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中国住房发展报告》课题组：
2021年中国房地产企业发展形势及2022年展望………………………………1
2．甘肃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范晓炜：
甘肃省企业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落实情况调研…………………………………9
3．吕晓丽、张颖：
高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体系研究基于北京部分高校调研……………14
4．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调研组：搞清楚农村党支部书记“干什么”这个基
本问题豫北三村蹲点调研报告………………………………………………22
5．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工业稳增长：国际经验、现实挑战与政策导向………………………………28
6．上海市普陀区社会主义学院李运波：
关于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思想政治建设的调研与思考………………………57
7．成刚：
管理者“政治能力”建设基于在沪国有企业的调查分析………………66
8．农发行机关党委课题组：坚持“五个聚焦” 加强机关纪委建设为农业
政策性金融事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70
9．农发行信息科技部课题组：
金融科技赋能农发行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战略……………………………78
10．新华传媒智库调研组：扛起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历史重任关于新沂市
推进乡村振兴实践的调研报告………………………………………………85
11．中共临夏市委党校王喜红：
临夏市乡村旅游发展现状调查报告…………………………………………90
12．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高生旺：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调研及对策建议…………………………………………96
13．新华传媒智库调研组：破解“三难”，引领百万农民迈上共同富裕路
南通市发展新型合作农场的调研报告……………………………………104
14．全媒体记者郭军：
让项目之花竞相开放来自我市4个工业园区的调查与思考……………109
15．深圳市审计局审计整改“三化”机制研究课题组：审计查出问题整改
“三化”机制建设研究审计整改规范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113
16．光明日报调研组：石榴花盛映天山 新疆牢固树立主线意识紧贴民生
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启示……………………………………………120
17．本报通讯员张俊义：税收助力全产业链提质升级扩规来自我市新能源
汽车行业的税收分析调查…………………………………………………127
18．郑州师范学院课题组：
提升郑州城市国际化水平的思路与对策…………………………………129
19．中共定西市安定区委党校王丽娥：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养老服务问题
的调研与思考以定西市安定区石峡湾乡为例……………………………143
20．新乡市委党校调研组：项目引领乡村振兴的东大阳实践 新乡县翟坡镇
东大阳村2022年乡村振兴十大项目调查…………………………………148
21．莒县东莞镇党委课题组：
以机关品牌建设铸“四型”乡镇机关……………………………………152
22．光明日报调研组：以时代精神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福建南平打造“朱子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实践与启示…………………………………154
23．海南省技师学院杨燕萍：
以优秀传统文化培养中职生职业素养调研报告…………………………160
24．光明日报调研组：越大越精细，共治有力量 深圳努力探索超大型城市
现代化治理新路径…………………………………………………………166
2021年中国房地产企业发展形势及2022年展望
《中国住房发展报告》课题组
2021～2022年度，我国房地产企业数量保持稳定，增速明显下降，预计将稳定在10万家左右。总体销售额和平均销售额保持平稳增长的趋势，但市场整体存在一定的去化压力。并购交易事件数量增多，行业集中度将会持续提升。金融监管强化使得房企贷款增速放缓，土地成交金额和成交量同比下滑。新开工和竣工面积增长趋势稳定，升幅较小。房企权益销售占比显著下降，合作开发模式逐渐形成趋势。当前国内的房企发展主要面临着流动性紧张、销售模式困难、资不抵债、停工风险等问题。展望2022年，由于监管政策日趋稳定，房地产市场也将整体趋于稳步发展阶段，且行业集中度与业务模式都将会有所调整。
2021年房地产企业发展形势房企总体表现
房企数量总体保持稳定，从业人数下降。2000～2019年，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数量和从业人数总体保持稳定的增长趋势。2020年，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达10.32万个，从业人数接近290万人，相比2019年有小幅下降。其中，新增房地产相关企业主要集中在广东、江苏和山东，上述三个省份新增的相关企业总量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2021年，由于行业整体低迷与监管日趋严厉，房企生存环境“严峻”，预计2021～2022年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数量将会保持在10万家左右，而从业人员数量可能进一步下降。
企业杠杆率下降，营收增速持续下滑。2021年三季度，沪深上市房地产公司剔除预收账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均值为65.8%，较2020年同期下降0.4%，净负债率均值为93.4%，较2020年同期下降6.1%。在金融监管趋严、“三道红线”的政策引导下，房企降杠杆取得明显成效，杠杆率连续下降。从经营业绩来看，2021年前三季度，沪深上市房企营业收入均值为196.3亿元，同比增长23.4%，两年平均增长率为15.1%，营收增速继续下滑。从公司层面来看，2021年前三季度，在A股121家上市房企中，有31家房企陷入亏损，而净利润同比增长为正的房企只有24家。
企业并购交易总价值下降，持币自保现象明显。截至2021年9月底，我国房地产行业并购案件共554起，平均每天超过2起，涉及交易总额达1537.56亿元。
据文轩指数统计，2021年以来，以龙湖、碧桂园、万科、世茂等为代表的大型头部房企均完成收/并购3起及以上。整体来看，房地产行业收并购呈现资金状况表现优异的龙头企业整合扩速、物企收并购加速的特征。
合作开发模式逐渐形成。近年来，房地产行业整体来看项目合作情况增多。从上表中也可看出，至2021年，Top100房企中仅有1家没有参与合作开发项目，权益销售金额占比在70%以下的房企急剧增加，2019年达33家，2020年达39家，2021年上半年达38家（见表1）。这说明在当前房企融资环境收紧、资金紧张、拿地难度和开发风险不断加大的市场背景下，房企间合作开发的趋势已基本形成。
行业集中度提升，龙头企业逐渐主导市场。2020年，我国房地产行业销售额和销售面积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前五强房企的销售额占全国商品房销售总额的18.10%，销售面积占全国商品房销售总面积的15.94%。2021年1～6月，CR5（五个企业集中率）指数中，销售额指数有所下降，为17.99%，销售面积指数则小幅增长，为16.59%。而在CR10指数中，销售额与销售面积都实现了小幅增长，但仍低于25%，说明我国房地产市场仍处于集中度较低的竞争型结构。从CR5与CR10的对比上看，在销售额上，CR10指数的增幅大于CR5，而在销售面积上，增幅则极为接近。从整体上看，说明我国龙头房企的规模正在逐步扩大，行业集中度正在缓慢提升。
房企融资情况
融资规模增速波动上升。因2020年一季度疫情冲击给房地产开发企业带来的沉重压力，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增速在1～6月都出现了大幅下跌。2021年年初，随着疫情缓解，房地产市场资金也逐步回暖，相比于2020年一季度同比实现了大幅增长，之后的二、三季度逐步回归到了正常的水平线。目前，随着疫情影响的逐步消减，房地产企业开发资金规模也逐步趋于稳定，且保持了正常的增长速度。总体来看，只有2010年和2021年初出现了两次大规模上涨。
季度新增融资持续减少，三季度规模创新低。据CRIC数据统计，2021年前9个月，100家典型房企的融资额为10919亿元，同比下降21%。其中，三季度的融资额为2872亿元，同比下降38%，环比下降24%，创2018年以来的新低。从各季度的融资表现来看，整体呈现直线下降的趋势。2021年以来，融资政策持续收紧，房企融资受限。与此同时，三条红线进一步推动企业降杠杆，企业债务偿还力度加大，部分房企动用自有现金偿还到期债务，导致2021年上半年多数房
企的筹资性现金流净额为负，新增融资额持续下降。
国内贷款占比下降，ABS占比提升。从房企资金来源占比来看，2020年受疫情影响，以定金、预收款为代表的其他资金渠道占比下滑，国内贷款及自筹资金占比上升。到2021年10月，国内贷款及利用外资资金占比进一步下降，自筹资金比例保持稳定，其他资金来源占比显著上升。其主要原因是2021上半年以来，随着多类融资模式相关的政策持续发力，房企融资渠道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债券发行仍为主要资金补充形式，海外债逐渐向信用债转移。ABS逐渐受到房企青睐，仅次于信用债。而绿色债券融资额已是2020年同期的近两倍。
房企购地情况
土地市场整体降温。2020年全国土地成交均价为6762元/平方米，与2019年的5696元/平方米相比，涨幅达18.72%；而全国商品房均价为5859元/平方米，同比2019年涨幅为5.9%，低于地价涨幅。2021年前三季度，全国主要城市平均地价仍旧延续了稳定的增长趋势，但无论是平均地价还是居住用途地价的增速都较前几年逐渐放缓，且前两个季度和三季度差别比较大。全国主要城市平均地价基本保持了稳定的增长趋势，这一趋势延续到2019年的三季度，但之后平均地价和居住用途地价增速都出现了逐渐放缓的趋势，且2021年这一趋势也并未改变。
国企和绿档房企拿地力度相对较大。2021年1～8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为1073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0.2%；土地成交价款为6647亿元，下降6.2%。三季度整体土地市场进一步降温，房企土地购置面积和成交价款进一步走低。上半年50强房企拿地面积为1.8亿平方米，同比下降28.4%；拿地销售面积比为54.1%，同比下降21.9%。对比来看，基于财务、资金优势，2021年上半年，国企拿地态度更为积极，拿地销售面积比为87.1%，高于民企的50.2%。分档次看，上半年红、橙、黄、绿四档中，绿档房企拿地力度相对较大，拿地销售面积比为80.6%，远高于橙、黄、红档的49.5%、52.4%和41.9%。
房企开发情况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明显放缓。2021年1～10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24934亿元，同比增长7.2%；比2019年1～10月增长14.0%，两年平均增长6.8%。其中，住宅投资94327亿元，增长9.3%。进入三季度，全国开发投资额增速明显放缓，7月和8月单月同比增速仅为1.4%和0.3%。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为13.4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同比增速持续收窄。其中，定金及预收款同比增幅最
大，为31.3%。按四大经济区域来看，2021年1～9月，东部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最高，为59381亿元，全国占比为52.75%；东北地区投资金额最少，仅占全国的3.9%。而中部地区同比增速最高，增速达到了14.3%。
施工与竣工面积增速加快，新开工面积放缓。2020年初，受疫情影响，我国商品房新开工面积和竣工面积增长率大幅度下滑。2021年，随着疫情的缓解，复工复产有序加快，一季度同比增速都大幅提升，且都保持了正值。1～8月，受全国土地市场成交规模下滑影响，全国房屋新开工面积为13.6亿平方米，同比下降3.2%，已连续5个月单月同比下降。全国房屋施工面积为91.0亿平方米，同比增长8.4%。房屋竣工面积为4.7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6.0%，项目竣工速度加快。从二、三季度新开工面积和竣工面积的对比来看，当下房地产宏观调控仍以促进房企完成项目建造与交付为主，即实现“保交楼”目标，但对新开工项目的监管与融资政策依旧保持谨慎。
房企销售情况
从商品房月度销售面积来看，受疫情影响，国内2020年一季度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速大幅下跌。但随后随着经济回温，楼市复苏，购房需求释放，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开始逐步上升。2021年一季度，商品房销售同比增速由于疫情的缓解而大幅提升。从总体来看，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自2019年以来就进入了下降区间，2020年受疫情影响而大幅下跌，2021年虽然有所回升，但三季度的增速也回归了正常值，整体保持平稳态势。
从总销售额及销售面积来看，2021年1～10月全国房企共实现商品房销售额147185亿元，同比增长11.8%，其中，住宅销售额增长12.7%。销售面积为14304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7.3%，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增长7.1%。而从房企平均年销售额和销售面积来看，2015～2020年房企平均销售额稳步提升，2020年达1.68亿元；2020年平均销售面积达1.71万平方米，相比2019年基本持平。
当前房地产企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高负债遇到强监管导致流动性紧张。当下，由于房地产金融审慎监管政策趋严，房企普遍面临着资金短期信用违约风险，同时还会面临流动性风险扩散，导致这一风险存在的本质是国内房企的长期高负债的经营模式。例如，2020年上市房企中融创、恒大和万科的负债率都超过了80%。如此之高的负债率，主要来源于国内房企高杠杆的投资回报模式，即在项目前期，通过广泛拿地，获得尽可能多的银行贷款和土地竞价权，然后再通过预售模式获得资金，用于偿还
银行债务和重新拍地建房。长此以往，负债规模便会越来越大。一旦遇上监管趋严，杠杆上出现的高负债就会引发企业债务危机，从而导致房企资金链的紧张或断裂，产生大规模的流动性问题。在此过程中，中小房企由于抗风险能力不足，受波及程度要远大于规模房企。
高周转遇到市场下行导致销售困难。随着国内房地产市场逐渐饱和，市场预期改变，高周转模式下的房企，一旦遇到市场下行，则会面临严重的销售困境。高周转本质是指在拿地、开发、销售等环节保持较快的节奏，从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摊平资金成本。长期以来，高周转是国内传统房企的主流运营模式。然而，自2016年年底以来，随着房产市场进入从严调控阶段，直到2020年下半年监管逐渐趋严，融资政策持续收紧，房企普遍出现销售模式困境。当下房企对项目销售的资金回款依赖度更高，但融资已越来越困难，想依靠新债滚旧账来实现资金周转，变得异常艰难。一方面是销售端市场情绪的低迷，另一方面是信贷端融资的持续收紧，房企高周转模式已很难再有腾挪空间，这也会在未来引发房企销售模式的转变。
高成本遇到低利润导致资不抵债。目前，国内房企利润率逐步下滑已成为行业共识，这一趋势短期内也很难有效扭转。然而，高成本的房企在遇到市场下行时，则会普遍存在资不抵债的问题。房地产行业作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在开发过程中往往面临着很高的成本投入。最为明显的是土地开发的高成本性。当下房企拿地难度提高与全国地价的稳定增长都增加了房企的土地成本投入。其次，房屋的建筑安装成本通常也高于一般产品的生产成本。此外，由于建筑施工周期与房产开发周期一般较长，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利息成本、广告费与促销费成本等，也进一步增大了其投资成本。如此巨额的成本投入，随着行业整体利润率的下降，以及各种政策的严格约束，将从源头上打破房企传统的高杠杆模式，限制了房企的持续经营，销售业绩的增长也会相应下降，最终导致房地产企业资不抵债。
债务违约、停工和烂尾风险加剧。当下，国内房地产企业债务违约已经成为十分严重的问题，甚至已蔓延至行业头部房企，包括华夏幸福、中国泛海等。其中，华夏幸福债券违约金额甚至达183亿元。从房地产企业本身的发展来看，债务违约主要是因为短期债务压力大、业绩暴雷等负面因素，导致公司债券估值下跌，甚至影响债券一级新发。在过去几年，这种影响偏短期，房企债券估值也会逐渐自我修复。但近两年随着融资趋紧、监管趋严，房企负债增加，高
负债、高杠杆的方式得不到改善，从而进一步威胁到房企的现金流安全，最终造成流动性高度紧张，出现贷款、非标逾期、展期等情况，从而导致了债券违约。而债务违约、资金链断裂又会影响到新建项目的资金需求，最终会导致开发项目停工，甚至烂尾的情况。
2022年房地产企业发展趋势
2021年，房地产市场整体运行呈现下行趋势，一些大型房地产企业在生产运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困难。考虑到本轮行业调控态度坚决，房企整体融资环境还将保持收紧态势，倒逼房企主动降负债。但进入2022年，房地产金融政策进一步收紧的概率也不大。这是因为若短期内政策用力过猛，会致使房地产企业风险加快暴露，可能造成金融市场震荡，影响民生稳定。因此，从中长期来看，政策监管将会逐渐趋稳，2022年，我国住房市场的整体供给，既不会大幅增加，也不大可能会大面积减少，将趋于稳步发展。
从销售情况来看，在房地产贷款集中管理政策下，住房贷款的收缩将会对市场信心造成一定影响，这种影响也会持续到2022年。同时，由于2021年下半年土地拍卖市场的降温，预计2022年房企的土地供给将会受到影响。因而，2022年，我国房地产整体成交量预计将保持在低位，销售额大概率会呈现先低后高的走势。
从开发投资角度来看，当下预售资金监管政策仍趋严，融资渠道方面随着信贷集中度的监管，信托市场的低迷，海外债的风险监管和到期债务规模的整体压力，2022年，房企土地购置意愿趋弱的可能性更大，因而整体投资增速仍将进一步下行。
从土地市场来看，当前房地产企业纷纷减少拿地量，优质房企更多倾向于寻求并购机会，在公开招拍挂途径拿地的占比或将减少。此外，从供应端来看，2022年土地“两集中”模式大概率会延续，重点城市仍会保供应，土拍规则有望进一步优化完善，确保土地市场更加平稳运行。
从信贷市场来看，2021年10月以来，相关部门接连释放满足房地产合理融资需求的信号，如银行信贷加速发放、支持境内外债券发行、ABS发行松绑等。11月，中国人民银行再度提及“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因此，2022年房企在融资问题上的困境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这有利于处于困境的房企完成“保交楼”等工作，促进存量房市场的交易。
从行业集中度来看，2021年，我国房地产行业并购市场活跃，并购案件频
发，房地产行业的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优胜劣汰的竞争模式将导致资金链紧张，问题多的房企逐步退出市场，由优质的房企接盘。从业务模式和经营方式来看，当下房企的楼盘开发模式已经转变，由粗犷式开发转为品质化、精细化的开发模式。未来的购房群体，会由以刚需购房为主转变为以改善和投资为主。因此，楼盘的开发也将会更加符合未来的购房需求，品质化的开发模式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对策建议
降负债、去杠杆。从房地产市场的未来发展趋势来看，房企去杠杆、降负债已经成为一项长期化、常态化工作。在“三道红线”政策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降债任务，房企应当确立好较为明确的规划举措。一是要控制好拿地力度和成本支出。当前房企出于安全性和成本管控的考虑，应当避开高风险地区，转向市场热度较低、竞争强度相对较弱的城市去获取土地资源。二是要加强资本市场融资力度。当前房企应当优化融资渠道，通过长债置换短债，低成本融资置换高成本融资，优化债务结构，提效益、优管理、控成本，减少不必要的成本支出，保持成本费用支出的合理性，加大回款力度，逐步改善现金流。
保交楼、防烂尾。一是要优化房企财务机构。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联合会议提出了三个稳定，即“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并再次强调了购房人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即保障按期交楼，这也从政策上表达了对于“保交楼”问题的关注。因此，当下无论是大类房企还是中小房企，都要努力优化自身财务结构，让现金流滚动，保障足够维持项目的开工建设资金并保证项目如期交付。二是要注重预售资金的合理监管。在市场还没进化到可以实施现房销售模式之前，预售资金监管是防止烂尾的最佳手段，但同时对于一些合法合规房企的流动资金管理也会造成很大的挑战。因而，合理控制预售资金的监管尺度变得十分重要。
售资产、广并购。一是进一步优化自身资产结构。在新的“三道红线”规定出台之前，当前房企要对于自身资产进行进一步优化，如分拆业务上市、出售资产、降价、推动新股发售等。与此同时，当短期债到期、杠杆比例上升、销售大幅下降时，房企应通过打折售房等方式，加快回笼资金，从而优化自身资产结构。二是要把握行业整合的机遇。当下受疫情影响，一些企业资金链承压，为行业整合创造了机会。因此，房地产行业内部也可以通过有效并购来实现资源整合与对接。其中，百强房企可成为并购主力，现金流充裕的企业可以
更加积极地参与并购。在行业整合的趋势下，未来的房企应当明确自身定位，
将风险防控放在首位的同时，也应把握时机，实现企业规模和市场地位的跃升。
慎投资、缩战线。一是要转变业务思维和布局。近些年，随着政策逐渐收紧，住房市场普遍降温。目前，房企一是要在业务的聚焦和布局上更加成熟。在城市群内部的聚焦上，房企应当转变经营战略，不再去追求覆盖面积和业务范围，而应在细微的领域做到精耕细作，实现由广度到深度的转变。例如，当下国内龙头房企可通过长期下沉布局，在一、二线城市土地储备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加强三、四线城市的布局，从而获得土地成本优势，占据当地市场。二是要注重市场话语权与品牌。从未来的发展来说，业务聚焦与更小范围的业务渗透能够让房企更容易掌握某一特定领域的市场话语权和占据市场地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的影响力和品牌知名度，这也是未来房企实现自身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
重质量、快转型。一是要转变发展模式。从发展模式上来看，目前国内房企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从“量”转变为“质”，即提高房企自身的产品力、服务力和运营力，要强化提升自身品质，放慢步伐，从长期出发。在住宅以居住属性为主的定位下，未来房企应当对产品有新的认识，打造自身良好的客研体系，提升自己的产品质量。同时，在产品趋势方面，要牢牢把握政策趋向与时代潮流，如绿色建筑、科技住宅发展等，进一步释放市场端品质改善的需求。二是要注重资源的利用与整合。从房企发展的角度来看，通过有效利用和整合业内资源，拓展多元化的资源获取渠道，将不仅有利于自身业务经营方式的转变，也能促进整个行业的内部合作与转型升级。
甘肃省企业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落实情况调研
甘肃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范晓炜
为深入了解近年甘肃省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以及《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在生产经营单位的落实情况，甘肃省总工会对甘肃省安全生产法规的体系建设及落实情况进行了调研。
本次调研采取查阅资料、函询相关单位、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通过查阅甘肃省近年出台的涉及安全生产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文本、立法说明及相关法律文件解读等资料，掌握了甘肃省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体系建设情况，并从中有针对性地选取了部分有代表性的、职工普遍关切的重点内容设计了问卷，通过问卷调查，初步掌握了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落实情况及面临的形势、存在的问题。
调研基本情况
甘肃省安全生产所依据的法律体系主要分为国家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两大部分，国家法律法规主要依据的是《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以及《劳动法》等。甘肃省先后出台了《甘肃省安全生产条例》《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办法》《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等共计12部地方性法规，其中《甘肃省劳动安全卫生监察条例（1997修正）》《甘肃省外商投资企业工会条例（1997修正）》2部法规已经失效，现行地方性法规10部；先后出台了《甘肃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2019修正）》《甘肃省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法》《甘肃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等共计6部地方政府规章，其中《甘肃省尘肺病防治条例实施办法》《甘肃省工业建设项目职业安全卫生监察暂行规定（1997修正）》2部规章已经失效，现行地方政府规章4部。
调研问卷重点从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了解知晓情况、落实情况、宣传学习情况等方面进行了设计，调查对象涉及生产型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广大干部职工，涵盖了电力、通信、交通、石油、服务等多个行业，收回有效问卷6万8789份，问卷的样本规模及答题质量对调研项目具有较强的参考性。
存在的问题
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了解不够深入参与本次调查的职工共计6万8789人，
其中生产型事业单位职工1万2705人、国有企业职工5万4855人、民营企业1229人。总体来看，对所有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较为熟悉的职工仅有1万9629人，占总数的28.54%；只了解个别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职工有2万1787人，占总数的
31.67%；另外还有2万7373名职工不清楚相关法律法规内容甚至完全不了解相关
法律法规，占总数比例高达39.79%。
