职工的合理诉求无法得到满足，且难以从医院获得精神认同感与归属感。长此以往，职工难免与医院产生隔阂、

摩擦，进而导致人才流失与效能损失。部分公立医院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对于医院政策、管理要求、人员结构等要素了解不够深入，从而无法制定出有效且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案。一套不够有效、高效的管理方案会使管理工作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进而降低整个医院的工作效率与运行稳定性。此外，部分公立医院在编制调配、梯队建设、绩效考核、职称评定、晋升定级、奖金分配等方面管理不够规范，在工作考勤、人才培养、职工福利、职工保障等方面的管理不够完善，会导致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内容不科学，指标单一且无法保证公平性，难以提高职工满意度与工作热情[3]。

（二）人才激励机制存在缺陷

公立医院普遍存在绩效考核体系不科学的问题，部分公立医院考核指标制定不合理。一部分指标过于单一，职工无法施展全部才华与特殊技能；另一部分指标未能兼顾工作质量与工作数量，使医护人员既要照顾好病人，又要被迫完成繁重的工作任务，在双重挤压下产生职业倦怠与道德创伤，从而严重降低工作的积极性。一些公立医院并未设置专门的考核监督机构，使得相关的考核过程监督不善[1]。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与上层管理者在绩效方面的沟通存在痛点堵点，从而导致整个绩效考核过程效率低下。相关公立医院存在绩效考核指标不公正、不透明的问题，导致部分工作表现良好的职工被区别对待。这加剧了职工的质疑以及对医院管理层的不信任，导致医院人才的流失。此外，部分公立医院过分注重业绩，却忽视了对职工的精神关怀[7]。长此以往，职工会丧失对医院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还会丧失工作与创新的热情。这样不仅会影响公立医院医疗服务质量，更会阻碍医院的长期发展。

（三）人才引进与培养不够完善

在人才引进方面，目前公立医院普遍存在人才供给不足问题，且人才的流动性极大，流失率极高，极大地影响了医院的服务质量与运行效率。除此之外， 部分公立医院无法满足人才供给的多样化需求。公立医院不仅需要医术高明、拥有扎实临床技能的医务人才，更需要管理人才、信息技术人才、行政后勤人才等多层次、多领域的人才。

在人才培养方面，部分公立医院的人才培养机制并不健全。部分公立医院没有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制度，致使人才在培养过程中缺乏规范指引。部分公立医院人才培养流于形式，未能有效分析如何最高效地培养人才、如何挖掘人才潜能，也未能制定详细的人才培养计划[2]。采用这样的人才培养计划来培养

人才，必然会导致人才技能掌握片面、熟练度不足等问题，从而降低实际工作效率，影响公立医院的效益。许多公立医院师资力量不足，特别是在医院近年来普遍引入高科技医疗设备的情况下，能熟练掌握相关技术、设备的人员本就稀缺，更不可能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对医院的新职工进行培训指导。部分公立医院在人才培养上实行的是“师徒制”，但由于人才培养制度、计划等相关方面存在问题，导致新职工接受的知识普遍细碎、零散、不成体系，经常会出现新职工培训事倍功半的现象。此外，部分老职工为了巩固自己在医院的地位，常常拒绝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全部传授给新职工。这在无形之中放缓了新职工学习进步的速度，导致医院运行效率下降。最后，随着国家经济、科技的不断发展，民营医院、私人医院、专科医院、保健医院等不同形式的医院医疗实力都在不断增强，医疗行业的竞争也不断加剧。因此，为了赢得竞争，公立医院普遍都会将资金放在引入先进的医疗设备与技术上，从而忽视了对人才培养的资金投入，资金匮乏也是人才培养机制不够健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三、公立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的优化措施

（一）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为了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公立医院首先要清晰地认识到管理模式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医疗机构正朝着种类多样、门类齐全、规模扩大、技术进步的方向发展，医院之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因此，一味地使用陈旧的管理模式只会使一家公立医院在竞争中越来越落后，从而无法实现其所追求的目标与效益。公立医院管理层应尽快转变思想，引入先进的管理模式，从教条的业绩导向转变为职工导向。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采用灵活的管理方法，满足职工的合理诉求，兼顾利润收入与人文关怀，在提高职工满意度、幸福感的同时实现医院的可持续发展。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还应更加深入地了解医院的各个方面及要素，从而更好地对医院的管理做出统筹规划，以提高医院的运行效率。此外，公立医院应建立一套具体的、权威的、规范的规章制度，对编制调配、梯队建设、绩效考核、职称评定、晋升定级、奖金分配、工作考勤、人才培养、职工福利、职工保障等方面作出规定，从而确保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的公平性、科学性与全面性[3]。同时，医院还要明令禁止“开小灶”“搭便车”“暗箱操作”等不良行为，以保证人力资源管理过程的清廉性，谨防发生腐败。

（二）改善人才激励机制

首先，医院要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对于医生、护士、护工等医护人

员的绩效考核，不能仅仅依靠以最终结果为评判标准的目标管理法，否则会严重打击职工工作的积极性。医院应该最大限度地实现考察方法的多样化，比如， 一位主刀医生的绩效不能只看其一年做手术的数量。同时，医院可以使用关键事件法，即记录其一年内做了多少场拯救生命的大手术，例如器官移植手术、肿瘤切除手术等，以确定其最终的绩效。除了关键事件法以外，医院还可以使用360度评估法。以一位护士为例，可结合其工作热情、患者满意度、同事反馈等方面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绩效评估。其他科学的绩效考核方法还有书面叙述法、多人比较法、评分表法等。

其次，医院应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指标体系。考核指标不仅要细化到医院日常运营的方方面面，还要与患者诉求与医护角色分层相结合。比如，从患者角度出发，部分门诊患者反映医生存在过度医疗的问题。为了满足患者诉求， 人力资源部门就可以将“是否乱收费”作为医生业绩考核的重要指标。部分住院患者反映护士存在响应呼叫铃超时的情况，人力资源部门就可以根据患者所提意见将护理延时率纳入考核指标，从而减少或杜绝此类问题。从医生角度出发，术后并发症是医生操刀能力不佳或者工作粗心失误的重要体现，因此，将术后并发症率纳入医生绩效考核指标有助于提升医生的医疗服务质量；从护士角度出发，静脉穿刺是护士的一项必备技能，将静脉穿刺成功率纳入护士绩效考核指标，有助于反映护士的业务能力与提高护士工作的精细程度；从医疗收费员的角度出发，合理的绩效评定指标有业务办理速度、服务亲和度、服务礼貌程度等。

