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我县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态势与突出问题
(一)犯罪总量高位徘徊与低龄化趋势交织
(二)犯罪形态团伙化与作案动机随意化并存
(三)重点群体管控薄弱与普通学生偏差行为隐形转化风险较为凸显
(四)重复犯罪与矫治效果不彰形成恶性循环
(五)网络不良信息侵蚀与线下监管漏洞叠加
二、问题滋生的多维根源与深层症结剖析
(一)家庭监护与教育功能的“原发性缺失”是基础根源
(二)学校育人与管理责任的“关键性软化”是重要诱因
(三)社会保护与治理网络的“系统性薄弱”是客观环境
(四)网络空间与行业监管的“阵地性失守”是新型挑战
(五)司法干预与矫治帮扶的“功能性局限”是现实瓶颈
三、构建我县未成年人犯罪系统化防范治理体系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顶层设计与机制建设
(二)筑牢家庭监护与学校教育的前沿防线
(三)织密社会防护与重点管控的基层网络
(四)创新司法干预与矫治帮扶的多元路径
(五)深化法治宣传与文化建设
调研报告:低龄犯罪抬头,我县未成年人犯罪的“潘多拉魔盒”如何打开又关上?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市委关于加强基层治理、筑牢平安根基的战略部署,精准把脉我县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与犯罪预防工作实情,有效应对当前未成年人犯罪呈现的新特点、新挑战,本人组织县公安局相关警种、部门,并联合县教育、民政、司法、团委、妇联等职能部门组成专题调研组,于近期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一次覆盖城乡、点面结合的深度专项调研。本次调研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与结果导向相统一,秉持客观求实、科学严谨的原则,综合运用了数据统计分析、个案深度剖析、校园及社区走访座谈、问卷调查(面向学生、教师、家长、社区工作者等)、相关单位履职情况核查等多种方法。累计调阅分析近三年涉未成年人案件卷宗百余宗,深入访谈一线办案民警、学校负责人、法治副校长、社工、涉罪未成年人及家属六十余人次,召开各类专题座谈会、协调会十余场,收集各类问卷及意见反馈近千份,力求全方位、多维度掌握真实情况,捕捉深层问题,倾听各方诉求。通过对海量信息与复杂现象的系统梳理、归纳与辨析,旨在精准画像我县未成年人犯罪防范体系的短板与弱项,为县委、县政府下一步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法治保障”的未成年人犯罪综合防控大格局,提供基于实证、切实可行的决策参考与工作建议。
一、当前我县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态势与突出问题
调研表明,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县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绝大多数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积极向上。然而,毋庸讳言,受社会转型期多种复杂因素交织影响,我县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依然不容忽视,局部领域甚至较为突出,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关乎家庭幸福安宁、制约县域长远发展的隐忧。其现状与问题集中呈现以下特征:
(一)犯罪总量高位徘徊与低龄化趋势交织,暴力性、侵财性犯罪占比突出。
近三年来,我县公安机关受理的涉未成年人治安案件与刑事案件总量虽偶有波动,但始终保持在较高平台。尤为值得警惕的是,涉罪未成年人的平均年龄呈现逐年下降趋势,16周岁以下(含不满14周岁依法不予刑事处罚)人员参与违法犯罪的比重有所上升,个别案件中甚至出现12、13周岁的参与者。从犯罪类型看,一是聚众斗殴、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暴力犯罪占据相当比例,这些案件往往起因琐碎(如口角、眼神、“面子”纠纷),但纠集迅速、手段冲动、不计后果,社会影响恶劣。二是盗窃、抢劫、抢夺等侵财类犯罪居高不下,部分未成年人受消费主义、攀比风气影响,为满足上网、娱乐、购买时尚用品等需求,铤而走险。三是涉网犯罪关联度急剧攀升,利用网络实施侮辱、诽谤、诈骗,或因网络游戏、社交软件纠纷引发线下暴力冲突的案件显著增多,网络空间成为诱发和实施犯罪的新温床。