从人员岗位结构来看，对所有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较为熟悉的负责人或领导岗位职工为832人，占总数的52.59%；管理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为4703人，占总数的31.28%；一线职工1万4108人，占总数的27.02%。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完全不了解的负责人或领导岗位人员22人，占总数1.39%；管理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382人，占总数2.54%；一线职工3689人，占总数7.07%。另外在各个岗位，均有占比将近一半甚至多半的人员只了解个别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或者不清楚具体内容（见表1）。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职工对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还不够，能够熟悉掌握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职工占比相对较低，绝大部分职工对法律法规的了解和掌握不够全面或者处于一知半解状态，甚至还有部分职工完全不了解。需要注意的是，有小比例的负责人或领导、管理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完全不了解，这两个层级的人员担负着安全生产政策的制定和生产技术指导的重要职责，如果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了解不够，极易出现盲目指导、违章指挥现象，从而引发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法律法规落实不到位
在此次调研中，针对生产经营单位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落实情况，重点选取了制度建立、隐患排查治理、职业健康体检、工伤保险办理4项具有代表性、职工感受直观和职工利益密切的方面进行了考量。结果如下：
规章制度建立情况：40.28%的职工所在单位仅制定了安全生产相关规章制度，4.29%的职工所在单位仅制定了职业卫生相关规章制度，53.79%的职工所在单位同时制定了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规章制度，1.64%的职工所在单位没有制定安全生产相关规章制度。
隐患排查治理情况：39.44%的职工所在单位重点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
15.82%的职工所在单位重点开展了职业健康隐患排查，仅有36.53%的职工所在单位开展了安全隐患和职业健康隐患排查治理，另有5.13%的职工所在单位虽然开展了隐患排查，但治理效果一般，还有3.09%的职工所在单位未开展安全隐患
和职业健康隐患排查治理。
职业健康体检情况：88.99%的职工所在单位在职工入职、在职和离职时能够进行职业健康体检，9.68%的职工所在单位能够进行职业健康体检但没按规定时间进行，1.33%的职工所在单位没有开展过职业健康体检。
工伤保险办理情况：69.75%的职工所在单位为所有职工办理了工伤保险，
26.83%的职工所在单位仅为正式职工办理了工伤保险，临时性或劳务派遣性质的职工未办理工伤保险，3.43%的职工所在单位没有为职工办理工伤保险。
从调查情况来看，企业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落实不够到位，一方面，部分生产经营单位对安全生产工作存在选择性执行现象，着重表现在重安全生产、轻职业健康，主要是因为安全生产工作直接关系到单位利益，出现生产安全事故对单位损失较大，因此单位较为重视，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的积极性较高。而职业健康由于其危害性在短时间内难以显现，和企业经济利益关联度小，导致部分单位不够重视，在制定职业健康相关规章制度、开展职业健康相关隐患排查方面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相关规章制度不够完善，甚至有的企业未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成效不够明显，部分企业虽然开展了隐患排查，但治理效果一般；职业健康体检方面，所在单位未曾开展职业健康体检的职工仅占1.33%，考虑调研样本中存在不涉及职业危害的岗位，因此职业健康体检率较高，但仍然存在体检不按时、不规范的情况；工伤保险选择性办理甚至不办理现象较大面积存在，临时性或劳务派遣用工社会保障力量薄弱。同时，调研中发现有个别单位劳动防护用品发放不及时、打折扣，用品质量不高，甚至存在以其他形式代替发放劳动防护用品的现象。
宣传学习不够深入全面
针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宣传学习情况，重点从组织宣传学习的频次、宣传学习的侧重点和学习宣传的效果3方面进行了考量。结果如下：宣传学习频次方面：80.18%的职工所在单位能够经常性、定期地组织宣传学习，17.86%的职工所在单位仅在重要或特殊时段组织宣传学习，1.96%的职工所在单位没有组织过宣传学习。
宣传学习的侧重点方面：
35．79%的职工所在单位只侧重于安全生产方面的宣传学习，1.95%的职工所在单位只侧重于职业卫生方面的宣传学习，有62.26%的职工所在单位对安全
生产和职业卫生两方面进行了宣传学习。
学习宣传效果方面：77.43%的职工认为学习宣传很有效果，能够通过学习宣传活动掌握相关法律法规知识；20.61%的职工认为学习宣传的效果一般，实效性不强；另有1.96%的职工认为学习宣传基本没有效果，仅仅是走形式。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大部分单位都会经常性、定期组织宣传学习活动，对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宣传次数要求落实较好，但在宣传学习中，一是内容不够全面，仅将安全生产方面法律法规作为宣传学习的重点，对职业卫生方面宣传学习不够；二是宣传学习效果不是很好，针对性不强，甚至部分宣传学习流于形式，没有达到普及法律法规、提高职工素质的目的。
对策与建议
多方联动，构建完善的监管体系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理念和新的发展格局也必然对安全生产监管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以更高标准做好安全生产工作，需要各部门齐抓共管、信息共享、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各部门需探索出一条系统性的监管新路子，将安全生产、职业健康、社会保障工作协调统一。
各地工会要充分发挥最广泛、最全面的群众监督作用，组织动员职工立足岗位开展隐患排查，建立安全生产投诉举报制度，加大工会监督反馈力度，形成自上而下的行政监管和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相结合的监管体系。充分运用技术手段，提升安全生产监管的信息化、精准化和智能化水平，拓宽监管手段，提高监管效率。
加大监管力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以坚决有力的手段，进一步加大对生产经营单位及其负责人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处罚力度。对“屡禁不止、屡罚不改”的生产经营单位，对其相关资格资质证照进行管控，情节严重的对其主要负责人实施职业禁入。探索建立安全生产领域违法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将严重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及相关人员纳入失信名单。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制，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大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条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加大宣传培训，提高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普及度
生产经营单位要把安全生产教育纳入培训计划，组织职工认真学习国家和
地方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学习安全技术、职业健康基本知识，学习本单位有关制度规定，掌握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劳动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方法。有关部门和生产经营单位要为职工学习创造条件，提高职工学习的积极性。创新宣传教育方式和手段，利用新媒体、新平台提高宣传教育的广泛性、趣味性和互动性。通过“安康杯”竞赛、安全生产月和《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等重要宣传节点和专项活动，把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落到实处。将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列入考核内容，加强检查监督，建立责任制，明确规定违反相关规定的责任后果。
高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体系研究 基于北京部分高校调研
吕晓丽、张颖
一、问题提出
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宗教工作，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引导和支持我国宗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增进信教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1］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是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的重要遵循，为高校开展宗教工作指明了方向。立德树人是高校工作的主要标准，高校宗教工作的开展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总目标，以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为核心，增强信教学生和不信教学生“五个认同”教育，引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具体而言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教育师生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二是引导信教师生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自觉接受国家依法管理；三是积极鼓励学生认真学习完成学业，为实现个人奋斗目标而拼搏，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社会价值而努力。
近年来，国内外宗教势力把宗教渗透目标伸向高校青年学生，趋势明显，情况复杂。宗教在高校的影响和渗透必然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带来冲击，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阻碍，甚至会影响高校开展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因此，在高校中了解学生宗教信仰实情，有效开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掌握教育规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学生成长成才，同时引导信教学生了解和理解国家政策并且合法合规的信仰宗教，是高校宗教工作的重要任务。基于此，调研组自2018年以来每年定期开展宗教信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效果跟踪调查及非法宗教学生相关案例的收集整理工作，旨在了解高校学生宗教信仰实情和信仰宗教原因，发现高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中存在薄弱和关键环节，形成高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体系和工作思路，最大程度提升教育实效。
二、高校学生宗教信仰的特点
（一）高校学生信教形势严峻。调研数据显示，96%的同学表示目前不信仰宗教，有宗教信仰的学生占4%，在学生宗教信仰种类中，涉及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道教等多个宗教。由于部分学生对自身是否信仰宗教存在
一定的模糊性，调查中特别增加了一个宗教信仰倾向的选项，12%的同学表示对宗教有一定兴趣，这部分学生的思想是动摇的，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点关注对象应该是这部分犹疑的学生。在校内各学院有关信仰宗教的统计信息中显示，约120余名学生（占全校学生的0.6%）反映曾被邀请参加宗教活动，主要是在路上有遇到传教或邀请参加宗教活动的现象，虽未信仰宗教但是有一定信仰倾向的学生，大约有40人，占全校学生的0.16%。
（二）信教原因家庭占主要因素。针对信仰宗教学生的信教原因进行分析，问题“你信仰宗教的原因”，“受家庭环境影响”的占67%，“个人际遇”的占8%，“其他”占比为25%。原生家庭或来自民族地区是目前高校学生信教人员的主要原因。例如，部分民族存在天生信仰宗教，这种信教行为属于原生性而非个人自主行为。多数信仰宗教的学生初次接触宗教往往是来自家庭的影响。由于父母对某个宗教的信仰或少数民族家庭内民族的宗教信仰，有部分生活习惯或为宗教习惯，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产生影响，使得学生理所当然的认为应该信仰宗教，遵守教义的规定。
（三）学生对社会认知不清易跟风。信教学生易受好奇
心驱使。在现阶段，宗教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是一个神秘感极强的存在，由于对宗教教义或文化的好奇，使学生们易受到“有心人”的“有效宣传”，出入宗教场所或进行宗教行为。存在本质上并不属于教徒，却自己认为已经信仰宗教的情况。尤其对一些性格内向、适应能力较差的学生来说，到大学后寻求内心的安全和安慰而盲目加入打着宗教组织旗号的非法组织。信教学生易跟风。因学生自身对宗教知识处于不完全了解的状态，所以易受到外界影响，缺乏自身判断力。再者因为宗教活动形式较多、参加的人员也会来自不同国家，对高校学生，特别是北京的高校学生极具吸引力。很多学生在不清楚宗教根本教义的情况下，就跟风加入信仰宗教的行列。
（四）校园传播形式较为隐秘。刚刚进入大学的学生，换了新的环境，提高了个体对外交往的兴趣，存在乐于接受各种新信息的特点。而校园传教的形式多是选择在一个人单独在校园僻静的角落里主动搭讪、传递宣传单等，学校不易发现和控制阻拦。此外，还有的传教行为打着英语学习的旗号吸引学生，利用学生提高英语阅读和口语水平的目的，在新生宿舍中传送英文原版《圣经》，并单独约学生到学校食堂或操场集体诵读英语，引导学生接受教义并加入教会。这种打着合理合法的旗号进行宗教宣传，不容易界定和控制。
三、高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效果有待提升。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是高校开展宗教工作的重要抓手，也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次调研均表明，北京地区高校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方面都得到了党委大力支持，并在近年来采用各种方式推动马克思主义宗教教育落地实施，但就教育实施、教育效果评价、教育效果反馈等方面还存在一定欠缺。显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同任何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一样，效果未必“立竿见影”，但从学生对宗教政策、宗教法规等方面的了解中可斑窥一二。调查数据显示，北京53所高校调查问卷中学生对宗教知识和宗教政策法规的了解的平均正确率为63%，对部分选项模棱两可，对宗教本质的认识不清，事实上这些高校都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
（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师资队伍建设相对薄弱。教师队伍的宗教知识系统性学习较为匮乏。教师队伍在排查过程中及转换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缺乏系统的培训学习，存在知识恐慌。大多数辅导员缺乏对宗教及宗教文化、习惯、基本教义等知识的了解及系统化的学习，对一些现象或行为缺乏正确的判断和分析，也不敢界定具体行为的性质，不愿意也不会和信教学生进行思想上的沟通，很难在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深入到学生当中去。在具体工作实践过程中，发现大学生思想状态不稳定，其问题解决途径的单一化，研究生和本科生是一致的。部分教师及辅导员还因为担心影响学生团结，不敢对有宗教信仰或宗教习惯的学生严格要求，久而久之形成了学生“有令不行，有章不循”的自由松散状态，也形成了对学生“不会管、不想管、不敢管、管不好”的状况。部分教师对国家宗教信仰自由的理解不透，对学生在校园从事宗教活动的认识不到位。同时大学的教学科研方式，使得教师与学生的思想距离较大，真正影响学生世界观的教育显然没有发挥作用。
（三）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途径手段相对弱化。随着新兴技术的兴起发展，基于网络的宗教宣传影响逐渐扩大和深入，如何运用新型手段应对，如何在信息化背景下健全工作机制，也是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大问题。从对师生的访谈调查中发现，师生的宗教信仰途径和方式乏力，师生对信仰形式的了解缺乏有效渠道。高校对其信仰的引导在知识上、方式上、方法上都缺乏有效的做法。
这些现象都集中表明，现阶段高校的辅导员和大部分一线学生工作者在关
于高校大学生的教育管理上还存在严重的基础认知缺失和应知应会恐慌，因此，如何在新时期采取疏”与“堵”相结合、“实”与“虚”相结合、“内”与“外”相结合的科学方式应对宗教观教育，是目前高校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高校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的对策建议
思想引领是非常复杂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是意识形态教育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更是需要教育者以一种细水长流、久久为功的态度来言传身教，不能操之过急。引导大学生建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要以“基本原则”为根本遵循，立足“三个方位”，聚力“三个方位”，围绕“三个着力点”。“基本原则”即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原则，“三个方位”，明确开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要求，“三个维度”，开展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课程，“三个着力点”，春风化雨暖人心。
（一）立足三个方位，明确开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的基本要求。
1．立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根本基础。宗教既是一种社会存在，又是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复杂的社会存在造成了错综复杂的宗教问题。这种复杂性主要来源于人们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教育素质各有差异、所处社会关系和阶层不同，导致看到问题的方法、态度、观点必有差异。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始终坚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它是关于宗教的本质、根源、社会功能及发展规律等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宗教观，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着的理论体系。
2．立足以人为本这一核心要素。宗教工作是群众工作，高校宗教观教育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尊重人的特征和成长规律，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最根本的是要承认人的力量、发挥人的能动性、实现人的价值。宗教虽然是“一种颠倒的世界观”，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精神慰藉、心理调适的人文关怀作用。所以，宗教观教育要注重人文关怀，要注意帮助学生疏通心理问题，帮助学生“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目标和科学判断是非的理性精神，从根本上建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3．立足理论联系实际这一重要环节。要客观地、准确地把握当代大学生宗教信仰的实情、基本特征、发展态势，综合做出分析判断，做到有的放矢，真正深入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实际，特别是每个个体的特殊实际。积极探索多元化的有效方式，化解学生的抵触情绪，把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理想信念教育和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做到“润物细无声”的境界，筑牢各族师生的共同理想信念和共同思想基础。要把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国家的历史事实讲清楚，使各民族师生深刻中华民族从生死危亡中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深层次的动力源泉，就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斗志和拼搏精神，从而在事实中体验，在思想上坚定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二）聚力三个维度，开展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课程。
1．聚力4学时民族宗教理论课程。面向在校大学生开展不少于4学时的民族宗教理论教育内容，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借助学生班团日及安全教育平台，向全体学生讲清楚党的宗教理论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定期开展宗教摸排工作，明确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不能信教；针对各阶段大学生思想特点及思维方式转变，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对在校学生开展分级思想教育引导，将党的宗教理论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纳入大一新生成长对话课，大二学年设置形势与政策课程，帮助学生进一步明确我国宗教现状，大三大四学年定期开展思想动态研判，进一步提升学生党的宗教工作认知水平。
2．聚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双渠道融会贯通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要丰富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内容。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课的授课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应当以理论为先导，以事实为基础，以学生个体体验为依托，生动展现思政活力，切实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最终的目的是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心入脑入行动，深刻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特别需要针对学生对宗教信仰的迷惑进行解答，使学生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了解、理解宗教信仰问题。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尤其要强化的是，在教育内容中融入历史文化教育，增强课程的趣味性，潜移默化渗透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课程思政引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体现在部分历史文化类、国情教育类等课程中，让学生在事实教育中了解宗教，解除好奇心，提高学生的鉴别能力，将宗教认知融合在历史文化的教育中更有利于大学生认可，润物无声，春风化雨的思想教育更能够深入人心。同时，专业课教师应该在其课程中贯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思想，教育学生用历史的、唯物的思想看待问题，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要开展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理论培训和方法指导，掌握针对信教学生的基本工作原则和方法。
3．聚力学生对政治面貌的认知教育。高校加强中共党员教育的同时应注重共青团员的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党的基本政策方针的教育，切实增强每位后备军的四个自信，五个认同，同时以校园文化培育为抓手，培养大学生共青团员的国家荣誉、社会责任感、集体主义，让理想信念教育在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中落地生根。多项实践案例同时引起我们的思考，所有有宗教倾向或信教学生应该或至少曾经是共青团员，团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入团时宣誓“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团的章程，执行团的决议，履行团员义务，严守团的纪律，勤奋学习，积极工作，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铮铮誓言代表了理想和信念。所以，我们在基础政治面貌改变时的教育和要求不明确，信念基础没有打牢，后续教育必然会存在隐患。因此，加强学生党员对党的基本理论的理解和党员身份的认知，这同时也是需要引起重视的一个方面。
（三）围绕三个着力点，春风化雨暖人心。
1．围绕“有影响力的人”的影响力。导师和辅导员是学生的直接影响者，是高校意识形态教育中具有影响力的人。通过有影响力的人的影响，不仅能够摸透情况，掌握信仰宗教学生的思想动态，还能够有效引导学生思想行为，更能够帮助学校管理部门掌握其宗教信仰现状，研究有关问题、规律及对策。在案例中发现，教育者存在统战基础知识恐慌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知识薄弱的现象，遇到信教学生或信仰非法宗教的学生，他们由于缺乏理论依据和工作方法的指导，不知如何开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对此，应特别加强一线教师、辅导员对统战工作和宗教工作的理论认知，深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理论指导，明确教育界线。一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首先要求辅导员、一线教师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大力传播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辅导员需要自身具备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才能真正做到从“自信”到“他信”。二是辅导员与学生要做知心朋友，倾听心声，真正做到学生成长中的良师益友，用心用情倾听、帮助解决他们在成长过程遇到的困惑、迷茫和困难，使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真正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尤其是当他们遭受挫折、感觉迷茫、或者误入歧途之时感受到积极的力量，使他们真正感到关注关爱，从而有底气有能力克服困难，不去向虚幻的神灵寻求庇护。三是宗教工作方法应坚持理直气壮，旗帜鲜明，直奔主题，找到根源。确定重点人后，要明确告知师生其权利和界限。宗教信仰自由是宪法和法律所保护的重要权利，具体工作中，