再次，医院要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医院可从各个部门随机抽取部分人员组成监督小组，以确保绩效考核的公正性与公平性。该监督小组的主要职责如下：第一，检查考核数据是否准确真实、是否有造假情况。第二，检查考核过程是否合规，是否存在暗箱操作，还要检查职工在给他人提供绩效评价时，是否有故意吹捧、态度敷衍、恶意贬损等问题。若发现这些不良问题，应要求相关人员及时改正，以确保绩效考核的真实性与有效性[1]。第三，监督小组还要起到受理申诉的作用。当有相关职工对考核结果提出异议时，可向监督小组提出申诉[1]。监督小组应在绝对保密与公平公正的条件下对考核结果进行裁决， 若结果有误，便可宣布考核无效重新进行考核；若结果无误，便可告知申诉人， 并在规定期限内将考核结果汇总至人力资源部门。

最后，医院要实现考核结果的反馈与沟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可将与考核

结果有关的数据反馈至职工个人，这样既可以提高绩效考核的说服力与可信度， 也有助于职工明确自身的问题与不足所在，从而进一步进行技能和服务的优化提升[1]。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派相关人员与绩效表现不佳的职工进行友好沟通：一方面，可以使职工尽快知晓自己的不足所在，从而更快地找到改进方法来提升业绩；另一方面，可以使职工感受到人文关怀，提升对医院的好感度， 从而提高医院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三）创新人才引进与培养模式

在人才引进方面，为了引进高层次人才，公立医院首先要明确自身的优势， 制定人才引进目标。公立医院可以根据自身的特色、优势，制定专门的人才引进目标，再将目标具体落实到招聘名额上。比如，A医院最顶尖的医疗技术是心脏搭桥技术。B医院最顶尖的技术是肿瘤化疗技术。为了分别实现一流心脏医院与肿瘤医院的目标，A医院会侧重于引进心脏方面的医疗技术人才，而B医院则会侧重于引进肿瘤方面的医疗技术人才。

其次，公立医院需要建立独特的、具有竞争力的人才吸引机制[4]。优秀的人才吸引机制首先要保证最基本的人才待遇，其中包括承诺编制分配、提高工资待遇、增发奖金、保证职位晋升等等。此外，医院可以通过一些人性化措施， 使应聘者感到人文关怀。比如，对于居住地离医院较远的职工，医院可适当给予交通补贴；对于有在医院附近租用房产的职工，医院可适当给予住房补贴等。充满人性化的人才吸引方式，不仅可以吸引大批高质量的人才，也可以增加职工的归属感，从而减少人才流失。

再次，公立医院可以创新招聘流程与录用流程。在招聘时，医院可引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从而以更快的速度完成应聘者信息的整理、筛选、整合、排序、保存等步骤，从而极大地提高招聘的效率，也更有助于筛选出合适的人才。当前，因为工作岗位竞争激烈，所以出现众多应聘者竞争一个岗位的情况，此时科学的录用流程就显得尤为重要。传统的面试环节存在着主观打分的弊端，因此在面试环节医院也可以引入人工智能或大数据，提高面试打分的客观性。许多公立医院的录用考核流程仅仅包括笔试和面试两个环节，却忽视了应聘者对真实工作场景的应对能力。为应对这方面的问题，公立医院可以采用行为或情景模拟测试。比如，面试官可以这样提问一位医疗收费员应聘者： 假如你在为患者挂号时与患者发生了争吵，你会怎么办？假如你在挂号时遇到了一位聋哑人，你会怎么处理？行为或情景模拟测试比传统笔试更能预测应聘

者的实际表现，也更能全面评估应聘者的综合能力。

最后，医院应优化人才培养。第一，医院需要根据不同的岗位制定不同的人才培养方案。人力资源部门在制定方案时，应明确本职位的工作目标、工作内容、工作任务以及现阶段的不足。第二，医院可以尝试多样化的职工培训方式。例如，前文提到师徒制存在徒弟接收的知识零散、师傅“留一手”等坏现象[8]。医院可以选择给新职工发放工作手册，让职工自己学习，并组织职工定期参加医院的培训考核及其他培训方式，如课堂讲座、视频会议等。第三，人才培养并不应该只是机械化地灌输知识，否则会给本来就要面对工作挑战的新职工更多压力。医院应从职工的视角出发，给予新职工尽可能多的人文关怀。比如，部分公立医院会在职工培训前给新职工做入职引导，让新职工尽快地适应工作环境。

四、结语

综上，公立医院优秀的人力资源管理，可以有效提高医院的运转效率、激发职工工作的积极性。医院通过引入先进的管理模式，制定有效的规章制度， 确保合理的编制分配，实现考察方法的多样化，建立有效的考核指标体系、监督机制，重视考核结果的反馈与沟通，建立有效的人才吸引机制，创新招聘流程与考核流程以及因人而异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等，让人力资源管理真正成为推动公立医院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最终形成患者满意、职工成长、医院发展多方共赢的局面。

教育强国战略下大学生职业价值观与社会责任融合机制研究 基于402份调研问卷的分析

黄河科技学院 韩瑞萍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教育强国是新时代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1］ 高等教育是教育、科技、人才三大创新要素的重要载体，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先导力量［2］。《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强调，要“引导大学生将个人发展与国家战略紧密结合”，这为大学生职业价值观与社会责任的融合提供了根本遵循。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全球化与数字化交织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群体面临着复杂的价值选择环境。一方面，社会转型期的多元价值观碰撞加剧，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思潮对大学生职业选择产生冲击；另一方面，教育领域中职业指导与思政教育的协同机制尚未成熟，导致大学生在“自我实现”与“社会贡献” 之间难以形成有机统一。这对大学生职业价值观与社会责任的融合提出了现实需求。