(二)犯罪形态团伙化与作案动机随意化并存,组织松散但危害加剧。
调研发现,我县未成年人犯罪中,二人以上共同犯罪的比例超过六成。这些团伙多由同学、老乡、网友等关系联结,以“讲义气”、“找靠山”为精神纽带,结构相对松散,但具有一定的聚合性与传染性。其作案动机往往具有突发性、随意性,一是临时起意型,见财起意或因琐事瞬间情绪失控;二是寻求刺激型,为了所谓的“好玩”、“威风”,无事生非,挑衅滋事;三是模仿跟风型,受不良影视、网络信息或身边“问题偶像”影响,盲目模仿其中的暴力、欺诈行为。这种松散团伙与随意动机的结合,使得犯罪预防的难度加大,且容易由小摩擦升级为恶性事件。
(三)重点群体管控薄弱与普通学生偏差行为隐形转化风险较为凸显。
一是闲散青少年、流动未成年人、离异家庭子女、农村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因其监护缺位、教育乏力、社会支持网络薄弱,成为违法犯罪的高风险人群。这部分人员脱离常规管理视线,流动性强,易被不良社会人员拉拢利用。二是在校学生的“边缘化”与“隐形偏差”问题不容小觑。部分学生虽未达到违法犯罪程度,但已出现厌学逃课、校园欺凌、沉迷网络、交友不慎、轻微偷窃、抽烟饮酒等偏差行为。这些行为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干预矫正,极易在特定情境下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当前学校与家庭对这些“临界”状态的预警和干预机制普遍不够灵敏、有力。
(四)重复犯罪与矫治效果不彰形成恶性循环,社会再融入通道狭窄。
部分涉罪未成年人(尤其是因年龄原因未予刑事处罚或判处非监禁刑的)在经历司法处置或短期矫治后,重新回归社会时面临巨大困难。一是家庭接纳度低,父母或觉丢脸,或教育方式依旧简单粗暴,导致亲子关系进一步恶化。二是就学就业无门,学校不愿接收“有问题”的学生,企业因顾虑而不愿雇佣,使其处于“失学、失业、失管”状态。三是社会标签化歧视,周围环境的排斥与异样眼光,使其难以建立健康的社交圈。在这些因素叠加下,他们很容易再次被原有不良圈子吸引,导致重复犯罪率(再犯率)维持在较高水平,形成“犯罪—处置—排斥—再犯罪”的恶性循环,矫治成果难以巩固。
(五)网络不良信息侵蚀与线下监管漏洞叠加,成长环境净化任重道远。
网络空间已成为影响未成年人思想行为至关重要的“变量”。一是暴力、色情、赌博等有害信息仍可通过隐蔽渠道被未成年人接触,扭曲其价值观。二是某些网络游戏、短视频内容宣扬拜金、攀比、暴力解决争端等错误观念,对心智不成熟的未成年人产生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三是线下特定场所监管存在漏洞,部分网吧、酒吧、KTV、宾馆等违规接待未成年人,部分商铺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一些“黑旅店”、“日租房”成为未成年人不良聚集甚至实施犯罪的场所。线上线下的风险点相互交织,构成了未成年人犯罪的诱因环境和便利条件。
二、问题滋生的多维根源与深层症结剖析
我县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产生与发展,是家庭、学校、社会、网络、司法保护等多个环节功能弱化或衔接不畅的综合反映,其深层症结在于系统治理的合力尚未完全形成。
(一)家庭监护与教育功能的“原发性缺失”是基础根源。
一是监护职责实质缺位。部分父母长期外出务工,将子女留守老家,隔代监护往往力不从心;部分离异家庭相互推诿,导致孩子无人管束;部分家庭虽结构完整,但父母沉溺于工作或娱乐,对孩子“养而不教”,缺乏有效陪伴和沟通。二是教育方式严重失当。或溺爱纵容,无条件满足物质需求,忽视品德培养;或简单粗暴,非打即骂,造成亲子关系紧张、孩子逆反心理加剧;或期望过高,给予巨大压力,导致孩子产生逃避或对抗心理。问题家庭往往是滋生未成年人行为问题的初始温床。
(二)学校育人与管理责任的“关键性软化”是重要诱因。
一是德育与法治教育实效性不足。部分学校存在“重智育、轻德育”倾向,法治教育形式单一、内容枯燥,未能真正入脑入心,难以帮助学生树立牢固的规则意识和法律底线思维。二是对有偏差行为学生的干预乏力。对于厌学、欺凌、早恋等问题的处理,有时方法简单,以批评、请家长、甚至劝退为主,缺乏科学、系统的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治手段。三是家校沟通协作机制不畅。学校与家庭信息共享不及时,未能形成教育合力,有时甚至相互指责,推卸责任。
(三)社会保护与治理网络的“系统性薄弱”是客观环境。
一是社区预防基础作用未充分发挥。社区对辖区内未成年人,特别是重点群体的底数不清、情况不明,缺乏常态化的走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