一方面尊重每个学生宗教信仰的自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所说，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作为教育者，要找到一致性，尊重差异性。要坚持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宗教信仰自由不等于宗教活动可以不受任何约束。我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不是说放弃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对高校大学生，更应该明确宗教信仰的法律底线，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活动，加强思想政治的红线意识教育。
2．围绕环境、团队建设等因素。当前，大学生个人意识增强，团队精神意识单薄已成为青年学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通过拓宽社交平台，营造和谐文化，提倡团体合作，实现群体共赢。在学生培养方案中通过设计社会实践、不同学院专业的宿舍混住、开展跨专业社交微沙龙等模式，建设更加完善的育人平台，建立更加凸显个性化、人性化的多元评价体系，拓宽学生交往圈与知识面。同时，新媒体蓬勃发展，应加大网上宣传和正面引导，细致关注学生个体的思想动态。利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手段，创建思想教育引导的网络阵地，多方位营造学生良好的教育生活环境。大力发扬新媒体中的正面引导作用，抓住有利于学生成长的方面，积极做出回应和宣扬，同时要防范化解宗教传播中的不利因素，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
3．围绕工作方法的灵活性。每个个体都是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能够在群体中脱颖而出进入高等学校的大门，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学生是优秀的、向上的、积极的。因此在高校宗教工作中一定要以爱护学生的心态，保护学生的方式开展工作、处理问题。具体的工作方式中，本着少说多做的原则，尊重学生的一致性与多样性，包容学生的差异性，客观冷静的开展工作，得到学生的理解和认同。从而牢牢掌握和维护高校意识形态主导权，汇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大力量。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加强“五个认同”教育，坚决防范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高校宗教工作作为高校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要以稳为基础，在稳中求进，必须自觉用习近平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武装头脑，深刻理解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进一步加强一线工作调研，重点关注舆情信息，着力破解难点问题，推动校园宗教工作突出问题的标本兼治，实现高校宗教工作的规范化、法律化、常态化，依法妥善处理高校宗教工作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持续守正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以高校宗教工作实践奋力开创中国特色宗教治理新境界，切实守好校园防风险阵地。
搞清楚农村党支部书记“干什么”这个基本问题豫北三村蹲点调研报告
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调研组
搞清楚农村党支部书记“干什么”这个基本问题，对于抓实农村基层基础工作，特别是加强村“两委”换届后带头人队伍建设，有着重要意义。近期，我们采取“四不两直”方式，深入河南省武陟县嘉应观乡西五村、圪垱店镇毛庄村和获嘉县照镜镇东彰仪村，通过实地察看、个别访谈，重点从“在干什么、想干什么、该干什么、能干什么”四个视角，审视农村党支部书记履行职责、发挥作用的情况。
一、农村党支部书记“在干什么”
从3个村的调研实际看，村支部书记当时分别在开会研究村内事务、在乡镇开会、在村室值班。总的看，精神面貌较好，干事有劲头，工作在状态。他们近期的主要工作，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抓农村党建工作。西五村支部组织摸底排查全村党员队伍情况，目前全村党员62名，其中常年在村40多人，60岁以上15人，40岁以下10余人，多为转入组织关系的本村大学毕业生、复员退伍军人。村支部每月26日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毛庄村，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党员会议，发展入党积极分子，目前全村党员32人，常年在村10人以上，平时一月一次的学习例会多放在晚上，每年党员人数最齐的是春节、中秋节。东彰仪村支部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组织本村党员到兰考县焦裕禄纪念馆等实地参观，开展红色教育。
二是做脱贫攻坚工作。西五村按照迎接脱贫攻坚后评估要求，对全村6类户逐户摸排，核算收入，做到应纳尽纳监测户。毛庄村整理脱贫攻坚拓展成果各项基础工作表册。东彰仪村开展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工作“大排查、夯基础、补短板、促提升”。
三是用好村级集体收入。西五村集体经济来源以集体土地出租收益为主，年收入12万元，主要用于环卫费、村里自来水水费支出等。毛庄村集体经济来源以100亩集体土地出租收益为主，年收入5.3万元，主要用于环卫用品、村民救助、学生升学和道德模范奖励等。东彰仪村集体经济以230亩集体土地出租收益和集体苗木销售收入为主，年收入50万元，主要用于村环卫费、下水管道铺装、村民分红等。
四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西五村以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整顿为契机，建成2层
楼约800平方米的党建综合体和3000平方米群众文化活动广场，并配套慈善养老院、卫生室、小超市等，搬迁办公新址，补修村西主干道，排查农田机井使用情况，新修两条农田生产路。毛庄村安装入村路照明灯，完成共渠所负责段清淤治理开挖工程，建成污水处理厂，开展街心道路硬化。东彰仪村组织村“两委”成员参观学习辉县前姚村村史馆建设经验。
五是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3位村支部书记把相当部分精力放在人居环境整治上，组织村民清理道路两旁、房前屋后垃圾，抓好春节期间禁燃禁放、“三秋三夏”秸秆禁烧，发动群众做好改厕工作。东彰仪村完成省级卫生村验收，垃圾分类处理机制已运行近半年，建成生态污水处理系统，农户水厕改造率达99%。
六是搞好基本公共服务。西五村组织丰收节农民运动会，做好社保款收缴发放，开展安全排查，调解村民宅基地纠纷。毛庄村为外出村民开具有关证明，组织夜间治安巡逻，开展志愿服务。东彰仪村开展平安村“三零创建”，组织“99公益日”、重阳节敬老爱老活动和文艺演出，组织村民缴纳医保社保、进行健康体检。
七是做好疫情防控、防汛救灾、灾后重建等工作。3个村扎实开展常态化疫情防控排查、卡点值守和党员联户工作，宣传引导群众做好新冠疫苗接种；完成抗洪排涝，协助农户秋收秋种，做好灾后重建和损毁路段修复。汛期东彰仪村组织人员车辆到卫河大堤参加抗洪抢险。
二、农村党支部书记“想干什么”
调研中了解到，3位村支部书记都对本职工作比较上心，对加快本村发展、村容村貌提升、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有想法、有思考，基本上近有计划、远有规划。他们最作难的是地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赚。
一是想把基础设施建得更好。3个村除东彰仪村外，在当地均属于发展水平中等偏下村、基础设施较差村。西五村计划修建排水管网1.4万米，全部到户。毛庄村商量启动修路项目，囿于资金缺口，计划让村民集资，再争取部分捐资和上级补助。东彰仪村计划自来水、天然气全部接通到户；集体拿出30亩、村民每人1.5分地作为菜地，浇水、租金费用全免，努力让村民生活质量年年提高，生活成本逐渐下降。
二是想把富民产业发展得更强。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产业振兴，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西五村从事运输业有60家、运输车辆130多辆、驾驶员200
多人，人均月收入7000至8000元，如何整合提升，支部一班人想有所作为。毛庄村支部书记主要是想把年均亩收入2万至3万元的地黄种植业发展起来。东彰仪村属于典型的城郊农业村，支部书记的最大梦想是把现代富民产业发展起来。
三是想把人居环境整得更美。西五村计划做好全村绿化、亮化、净化、美化工作，改善11户脱贫户、2户监测户的居住条件。毛庄村酝酿修建村内主干道花带。东彰仪村全面推进洁化、绿化、硬化、亮化、美化、文化“六化”建设，基本形成美丽乡村雏形，先后被评为省市生态文明村、森林村庄。
四是想把集体收入提得更高。没有集体经济支撑，支部运转就缺少保障，服务群众就缺少经济基础。西五村计划建设占地30亩、2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年集体收入预计上百万元。东彰仪村为增加集体收入，目前已完成总投资1200万元的锦昌公司田园综合体三期项目征地，发展有机蔬菜和苗木种植。
三、农村党支部书记“该干什么”
农村情况千差万别，但支部书记职责定位、角色担当基本一致，主要有五件事。
一是抓班子带队伍，这是基本职责规定的。农村党支部书记的一项重要职责是抓好支部自身建设，抓党建引领农村发展，通过发挥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级党组织及村党员大会决议落实下去。
二是落实中心任务，这是上级部署要求的。农村党支部书记要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支农惠农强农政策，组织动员群众完成好上级安排的中心工作任务。比如，近期河南省统一部署开展以治理“六乱”、开展“六清”为主要内容的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这项任务的具体工作，还是要靠农村党支部书记去抓好落实。
三是发展产业建设美好家园，这是乡村振兴急需的。乡村振兴大背景下，能否在产业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带领农民共同富裕上有所作为，是对农村党支部书记的一大考验。支部书记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发挥集体经济主导作用，把产业发展的优势潜能激发出来，让村党支部腰杆硬起来、号召力强起来。
四是办好群众实事，这是乡里乡亲期盼的。村支部书记离群众最近，最直接的工作是把群众关注、百姓期盼的事办好。要从城镇化带来的村庄空心化、村民老龄化及“三留守”问题的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做好服务群众的经常性工作，当好群众贴心人。
五是搞好乡村治理，这是公共管理职能赋予的。村支部书记处在基层治理“神经末梢”，担负着“三零创建”、公共服务、资源分配、社保医保、常态化疫情防控等工作责任。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是合法、入理、容情，尽可能做到矛盾不上交、村事在村了。同时，要开展好精神文明创建，弘扬新风正气。
四、农村党支部书记“能干什么”
调研发现，3位村支书都有谋事干事的愿望，也付出了不少努力。但村支部书记能干什么，除个人意愿和能力，也离不开其他因素，比如村庄的资源禀赋、面临的发展机遇、上级的支持、村民的主体作用、村支书个人的威望等。
一是盘活现有资源。西五村和毛庄村以传统种植业为主，规模小、效益低，产业结构单一。而东彰仪村离县城较近，区位条件优越，利于招商引资，集体经济收入明显高于一般村，而且还在建设新项目。经济条件不一样，村支部书记能干的事就不一样，集体经济收入较高的东彰仪村，已完成了“六化”建设；集体经济薄弱的毛庄村，连修路和绿化都要靠村民集资。
二是争取上级支持。一些项目如果没有上级规划和资金项目支持，以村里自有财力基本做不到。西五村新建党群服务中心，总投资200万元，资金来源为县里申请的省专项债。毛庄村基础设施较差，镇财政本身可支配资金有限，只能承诺给予奖补性支持。东彰仪村的“六化”建设试点，是县乡政府规划的，相当部分投入由县乡财政来承担。
三是用好发展机遇。东彰仪村曾是一个脏乱差村，2017年借助全国第二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东风，较好解决了集体承包地遗留问题，清理规范了不合理合同。西五村借助城市物流产业带动，运输业得到发展。毛庄村与大多数村一样，收入途径主要靠劳务输出、打工经济。
四是激活村民主体。无论是乡村发展、乡村建设，还是乡村治理，都离不开村民主体作用的发挥。只有把村民有效组织起来，才能激发内力、凝聚合力，共建美好家园。实践证明，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乡贤捐资、社会帮扶，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路径。
五是树立自身威望。很多农村党支部书记是连选连任，一干就是十几年，得到老百姓的认可，有很好的口碑，这就是威望和号召力。东彰仪村支部书记上任后，顶住压力解决了村里10多年来集体资产被侵占、低价转包等“老大难”问题，把一个落后村变成先进村。
从调研情况看，农村党支部书记在干什么、想干什么、该干什么、能干什
么，大体是一致的，只是因基础条件不同、能力本领不同、工作成效不同，想做的事、能做成的事、正在做的事有所不同。综合分析3个村的调研情况，结合平时掌握了解的全省面上情况，农村党支部书记大致可分为4类。一是引领型。这类群体综合素质高、治理能力强，所在村发展态势好、社会和谐稳定，上级党组织放心，老百姓的满意度认可度较高，是支部书记中的佼佼者，大约占全省村支部书记总数的1/4。二是潜力型。这类群体个人素质较高，有上进心、事业心，想干事、愿干事，但由于历史和客观原因，所在村基础较差、困难较多，制约了村支部书记作用的发挥，大约占1/2。三是守摊型。这类村支部书记缺乏创新意识、进取精神，思想守旧、能力不强，上级安排的一般性工作也能干，但是标准不高，有难度的工作干不了、复杂问题解决不了，大约占1/4。四是问题型。这类群体文化素质不高、思想观念落后，带领群众发展能力弱，各项工作滞后，本村也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尽管占比很小，但需要高度关注，及时妥善解决。
站在建强基层组织体系、稳固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高度，把农村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得更加过硬，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锻造硬核力量，我们感到构建选优、育强、管好、用活全链条机制和工作体系至关重要。一是把好入口选准人。结合各地实际，细化任职资格条件，明确选任标准和办法，综合考虑政治素质、年龄学历、经历能力、群众口碑等物色合适人选。在2021年村“两委”换届中，河南牢牢把握有政治素质和领导能力、能带好班子，有理想信念和奉献精神、能带对路子，有经济头脑和致富本领、能带动发展，有良好品行和公道之心、能带正风气的“四有四带”标准，细化“九不能、六不宜”负面清单，一大批优秀党员当选农村党支部书记，“一肩挑”达99.7%。同时，积极拓宽选人视野和渠道，择优储备随时能用的充足后备力量。二是精准培训育强人。实施新时代基层干部主题培训计划，积极推行“导师帮带制”试点，加大对农村党支部书记理论武装和专业培训。针对不同类型村支部书记提升政治领导能力、发展集体经济能力、基层治理能力、应急能力、服务群众能力的不同需求，重点提高参训层次，优化培训方式，实行“必修+选修”，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三是提升规范管好人。坚持以管促干，强化对农村党支部书记的全过程管理监督，研究规范“一肩挑”权力运行的具体措施，推动更好履职、发挥作用。完善履职考核评价体系，健全适岗研判机制，定期分析队伍状况，对基础较差、暂时落后的潜力型加大指导支持力度，对能力不
足、状态不佳的守摊型及时谈话提醒、加强教育培训，对经教育提升、限期整改后仍然不胜任不尽职的问题型责令辞职、调整撤换。四是搭建平台激励人。通过开展“五星支部”创建和实干实绩大赛、擂台比武、评先评优等方式，选树乡村振兴带头人、担当作为好书记，激励争先出彩。进一步理顺乡村组织关系，合理划分事权，为集体经济薄弱村提供必要的人力财力支持。畅通优秀农村党支部书记晋升录用渠道，优先推荐“两代表一委员”人选，推进考试录（聘）用乡镇（街道）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制度化，激发动力活力。
工业稳增长：国际经验、现实挑战与政策导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一、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多种风险挑战，中国成功统筹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经济持续恢复并取得国际领先的增长，其中，工业相对服务业表现出更强的发展韧性，成为遏制经济下行、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但自2021年下半年起，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再次加大。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审时度势作出科学判断，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要求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由此，稳增长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工业是否在稳增长中继续发挥作用引发关注和讨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快速下降，引发对工业地位和合理比重的不同视角争论。一类观点将工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看作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优化的表现（赵伟，2021）；另一类观点认为，制造业占比下降是早熟型“去制造业化”的表现（史丹和白俊骄，2019；郭克莎和彭继宗，2021；蔡昉，2022）。本文赞同后一类观点，并对工业稳增长提出以下三个方面认识：
从经济系统看，工业稳增长包括支撑国民经济系统的稳增长和推动工业经济自身的稳增长。前者是指通过稳定工业增长来遏制国民经济的继续下行，推动经济走出疲软状态，防止经济下滑超越合理区间和社会公众可承受的范围边界。后者是指消除和防止工业经济自身增长的“不稳”，推动工业保持合理增速、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回归和保持在合理区间，实现工业持续健康发展。
从发展周期看，工业稳增长不仅是要稳短期增长和当下增长，而且需要考虑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稳短期增长通常是社会普遍理解的“稳增长”，其核心是应对当前工业面临的下行压力，让工业在短期内恢复和保持合理增长速度，属于狭义的“稳增长”概念。稳长期增长是从长周期的工业发展趋势和演变规律出发，着眼于推动工业可持续增长，不断培育、打造和转换工业增长的新动能，持续提升工业发展质量，促使工业比重长期保持在合理区间。
从发展协调性看，工业稳增长既关注工业经济增速与GDP增速和服务业增速的关系，也关注行业之间、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规模与效益的协调，质量与速度的协调，以及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协调发展。
以上三个方面的认识，有助于准确把握工业稳增长的内在逻辑，系统回答“为什么”即工业稳增长的必要性与必然性、“是什么”即工业稳增长的定位与方向、“如何干”即实现工业稳增长的策略与举措。鉴于目前对工业稳增长在“为什么”“是什么”“如何干”三个问题上尚存在认知分歧，本文从对工业地位进行再认识出发，深入剖析当前中国工业发展取得的突出成效、短期困难和长期挑战，前瞻预判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的主要环境变量演化趋势，得出工业稳增长的现实必要性与发展机遇；提出新发展阶段工业稳增长的基本思路，强调指出工业稳增长中需要正确处理的八大关系，演绎出工业稳增长的价值定位与发展方向；识别提出促进宏观层面、产业层面、微观层面工业稳增长的九个着力点，延拓出实现工业稳增长的策略与举措。本研究有助于全社会深化对工业稳增长的认知并形成共识，对推动工业稳增长的实践亦有所裨益。
二、对工业地位的再认识：国际经验及启示
传统工业化理论对于工业地位与工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变化的结论主要来源于早期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对中国工业地位的认识与工业比重合理性的判断还要结合发展阶段、大国国情以及当前的国际经贸环境、技术经济条件等因素。
1．国际经验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看，工业是核心物质生产部门、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经济增长、带动产业发展、应对系统冲击、促进科技创新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工业是引领经济快速增长的主导产业。物质产品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经济增长首先要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物质需求，而工业是主要的物质产品生产部门，大多数低收入国家的经济起飞都是从工业发展起步的。当前的高收入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普遍经历过工业快速增长、工业增加值和就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持续提高以及比重保持较高水平的时期。在20世纪50—70年代，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工业大国均出现制造业增速快于GDP增速的阶段（郭克莎和彭继宗，2021）。
SzirmaiandVerspagen（2015）利用88个国家和地区数据的研究发现，在1950 —2005年特别是1970—1990年，制造业发挥着经济增长动力源的作用。1970年以来，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制造业比重仍然在一定时期保持较高水平。根据OECD和世界银行的数据，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比重均在20%
以上，意大利、西班牙、英国超过25%，日本达到34.7%（见表1）；根据BEA的数据，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在1951年曾达到7.6%。制造业比重在20%以上时，这些国家的人均GDP（2015年不变价美元）均在14000美元以上，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已经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列。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韩国制造业比重出现下降趋势的时点，均是在这些国家迈过高收入门槛之后（蔡昉，2022）。由表1可以看到，除西班牙外，主要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比重下降到20%以下时，人均GDP均超过2万美元（2015年不变价美元）；日本、韩国的人均GDP水平虽然已经在3万美元以上（2015年不变价美元），但制造业占比仍然保持在20%以上。
（2）工业对其他产业发展具有较大的带动作用。在现代经济中，最终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活动都需要大量的中间投入，而工业产品由于结构更加复杂，生产的迂回程度更高、产业链更长。由于工业生产活动需要各种生产设备、原材料、零部件、仪器等的投入，所以，工业具有很强的自循环特征，工业产生的需求会进一步带动工业的发展。工业生产过程还需要来自农业、服务业的投入。在数字经济时代，工业产品不仅由各种材料、零部件、组件等组成，而且包含着不断增加的数据、算法和算力，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向用户提供高附加值的增值服务，工业产品成为硬件、软件、服务的综合体。因此，工业的发展不仅会带动工业本身，而且会带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等其他国民经济行业的发展。影响力系数能够反映国民经济的某一部门增加单位最终产品时对其他经济部门产生的影响，系数大于1，表明该部门对国民经济具有较大的带动作用。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四个工业大国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影响力系数普遍在1以上，而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影响力系数普遍小于1。各个国家由于在特定产业中的具体产品、技术水平、所处价值链环节、产业体系的完整度等方面不同，产业的影响力系数也存在差异。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门类比较齐全、价值链比较完整，相应的某一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中间投入就会带动本国的国民经济相关行业更大的发展。在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行业，美国的影响力系数为0.772，韩国、日本分别为1.196和1.102，其重要原因就在于韩国、日本的价值链比较完整，而美国主要处于研发设计和营销环节，加工制造环节大部分离岸外包到其他国家。
世界上主要高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的提高都是在工业高度发展之后出现
的。即使到今天，服务业的规模扩大和水平提高依然无法离开工业的发展。一
是工业发展所需要的生产性服务投入呈不断增长趋势，即所谓制造业投入的服务化。二是制造业产出呈现服务化趋势，制造企业基于产品开展的增值服务日益增加。当这些服务型制造活动规模扩大到由独立企业开展效率更高时，就会从制造企业中分离出来由专业化的服务企业承担，在统计上被计入服务业的范围，从而扩大了服务业的规模。三是许多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工业为其提供生产设施和生产工具，制造业中包含的硬科技（如芯片、智能设备）是高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基础。
（3）工业具有较强的生产弹性和抗冲击的韧性。从长期趋势看，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制造业比重会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比重大多稳定在10%—20%的水平。同时，制造业也存在着明显的周期性波动（Behunetal.，2018），与经济周期的走势大体一致，但是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一是波动的幅度更大。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全球GDP增速为