职业价值观是个体在职业选择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关于职业意义、价值排序及行为导向的根本看法。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具有辩证统一性。大学生职业价值观与社会责任的融合，本质上是个体在职业实践中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即通过职业劳动满足个人生存发展需求的同时，为社会创造物质或精神财富，体现个人与社会的矛盾统一。这为大学生职业价值观与社会责任的融合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文献综述与创新之处

在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现状特征与教育策略方面，刘保中、臧小森（2024） 通过2015—2023年的追踪分析发现，大学生就业意愿呈现“多元化与内卷化” 并存的趋势［3］；郑泽萍、张育广（2024）从系统思维视角提出，工科院校需构建“目标－内容－载体–评价”一体化的职业价值观教育体系，将行业责任、社会需求融入专业教育，纠正单纯追求“个人发展”的认知偏差［4］。这为职业价值观与社会责任的结合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在社会责任教育的理论内涵、培育路径等方面，袁芳（2021）提出新时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应包含“个人－社会－国家”三个维度［5］；李晓雯（2025） 则从家国情怀视角出发，指出社会责任感的核心是“将个人发展融入国家需求”

［6］；荆潇（2023）、陈翔等（2022）分别从实践载体与理论理路层面提出， 社会责任教育需依托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活动，同时融入思政课程与校园文化，形成“认知－情感－行为”的培育链条［7－8］。

综上，现有研究少有直接同时聚焦“职业价值观与社会责任”，多数是单独研究职业价值观或社会责任，且少有实证研究，同时在研究对象和机制设计等方面还不够全面、系统。基于此，本研究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

—2035年）》的要求为导向，依托402份调研问卷，通过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直观地呈现出大学生职业价值观与社会责任的融合现状、影响因素，为机制设计提供了数据支撑；所提出的解决路径和保障措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且较为系统，能为高校的育人实践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撑。

（三）调研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以线上问卷、线下访谈等方式开展，采用了以量化研究为主、质性研究为辅的混合研究方法。

线上问卷内容涵盖职业价值观、责任认同与教育环境感知三方面，包含职业选择因素、价值认知、责任认同、实践参与、学校职业指导、社会影响等38 个题项。回收的402份有效问卷，主要是由大学阶段的中高年级学生完成，主要考虑到这个群体的大学生对自己的职业有了规划的紧迫性，对社会责任也有了更加具象的认知。402份问卷中，大二学生125人，占31．09%；大三学生116人， 占28．86%；大一学生97人，占24．13%；大四及毕业年级学生合计64人，占15．92%。从回收情况看，女生合计299人，占比74．38%，男生103人仅占25．62%，女生样本占比显著高于男生。在学科分布方面，人文社科类学生合计214人，占53．23%；理工科学生合计148人，占36．82%；艺术体育类学生合计40人，占9．95%。

线下访谈选取了30名师生，是以半结构化的方式展开的，即以预设核心问题为基本框架，可根据实际情境灵活调整提问顺序，必要时又进行了深度对话。这样既保证了研究方向的可控性，又保留对受访者主观体验、深层观点的挖掘空间，进一步拓展了研究的广度。

二、大学生职业价值观与社会责任融合的现状分析

（一）职业价值观存在理想主义与现实考量的冲突

1. 价值认知的应然性与职业选择的实然性相割裂。数据显示，84．08% 的被访者认为职业核心意义在于“实现个人理想与社会价值的统一”，78．86% 的被访者明确选择“创造社会价值”作为职业重要目标。这一结果表明，大学生在理论层面普遍接受“职业需服务社会”的价值导向，但在职业选择的具体行为中，86．07%的大学生将“薪资待遇”列为首要考虑因素，63．68%的大学生重视“工作稳定性”，而“社会贡献度”仅占42．54%，位列第四。排在前两位的分别为“个人兴趣”（占比58．96%）、“发展前景”（占比55．22%）， 可见物质性因素占据大学生职业选择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分析发现，理工科大学生对“薪资待遇”的关注度高达91．2%，显著高于人文社科大学生81．5%的关注度，这可能与理工科职业市场薪资透明度高、行业差异明显有关；而人文社科大学生比理工科大学生更重视“社会贡献度”，重视度分别为48．7%和35．1%，体现出学科背景对价值排序的影响。

2. 高认知与低践行的知行断裂。尽管84．32%的大学生“认同职业应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但仅有30．6%的受访者表示会“总是优先考虑解决社会问题的工作”，另有46．02%的受访者选择“视情况调整职业方向”，还有23．38% 的受访者直言“先满足个人需求，再考虑社会责任”。在访谈中，部分大学生提到“理想很丰满，但现实中首先要考虑生存压力”“基层岗位待遇低、发展空间有限，不敢轻易选择”，等等。这些体现了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在认知与行为层面的脱节，暴露出社会现实条件，如就业竞争、经济压力等对大学生职业价值观落地的制约。

（二）社会责任意识面临宏观认同与微观行动失衡的困境

1. 对责任的宏观认知仅依赖表层化的实践。在社会责任的认知维度，“推动社会公平”是受访学生认可度最高的选项，占比80．6%，这体现了大学生对国家战略层面议题的关注。然而，涉及微观层面的责任领域，受访大学生的认同度显著下降，如在“服务社区需求”方面只有51%。这种“重宏观、轻微观” 的倾向，可能与学校教育中对家国情怀的宣传较多、对身边责任的引导不足有关。实践参与方面，仅有35．57%的受访大学生“经常参与职业相关公益活动”， 59．7%的受访大学生“偶尔参与”，4．73%的受访大学生“从未参与”。在访谈中，也有大学生讲到，“参与实践活动会有助于评优”等，可见部分大学生参与动机呈现出一定的功利化特征。

2. 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认知存在偏差。当被问及“职业价值观与社会责

任的关系”时，64．68%的大学生认为“部分重叠”，29．85%的大学生认为“完全一致”，4．48%的大学生认为“相互独立”。这一数据表明，多数大学生尚未建立“职业选择即社会关系建构”的认知，仍将个人发展与社会责任视为并列的范畴，忽略了二者实乃有机统一的关系。当然我们也会发现，大四学生中认为“完全一致”的比例稍高于低年级，分别为37．5%、23．7%、28．9%，这可能与大四学生的实习经历更为丰富、对职业社会性的体会更加充分有一定关系。