-1.3%，制造业增速为-9.8%；美国GDP增速为-2.5%，制造业增速为-9.4%。制造业对美国GDP的拉动从0.43个百分点下降到-1.17个百分点，是拉低GDP增速的最大的行业。二是从衰退期恢复的速度更快。2010年，全球经济增速恢复到4.5%，制造业增速达到8.5%；美国GDP增速恢复到2.6%，制造业增速达到5.5%。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GDP增速从2019年的2.30%下降到2020年的-3.40%，制造业对GDP增长的贡献从0.20个百分点下降到-0.32个百分点，拉低GDP增长的程度弱于艺术娱乐休闲住宿和餐饮服务业，以及运输和仓储业。制造业产出虽然受疫情冲击在2020年第二、三季度出现大幅度下降（例如，OECD国家制造业在2020年第二、三季度分别下降18.5%和5.7%），但是在2021年就陆续恢复正增长，第二季度增速普遍达到20%以上。制造业生产过程自动化和无人化程度更高、内部的产业链联系更紧密，自我恢复能力更强，表现出更强的对抗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提供抗疫物资、稳定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4）工业是创新的主要载体和引擎。制造业是科技创新活动最活跃的产业领域，研发投入最大、产出最多，由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形成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也有相当大比例属于制造业。中国、日本、德国三个制造大国，制造业在商业企业R D支出中的占比均在85%以上。2018年，美国制造业在商业企业RD支出中的占比为61.5%，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引领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同样是科技创新非常活跃的领域，2018年，美国信息和通信产业在商业企业R D支出中的占比为24.7%，制造业与信息和通信产业RD支出占比之和也超过了
85%。2004年，美国制造业拥有美国全部专利技术的90%。现代经济根本上是由科技创新推动的。制造业由于研发投入大、创新产出多，成为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推动力量。根据OECD的数据，在大多数年份中，制造业对欧盟27国劳动生产率的贡献都是最大的。2010年，欧盟不包括房地产的非农商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4.2%，其中制造业就贡献了2.9个百分点。从全要素生产率看，在1995—2009年的大多数年份，法国、德国、韩国、美国等国家的制造业都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的领域。企业的创新能力是从产品雏形到产品加工制造的整个过程中形成的（伯杰，2018）。产业中的许多创新活动需要实验室中的科学家、产品研发设计人员与生产线上的工程师、技术工人进行频繁交流和互动。制造业生产环节的缺失不仅会损害一个企业的研发能力，而且会使包括先进材料、工具、生产设备、零部件在内的为产业服务的其他企业、基础性的RD活动等在内的产业公地（IndustrialCommons）遭到破坏，最终使制造业的研发设计活动也无法生存（PisanoandShih，2009）。因此，国家在全球经济中长期的创新和竞争能力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制造业与制造业相关RD活动在同一地点的共生，制造活动的流失会削弱国家在全球市场上的发明、创新和竞争能力。
2．重要启示
从工业化的一般国际经验看，由于制造业存在自我内循环的特征与明显的外溢效应，如果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出现制造业比重的过早下降同时服务业比重虚高，其结果就是服务业的根基不稳、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往往需要更长时间（通常是30年左右）进行重新“补课”（史丹和白骏骄，2019）。那些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普遍存在第二产业比重过早下降、第三产业比重过早提高的情况。即使是一些已经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如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陷入较长时期的经济低迷，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制造业比重偏低、对经济增长的带动较弱。如果一个国家制造业“空心化”，不但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力系数小，对其他产业的带动力弱，而且制造业许多创新的成果无法在国内变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让发达国家开始反思经济“脱实向虚”的危害和制造业在吸纳就业、促进创新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工业作为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的作用被重新认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提出一系列振兴制造业的战略、法案和政策，设定提高制造业比重的目标，以期进一步强化在全球科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中的领导地位。
美国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就提出了重振制造业战略；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在2019年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提出到2025年，制造业占GDP比重提高到25%，欧盟制造业占GDP比重提高到20%；欧盟委员会在2021年发布《工业5.0：迈向持续、以人为本且富有韧性的欧洲工业》，提出将以人为本、可持续性和韧性作为工业发展方向，以此推动建立一个更具竞争力、更加可持续、更绿色环保的欧洲工业的“新常态”。
当前中国虽然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国，但仍然有必要保持工业稳定增长，维持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基本稳定，发挥工业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创新之源的根本作用和应对系统性冲击的重要作用。当前工业稳增长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202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430.7美元2015年不变价），中国若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仍然需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使工业增速保持较高水平。二是中国正处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关键阶段，补齐产业链短板离不开工业硬科技水平的增强；新冠肺炎疫情走势尚不明朗，许多需要接触的服务业尚未完全恢复，也需要制造业继续发挥保障应急物资供应、畅通产业循环、保持生活平稳有序的积极作用。三是从基本国情看，“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习近平，2021）。坚持工业的平稳发展并将工业比重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不但可以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而且可以保障实现共同富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工业品稳定供应。四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颠覆性的数字技术不断成熟、扩散与融合，以数字化、绿色化为主要特征的再工业化正在兴起并形成新一轮的国际竞争，大力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是中国建设工业强国的必由之路。
三、中国工业发展的突出表现与存在问题
中国工业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表现出来的强劲发展韧性和取得的突出成绩为宏观经济稳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但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减弱三重压力引发中国经济面临严峻的下行风险，叠加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中国经济保持短期和长期的稳定增长面临巨大挑战，推动工业稳增长的重要性、迫切性和艰巨性愈发彰显。
1．疫情冲击下工业充分发挥出经济发展压舱石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冲击，中国经济克服困难，在全球较快实现恢复增长，量增质升同步推进，实现“十四五”时期良好开局。这其中工
业展现出强大韧性、实现逆势增长的作用功不可没，疫情冲击下工业在国民经
济中的地位和对稳定经济增长的多重作用充分显现。
（1）工业发展韧性凸显，对GDP的贡献逆势显著回升。新冠肺炎疫情和国内外多重因素变局对经济发展带来系统性冲击而非局部影响，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对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巨大困扰，对服务消费、接触型消费形成巨大冲击。工业相对服务业表现出更强的发展韧性，实现更快的、持续性恢复增长。①工业增加值实现较快增长。2020年以来，工业增长改变了自2013年以来增速一直低于GDP增速和服务业增速的状态，扭转了自2011年以来工业对GDP贡献逐年下降的趋势（如图1所示）。2021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比同期GDP增速和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分别高出1.5个百分点和1.4个百分点。2020年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较2019年大幅提高，达到2015年以来的最高值，考虑到工业增加值占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八成，可以判断工业对GDP的贡献率出现了显著回升。②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稳步提升。2021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速较上年提高18.6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速明显快于2019年；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速较上年提高30.2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18.2%，扭转了2019年同比下降的情况，且有近八成行业实现利润总额的正增长；营业收入利润率不仅较上年提高0.76个百分点，更是比2019年提高0.95个百分点。
（2）动能转换成效显著，新动能引领带动作用突出。近些年来，国家着眼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围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机遇，加速布局新兴产业，扎实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新兴产业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保持强劲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贡献力量。①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工业持续恢复增长起到强有力的支撑作用。
2021年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快速增长，不仅远远高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的整体平均水平。相应地，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迅速，高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8.6个百分点，至12月已经连续14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2021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两年平均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分别高出3.3个百分点和3.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28.6%和45.0%。②新兴产品产量快速增长，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涌现。智能化、升级型、低碳型新兴产品实现较快增长，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势头强劲。
2021年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3D打印设备、智能手表产量同比增长均在30%以上，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均增长1.6倍。智能制造、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的发展迈入快车道，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制造业重点领域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达到53.7%和73.7%，较2012年分别提高29.1个百分点和24.9个百分点。
（3）补短锻长稳步推进，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增强。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中美之间大国竞争全面升级、新冠肺炎疫情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针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的不稳、不强、不安全隐忧，近几年国家将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安全稳定、韧性弹性、竞争能力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多措并举积极推进固链强链补链，不断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堵点卡点断点，推动工业经济循环畅通，对工业实现持续恢复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形成重要支撑。①系统部署和积极推进强链补链，补短板锻长板取得阶段性成效。全面梳理和分析了41个工业大类及其细类的产业链空白点和弱项短板，明确产业链供应链补短板的重点，组织开展强链补链行动，对弱项短板比较集中的领域加大攻关力度，特别是策划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一些重点产品和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传统优势产业链的锻长板不断推进，新型产业链加速培育，育链强链取得积极进展。②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效果显著，补链强链的生力军正在形成。国家已经分三批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762家，带动各地培育形成4万多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其中，国家级“小巨人”企业中超六成分布于工业基础领域，超七成深耕行业10年以上，平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超过7%，远远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央企业和全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平均专利数超过50项，许多“小巨人”企业在多个领域发挥“补短板”“填空白”作用，成为补链强链固链稳链的重要力量。
2．三重压力下工业增长面临较严峻的下行风险
受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影响，中国工业面临增长放
缓、动力减弱、市场主体受困的风险。
（1）工业保持稳定增长的基础尚不牢固。受全球疫情反复、国内疫情散发多发、全球经济复苏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影响，工业发展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显著增强，对工业稳定增长形成较大制约。①从需求看，工业企业当前面临的需求不足问题较为突出。
根据2022年1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的调查，认为“需求不足是最突出困难”的企业超过了被调查企业的37%。如图2所示，中国制造业PMI指数显示，自2021年5月起新出口订单指数一直处于荣枯线之下，2021年9月起新订单指数始终低于荣枯线，且2022年1月又出现回落，表明需求收缩对工业企业生产的制约增强。②从供给看，海外疫情反复对原料产地、加工地、航运业等关键环节均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原材料供应地如拉美、非洲、中东等地区，受制于疫苗和防疫政策等影响，生产恢复缓慢，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涨幅虽然有所回落，但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国际运输网络仍有较多梗阻，全球货运运力趋紧局面仍在加剧，2021年12月全球集装箱班轮准班率创下历史新低，运价水平较疫情前出现暴涨。很多发达国家开始将供应链向内收缩，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发生断点堵点风险可能加大，“缺芯”“缺柜”“缺工”等问题依然突出，对工业企业生产和出口造成持续冲击。③从预期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都下调了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对中国经济增长也做出相对悲观的预测。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对5000户中国工业企业的调查，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自2021年第三季度起出现明显下降，第四季度继续下降至37.3%，表明企业家对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期趋于悲观。2020—2021年，民间投资两年平均增长3.8%，低于2019年增速，且制造业私人投资近年来增长乏力和2021年增速逐月回落，都表明私营企业家对未来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的信心与预期不足。
（2）工业增长趋缓态势再次出现，行业分化与区域分化加剧。受到近年来工业增长总体放缓趋势的影响，叠加多个短期因素的冲击，尤其是三重压力的影响，2021年下半年开始，工业增速趋缓并走低，行业经济效益与不同地区工业增长速度出现明显分化，工业投资和出口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面临巨大挑战。①从增长趋势看，2021年9月起，工业月度增加值同比增长缓慢，即使12月增速已经有所回升，但仍然只有4.3%，明显低于2000年和2019年同期增速。2021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累计值增速、利润总额累计值增速均呈现逐月放缓趋势，且自10月起亏损企业数量、亏损企业亏损总额累计值均出现同比上升。如图2所示，制造业PMI自2021年11月起虽然重回荣枯线之上，但始终处于荣枯线边缘，2022年1月又回落至50.1%，表明制造业扩张步伐有所放慢。②从出口看，2021年出口增长强劲对工业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但随着海外供需缺口收敛、中国替代效应减弱，加之2021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的
高基数，2022年工业出口形势较为严峻，出口景气或面临拐点，出口稳增长的困难和压力加大，对工业增长的支撑作用可能减弱。③分行业看，由于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加之价格传导机制不畅，2021年行业经济效益分化加剧，部分下游行业经济效益不佳对工业企业生产积极性造成消极影响。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纺织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家具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下游行业的利润总额出现同比下降或增长低于5%，与上游行业利润总额暴增形成鲜明对比。④分区域看，各地由于工业发展基础、产业结构、经济活力不同，在疫情冲击下表现出不同的发展韧性，工业发展的区域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有所加剧，“南快北慢”特征明显。2021年全国31个省份工业增加值增速的变异系数①为0.4657，高于疫情前的2019年；工业增加值增速排名后十位的省份中，最后九位都是北方省份，而排名前十位的省份中，除了北京和山西外，其余八个都是南方省份。上海、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工业增加值都增长较快，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份的工业增加值增长很慢，辽宁、吉林处于增速最后两位，黑龙江的增速也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局面较突出，外资企业发展较慢甚至局部性收缩。工业企业的成长性、健康性、韧性、活力和竞争力是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而不同工业企业因规模、所有制和行业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经营行为和业绩表现，对工业增长的支撑作用呈现分化态势。①小微企业相对大型企业的发展韧性更弱，稳定经营的困难和压力更大。一方面，小微企业在发展基础、冗余资源、管理水平、市场拓展能力、客户群体规模等方面都明显弱于大型企业，而规模歧视使小微企业的资源获取难度和成本更高，导致小微企业的生存空间更小、抗风险能力更弱；另一方面，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系统性冲击，小微企业拥有的“船小好掉头”优势无法有效发挥，而其组织脆弱性的劣势被放大。因此，小微企业面临更突出的需求疲弱、成本压力和要素障碍三大痛点，经营困难更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开展的小微企业问卷调查结果，2021年第四季度生产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占被调查企业的比重虽然较2020年同期有所提高，但仍然只有26.5%。从制造业PMI看（如图2所示），大中型企业PMI自2020年以来基本在荣枯线之上，小型企业PMI则绝大多数月份都处于荣枯线之下，后者在2022年1月继续下降至46%，表明小型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持续收缩。②外资企业在华制造业领域投资总体趋缓。从投资布局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
外跨国公司加快了全球产业布局调整，在华的投资布局发生较大变化，一个典型特点是对中国制造业的投资力度减弱，在部分制造业领域出现收缩。制造业外资企业数已经连续多年出现下降，制造业签订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自2012年以来绝大多数年份都呈现较快下降，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缓慢。规模以上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自2011年以来其增加值增速几乎都低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21年其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增速也较大幅度低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3．中国工业长期稳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中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地位不断巩固，但“大而不强”的问题一直较为突出，增加了工业保持长期稳定增长的困难和风险。
（1）制造业占比出现过早过快下降显示了工业增速不断滞后的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但这一任务面临较大挑战。①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自2012年开始出现连续9年的下降，由2011年的32.1%下降至2020年的26.2%。虽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中国制造业占比回升至27.4%，但这一回升除了制造业本身出现较快增长外，与服务业受疫情冲击更严重、恢复程度不及制造业有关。如果经济和社会回归正常，制造业占比回调下降的可能性仍然较大。制造业增加值自2021年9月起重新进入较低增速轨道，不仅每月低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而且第四季度明显低于GDP增速，这意味着第四季度制造业占比已然出现下降。②中国制造业整体技术实力较弱，传统产业占比较高、高技术与新兴产业占比还比较低，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中主要处于中低端环节，话语权较弱。同时，由于生产制造日益提高的环保、安全、劳工等标准造成企业成本增加等多种原因，制造业利润较薄、利润率较低，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偏弱，相当程度上妨碍制造业持续健康发展。2021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只有6.53%，营业收入净利润率更低。
（2）产业结构调整有待进一步深入，工业转型升级依然任重道远。尽管近年来中国稳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工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产业现代化水平逐步提高，但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有差距，进一步深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仍然是新发展阶段的迫切任务。①新兴产业与高技术产业占