（三）教育与社会环境均存在支持系统的缺位

1. 学校教育的碎片化困境。尽管83．58%的大学生将学校列为职业信息首要来源，但是进一步访谈发现，学校在职业指导过程中聚焦简历制作、面试技巧，即偏技能辅导。虽然高校也认为两者应该深度融合，但是受访的多数大学生认为目前学校的融合效果还不够理想，如以社会责任为核心的思政教育还不够系统，在职业指导的过程中表现为各自独立的部分，导致职业生涯教育课程体系割裂。与此同时，专业课程教学中虽有课程思政的内容，但是鲜有社会责任案例的融入。访谈中，部分教师表示“缺乏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教学的方法培训”。同时，职业指导教师多为行政岗兼任，教师的专业背景多元性不足也会导致对学生社会责任教育针对性不强等问题。

2. 社会环境的功利化导向。问卷中，83．83%的受访大学生认为社会环境对职业价值观“影响非常大或比较大”。在访谈中进一步发现，导致大学生产生上述认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激烈的就业竞争，如多位被访谈的大学生提到“大厂招聘更看重薪资谈判能力，很少问社会贡献相关问题”。与此同时，大学生对企业价值导向的认知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调研发现，仅31．59%的大学生认同“企业应将社会责任置于利润之上”，56．22%的大学生主张“两者同等重要”，12．19%的大学生认为“利润优先”。访谈进一步发现，参与过企业实习的大学生中，反映实习考核未涉及社会责任指标的占72%，仅有15%的企业要求实习生参与公益项目。

三、影响大学生职业价值观与社会责任融合的关键因素分析

（一）个体认知存在发展阶段的局限性

20岁左右的大学生群体正处在青少年晚期至成年早期，其价值观还未完全形成。这一阶段的大学生，其价值观形成的核心途径是通过探索与整合，回答“我是谁”“我将成为什么样的社会成员”“我的人生意义与社会角色如何关

联”等根本性问题，而这对职业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奠基性影响。调研也印证了这一点，如低年级的大学生对职业的认知仍以“个人需求”为中心，更关注“职业能否实现个人理想”，而高年级大学生经历实习后，对“职业的社会影响” 关注度提升至45%。这种认知转变表明，随着社会经验增加，大学生逐渐意识到职业的社会性，但教育者需主动提供“从认知到实践”的转化桥梁。

（二）教育体系的育人要素协同性不足

大学教育是学生走向职场的“最后一公里”，大学要帮助学生完成向职场人的转变。在此过程中，部分高校将职业生涯教育窄化为就业技能培训，表现在相关课时配置中，技能性模块课时显著高于“职业伦理”等社会责任模块课时。与此同时，实践性职业生涯教育的平台不足，高校在选择实践、实习、实训的合作对象时，未把社会责任作为重要因素予以考量，未把大学生践行社会责任的实效进行多维度评估，也未把大学生参与社会责任实践作为常态化的工作开展，所以目前高校多数实践活动为学生自发组织，缺乏系统性指导。

（三）社会评价体系的导向存在一定偏差

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对职业价值的评价标准还比较单一，如对职业成功的衡量标准仍存在“重功利、轻价值”的倾向，诸如薪资待遇、职位层级、行业热度等物质性指标被过度强调，而职业的社会贡献、公共价值等精神性维度则被边缘化。这种相对单一的评价体系通过家庭期待、媒体宣传、招聘导向等渠道渗透到大学生职业选择中，导致部分学生将“高薪”“稳定”等同于“职业成功”，将职业视为单纯的生存工具而非实现社会价值的载体，从而成为制约大学生职业价值观与社会责任融合的重要因素。

四、推动大学生职业价值观与社会责任融合的路径

（一）以思政教育为核心强化价值引领

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融入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中，把其作为理论武器，推动职业价值观与社会责任“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破解“抽象认同与具体割裂”矛盾。具体为：强化思政课程中对“劳动二重性”的剖析；在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中对大学生重视薪资的现实展开辩证教学；在专业课程中融入“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统一”的思政元素，利用VＲ技术模拟企业环保与利润冲突等职业伦理问题；邀请“大国工匠”现场叙事，以“社会贡献－个人成长” 双轴时间轴强化情感共鸣；开放外卖员劳动权益等现实议题、“职业显微镜” 微纪录片等网络思政教育，从而建构“劳动光荣、奉献崇高”的价值坐标系。

（二）以劳动教育为核心强化实践养成

将劳动教育作为解决知行脱节问题的核心载体，通过对象化劳动使大学生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主观世界，实现职业价值观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跃迁，从而强化大学生基于职业和责任的实践养成。具体为：对低年级大学生开展劳动认知启蒙，通过专业认知实践+社区微服务建立职业与社会的关联性，如组织大学生调研行业环保现状、模拟社区工作者岗位，同时要求在此过程中开展社会关系分析。对中年级大学生开展劳动能力淬炼，依托专业实训项目+社会问题工作坊培养大学生的责任决策能力，如校企联合开展“低碳生产方案设计” “老龄化应对策略”等实战项目。对高年级大学生开展劳动价值内化，通过毕业实习双导师制+基层服务专项推动大学生的职业选择与社会需求自觉统一。

（三）以产教融合为核心强化生态创新

把学校和企业方均纳入引导体系，以产教融合为媒介，来打造内外协同、双重推动、双维协同的育人机制。如与新能源企业合作，建设职业体验基地， 开发“绿色技术创新项目”，让大学生在参与企业的碳中和实践中不断提升对社会责任的理解，在不知不觉中把社会责任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认同。这种机制不但可以深化学校和企业对绿色发展的共识，而且可以实现对学生社会责任的联动培养。同时，还可以依托社会实践项目实施“大学生社会责任实践计划”， 如鼓励大学生团队运用数字技术为农村设计电商平台，推动大学生把社会实践项目与国家战略需求对接、将职业规划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不但能够提升大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同时也使社会责任实践更具针对性与实效性。

（四）以数智建设为核心强化精准干预

将数字技术、智慧平台运用于大学生教育引领的全过程，从而实现对大学生职业价值观与社会责任融合的全程研判、精准干预。具体为：利用大数据构建职业价值观评估模型，分析大学生课程选择、实践经历等数据，提供个性化职业指导。同时，根据大学生的特点为大学生精准推荐职业方向，如对热衷科技且具社会责任感的大学生，推荐参与国家科技项目，实现“因材施教”。还可以借助VＲ技术实现虚拟现实的场景化体验，如“航天工程研发”“芯片制造” “火星探测”等模拟环境，让大学生沉浸式感受科技工作者的工作场景和家国情怀，从而较好地增强大学生的战略认知与责任意识。这种场景化体验方式可以突破时空限制，使大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化对社会责任的理解。

（五）以制度建设为核心强化综合保障

构建综合性、立体化的制度生态，为职业价值观与社会责任的融合提供现实基础，实现“环境改造人”与“人创造环境”的辩证统一，从而为教育引领工作提供稳定的工作预期。具体为：打通“招生－培养－就业”的教育链，如在专业介绍中明示“社会责任培养目标”，在毕业设计中加入“社会问题解决程度”的硬指标，在校企合作单位选择中把“社会责任”作为显性标准，构建有利于推动大学生职业价值观与社会责任融合的全方位立体化的贯通式的制度体系。

五、大学生职业价值观与社会责任融合的保障策略

（一）加强政策引导，优化顶层设计

政策引导与顶层设计是推动大学生职业价值观与社会责任深度融合的制度基石。作为政策的制定者，政府要通过系统性的政策安排，为大学生职业价值观与社会责任的融合构建稳定且可持续的发展环境。在教育投入政策方面，可以建立起差异化的资源支持，通过开展专项实践等方式来加大对高校社会责任教育的部署，通过设立专项基金等方式来加大对高校社会责任教育的支持力度； 在人才流动政策层面，需通过政策杠杆引导人才向国家急需领域流动，尤其是引导毕业生关注乡村基层和艰苦行业的就业空缺，并在落户、晋升、转岗等方面拓宽通道；在推动企业参与产教融合方面，要构建丰富的企业激励政策体系， 尤其是对积极接纳大学生实习实践、参与人才培养的企业给予更多的税收减免、荣誉表彰等奖励，从而调动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的积极性，最终形成全社会共同推动两者融合的合力。

（二）强化高校主体作用，完善育人体系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要进一步强化主体责任，将职业价值观与社会责任教育全方位融入人才培养体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开展教师培训工作坊，提升教师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教学的能力，培养一批既懂专业知识又具备思想政治教育素养的教师。完善课程考核评价机制，将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实践参与度纳入课程考核指标，引导大学生重视社会责任的培养。例如，在专业课程考试中设置案例分析题，要求大学生从社会责任角度分析和解决问题； 在实践课程评价中，将大学生在社会实践项目中的表现作为重要考核依据。此外，高校应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举办各类主题活动，如“职业与责任”主题演讲比赛、“社会责任实践成果展”等，营造浓厚的责任文化氛围，使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增强职业价值观与社会责任融合的自觉性。

（三）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凝聚价值共识

全社会应共同努力，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为大学生职业价值观与社会责任融合创造有利条件。主流媒体要充分发挥舆论引导作用，通过宣传报道优秀典型事迹，如“大国工匠”“最美奋斗者”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传播正能量，让大学生深刻认识到职业的社会价值和责任担当。行业协会应加强行业自律，制定行业社会责任标准和规范，引导企业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大学生树立良好的职业榜样。社区、家庭也要积极参与， 社区可以组织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鼓励大学生参与其中；家庭要注重言传身教，培养孩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协同育人的良好局面，凝聚起促进大学生职业价值观与社会责任融合的价值共识。

六、结语

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龙头，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人、塑造人和发展人的重要作用，关系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顺利实现［9］，因此，大学生职业价值观与社会责任的融合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环节。高校不仅要培养大学生的职业能力，还要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要构建价值引领、实践养成、生态打造、技术支持、制度保障五位一体的实施路径，积极与政府、社会有效联动，打造有效协同的育人共同体，进而推动大学生将个人职业理想与国家发展需求紧密结合，成长为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从而为强国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片区化乡村振兴示范建设探索与路径优化研究：基于太仓市的调研

扬州大学 邢梓欣

片区化建设通过资源整合、产业协同和功能互补，能够有效破解乡村发展碎片化难题，对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近年来，太仓市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立足区域发展实际，陆续出台《农文旅协同发展合作备忘录》《太仓金仓湖现代农业示范片区建设规划》等一系列重要文件，聚焦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以空间统筹为核心，以组团联动为重点，以辐射带动为方向，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2024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学习推广“千万工程”经验，片区化成为各地学习“千万工程”经验的关键方法论。太仓市作为先行先试地区，其实践探索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1. 太仓市探索片区化乡村振兴示范建设现状

基于“千万工程”经验，太仓市片区化乡村振兴示范建设在循环农业、农文旅三产融合、生态农业等关键领域取得了明显成效。

在循环农业方面，太仓市东林村构建的“种植—

秸秆饲料—养殖—肥料—种植”闭环农业生态循环模式成效显著。该模式借助现代化秸秆收集设备，将稻麦秸秆转化为牛羊饲料，解决了秸秆焚烧污染环境的问题，还促进了养殖业发展；羊粪经处理制成有机肥用于农业生产，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提升了农产品质量，有效增强了市场竞争力[1]。

在农文旅三产融合方面，太仓市多个区域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一定成果。电站村以林果种植为基础，打造房车营地、亲子沙滩等休闲设施，还融入“党史”“双拥”“国防”等红色文化元素，提升了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永丰村依托生态农业园，开发垂钓、采摘等休闲项目，吸引游客；沙溪镇则利用古镇文化，开发特色旅游项目，并通过与LineFriends联名打造露营村，提升了知名度和影响力。

在生态农业方面，太仓市各村镇在发展过程中重视生态环境治理，东林村在农业生产中注重面源污染治理，通过控水、控药、节肥、控膜以及有效处理农业废弃物，实现了循环农业产业闭环；永丰村的智慧渔场采用“以水为介、农渔结合”的现代种养循环方式，构建内、外循环系统，解决了养殖尾水处理