比不高，高端供给不足与低端供给过剩并存。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2020年转型升级指数只增长3.6%，不仅大幅低于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的增速，更是远远低于网络经济指数的增速。虽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但它们的占比都还不高。
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11.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5.1%。与此同时，一些传统行业产能过剩问题还较为严重，产能利用率偏低。②资源环境约束更加突出，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压力加大。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2030年能源消费总量要控制在60亿吨标准煤以内，意味着能源消费年均增速较低，因此，只有能耗强度持续显著下降才能支撑经济的稳定增长。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逐步落地，特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印发后，工业作为能源消费的主要领域，面临更高的节能降耗减排要求。进一步看，2021年能耗双控引发的多地限产限电问题，以及单位GDP能耗下降速度没能完成预期目标，一定程度上与工业增长较快和制造业比重回升有关，这意味着未来工业保持稳定增长、制造业比重保持基本稳定，需要工业能耗强度继续显著下降，传统产业尤其是高耗能、高污染产业面临更加紧迫的绿色化、低碳化转型任务。
（3）工业原始创新能力总体不足，关键核心技术面临“卡脖子”风险。尽管近年来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但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0到1”的创新能力偏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在中美之间大国竞争全面升级的背景下，许多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的供应链面临不断增大的断供风险，对工业发展形成巨大挑战。①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较低，重大原创性成果较少。2021年，中国研发投入强度已经接近OECD国家疫情前的平均水平，但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的比重仍然只有6.09%，与发达国家普遍处于15%—20%的水平相差甚远，这使得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和原始创新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特别是，中国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非常少，在国家基础研究经费中的占比低于5%，与发达国家普遍在20%以上的水平存在明显差距，对企业可持续竞争力提升形成制约。②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水平低，大量产业基础短板亟需攻克。尽管近年来中国工业加快了补短板、填空白的步伐，但关键核心技术自给率还比较低，许多重要产业对外依存度高，高端芯片、核
心工业软件、核心算法等许多关键核心技术严重依赖国外进口。在逆全球化回潮的国际环境中，“工业四基”技术水平弱、自主可控程度低严重威胁到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工业领域的补短板、填空白仍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重要任务。
四、外部环境变化对工业稳增长的影响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已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工业发展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中美之间大国竞争全面升级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世界范围内工业生产和贸易表现出鲜明的“VUCA”特点，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相互交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形势多变难料（詹晓宁等，2021）。同时，全球实体经济朝着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方向转型升级，为中国工业培育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主导构建“安全开放、协同共赢”的区域价值链、加快由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提供了新的机遇。
1．外部不确定性增加，工业稳增长面临诸多风险
（1）全球疫情形势尚不明朗，仍是近期影响工业稳增长的关键因素。在世界经济所遭遇的危机之中，新冠肺炎疫情显然是最具全球性的事件，其影响之大前所未有。疫情下，人类面临同一全球性威胁，需要依赖相同的全球性化解手段：疫苗、远程社交以及共同维持开放的世界经济。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脆弱性与韧性便成了全球化“硬币”的两面（WTO，2021）。这一重大风险事件的冲击及其“疤痕效应”导致全球工业生产布局在成本、效率及安全之间的决策导向发生了新的变化，增强韧性成为主要经济体维护产业安全共同且必要的选择。实际上，对韧性的关注并非仅仅是应对疫情的短期之策，近年来趋于收紧的全球贸易政策环境特别是不断升级的中美大国竞争强化了主要工业国对于建立适度冗余和多元化产业链的需求（詹晓宁等，2021），这种需求被疫情固化为国家战略与企业策略对产业链韧性和供应链安全的“双重偏好”。然而，基于安全稳定诉求的产业链韧性偏好并未表现为生产布局的分散化，恰恰相反，全球工业品市场集中度呈现出上升的趋势，把生产活动和供应链环节配置到更易掌控的本土或周边国家，是后疫情时期全球供应链体系调整的方向，进而使国际生产体系中出现更多较短的价值链和更为集中的地域分布（杨丹辉和渠慎宁，2021）。
时至今日，世界经济并未彻底走出供应链受阻、贸易和投资活动低迷、复苏不稳定的困局。世界银行2022年1月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强调，由于疫情反复、各国财政支持减少以及供应瓶颈尚未消退，预计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至4.1%，2023年增速进一步下降到3.2%，国家之间、行业之间、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表现将延续2020年下半年以来以分化为典型特征的K形走势。其中，2022年发达经济体的产出和投资有望回归到疫情前的增长态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情况却并不乐观，中国经济则很难维持2021年上半年因外需强劲恢复而实现的快速增长，预计2022年增速将回落至5.2%。与新工业革命和贸易政策变化等中长期因素的作用机制不同，在发生初期，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更多地被判断为外生的短期冲击。随着疫情持续扩散，其影响更为广泛而深远，全球物流体系遭到的破坏也远超预期。新冠肺炎疫情所导致的生产内向化与经济全球化倒退可能会动摇现行产品内分工体系和链条式的增值范式，进而改变各国政策的导向。以美国为例，一旦因疫情防控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美国采取的措施包括所有需要的产品均可在本土生产，不再考虑成本问题，政府将为企业生产布局的调整提供合适的补贴方案，这意味着今后美国政府允许并在某种程度上鼓励本国企业建立不依赖其他国家的供应链体系。中国抗疫取得了无可辩驳的重大战略成果，但随着世界范围内疫情冲击的“常态化”，全球供应链体系向区域化方向调整逐步就位，主要出口国的生产贸易秩序趋于恢复，国际市场对中国外贸订单的依赖减弱，进而形成一定的分散和替代，将直接影响中国工业品出口增速的稳定性。
（2）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多重影响加快传导。2020年以来，粮食、能源、矿产品等大宗商品和工业原材料的价格大幅攀升，此轮大宗商品价格重归高位既是对疫情冲击的反应，也是2012年之后国际初级产品供求关系周期性变化的表现，需求刚性、地区局势紧张造成供给不畅、全球碳中和等因素则强化了能源和工业原料价格涨势。尽管近期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有趋缓迹象，但通胀压力增大并转为预期脱锚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WorldBank，2022）。针对能源原材料价格普涨的问题，2021年第四季度，中国及时出台一系列保供稳价措施，有效阻断、延缓了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向下游传导的路径和进程，对稳增长保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供给侧看，虽然上游行业的盈利水平在这一轮行情中得以不同程度的改善，但这种状况却难以稳定持续。通胀压力向下游加工环节渗透不可避免，这对利润普遍微薄的加工制造
企业采购原材料、承接订单和安排生产带来了现实困难。尤其是外贸企业，原材料价格拉升与电力供应偏紧、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对企业利润形成了同步挤压，致使不少出口企业在2021年遭遇“丰产歉收”的窘况，加剧了上下游行业之间以及不同类型市场主体之间经营绩效的分化。从需求端看，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波动的频率和幅度总体上超过工业制成品，但由于疫情下各国劳动力和就业市场恢复滞后，未来一段时间通胀的影响会继续向内需外需两个层面扩散，将进一步加重需求转弱特别是消费需求不振的压力。
长期而言，大宗商品价格是世界经济再平衡的重要杠杆，且具有较为突出的周期性演进规律，高企的行情不利于疫情中全球生产和贸易恢复。客观地看，中国因素在国际大宗商品供求关系及价格形成机制中的权重仍在上升。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和消费升级推动石油、煤炭、铜、小麦等大宗商品和基础金属的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同时，双碳目标刺激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等行业产能扩张，对锂、钴、稀土等战略性矿产的需求快速扩大，关键金属国际供求关系趋紧，而受疫情冲击，车载芯片、风电装机材料等原材料价格猛涨，新兴产业供应链的安全风险凸显。目前，全球大宗商品供应主要由发达国家的大矿业公司和金融资本共同操控，粮食、能源、矿产领域的国际利益格局短期内很难发生重大转变，大宗商品和工业原材料的定价机制及其近期价格走势对国内生产消费、出口成本控制以及进口贸易条件都将产生不利影响。
（3）美国强化打压他国崛起的政治经济措施，对中国和全球产业链稳定形
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美国为维护本国利益，利用其国际话语权，对其他国家施压，采取“长臂管辖”、以国内法取代或凌驾于国际法等手段，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产业和经济发展制造障碍。从2021年6月推出供应链百日报告——《建设韧性（弹性）供应链，振兴美国制造业，促进广泛增长》对美国半导体制造、新能源电池、稀土和药品四大领域的供应链韧性（弹性）进行全面评估，到强化“印太”战略、出台针对中国产品贸易的法案，再到2022年1月发布《加强规划安全、国防部和情报系统网络安全》备忘录以保障最敏感的国家安全系统，美国加强本国供应链安全管控步步为营，产业链“去中国化”的意图愈发明显，手段更加密集和多样化，形成了日益机制化的工作安排和政策法律体系。另外，近年来美国政府频繁施用《反海外腐败法》《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外国代理人登
记法》《冲突矿产条款》等国内法律，对中国企业海外矿产开发和资产并购做出了广泛而严苛的限制，受限的中国实体名单越拉越长。在美国施压下，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多个欧洲国家先后宣布将中国5G设备排除在采购和合作的对象之外。这些“去中国化”的安排进一步挤压了中国通过利益共享获得战略性矿产、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国际空间，放大了芯片、工业软件等国内产业短板的海外供应风险，对中国企业投资发达国家构成了实质性障碍。给中国5G、集成电路、油气装备、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数据安全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正在培育优势的新兴领域及其市场主体造成了严重困扰，中国维护产业链供应链长期安全稳定、提升工业整体素质、保持工业生态活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国际环境不容乐观。
2．全球工业呈现新动向，中国工业迎来新挑战新机遇
（1）数字化转型提速与产业深度融合重新定义了制造业。自工业革命发生以来的近300年中，工业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为人类创造了空前的物质财富。然而，伴随着经济结构变迁，传统工业对高端要素的吸引力和黏着度减弱。即使在世界工业强国的美国，那些曾经支撑中产阶级的传统制造业就业岗位也被贴上了4D（Dark、Dirty、Dangerous、Declining）的标签，唯有开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范式和组织方式变革才能使工业在各部门之间的要素配置竞争中重获创新活力和发展动能。面对新挑战，工业再度展现出自我革命的特质和内在机制，新工业革命用网络化、分布式、自组织型的新型研发生产组织和商业模式重新定义“制造”，赋予工业生产4S（Sustainable，Smart，Safe，Surging）的全新面貌。毋庸置疑，技术创新始终是影响工业增长、结构和质量的决定性因素，而数字化转型则是工业技术创新和范式变迁正在发生并将持续深化的重要的趋势之一。但从实践进展看，工业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可能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不同行业、产业链不同环节以及不同规模的市场主体而言，附着在生产端的数据要素显然有别于消费端生成的数据，关于其归属、定价、交易机制以及增值收益的分配，除了需要在法律上做出清晰的界定并形成具有共识的国际规则之外，更重要的是，现阶段一些核心技术和硬件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例如，由5G赋能的高速网络连接理论上有助于工业互联网的推广应用，但在制造环节，基于机器互联互通和零部件可换性的共享生产和协同制造才是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仅对生产线开展信息化的“修修补补”难以满足智能制造对整个工业生产环境和产业生态进行动态重构的要求，差别化的数字技术和智
能解决方案将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利润来源。同时，新知识分解和传播加快了制造与服务融合发展，新兴产业群与运用新技术实施改造的传统产业之间的边界趋于模糊，二者的技术和市场重叠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掌握共性技术或专利的企业可以服务于多个相关行业或整个产业群；另一方面，跨界融合对以单一知识或技术作为产业划分依据的既有规则带来了冲击。工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标准化与非标准化共存、批量化与定制化兼施共同构成了数字时代工业生产及其组织方式的鲜明特点（李万，2018）。历史地看，历次工业革命中通用技术更迭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发动机，因此，人工智能、物联网、数字孪生甚至近期火爆的工业“元宇宙”概念及其产业化应用仍被各界寄予厚望。总体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催生的无接触需求有利于强化数字化转型的共识，改善数字技术和产品研发投入的预期，通过不断凝聚高质量的要素，丰富应用场景，数字技术与生产率之间将建立正向关联，持续推动工业产出提升和生产环境优化，为后工业化时代制造范式创新和生产组织变革画出清晰的主线，从而为中国工业稳增长育动能提供了新方向新路径。
（2）全球化演进的动力机制加速转换，推动国际生产体系重构。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全球生产布局总体上呈现外向化、发散式的变动，这恰恰是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的时期，以劳动力成本作为全球价值链扩张的主要动力，跨国公司生产区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要素成本。但近年来，在新工业革命、“逆全球化”、不断显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跨国公司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压力增大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詹晓宁等，2021），制造范式演进与贸易环境转向正在改变生产附加值的地域分布、全球价值链的长度以及其重组方向和治理模式。随着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低技能劳动力在生产要素全球配置中的重要性降低。目前，全球仅有18%的商品贸易是基于劳动力成本套利，即80%以上的商品贸易不再从低工资国家流向高工资国家。在一些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上，劳动力成本导向的贸易份额明显减少，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从2005年的55%降至2017年的43%（McKinseyGlobalInstitute，2019），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的自动化、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应用会进一步强化这一趋势。
新冠肺炎疫情扮演了全球生产体系重构“加速器”的角色，但实际上，全球价值链的阶段性收缩已经持续了十年时间，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演进的动力机制由成本驱动转向知识驱动，导致全球价值链出现“内敛”的动力和倾向。
根据《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GlobalValueChainDevelopmentReport2021）的测算，以国际金融危机为转折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由快速扩张转向收缩放缓的阶段性变化清晰可辨（ADB，2021）。1995—2008年，基于贸易和生产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分别由35.2%上升至46.1%，从9.6%上升至14.2%。2010年以来，供应链回流直接拉低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到2020年，上述两个参与度指标已分别下降至44.4%和12.1%。全球价值链上出口排名前5位的国家中，除了荷兰之外，中国、德国、美国和法国参与度的演进方向均与全球趋势一致。由于颠覆性创新活动一向由少数先行国家掌握，在新工业革命初期，新兴领域会存在抑制技术扩散的“反全球化”力量，加之2021年国际税收制度改革协议达成，促使制造业进一步回流发达国家，本土生产得以强化，引发主要工业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下降，转而投入到更易于掌控、更具稳定性的区域价值链的构建之中（Antràs，2020；SericandWinkler，2020；ABD，2021）。其中，尤以中国的变化最为显著，在2000—2010年和2010—2019年两个时间段中，中国间接贸易增速由20.0%大幅回落至4.6%。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增速的变化既是国际生产体系调整的结果，更反映出加入WTO后中国通过广泛深刻参与全球分工而快速实现进口替代的产业升级独特路径，成为国内产业配套能力增强、内循环巩固的重要表现，同时也意味着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大规模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而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传统工业发展路径难以为继，面对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与发展中国家新“成本洼地”双向挤压下比较优势衰减、链条开裂的局面，中国迫切需要立足新发展格局，通过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建立与国际生产体系的新链接。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价值链的短链化与区域化趋势同步。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得益于运输和通信成本下降，全球价值链不断延展，产业内分工深化，长距离贸易快速发展，同一地区国家之间的货物贸易收缩，从2000年占全球贸易总额的51%下降至2012年的45%。目前，这种状况已经发生转变。WTO的测算显示，2013—2018年，区域内全球商品贸易份额提高了3.2个百分点。进入数字时代，自动化降低了劳动力成本的重要性，根植于区域分工的供应链体系日益显现出更高的效率和活力，创新型价值链的区域化倾向更为明显，新兴产业的生产要素倾向于配置在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相近的区域内部，致使这类价值链更短更集中。由于现行多边体制对国际生产格局变化的反应有一定的滞后性，各国势必寻求建立能够更好地维护产业体系韧性的治理新机制，新型高水平的
区域一体化组织为构建更加紧密高效的区域供应链体系营造了有利的政策环境，在制度层面有力支撑了生产布局的短链化、区域化。在全球生产结构重塑的大背景下，尽管亚太分工体系的梯度仍然存在，但已不再遵循单一的“雁阵模式”，而是趋向多元驱动，从而为中国以RCEP落地和申请加入CPTPP为契机，深度参与亚太区域价值链的重构带来了机遇。
（3）碳中和重塑工业价值取向，开启全球绿色竞争新战场。进入21世纪，建立在化石能源基础上的传统工业文明陷入困境。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以资源消耗和需求拉动为支撑的工业增长模式受到了巨大冲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共识增强，主要工业国相继确立了碳中和目标，世界范围内绿色竞争不再局限于自然资源和能源矿产领域，而是在绿色产品、低碳技术、生态系统、排放标准、环境规制、企业管理、消费方式上全面铺开，正在改变工业价值创造的内涵和外延，而碳交易机制则对工业企业利润来自领先技术、差别化营销策略和精益管理的竞争导向带来了新的挑战。
总体看，全球碳中和的发力方向仍集中在技术减排、结构减排和政策减排三个层面。其中，大国能源转型是全球碳中和的重中之重。需要关注的是，2020年以来，欧洲、北美遭遇能源供给短缺和价格急涨以及中国发生限电风波加剧了可再生能源安全的全球性信任危机，引发了对于政府过度激进地推动碳中和的争议，但高企的能源价格并未对传统油气开发投资构成强有力的投资刺激，相反，全球石油、电力等大型能源企业越来越关注低碳业务。过去十年中，发达国家上市公司针对气候变化的股东决议，支持率从10%上升至40%，同期钢铁、水泥、石油天然气等行业的现金流投资比长期平均水平减少了四成。但也要看到，虽然资本市场对于脱碳项目投资表现出更高的热情，但目前的政策力度未能消除市场主体因低碳技术研发和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而对绿色项目产生的顾虑。世界范围内绿色技术尚未实现系统性、整体性突破并获得稳定的技术经济性，这一现实情况导致技术减排的效果远未释放到位。同时，随着电力、钢铁、化工、汽车等传统工业领域减排空间缩小，结构减排的潜力势必转向服务业，包括新兴的数字经济领域。在制度减排方面，欧盟推出碳边境调节机制影响深远，虽然对于避免形成全球碳排放“洼地”，缩小国家之间工业品生产和出口的“绿色级差”具有一定的建制意义，但在保护主义盛行的大环境下，碳关税无疑将使脆弱的多边体制雪上加霜。先期实施碳关税的行业为电力、水泥、化肥、铝和钢铁，这些恰恰是欧盟碳市场（EU-ETS）所覆盖的领域，表明碳边境
调节机制的作用对象主要针对中国等产能和出口大国，传统高耗能产品出口将
面临更多绿色壁垒的阻碍。
全球碳中和目标召唤新的实现路径。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以及平台经济、分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不仅为企业绿色产品设计制造销售提供了新的研发理念、技术手段和商业模式，而且传统产业绿色改造、资源回收循环利用方式的绿色化创新同样要以丰富优质的数字要素和信息平台做支撑。在供应链管理上，依托云服务赋能上下游用户节能减排，利用数字工具对生产和销售环节碳排放进行量化分析，有助于企业将基础架构和应用程序迁移到云服务中以提高性能并减少环境影响，开发强大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运用数字技术识别绿色增长点，不断提高对长期ESG风险的应对能力，主动进行优化能源结构、开发脱碳技术的前瞻性布局，从而实现数字化绿色化同频共振。
展望未来，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净零排放的工业生态体系，需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持续的双向探索以及更加专注、有效、协同的国际行动。绿色发展既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更是中国工业由大转强的必由之路。在双碳目标推动经济社会的巨大转变进程中，一方面，由于中国工业发展不均衡，各地区各行业的排放水平存在级差，“十四五”时期，工业碳达峰窗口期明显偏紧，特别是钢铁、石化、化工、有色、建材等传统“高碳”行业的减排压力增大，稳增长与调结构的现实紧迫性凸显；另一方面，绿色发展和低碳转型顺应了工业价值实现多元化的潮流，对于促进中国工业发展方式转变，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形成新增长点，应对全球绿色竞争，保障国家能源和产业安全，开启新型工业化具有重大意义。中国是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作为中国经济的产业主体以及国际竞争力强、对外开放程度高的领域，工业部门绿色发展蕴含着新的机遇与国际合作空间，对于稳定全球能源矿产供求关系、应对气候变化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五、工业稳增长的政策框架
按照本文对工业稳增长内涵的理解，工业稳增长的政策框架设计需要着眼于工业稳与宏观经济稳、当下稳与长期稳、行业稳与区域稳的统筹协调，同时处理好稳增长与育动能、工业与服务业、疫情防控与工业发展、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稳链与补链强链、工业化与绿色化、产业集聚与区域均衡发展、国内循
环与国际循环的关系。
1．工业稳增长的基本思路