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问题，实现了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和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2. 太仓市片区化乡村振兴示范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

   1. 顶层设计与规划待完善

随着片区化乡村振兴战略的纵深推进，亟待构建系统化的政策保障体系与高效执行机制。当前太仓市在市级层面已形成统筹全市乡村振兴片区化发展的战略规划，但具体到片区实施单元仍然存在显著的机制性短板。

片区统筹协调机制缺位。调研发现，各片区缺乏实体化运作的领导机构， 未能建立联席会议等制度化协商平台，导致“片区”概念多停留在地理划分层面，未能形成资源整合、利益协调的实质性运作主体[2]。如万丰村等大量基层单元仍游离于片区联动体系之外，与邻村合作多局限于简单的土地要素流转。

片区协作模式亟待优化。现行“强村带动”模式虽能发挥示范效应，但双向互补的共生机制尚未健全。在公共资源集约化运营方面存在明显短板，以电站村为例，其农文旅融合发展虽具特色，但农产品展销场馆、旅游接驳系统等配套设施的共建共享尚未实现突破，反映出片区在基础设施统筹布局中的协同不足。

2. 片区内部联动不足

建设示范片区旨在发挥不同的资源优势和片区集群优势，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片区内部普遍存在因产业链上下游衔接不畅导致特色产业协同不足的问题。

以独溇小海生态农业示范片区为例，该片区内的永丰村依托独溇小海独特

的自然资源，大力发展智慧渔业，邻近的新农村立足差异化定位，重点布局特色瓜果种植。然而，在实际推进过程中，片区内产业协同发展效应未能有效显现。具体表现为永丰村的智慧渔业与新农村的瓜果种植未能形成资源互补和产业联动，如水产养殖产生的有机肥未能利用于瓜果种植，而瓜果种植产生的农业废弃物也没有转化为渔业饲料原料。这种资源利用的低效性导致永丰村的渔业饲料主要依赖外部采购，高昂的成本制约了渔业的规模化发展，还降低了村民的经济收益，削弱其发展智慧渔业的积极性。相比之下，技术成熟、市场广阔的传统水稻种植因效益稳定更受村民青睐。同时，受周边村庄的产业辐射影响，经济效益较好的瓜果种植规模逐步扩大。

3. 资源配置不均衡

示范片区与非示范片区资源倾斜有差异。太仓市在推进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与非示范片区发展过程中，资源配置呈现出明显的倾斜差异。以浏河镇的七十二家理想村为例，该示范片区依托江海主题文旅项目吸引了包括上海三联书店在内的优质资源，在政策、资金和项目投入上获得了集中支持；而同样具备生态潜力的普通村庄则因缺乏专项资金和政策扶持，难以形成规模化产业或特色品牌，导致其基础设施改造滞后、文旅业态单一，这种“强示范、弱均衡”的资源配置模式虽短期内能形成标杆效应，却可能制约全域乡村振兴的整体协同发展。

村级集体经济资源整合能力不均。在村级集体经济资源整合方面，太仓市各村庄表现出显著的不均衡现象。位于交通便利、临近城市核心区域的东林村充分依托金仓湖现代农业示范片区建设，成功引入先进农业科技和现代管理理念，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而部分地处偏远、历史积累较薄弱的村庄，由于缺乏有效的领导和组织机制，加之交通方面的劣势，往往难以盘活有限的资产， 在抱团发展和市场对接上存在明显短板，从而拉大了各村之间的经济差距，并制约了区域协同振兴目标的全面实现。

3. 太仓市片区化乡村振兴示范建设优化路径

   1. 明确发展目标与规划路径

片区化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应遵循“精准施策、

差异发展”原则，构建“一区一策”的精细化政策框架。

产业培育需凸显特色优势。突破同质化竞争困局，关键在于深挖地域专属资源价值。以目前三大发展较优示范村为例，东林村可依托既有农业基础，构建“循环农业+绿色肥料”产业链闭环，打造长三角有机农业示范基地；永丰村应强化“渔果经济”特色，发展精品渔业与水果深加工产业；电站村则需深化农文旅融合，将“网红效应”转化为可持续运营的乡村体验经济。这种差异化定位要求政策制定者建立“资源—产业”匹配度评估体系，避免“千村一面” 的政策移植。空间重构需要强化系统性思维。针对当前“村域割据”现象，应构建多规合一的片区空间规划体系。通过“交通+生态+文化”三重网络串联特色资源点。如利用乡村旅游公路串联循环农业基地，打造生态景观廊道；依托历史文化名村构建文化体验环线；通过慢行步道连接传统村落与田园综合体。这种空间织补策略，既需要交通基础设施的硬件升级，更依赖于数字化平台的智慧化调度。

机制创新需资金支持。针对片区联动不足的症结，应建立跨村域的“资源要素流动站”。重点探索土地指标跨区域调剂、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等制度创新，构建“飞地经济”合作模式。同时，创新财政支持机制，建立片区发展专项基金，实施“以奖代补”的绩效分配制度，激励村集体参与片区共建[3]。

2. 增强片区内部精准合作

在现有片区发展格局的基础上，深度挖掘片区内部特色资源优势，优化产业布局，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关键环节，构建产业协同发展模式，全面提升片区经济效能[4]。

强化主题定位，明确差异化发展路径。以金仓湖现代农业示范片区为例， 该片区内的东林村应发挥核心作用，凭借成熟的农牧技术，如秸秆饲料生产、肉羊生态养殖、羊粪制肥还田等，引领片区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提升整体农业现代化水平。电站村则需依托生态园的自然景观和生态资源，创新乡村旅游项目，完善休闲农业产业体系，进一步提升乡村吸引力和经济效益。

重构循环体系，增强片区内部的有效联动。以独溇小海生态农业示范片区

为例，永丰村目前面临水产养殖饲料成本过高、经济收益较低的问题，但其在水稻和瓜果种植方面已具备一定基础。为此，永丰村可与其他村庄开展深度合作，建立饲料加工链，有效降低水产养殖成本。同时，引入农业废弃物处理、有机肥生产等循环经济项目，推动片区内部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模式，减少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激活经济效能，拓宽片区发展渠道。一方面，片区应积极推动与龙头企业的合作，借助其技术、资金和市场优势，助力新兴产业实现标准化、规模化发展，降低村民参与门槛。另一方面，片区需打破资源壁垒，推动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例如，通过跨村合作，在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领域形成协同效应， 构建高效联动的产业集群，推动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和多元化发展格局。

3. 数字赋能管理销售

数字化赋能农业生产管理，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基于区域资源特色与产业基底，数字化农业管理依托物联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搭建起智慧农业综合服务平台，通过精准化种植与智能化决策，有效压缩生产成本，规避资源闲置与浪费。以生态循环农业模式为例，借助高精度传感器网络实时监测土壤墒情、气象动态等关键参数，实现水肥一体化精准调控，在提升单位面积产量的同时构建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形成绿色可持续的产业发展闭环。智慧农业平台通

过整合全链条产销数据，运用智能算法优化供应链响应机制，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培育提供数据支撑，有效增强市场议价能力。

构建数字化协同治理体系，激活村域经济联动发展新动能。通过打造集信息枢纽、资源共享、交互协作于一体的数字化治理平台，突破传统行政壁垒， 形成跨村域的协同发展生态。该平台深度融合农产品产销对接、农业技术共享、乡村旅游推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等多元功能模块，推动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协作网络。以东林村与永丰村村际合作为例，通过平台实现高端水稻种植技术与生态水产养殖经验的双向流动，构建起“技术共享—产业共育—效益共赢” 的协同发展机制。

创新数字营销，重塑乡村市场价值坐标系。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乡村的发展深度依赖直播电商、社交媒体等新型传播渠道，构建了“线上引流+线下体验”的立体营销体系。以电站村为例，通过短视频矩阵传播农文旅融合特色， 运用VR/AR技术打造沉浸式乡村体验场景，成功实现了品牌破圈传播与客源结构优化。

4. 结束语

片区化建设是新时代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太仓市以片区化乡村振兴示范建设为抓手，在循环农业、农文旅三产融合、生态农业等方面取得

突破性进展，探索出一条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之路，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实践证明，片区化发展模式激活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持久动力。展望未来，太仓市应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机制，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深化跨区域产业协作，促进资源要素在示范片区的高效配置与良性互动；同时，紧抓数字中国建设机遇， 将数字技术融入乡村治理体系，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谭佳培

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与广泛应用，数字经济已成为引领经济社会深度变革的重要驱动。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推动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不仅是破解乡村产业发展瓶颈的关键抓手，更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然要求。国务院出台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指出，要发展农村数字经济，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到2035年要实现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长足进展。随后，自2022年开始，中央连续4年发布年度《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对发展乡村数字经济提出具体任务与目标。可见，数字赋能乡村任务之重要，乡村传统农业、产业数字转型发展之迫切。然而，在政策导向不断强化的同时，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的实际成效与政策预期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亟需深入分析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探讨提升数字经济赋能成效的可行对策。

2. 乡村产业振兴何以需要数字经济赋能

数字经济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广泛渗透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新型经济形态。其核心不仅在于数字产业化，更在于推动产业数字化，其中包括数字技术对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改造，衍生出工业互联网、智慧农业、直播电商等多业态即通过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改造，提升全要素生产效率，最终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乡村产业振兴是指充分利用乡村特色资源，构筑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它打破传统农村单一种养的农业模式，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推动农业与加工、文旅、电商等业态深度结合，以农民主体地位的根本立场，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以普惠为目标，不刻意追求经济指标的增长，最终实现农业兴盛、农村和美、农民富余的乡村全面振兴。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交织新一轮科技革新与产业变革的背景下，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是时代刚需，乡村产业振兴已无法脱离数字经济的支撑， 发展数字技术赋能产业振兴是应对乡村产业发展深层矛盾、激活内生动力、执行国家宏观战略的首要任务，有着不可推卸的时代必要性。将数字技术有效融

入乡村产业体系，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更迭，更是发展理念与路径的颠覆性变革。为何需要数字经济赋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培育新质生产力，突破传统发展瓶颈

我国乡村产业长期受制于生产效率低下、产业链条有限、要素配置生硬、市场响应迟缓等共性难题，传统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数字经济以其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和广覆盖性，将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注入农业全链条，推动精准种植、智能灌溉、智慧供应链等应用落地，重塑土地、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有效激发要素活力、提升产业产能效率， 为乡村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乡村产业实质性转型注入新动能。

2. 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增强发展普惠性与公平性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要素单向流动是制约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乡村在信息获取、资源配置、发展机会与市场接入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数字经济依托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和共享性以及低复制成本等特性，天然具备跨越地理阻隔、促进机会均等的潜力。通过电商平台、远程服务、在线教育等数字工具，即使是偏远地区的小农户也能低成本对接全球市场、获取先进技术，从而打破“信息孤岛”与“地理鸿沟”， 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通，使发展成果更广泛地惠及农村居民，实现社会公平与包容性增长[1]。

3. 推动产业向消费导向转型，增强市场韧性与响应能力

伴随消费升级，市场对农产品的品质、个性化与体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生产—加工—销售”线性模式下，信息不对称常导致“谷贱伤农”的周期性困境与供需失衡。数字经济通过构建覆盖全产业链的数据采集与分析决策系统，能够实现对消费需求端的精准洞察与快速响应，推动产业运行逻辑从“以产定销”转向“以销定产”的根本转变。基于数据的精准种养、智能管理和对口营销，显著增强了乡村产业应对市场波动、防范抵御各类风险的能力，提升了整个产业链的韧性与灵活性[2]。

4. 服务国家战略全局，筑牢可持续发展根基

推动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融合，是统筹落实乡村振兴、数字中国、共同富裕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必要举措。数字化、智能化的乡村产业体系不仅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农产品供给，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的“阻尼器”，也是激活乡村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有力支撑。面对全球农业科技竞争愈演愈烈的