工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技术创新的孵化场、应对系统冲击的稳定器。宏观经济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要求工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工业稳增长既要着眼于应对疫情冲击与三重压力，也要将工业发展放在逆全球化回潮、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低碳革命正在兴起的大背景下；既要参考工业化的历史规律，也要考虑数字化、绿色化条件下工业化呈现的新特征、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既要借鉴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经验，也要立足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大国国情、新发展阶段的战略任务。
在政策目标上，既要保证当前工业增速稳定，给国民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同时也要坚持创新驱动，推进解决产业链韧性不强、水平不高的问题，发展工业硬科技，培育壮大工业增长新动能，加快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打造具有韧性和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工业体系，增强工业长期的持续增长能力。在稳增长过程中，既要注意保持工业一定的发展速度，保持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也要注意以优化工业内部结构、产业组织结构和地区布局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尤其要大力提高工业中的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模式新业态比重，构建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不同产业链环节企业融通发展、同向发力的产业生态体系，形成产业集群引领、地区间各具优势和分工协作的区域均衡发展产业布局。
在政策措施上，摒弃过去大水漫灌的发力方式，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依托产业门类齐全和配套完善、超大规模市场、庞大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队伍、领先的数字经济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等优势，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发展机遇，针对工业基础不牢、产业链不全、技术水平不高、附加值和利润率偏低等问题，找准影响工业增长、产业链韧性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短板、痛点和堵点以及不连续创新带来的换道超车机会点精准发力。
在政策工具上，要强化全局视野和系统思维，稳增长既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同时也要重视需求侧对拉动创新、扩大销售、吸引投资的重要作用；稳增长政策不能局限于工业本身，而是要在工业紧密关联的产业（如生产性服务业）、影响工业发展的关键领域（如新型基础设施）综合发力；工业稳增长也不能局限于产业政策，而是要综合利用产业、创新、投资、市场、外资、外贸等方面政策，深化相关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形
成工业稳增长的合力。
2．稳增长需要处理好的八个关系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工业发展也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面对中国工业发展所处阶段、工业化一般规律、工业发展趋势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科技和产业变革、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方面影响因素的交织缠绕，工业稳增长需要处理好以下八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稳增长与育动能的关系。将解决当前影响工业稳定增长、造成工业下行的问题作为振作工业经济运行的重点任务，通过政策适当靠前发力使工业驶入稳定增长的轨道。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不仅要立足当前还要着眼长远。一方面，要在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剧、原材料价格波动、关键零部件供应不畅、双控任务紧迫等重重困难中主动破局突围，确保宏观经济在合理的增速区间高质量平稳运行；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政策工具用力过猛、方向不当而产生新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要把短期与长期，稳增长与育动能有机结合起来，尽量采用兼具二者功能的政策工具，资金投向兼具二者效果的领域，通过着眼于中长期调结构、育动能目标的政策发力和体制机制改革，带动当前工业的市场销售、固定资产投资。例如，对新型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不但能够直接带动工业相关产业增长，还能够通过市场支持加速新技术的成熟，并为工业的数字化转型打好基础。
第二，工业与服务业的关系。传统服务业的技术水平、附加值不高，高端服务业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而生产性服务业中的相当大部分又是为工业服务的。制造业具有产业链长、对其他产业带动力大的特点，特别是随着制造业向高端升级与数字化服务化转型，无论是制造业价值链投入中的服务活动比重，还是制成品相关联的增值服务规模，都呈持续提高和扩大的趋势。近年来，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中国高科技制造业的增速明显加快，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新动能。因此，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并不矛盾，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需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同时工业的稳定也为服务业的持续稳健增长打牢基础，通过增加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需求和扩展服务型制造活动，推动服务业向更高技术含量、更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优化服务业的结构、提高服务业的发展质量。
第三，疫情防控与工业发展的关系。由于疫情防控做得好，中国工业快速复工复产，在全球疫情蔓延、工业生产未恢复正常的情况下，工业产品出口高
速增长，进一步带动了中国工业的快速增长。但是也要看到，一些疫情散发地区防疫政策过于粗放、死板，执行防疫政策层层加码，对跨地区人员、商品流动造成较大影响。进入2022年以来，丹麦、挪威、法国、美国、英国、荷兰、瑞典、爱尔兰等国家已经取消全面防疫措施。全球疫情的逐渐缓和将使全球的工业产能恢复、经济回暖，虽然会扩大对工业产品的需求，解决芯片等关键工业投入品供应短缺的局面，但也会由于全球产能的释放减少对中国工业产品的进口需求。需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实行更加精准的防疫政策，对疫情走势与国际防疫政策的影响进行及时研判，对国内防疫政策进行动态调整，在维护国内防疫秩序与确保外循环畅通之间做出更加科学、精准、适用的安排，保持与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实时互动和高效贯通，既要让中国工业抓住全球经济常态化的增长动能，也要做好“后疫情”时代对中国工业发展不利影响的应对预案。
第四，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关系。数字经济时代，世界各国的产业竞争不仅是单个企业的竞争，更是产业生态的竞争。产业生态是由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不同形态、产业链价值链不同环节的企业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各类企业在产业生态中发挥着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来说，大企业是生产要素的整合者、最终产品的生产者和产业链的掌控者，中小企业在生产品类繁多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科技创新、提供丰富的产品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工业稳增长育动能不仅要帮助大企业解决经营中的困难、提高发展质量，培育拥有前瞻视野、领航行业发展关键力量的产业链链主企业，形成能够整合全球资源、主导国际生产布局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跨国公司；也要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特别要切实解决疫情期间中小微企业在能源原材料、资金、运力、用工等方面的困难，激发它们的活力，最终形成一个由行业旗舰和产业链链主企业、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平台企业、隐形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构成的由多层级、多元化的市场主体支撑、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工业生态系统。
第五，稳链与补链强链的关系。拥有齐全的产业门类和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是中国工业的特点和优势，但是也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随着工资等生产要素价格的持续上涨，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加工制造环节的成本优势不断削弱，以东南亚为代表的低成本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加速对中国形成挑战，同时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及产业链环节向外转移，
中国完整的产业链面临被侵蚀的风险；二是压缩型工业化在创造后发大国工业化奇迹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遗留下工业基础不扎实、硬科技水平偏低、整体发展质量不高等矛盾和问题。这就要求中国工业要稳链与补链强链并重，一方面要尽可能地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与产业链环节留住，保持国内产业门类的相对齐全和产业链的相对完整；另一方面要加快科技创新步伐，补齐产业链的短板、锻造产业链的长板，全面缩小关键核心技术与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颠覆性创新不断涌现的“换道超车”机遇，强化前沿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前谋划布局未来产业，形成全球领先的产业链环节。
第六，工业化与绿色化的关系。中国是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而工业又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领域，现阶段中国工业碳排放占排放总量的比重仍处在70%的高位水平。尽快实现工业碳达峰并推动工业碳中和，是中国实现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支撑，对于稳定全球能源资源供求关系、应对气候变化也具有重大而积极的影响。但是也要看到，中国人均物质产品拥有量仍然相对较低，工业化尚未完成，因此，工业比重仍然要保持基本稳定，工业规模也会继续扩大。既要推动工业加快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二氧化碳的单位产出排放量和排放总量，又不能搞“碳冲锋”和“运动式减碳”，把复杂工程和长期任务简单化、短期化（邹多为和戴小河，2021）。必须立足中国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工业化的具体阶段以及宏观经济和工业的当前形势，既不能为了实现“双碳”目标严重影响工业发展，也不能为了稳工业而造成减碳停滞不前，要处理好工业化与绿色化的关系、实现二者的协同并进和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兼容。“双碳”目标不仅是对工业发展的约束，同时也由于发展新能源、节能、储能等低碳经济而出现对相关设备、产品以及增值服务的需求扩张，要抓住由此创造的工业发展新机遇，占据全球绿色发展和低碳竞争的制高点。
第七，产业集聚与区域均衡发展的关系。工业发展需要与产业链各环节相匹配的要素的充足供应，同时由于工业产业链长、中间投入品种类繁多，产业链各环节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降低综合成本、提高供应链响应速度、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紧密联系和互动，因此，中国工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主要聚集于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一些重要工业基地。保持和增强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推动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需要打造若干世界级先进制
造业集群。也要看到，中国地域空间广阔、工业体量庞大、工业门类繁多，不同地区和城市拥有不同的资源条件和产业基础，因此，中国各地区都能够发展符合自身资源和优势的产业，东部与中西部之间、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之间还能够建立产业链分工与合作关系。特别是一些中西部地区和城市的工业化水平比较低，工业化有较大的空间，工业也有条件成为带动当地经济增长、推动区域间平衡协调和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各地区各城市的工业发展要注意因地制宜，根据当地资源优势、产业基础、区位条件、生态容量等条件发展适宜的工业细分产业和产业链的特色环节。保持中国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不是要求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城市的制造业比重保持不变，通过区域间的分工与合作、产业疏解与承接，可以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工业平稳增长和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
第八，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关系。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工业今后一个时期发展的重要指引。面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回潮、全球价值链收缩的局面，要更好地开发中国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潜力，抓住国内消费升级、产业升级的机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工业中高技术中间产品和高性能最终产品的供给能力和工业的国内循环能力。同时也要认识到全球化依然是大势所趋，工业特别是高科技产业全球分工的特征不会改变，中国企业也到了进一步提升国际化水平的发展阶段。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和全球领先国际化企业的打造需要整合利用全球范围的优质资源和要素。因此，在构建“以我为主”制造业战略要素全球供给保障体系的同时，要继续开拓国际市场，支持国内企业的海外投资，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的对外开放，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产业分工以及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充分利用全球的资源、产品、资本、人才、技术和市场，同时也把中国的资源、产品、资本、人才、技术和市场向世界开放，将中国工业生产体系融入全球产业大循环，进一步强化各国间产业链价值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工合作关系，形成既融入全球、又具有强大韧性的工业产业链体系。
六、工业稳增长的九大着力点
针对当前工业经济运行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面对新的国际环境、国内形势，结合中国新发展阶段工业的地位和作用，工业稳增长要在三个层面找准政策着力点：宏观层面，激发三驾马车活力，形成工业稳增长育动能的长效机制；产业层面，破解影响供给侧改革、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和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主要矛盾和障碍，持续增强工业创新能力、产业链韧性和国际竞争力；微观层面，强化困难企业化风险纾困境政策，改善企业发展的软硬件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构建完善产业生态。
第一，着力稳定和扩大工业有效投资。以新基建、新产业、新制造“三新”为重点方向，挖掘工业投资机会，带动工业投资增长。适度超前建设智慧能源、智能交通、新一代算力、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一方面带动IT硬件制造等工业相关产业市场需求扩张和投资增长，另一方面夯实工业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围绕产业链短板和“卡脖子”的关键领域，发挥政府产业基金的引导作用，带动社会资本投资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的重点项目，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继续推动工业企业绿色化、数字化、服务化试点示范。进一步激发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链长、技术密集程度高、产业带动性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前瞻布局区块链、人工智能、元宇宙、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纳米机器人等代表技术发展方向、具有巨大市场增长潜力的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工业增长新动能，不断促进工业内部结构优化升级。鼓励资金投向技术水平高、商业模式新、市场潜力大的新兴产业领域，培育壮大制造业增长新动能。加强统筹协调，贯彻系统思维，既要坚持“房住不炒”、避免“脱实向虚”，又要维持金融、房地产等行业的稳定发展，为制造业平稳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二，着力释放提振多层次消费需求。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稳定基本消费，提振升级型消费，扩大新兴消费，释放重点领域消费潜力，加强消费需求对工业发展的带动。统筹推进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兜住兜牢民生底线，筑牢工业品消费潜力释放的基础条件。完善通信和物流基础设施，扩大电商覆盖范围，实施工业品下乡行动和新一轮以旧换新，促进基本消费稳步增长。围绕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消费观念转变、Z世代等消费群体兴起带来的消费升级换挡，有针对性地开发品质化、个性化、绿色化、智能化新产品，完善充电桩、换电站等相关消费基础设施，大力打造“新国货”品牌，增强升级型消费对消费品工业向中高端升级的带动力。抓住老龄社会到来、数字经济兴起、冬奥热等社会、技术、经济变革催生的新消费热点，加大新产品新模式创新、线上线下融合，大力发展银发消费、数字消费、冰雪消费等新兴消费，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全球消费新热点，打造新消费领域领导品牌。
第三，着力促进工业品出口量稳质升。着力保障能源和主要工业原材料充
足供应和价格稳定，协调各地进出口货运能力，根据出口需求增加中欧班列班次，保障出口企业的海外订单交付能力，解决“有单不敢接”的问题，稳定纺织、服装、家电、电子信息终端、机械等优势产品出口规模。发挥中国集成创新优势、快速响应优势、配套体系优势、综合成本优势，开发适合出口市场需求特点的适销对路产品，强化出口产品的性能、质量、价格等综合竞争力，打响中国制造品牌。加强与周边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自贸区和自由贸易港为依托增强国际市场渠道建设和本地化运营能力。提前研判与应对疫情结束、国外产能释放对中国出口的替代，大力发展跨境电商，积极开拓高增长发展中国家市场，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带动产品出口。
第四，着力释放行业和区域增长潜力。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严格控制不顾工业发展现实、违背经济规律的“上指标、下命令”，将保障土地、能源、电力等要素供应作为稳定工业增长、保持制造业比重稳定的重要抓手。针对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增长情况的行业和地区的基础条件和存在问题，明确差异化发展重点，实施精准支持政策，有序引导产业间、区域间同向发力、协同发展。释放行业增长潜力方面，推动先进制造技术、数字技术与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等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提高生产效率和综合竞争力，保持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平稳发展。建设统一要素市场，畅通产业链关键结点，促进高技术、高效率、高增长产业向其他产业的技术扩散、人才流动和市场带动。释放区域增长潜力方面，调整优化全国工业产业布局，建设世界级工业集群，培育工业经济新增长极。东部发达地区大力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打造全球工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高地；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大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市场机制、加强市场意识，积极吸引和承接东部地区的高端要素输入，一方面发展符合本地资源优势、要素特点的产业，另一方面集中力量培育差异化产业链环节，融入国内国际大循环产业分工体系。树立突出区域平衡发展的新型产业优化布局观，强调各区域功能化、特色化的工业发展定位和政策，依靠工业的合理布局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协调发展。
第五，着力推进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提高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比重、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将优质政策资源和要素资源聚焦到科技水平领先、经济效益好和生产率高的高新技术产业和产业链高端环节，激发创新产业活力，引导资金流向，持续提高新动能产业占比。积极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重点工业
园区数字化基础设施规模化部署，建设工业算力系统，大力开展多场景、全链条、多层次应用示范，积极参与和引领工业数字转型的国际标准工作，加强工业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功能安全与信息隐私保护。持续促进工业绿色化转型，加强工业绿色技术的研发创新和推广应用，深化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制度建设，分行业、分地区科学有序地推进工业碳达峰。推动化工、冶金、有色、建材、轻工、纺织等行业兼并重组，加快绿色低碳转型。
第六，着力优化全球布局与扩大利用外资。高质量推进工业经济走出去和引进来，在进一步扩大对外投资和稳定利用外资基础上，优化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布局。深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加快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东亚、东南亚为重点加强制造业产能合作，构建网络紧密连接、数据畅通流动、发挥各自优势的制造业产业链、价值链，形成较为完整的区域供应链体系，增强“亚洲制造”的抗风险能力和供应链韧性。加强与主要经贸伙伴的政治互信、政策沟通和规则对接，促进商品和要素的跨国流动。以营商环境改善为重点推动外资量增质升，着力推动从过去的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扩大工业对外资开放领域，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形成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格局。
第七，着力提升工业技术创新能力。增强工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互动融合，通过技术锻长补短、产业强链补链确保产业链供应链总体安全可控。落实科技体制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推动科研院所体制改革，重组全国重点实验室，发挥大学、科研机构基础研发对工业企业应用创新的支撑作用。增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企业联合组建研发中心、工程实验室和实施产业化应用工程项目，培育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内生动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中实现技术能力的不断跃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着力缩小工业技术短板领域与世界领先国家的差距，加快实现关键“卡脖子”领域自主可控。制定出台基础研究十年规划，争取用10—20年时间彻底改变中国缺乏工业原始技术创新成果的局面。加强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推动与世界各国在前沿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领域的合作，建设世界级技术交易市场，拓宽高技术产业融资渠道，通过竞技比赛、示范应用、政府采购、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加强对前沿科技转化成果的市场支持，加快推动技术成熟和商业化生产。
第八，着力破解中小微企业发展困境。打好政策纾困、市场纾困、环境纾困和自我纾困的组合拳，帮助中小微企业摆脱经营困难、走出发展困境。一方面，以有效破解中小微企业当前发展痛点和助其渡过难关为着眼点，继续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着力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推动各种惠企政策组合拳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纾困帮扶政策的有效落地，切实缓解当前中小微企业发展面临的要素获取难、经营成本高的难题。针对新情况、新趋势、新问题做好接续政策储备，适时推出。另一方面，以破除中小微企业长期发展痛点和助其增强自生能力和发展活力为重点，稳定和提振中小微企业发展信心与预期，持续完善中小微企业服务体系，引导全社会摒弃规模歧视，着力保障中小微企业的要素供给，破解中小微企业在招投标中的市场进入障碍。推动中小微企业通过管理水平提升、数字化转型、规范化运作增强自生能力，支持中小微企业持续开展技术创新，加快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增强市场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持久成长动力。
第九，着力构建充满活力的产业生态。多元共生、充满活力的产业生态是中国工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构建产业生态要求推动多种所有制企业高质量共同发展，通过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高质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构建公平竞争和更加高效的营商环境、推动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的竞争合作等多种方式促进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国民共进”“国民共强”“国民共优”；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充分发挥大中小企业各自的互补优势，既要强调“链主”企业、龙头企业通过“大手拉小手”带动中小企业发展，也要着力推动大中小企业创新协同、产业协作、资源共享、供应链互通，共同增强大中小企业的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协同发展，着力打通产业链梗阻，畅通产业链上中下游的双向传导，促进上中下游企业互联互动和共生共赢，形成上中下游企业共同成长壮大、产业链韧性与竞争力整体提升的良好格局。
关于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思想政治建设的调研与思考
上海市普陀区社会主义学院李运波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要以思想政治建设为核心，突出“思想政治引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则将思想政治建设列为民主党派“五大建设”的首位。显然，以思想政治建设为核心，凝聚民主党派成员政治共识，巩固多党合作政治基础，这是参政党建设的根本和灵魂。
近年来，在围绕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进行的一系列走访调研中发现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民主党派基层成员中，凡是参加社会调查、撰写建言信息和社情民意较多的，对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理解就比较深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认同度就比较高，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就比较有信心。虽然他们也高度关注当前社会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诸多困难，但相比较而言，面对这些问题和困难时，消极的抱怨和牢骚少，积极的思考和建言多。而平时少有参与社会调查、很少撰写建言信息和社情民意的成员，则往往表现出消极的抱怨和牢骚多于积极的思考和建言的倾向，偶尔还会流露出对现实中存在的某些不合理现象的激愤，个别成员甚至还会或明或暗地将问题和困难的原因指向制度的层面。
这种现象不由引人深思：在民主党派基层支部这样一个特定的组织范畴内，究竟应该通过什么路径推进和强化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才能在动员和引领民主党派基层成员凝聚政治思想共识方面取得更多更大的实效呢？或者说，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思想政治建设究竟怎样才能达成预期的目标、取得预期的实效呢？
基于上述现象和思考，本调研以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思想政治建设为研究主题，以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思想政治建设的主要载体——组织活动为切入点，以分析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思想政治建设的现状，探讨加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思想政治建设工作并提升其实效的路径和对策。
本调研所称思想政治建设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民主党派组织为主体，运用一定的方法和途
径，引导民主党派成员形成政治共识、服务大局的实践活动；或者说，是民主党派组织从思想上动员和引导民主党派成员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各民主党派的纲领、章程等转化为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自觉的实践行动。总而言之，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来观照，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本质上首先是一种实践。
本调研主要采用问卷调查，辅以群体访谈和个别访谈等方法。为了保证样本覆盖的典型性，问卷调查以上海某中心城区7个民主党派区委所辖的全部104个支部为范围，共向104个支部的支部主委发出问卷104份，有效回收98份；同时，按照支部成员的性别、年龄、学历、加入民主党派的时间等结构性因素，向每一支部3名成员发出问卷312份，有效回收297份。
一、民主党派基层成员的基本特征
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思想政治建设面向的是民主党派基层成员这一特定群体，全面准确把握这一特定群体的基本特点，是开展思想政治建设的前提和基础。调查数据统计分析表明，民主党派基层成员具有“五高一广”的基本特点。
1．受教育程度高。395份有效答卷中，大学本科学历256人，研究生（硕、博士）学历97人，大学专科及以下学历42人。这样的学历结构分布，反映出民主党派以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特点，体现了民主党派作为人才库、智力库的独特优势。
2．专业水平高。355份有效答卷中，324人拥有不同等级的专业职称，其中初级职称33人，中级职称179人，高级职称112人。中、高级职称合计有效占比达到82.0%，充分体现出民主党派基层成员专业水平高的特点，对世界、对事物具有相对稳定的认知和判断。
3．收入水平高。包括支部主委和普通成员在内的385份有效答卷中，年收入10万（不含）以下的31人，10-20万（不含）的176人，20-30万（不含）的113人，30-50万（不含）的32人，50万以上的33人（见表3）。与2020年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72232元相比较，民主党派基层成员的总体收入应该说处于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这一特点应该与前述受教育程度高、专业水平高两大特点密切相关。
4．社会地位高。数据统计显示，在单位职务、党派职务、团体职务、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四个维度的调查中，395份有效答卷中，没有任何任（兼）职的102人，占比为25.8%，其余的293人至少有一个方面的任（兼）职，比例高达74.2%，其中任职单位中层及以上职务的117人，任（兼）职党派各级组织职务的183人，
任（兼）职各类团体职务的169人，担任区级及以上级别政协委员、镇（乡）及以上级别人大代表的为68人。无论哪个维度的任（兼）职，或者是多个维度的任（兼）职，均表明民主党派基层成员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单位或社会上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5．自我满意度高。数据统计表明，从包括事业发展、家庭生活、收入水平、社会关系四个维度在内的整体综合满意度水平来看，包括支部主委和普通成员在内的387份有效答卷中，非常满意的32人、比较满意的228人，二者占比67.2%，不太满意、不满意的总计32人，占比仅8.3%。
6．信息来源广。在六大类信息获取媒介中，样本成员选择最多的是三大类媒介：（1）党报党刊党台及其新媒体；（2）社会性新媒体，如头条、新浪、百度等；（3）个人自媒体，如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等。由此可见，民主党派基层成员并非只将某一类媒介作为获取信息的唯一渠道，而是善于广泛地从不同媒介获取信息。这种从不同媒介广泛获取信息的特点，总体而言能够避免产生信息偏见甚至陷入主观预设的信息茧房，有利于保证获取信息的客观真实性，有利于全面客观地评价外部环境（见表6）。从民主党派基层成员上述“五高一广”六个方面的基本特点，可以一定程度上合理地推断，这一特定群体具有：（1）自主学习的能力；（2）独立思考的能力；（3）相对稳定的价值观；
（4）探求事物真相的意愿；（5）追求个人发展的意愿；（6）提升生活质量的意愿。
显然，民主党派基层成员上述“六个特点”和“六个具有”，是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思想政治建设的现实基础和客观依据。一定意义上而言，只有贴近和契合民主党派基层成员的“六个特点”和“六个具有”，思想政治建设才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效，如果脱离民主党派基层成员的“六个特点”和“六个具有”，必然事倍功半，难以实现思想政治建设的预期目标。
二、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思想政治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民主党派基层支部作为思想政治建设的主体，其组织活动无疑是开展思想政治建设最为重要的载体。为了充分了解民主党派基层支部开展思想政治建设工作的现状，在个别访谈和群体访谈的基础上，调查问卷主要从民主党派基层支部组织活动的内容、形式、效果三个维度，调查了解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思想政治建设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力图准确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思想政治建设的现状
1．思想政治建设重要性的认知。数据统计发现，民主党派基层成员对思想政治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中的重要性具有高度一致的认同，其中认为非常重要、比较重要的282人，而认为不太重要、不重要的仅为34人，特别是认为不重要的只有3人，有效占比不到1%。
2．组织活动的频率。根据各民主党派章程，民主党派基层支部一般应1-2个月开展一次组织活动。调查数据显示，近三年来民主党派基层支部一个月开展一次组织活动的约为20%，两个月开展一次组织活动的约40%，约25%的支部一个季度开展一次组织活动，但还有超过10%的支部半年开展一次组织活动。总体而言，民主党派基层支部能够按照章程要求，1-2个月开展一次组织活动的比例约为60%。
3．组织活动的内容。数据统计表明，近三年，关于所在支部组织活动的主要内容，样本成员选择排序靠前的五项依次是：（1）学习政治理论，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2）学习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如十九大、全国“两会”精神等；（3）学习党派任务要求和实务知识；（4）学习历史知识，如党派史和多党合作史及新中国史等；（5）学习国际国内形势和国情、市情、区情等。这充分表明民主党派基层支部将思想政治建设纳入了组织活动的主要内容，说明基层支部对加强成员思想政治建设的高度重视。
4．组织活动的形式。调查数据表明，关于近三年基层支部开展组织活动的形式，78名支部主委、263名成员选择了召开会议学习传达有关内容；47名支部主委、137名基层成员选择了下发材料自学；至于组织参观学习、举办主题讲座、开展专题讨论等组织活动形式，有效占比均低于20%。
5．组织活动获得感。调查数据显示，对近三年组织活动给基层成员带来的获得感的评价，认为收获很大和较有收获的人数为121人，有效占比为31.4%，其比例略低于认为收获较小、收获很小的33.1%（128人）。
6．组织活动的满意度。数据显示，对近三年组织活动满意度的评价，387份有效答卷中，非常满意、比较满意共113人，有效占比29.2%，低于不太满意和不满意的有效占比34.1%。群体访谈和个别访谈的结果与上述数据形成了相互印证，在访谈的37名基层成员中，对组织活动表示满意和基本满意的合计12人，不太满意和不满意的11人。总体而言，无论是问卷调查还是访谈结果，民主党派基层支部组织活动的满意度不高。
7．组织活动的效果。关于组织活动效果的评价，支部主委与基层成员之间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差异。91份支部主委的有效答卷中，认为组织活动非常有效和比较有效的合计为71人，占比78%，而认为组织活动不太有效和没有实效的合计仅为9人，占比仅9.9%。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91份基层成员的有效答卷中，认为组织活动非常有效和比较有效的合计仅有94人，占比32.3%，而认为不太有效和没有实效的合计为91人，占比31.3%。数据上的这种差异，体现的是作为组织活动的组织者———支部主委和参加者——基层成员身份之间的差异。
8．组织活动效果的影响因素。影响组织活动效果的因素多种多样，支部主委列出的前五项因素分别是经费支持、成员的积极性、形式的吸引力、明确的评价机制、内容的吸引力；基层成员列出的前五项因素分别是经费支持、形式的吸引力、内容的吸引力、单位中共党组织的支持、明确的评价机制。总体来看，一方面组织活动需要在内容、形式等方面进一步优化，另一方面组织活动需要进一步提升外部的支持力度，如经费支持、评价激励等。
（二）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思想政治建设存在问题分析
根据上述调研数据和相关访谈材料，作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思想政治建设重要载体的基层支部组织活动，主要存在着以下“五化”的问题。
1．内容碎片化。前述调研数据可以看出，民主党派基层支部组织活动的内容涉及范围非常广泛：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到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从历史教育到形势教育，从履职能力到综合素质，从上级党派组织要求到支部具体工作事务……可以说无所不包。然而民主党派基层支部组织活动既没有系统性要求，也缺乏规范化标准，兼以基层支部组织活动的频度不高、时间有限，因此各项内容的展开往往只能是蜻蜓点水。正如访谈中有的成员所说：每次组织活动，涉及的内容大多高大上且多又广，但是几乎很少有内容能够讲深讲透，感觉每次组织活动的收获都不大。另外，访谈中也有不少基层成员表示，不同的平台如单位、党派组织、团体、人大和政协、社院等，涉及的内容往往重复或相似，久而久之难免令人腻烦。访谈中也有人表示，民主党派成员受教育程度高、文化水平高，很多内容都可以通过各种信息渠道获取。总的来看，基层支部组织活动内容方面零散化、碎片化的问题非常突出。
2．形式单一化。调研数据和访谈发现，由于一方面受制于基层成员工作安排的冲突，另一方面缺少独立的经费支持，因此组织活动最为主要的形式往往以召集会议学习、传达居多，而且学习传达的内容大多可以从相关媒体上获取。
在当前移动互联网新媒体获取信息极为便捷的背景下，这种相对单一化的组织
活动形式，往往难以激发成员的参与兴趣。
3．覆盖偏狭化。内容的碎片化、形式的单一化，导致民主党派基层成员参与组织活动的积极性时有弱化，兼以支部组织活动与个体工作安排在时间上的冲突，尤其是不少综合（联合）支部，其成员更是分散于不同的单位，组织活动在时间安排上往往难以兼顾全体成员，以致基层支部组织活动的覆盖面偏狭化现象长期存在。在访谈中有支部主委就谈到，部分成员一年难得参加一两次组织活动，甚至有的成员一年难得参加一回组织活动。
4．评价空泛化。群体访谈、特别是支部主委的个别访谈中发现，民主党派上级组织以及统战部门对基层支部组织活动的评价，主要侧重于活动频率、参与人数、活动内容等量化指标，至于组织活动的创新性、实效性等难以量化的实质性指标，则鲜有纳入评价的范畴。这样的评价机制，表面上看起来既翔实又明确、既细致又严谨，但实质上空洞虚泛，其作用更多地侧重于完成既定任务，而难以激发起创新探索、注重实效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5．效果虚置化。前述调研数据显示，以成员的获得感、满意度来衡量，组织活动的成效难尽人意，与各党派章程中关于基层组织建设的目标存在一定的距离。但是，以是否坚持党的领导、是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类主观指标作为评价标准，实质上是很难在实践的维度上加以检验的，终究只能成为虚置的指标而已。
（三）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思想政治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作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载体——支部组织活动之所以存在上述“五个化”的问题，其根本原因何在呢？
如果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来观照和审视，上述不足与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作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思想政治建设主要载体的组织活动，忽视了实践作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中介地位和作用，没有充分认识到个体主观世界的改变（改造）离不开改变（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改变（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是引发和促进个体主观世界的改变（改造）的根本路径；而是认为外在于个体主观世界的某种思想（理论），通过一定的途径（方法）即可改变（改造）个体既有的主观世界，因此将集中学习传达、举办讲座等灌输手段视为思想政治建设的主要路径，以致无论是从主观满意度的维度还是客观实效性的维度来看，均难以得到基层成员高度的、一致的认同。前述调研数据就是很好的证明。
正因为如此，导致以思想政治建设为主要任务和目标的组织活动的简单化，即在内容上注重学习（灌输）抽象的理论，在形式上注重单向度的学习传达，在载体上注重一致性的集中活动，在评价上注重可测量的量化指标。由此日积月累，民主党派基层支部的组织活动内容碎片化、形式单一化、覆盖偏狭化、评价空泛化、效果虚置化的“五化”现象日趋明显，致使思想政治建设的实效不彰显，满意度不高。
有鉴于此，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思想政治建设，有必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充分考虑民主党派基层成员“五高一广”“六个具有”的基础上，将实践作为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路径选择，在实践中凝聚思想政治共识、巩固共同思想基础，并在实践中检验思想政治建设的实效性。
三、加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思想政治建设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性质判断和功能定位，以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精髓和要义。这意味着民主党派是否真正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要求和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五个建设”是否取得了真正的成效，最终都要以实践来衡量和检验，即是否履行好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的基本职能，是否真正做好了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如果要克服和突破当前基层民主党派组织思想政治建设中存在的内容碎片化、形式单一化、覆盖偏狭化、评价空泛化、效果虚置化等一系列短板和问题，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将动员和引导基层民主党派成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主动建言献策的实践作为思想政治建设的路径选择，在调查研究和建言献策的实践过程中，理解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了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世情国情市情区情，从而增进对新型政党制度的认同、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认同，真正实现思想政治建设凝聚政治共识、巩固共同思想基础的目标。
1．深化思想政治建设实践性本质的认识，拓展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思想政治建设的内容范畴。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对于个体来说，实践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互转化的基础和途径，并且只有纳入到实践活动范围中的那部分客观世界才能转化为主观世界的内容，才能内化为个体的知、情、意、信，并从根本上制约主观世界的深度和广度。也就是说，对于人的精神世界来说，只有
通过实践活动，主体才能将客体信息转化为主体内在的思维内容和形式。这就意味着，指向民主党派成员主观世界的思想政治建设，有必要将实践纳入其内容范畴，在目前尚显单一的理论灌输的基础上，将履行基本职能的实践作为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真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参政党建设“三个好”的要求，即“民主党派要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本质上而言，无论是“参谋”、还是“帮手”、或者“同事”，均着眼于一个“做”字——具体的实践。履职的实践，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具体体现。因此，无论是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还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好”的要求，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思想政治建设都不能仅仅停留于纯粹理论学习的维度，而应进一步导向践行“三个好”的实践维度，即通过调查研究、撰写社情民意、提交建言信息等实践，真正“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真正将“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内化为民主党派基层成员的知、情、意、信，实现凝聚政治共识的目标。
2．找准思想政治建设与民主党派基层成员基本特征的契合点，激活民主党派基层成员的主体性作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个体在实践活动中并非被动地接受客观世界及其规律，而是根据自己的目的利用客观规律去改变客观世界的现存状况。客观世界只有通过实践以及在实践中发生的认识活动才能转化为主观世界。实践不仅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也是客观世界转换为主观世界的基础和途径。正如调研数据所显示的，民主党派基层成员“五高一广”“六个具有”的基本特征，说明其具有比较稳定的主观世界。因此，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思想政治建设绝不能离开构筑于民主党派基层成员基本特征基础上的主观世界的基本特性如价值观、社会观、生活观等，而应该以民主党派基层成员的基本特征为依据，精心设计契合其基本特征的思想政治建设的内容、形式乃至路径、方法等，以此激活民主党派基层成员的主体性作用。这不是让民主党派基层成员将思想政治建设视为被动的、外加于身的要求，而是引导其视为满足自身需求、实现自身价值的追求，从而在实践中自觉地、主动地将思想政治建设的内容、要求和目标内化为自身的思维内容和价值需求，用以指导自身履行基本职能、承担建言献策职责的自觉的、主动的实践行动。
3．夯实思想政治建设的实践载体，强化民主党派基层成员履行基本职能的政治责任意识。履行好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职能，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基本职能要求，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重要政
治责任。根据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实践是个体改造主观世界的必然的、最佳的路径选择，也正是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凝聚成员政治共识的必然且最佳的路径选择。因此，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思想政治建设理应动员和引导民主党派基层成员投身履行基本职能、承担政治责任的实践，并将其作为引导民主党派成员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基本路径选择。通过动员和组织民主党派基层成员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广大群众民生保障等内容，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认真撰写社情民意、积极提交建言信息等履行职能的实践活动，并在承担履行基本职能的实践中提升政治意识、凝聚政治共识，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和信心。
4．发挥思想政治建设评价的激励导向作用，增进民主党派基层成员的价值认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实践本质上是创造人际关系的价值活动，创造价值正是实践不同于动物本能活动之所在，实践本身就是创造价值的过程。这种实践价值，一方面表现为通过实践实现对客观世界的改变（改造），一方面表现为通过实践改变（改造）客观世界所带来的个体主观世界的价值体验，即个体在实践中一方面创造价值，一方面享有价值。为此，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思想政治建设要充分发挥评价机制的激励导向作用，将履行基本职能、承担政治责任的实践行动和成效纳入思想政治建设评价体系，引导民主党派基层成员在参与调查研究、撰写社情民意、提交建言信息的实践行动中实现作为民主党派成员的政治价值，从而提升进一步投身履行基本职能、承担政治责任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由此形成思想政治建设与履行基本职能的良性互动、同频共振，不断提升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思想政治建设的实效。