激烈态势，加快向农村渗透数字技术，并积极投入与应用，更是夯实我国农业产业基础、抢占未来制高点的战略抉择，其意义远超产业振兴范畴，具有全局性与长远性。

3.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存在的问题

   1. 数字基础设施覆盖不均，“最后一公里”难题突出

在我国广大偏远乡村，农村网络基础设施整体水平已大幅提升，但数字浪潮的推进依然步履蹒跚，呈现出显著的“地理隔离”。在城镇化及行政村合并的背景下，全国自然村较前几年降幅可达21.7%，但仍保持在将近200万这一庞大规模数量，隐匿于高山、深谷与密林地带、生存条件极端恶劣的搬迁撤并类村庄占比可高达25%，在这些地区，信号基站设立与网络光纤铺设的初始建设代价极大、成本极高，后续的设备运营与维护更是面临巨大资金与人才的双重缺口。加之这些地区人口分散、商业价值有限，市场机制难以有效驱动基础设施的供给，使得“网络村村通、户户入”的目标在全面推进中遭遇经济可行性的严峻挑战。

2. 数字平台与乡村需求脱节，实用性与适应性不足

当前，诸多数字平台在乡村的推广面临着普及率、应用率双低，平台村民双不适配的潜在危机。这一危机实质上是平台作为一种外来工具与乡村本土社会技术土壤之间发生断层，致其呈现出一种悬浮状态，在产品设计层面主要表现为：技术本位，平台对数字素养和基本技能的要求与村民现有的数字素养形成“技能断裂”。在功能内容上，平台内容功能单一且脱离乡土，与真实需求错位。在运营模式上，存在重初始建设轻运营维护的短期项目思维，另一方面， 平台内容功能单一，多聚焦于政务党建，未能根植于乡村特定的生产生活脉络， 缺乏科学指导、与农民的核心需求严重错位，最终沦为“不实用”的数字摆设。

3. 数字人才储备匮乏，关键群体存在“能力鸿沟”

乡村数字化转型的成功，高度依赖于复合型数字人才。留守乡村的多为老龄化、留守化人口，他们普遍面临数字素养不足的困境，在学习能力和认知上存在一定的能力欠缺，缺乏获取数字技能的“代际反哺”和社会支持网络，难以跨越智能终端和各类应用的操作鸿沟。同时，乡村本土懂行的复合型技术人才严重短缺，导致在产业规划、供应链管理等深层次数字化应用方面能力不足， 极大地制约了数字红利的释放，甚至可能加剧人才流失的恶性循环。

4. 数据要素价值难释放，全链条存在“断链”困局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价值释放依赖于采集、整合、分析、应用的全链条闭环。目前，乡村地区普遍面临“数据价值链断裂”的挑战。在数据采集端，源头数据不全面、不精准。在数据共享端，涉农数据分散于不同部门和平台，缺乏统一标准和共享机制，形成大量“信息孤岛”与“数据烟囱”。在数据分析与应用端，决策支持产品缺乏精准性，大量数据资源无法转化为精准种植、智能管理等具体场景的生产力，压抑了数据要素的驱动潜能。

4.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1. 初始条件与市场规律制约：地理环境恶劣与投资回报率低

探究偏远乡村数字基础设施覆盖难的核心原因，首先在于其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构成了难以逾越的物理屏障，为信号基站的设立与网络光纤的铺设设置了先天阻隔与障碍，这种地理劣势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建设的初始成本，更意味着后续的设备运营、维护与保养等一系列棘手问题连带出现。更重要的是，在市场规律作用下，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与运营维护成本与预期收益严重不匹配。在人口密度小、坐落分散、商业活动稀疏的村落，数字运营开发商面临极高的边际成本，换来的却是极低的投资回报率，但数字基础设施的供给又难以依靠乡村自身市场机制调节得以满足，市场机制就此失灵，单纯依靠市场力量难以实现有效覆盖，这是“最后一公里”问题顽固存在的经济根源。使得“网络村村通、户户入”的美好愿景在现实推进中遭遇巨大的全面推进瓶颈与经济可行性挑战。

2. 产品设计与运营思维偏差：技术本位与“重建设、轻运营”

数字平台“悬浮”的根源在于产品设计与运营思维的偏差。从设计端看， 平台开发普遍遵循“技术本位”和城市用户习惯，其特质决定了其复杂的操作逻辑、众多的功能模块与晦涩的专业术语，无形中构成了一个技术屏障，村民具备的数字素养与之相形见绌，这种落差下导致村民不会用，更不敢用。从平台功能端来看，目前许多平台板块内容功能单一、同质化严重，多半焦距政务党建为主，较少根植于乡村特定的生产生活脉络，未能为耕作提供科学智能化的信息推送与技术指导，未能关联农民最关心的耕作周期与农产品销售，未能打通乡村熟人社会交往逻辑，从而与村民的真实需求错位，群众关联度未显著提升，使其沦为“不实用”的数字摆设。此外平台对乡村用户实际需求、操作习惯与认知水平并不太知悉，缺乏对用户开展针对性深入调研，信息不对称。从运营端看，部分地方政府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时，存在将数字化建设直接简

单等同于基础设施和平台搭建的刻板认识，陷入了“重硬件投入、轻软件更迭， 重项目初始建设、轻项目持续运营”的形式主义误区[3]。这种重建设、轻运营的短期项目思维，使得平台搭建后缺乏持续的资金投入、技术迭代、内容更新和本土化适配，使其无法融入乡村肌理，最终与需求脱节，理想中的数字平台变成了实际中的“悬浮工具”。

3. 社会结构与教育体系失衡：人口空心化与系统性培训缺失

乡村数字化转型不单是数字技术和应用开发的事情，复合型数字人才的储备更是关键，随着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与教育支持体系的失衡，人才短板问题日益显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催化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导致的“人口空心化”与“人口老龄化”，留守乡村的多为老弱妇孺等数字素养较低的劳动力，这直接削弱了乡村数字化转型的人力资本基础。同时，面向这些“留守关键群体”的系统性、普惠性、可持续的数字技能培训体系尚未健全，缺乏诸如“老年大学”等支持性学习机构，他们难以获得有效的学习支持。由于留守人群中年轻人占比较低，绝大多数外出务工，缺乏与年轻人的代际互动，难以获得有效的“数字反哺”，因此，他们难以跨越智能终端、政务APP、电商平台等数字工具之间的“理解壁垒”与“操作鸿沟”，许多旨在便农、惠农的数字技术应用在最后遭到冷视，无法真正触及广大的核心农业从业者，进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