综上所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要以思想政治建设为核心的精神，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思想政治建设需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基本原理，充分认识动员和引导民主党派基层成员投身履行基本职能的实践、并在履职实践中凝聚政治共识的重要意义；通过围绕经济社会大局开展调查研究、撰写社情民意、提交建言信息等实践路径，引领民主党派基层成员加深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理解，坚定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好帮手、好参谋、好同事。
管理者“政治能力”建设基于在沪国有企业的调查分析
成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坚持“两个一以贯之”使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更加健全。笔者分别于2005年和2015年对上海国有企业管理者队伍的管理能力现状进行调查与研究，以期开发更科学的培训方法及更有针对性的培训课程，从而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2021年，结合贯彻《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 2022年）》的有效落地实施，针对国有企业管理者（干部）政治能力进行调研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一、样本选择与调研方法
本次国有企业管理者“政治能力”调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政治能力”具体指标的设计。我们采用了两种方法，一是召开座谈会，请国企（在沪央企和上海地方国企）的高层管理者（集团公司党委书记、纪委书记）提出“政治能力”的指标及其赋义；二是与国企中高层管理者进行一对一面谈或微信沟通“政治能力”所包含的指标。第二阶段是调研表设计完成后，在培训课堂（班级20%的学员）用微信一对一发送调研表，均采用网络填写的方式，并确保样本对象必须是国企工作者。
本次调研共回收有效问卷531份，样本具体信息如上页表1所示。
二、国企管理者“政治能力”的重要性与实际水准
结合国有企业的使命、新时代党对国有企业干部队伍的要求及与国企高管们的访谈内容，本文把“政治能力”分解为四个具体指标，对每个具体指标进行了明确的赋义，并对调研表中的“重要性”和“工作中的实际水准”进行了严格的说明。其中“重要性”是指该项能力在组织（企业）中的重要程度，“实际水准”是指该项能力在企业管理者队伍中的总体水平（如表2所示）。国企管理者政治能力四项具体指标的得分情况如图1～图4所示。本文选取满意度指标来衡量样本对象对所在企业管理者队伍“政治能力”的认可度。
∑重要性x实际水准满意度得分=∑重要性在调研表的设计中，由于有了“重要性”选项，降低了那些样本主观价值判断“不重要”指标中的“高得分”对最终满意度得分的贡献。“重要性”这一指标的加入，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亟需
改进的关键要素。因此，笔者认为满意度得分更能反映实际状况。
满意度得分在0～5分之间。3.2分以下为不合格，3.2～3.8分为合格，3.81～4.19分为中等，4.2分以上为优良。本次调研结果表明，政治能力中四项具体指标的满意度分别为：“政治立场”为4.53，“忠诚廉洁”为4.61，“党性修养”为4.45，“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为4.46，均值为4.51。“政治能力”满意度是唯一达到“优良”的，远高于本次调研表中其他四大类能力的平均值“：概念技能”（3.94），“人际技能”（3.96）“，业务技能”（4.0）和“综合技能”（3.89）。
根据本次调研中政治能力的得分，结合与相关样本的访谈内容得出如下结
论：
第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国企党建工作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改进，国有企业干部队伍的“政治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特别是长期对“八项规定”精神的严格执行，在“忠诚廉洁”项，“工作中的实际水准”选择“5”（最高）的为73.83%，远高于其他三项。
第二，“政治能力”一词通常被理解为“讲政治”这个概念，大多数人会联系到政治立场、忠诚廉洁、党性修养等方面，但对这些指标的具体体现在认识上还没有达成共识，有些人对“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归于“政治能力”也表示不解。
第三，大多数人认为“政治能力”属于“德”的范畴，被调查者对同事的
评价基本选最高分，“德”属于形而上指标，很难用定量、数据分出高低。
第四，此次调研结果的高得分，并不代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融入生产经营工作实际的高绩效。高层管理者的访谈问答也普遍反映出，把党建工作与企业的生产经营工作、与不断提升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有效结合起来，是国企党群工作者面临的一大挑战。
三、加强国企管理者“政治能力”建设的对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中明确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保证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的领导作用。加强国企党建工作要做到“四个坚持”，即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发挥企业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坚持服务生产经营不偏离，以企业改革发展成果检验党组织的工作和战斗力；坚持党组织对国有企业选人用人的领导和把关作用不能变；坚持加强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不放松。
加强国企党建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实现。在宏观层面，依法依规将党组织的职责权限、机构设置、运行机制、基础保障等纳入企业的管理体制、管理制度、工作规范，明确党组织在企业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的权责和工作方式，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当中，使党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在微观层面，通过提升国企管理者队伍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意愿与能力，来提升国企的竞争力和对社会的贡献度。
长期以来，加强国企党建研究与探讨更多集中于宏观层面，我们需要聚焦党建融入企业工作实践的问题研究，为此，以管理者队伍的政治能力建设推进党建融入企业生产经营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1．进一步明确党建工作绩效标准
国企必须牢记自身使命，保值增值国有资产，成为受人尊敬的企业。可以说，国企的财务报表和社会责任报告就是践行使命的年度成绩单，应该推广针对这两项成绩的评比活动，以此鼓励先进、鞭策后进，不断提升国企干部工作的精气神。
2．建立权威性指标体系
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建由长期在国企工作的高管、党建研究者和企业管理学者组成的专家队伍，对国企干部的“政治能力”进行科学赋义，推出一个科学的指标体系，用以指导国企干部队伍的选拔、考核和培训。
3．“讲政治”强调凝聚力
国企干部的政治能力要以自身的使命感践行企业文化，引导员工对国企文化的认同，立足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形式与内容，激发员工想干事、干成事的心态。
4．学习新理念、新知识
除了针对各种文件、政策的学习，国企干部还需要加强对以下三类知识的
学习。
（1）商业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在企业内部，许多商业伦理问题被理解成“道德问题”，把社会责任更多理解为政府应承担的责任，导致难以落地执行与考核。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和员工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应加强国企尊重顾客和员工等利益相关者权利的教育，小到顾客需求、国企用工制度、同工同酬，大到经济发
展、共同富裕等问题。
（2）心理学。学习掌握一定的心理学知识，对内可以更加了解自身，不断完善人格，节制欲望、管理情绪与压力；对外可以提升管理者的非职权影响力。学习心理学也是国企管理者面对新世代员工有效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手段。
（3）国企精神。红色基因是国有企业的根魂所系，是国有企业文化优势的重要来源，培育形成了载人航天精神、青藏铁路建设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一系列富有时代特征的国企精神。系统学习国企精神，可以有效提升国企管理者的党性修养和社会责任意识。
坚持“五个聚焦” 加强机关纪委建设为农业政策性金融事业健康发展提供有
力保障
农发行机关党委课题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机关。机关纪委肩负着协助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履行监督责任和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是党的基层组织中从严管党治党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承担着服务国家战略、支持“三农”发展的历史使命。加强机关纪委建设，对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机关党的建设，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到执行国家意志、服务国家战略的履职行动上，确保农业政策性金融事业的正确发展方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农发行机关纪委加强纪检工作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总行机关纪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央和国家机关纪检监察工委的领导下，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农发行纪检监察组的监督指导和总行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认真履行职责，勇于担当尽责，坚定正风肃纪反腐，为农业政策性金融事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纪律保障。
（一）聚焦政治监督，在全面提升政治监督实效上持续发力。机关纪
委聚焦具体领域、具体人、具体事，做深做实政治监督，扎实推进政治监
督具体化、常态化。
一是聚焦“政治方向”抓监督。围绕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开展政治监督，督促各级党组织制定方案、分解任务、压实责任、推进落实。先后多次召开总行机关“两委”委员会议，举办处级干部培训班，纪委委员深入基层党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巡回指导，政治监督有力有效。
二是聚焦“政治生态”抓监督。积极协调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纳入农发行党委重要议事日程，与业务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加强对总行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情况的监督检查，将党员八小时以外政治言行“二十个不准”纳入基层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的内容，并实行“一票否决”。机关纪委委员每年带队深入机关各基层党组织指导开好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生活会，了解基层党组织政治生态状况，推动营造良好
政治生态。
三是聚焦“政治责任”抓监督。监督推进基层党组织积极履行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定期对各级党组织落实“三会一课”、谈心谈话制度及召开民主生活会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确保不走过场、不搞形式。找准党建工作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结合点、切入点，监督推动“总行机关强化党建统领，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活动，督促各基层党组织排查、整改风险点，扎实推进党建与业务工作的深度融合。
（二）聚焦作风建设，在持续纠治“四风”上持续发力。通过开展问题自查、线索排查、查处典型问题、通报典型案例，持续发力、严防“四风”问题反弹。
一是突出“防”，增强纪律规矩意识。在重要节点及时向全体干部、员工发送廉洁提醒短信，早打招呼、早敲警钟。及时通报行内外查处的“四风”问题典型案例，充分发挥震慑和警示作用。制定下发《关于严格规范举办婚丧喜庆事宜有关纪律要求的通知》，严明10条纪律红线，强化“两报告一承诺机制”，机关员工按要求及时报告婚丧喜庆事宜操办情况，有效防止大操大办和借机敛财等问题发生。二是营造“势”，形成监督无处不在的氛围。在农发行官网设立“四风”问题举报邮箱，公布“四风”问题举报电话，建立重要节假日“四风”问题举报值班制度，有效畅通举报渠道；针对节日期间易发、多发和隐形变异“四风”问题开展监督检查，督促各党组织每月排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让“四风”问题无处遁形。采取“不打招呼、直击现场”的方式，先后多次对总行机关疫情防控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坚决整治餐饮浪费，对机关行政服务部门开展现场检查，督促厉行节约，杜绝餐饮浪费。
三是体现“严”，快查严处顶风违纪者。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紧盯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聚焦收送节礼这个易发多发问题，对在节日期间顶风违纪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坚决查处、严肃问责，并通报曝光。监督推动“灯下黑”问题专项整治，督促机关各党组织对查摆出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
（三）聚焦监督主业，在做实日常监督管理上持续发力。机关纪委坚持把监督抓在日常、严在经常、实在平常，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处级领导干部的日常监督和管理。
一是定准“点”，提升监督精准度。围绕权力相对集中和廉政风险较大的信贷、财会、人事等领域和环节，盯住重点人和重点事，找准权力运行风险点，
筑牢廉政风险“防火墙”。印发《总行机关廉政风险岗位分级管理工作方案》，对处级及以下干部实行一、二、三级风险等级管理。印发《总行机关廉政风险岗位分级管理评估工作方案》，每年选取部分部室具有人、财、物管理职能的处长岗位开展廉政风险评估，督促各基层党组织查找风险、制定措施、完善制度、防控风险。二是连成“线”，织牢织密监督网。
紧紧抓住压实基层党支部主体责任这条“主线”，连好“支线”，多线并进，一级抓一级，层层传导压力。主动与总行办公室、人力资源部、风险管理部、内控合规部、审计部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部（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建立问题线索互通工作机制，督促6个部室及时分析研判内外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积极发挥党支部纪检委员“探头”作用，激活“神经末梢”，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督促各党支部按照每年不少于本部门员工总数的20%进行家访。为总行机关处级领导干部建立廉政档案，对农发行支持的部分大客户企业开展廉政回访，为拟提拔使用的干部如实出具党风廉政意见函，切实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管理。
三是织好“面”，增强监督实效性。
以制度落实为“面”，将制度准绳贯穿于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各个方面，推动各项工作落实。印发《总行机关党支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方案》及其《评分细则》，从可量化、能操作、易执行、有实效的角度设置12个方面38项重点考核内容，实现科学化、可视化考核。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将考核情况与年度绩效挂钩、占比10%，有效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意识。同时，综合运用党建督查、检查抽查、听取汇报、参加民主生活会、专题组织生活会、参加党史学习教育会、主题党日活动、约谈提醒、提出纪律建议等多种方式开展监督，增强监督质效。
（四）聚焦标本兼治，在一体推
进“三不”上持续发力。深化标本兼治，夯实治本基础，扎实推进惩治震
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贯通融合。
一是强化“不敢”，保持高压态势。紧盯“关键少数”，实践精准运用“四种形态”处置问题线索。对个别发生问题的党支部下达《纪律检查建议书》，督促剖析原因、抓好整改。对受党纪处分的干部开展教育回访，巩固和增强执纪效果。扎实开展重点领域违规违纪问题专项排查，对总行机关员工自查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处置。做好中央和国家机关纪检监察工委专项检查及整改工作，
共完善各类资料520余份，在被接受检查的34个单位中，农发行得分排第9名。
通过建制度、堵漏洞，补短板、强弱项，圆满完成了整改任务。
二是强化“不能”，扎紧制度笼子。机关纪委注重把查办违规违纪问题与堵塞制度漏洞相结合，针对典型问题“解剖麻雀”、找准“病灶”，发现个案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健全完善制度机制，从源头上减少问题的发生，做实以案促建、以案促改。近年来，机关纪委研究制定或修改完善涉及日常监督管理、监督执纪审查、廉政风险防控，规范权力运行等制度办法20余项，不断扎紧织密制度的笼子。
三是强化“不想”，筑牢思想防线。以身边事警示教育身边人，是最有力、最震撼的警示教育。机关纪委扎实做好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坚持一案一剖析，一案一警示，一案一整改，对立案查处的案件及时通报曝光。连续5年部署开展“警示教育月”和“警示教育季”活动。先后多次邀请行内外专家作廉政教育辅导授课，组织各部室主要负责人和处级领导干部参观燕城监狱，为机关员工编印发放《党风廉政建设应知应会知识手册》。综合运用案例剖析、通报曝光、警示教育、参观廉政基地等，让党员干部时刻心存敬畏，筑牢思想堤坝。
（五）聚焦队伍建设，在提升履职能力上持续发力。“打铁必须自身硬”。机关纪委始终把加强学习作为提高专兼职纪检干部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的首要任务，着力解决“业务短板”“本领恐慌”等问题。
一是学理论，强化思想引领。机关纪委采取纪委书记带头讲课、现场讨论交流、观看专题辅导片等形式，把践行“两个维护”，学习党章党规、行规行纪与学习纪检工作新理念、新要求结合起来，强化理论学习，打牢思想基础，将政治定力转化为工作动力。
二是学党纪，确保依纪履职。认真学习《纪律处分条例》《监督执纪工作规则》《问责条例》等，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规则、权限办理各个执纪环节，依规依纪开展监督执纪问责。
三是学业务，练就过硬本领。落实中央和国家机关纪检监察工委全员培训要求，在加强自身业务学习的同时，通过以案代训、以案代学、以案促学、以干代学等方式，全面提升纪检干部的业务能力。
二、农发行加强机关纪委建设的启示
加强机关纪委建设是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构建无死角、全覆盖内部监
督体系的重要一环，是一项夯实基础、稳固根基、有利长远的大事。近年来，机关纪委紧密结合工作实际，探索出了一些新方法、新路子，积累了一些好经验、好做法，为高效有序推进机关纪委建设提供了经验借鉴。
（一）必须充分认清和准确把握当前金融领域反腐败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这是推进全面从严管党、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领域反腐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从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将“审批监管”“金融信贷”等列为反腐败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到三次全会明确提出“加大金融领域反腐力度”，到四次全会强调“深化金融领域反腐败工作”，再到五次全会强调“深化金融领域反腐败工作，督促加强监管和内部治理，保障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等情况看，金融领域反腐败力度仍将持续增大。必须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党中央关于加强金融领域反腐败工作要求，采取有力措施，持续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行，确保党和国家金融决策部署落实见效。
（二）必须明确机关纪委在机关党建工作中的定位，这是做好机关纪检工作的重要保障。定准位才能责任清、方向明。机关纪委要主动承担起推动、协助、参与、承办本部门党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监督检查、纪律教育等工作的组织实施和执纪审查等工作，协助机关党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同时，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处理好与中央和国家机关纪检监察工委和驻行纪检监察组的关系。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国家机关纪检监察工委和驻行纪检监察组部署的工作任务，凡机关纪委重要工作安排、重要信访举报和问题线索的查处，年度工作报告等及时向纪工委和驻行纪检监察组报告。二是处理好与机关党委的关系。坚持在机关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工作合力。三是处理好与机关各基层党组织的关系。在机关党委的领导下，分工负责、各司其职。需要机关纪委牵头的，当仁不让当好主角；需要机关纪委配合的，恰如其分当好配角。只有找准自身定位，在履行监督职责上下功夫、使实劲，才能充分发挥机关纪委作用。
（三）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这是全面提升机关纪委工作质效
的现实需要。“对症下药”，才能找准工作的切入点，进行“靶向治疗”。总结成绩找不足，对标上级工作部署要求，机关纪委还存在力量薄弱，履职能力不足的问题；机关组织人事、信贷和资金领域的问题线索较为集中，问题比较突出，违规违纪问题还有发生。必须健全完善监督执纪制度机制，避免“牛
栏关猫”。必须督促各基层党组织多措并举，查找风险隐患、补齐制度短板、堵塞监管漏洞，加大源头防控。必须主动争取党委支持，选优配齐纪检力量。只有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有效监督，才能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切实增强拒腐防变能力。
（四）必须坚持从严从实监督执
纪，这是充分发挥纪委监督保障作用的必然选择。机关纪委必须充分利用在机关处于融入最深入，监督最前沿，跟踪权力运行最直接的优势地位，切实发挥好贴身监督、日常监督、全程监督的优势，通过督促各基层党组织定期开展谈心谈话、思想状况分析、进行家访、问题线索自查和异常行为排查、廉政风险分级管理和廉政风险岗位评估等，对党员干部身上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处置，防止小毛病演变为大问题，从违规走向违纪，从违纪走向违法。只有充分发挥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对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作用，才能让党员干部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
三、加强机关纪委建设的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纪检机关必须坚守职责定位，强化监督、铁面执纪、严肃问责。机关纪委要坚决按照总书记要求，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力度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在新时代干出新气象。
（一）强化使命担当，不折不扣落实《意见》各项部署要求。2021年7月，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门机关纪委建设的意见，对切实加强机关纪委建设、充分发挥机关纪委作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提供了重要制度遵循。机关纪委既是《意见》规范和保障的对象，也是落实《意见》的重要责任主体，首当其责、责无旁贷，必须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以“义不容辞”的使命感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坚决有力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
（二）聚焦主责主业，切实有效发挥机关纪委监督职责。机关纪委是机关
基层党内监督的专责部门，必须围绕监督这个“主责主业”作好文章。
一是突出首要任务。聚焦政治监督，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监督推进农发行在服务“六稳”“六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以及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二是把准监督对象。将总行机关和直属单位党组织，以及总行机关和直属单位全体党员干部作为机关纪委监督的对象，重点是监督处级及以下党员
干部。三是明确监督内容。主要包括：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情况；遵守宪法和法律，依法行使权力的情况；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情况；遵守党的六大纪律的情况。四是创新监督方式。综合运用谈心谈话、思想分析、信访受理、线索处置、约谈提醒、参与巡视整改、参加专题组织生活会、提出纪律检查建议书等，将监督具体化、常态化。
（三）强化廉政教育，筑牢党员干部清正廉洁的思想防线。把党风廉
政教育作为防治腐败的基础性工程，从源头上预防腐败。一是创新探索灵活多样的廉政教育方式。注重运用中国优秀传统廉政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力量推进廉政教育。加强党纪条规的学习教育，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座谈交流等方法，唤醒党员干部遵规守纪意识，坚持高标准、严守法纪底线。二是开展常态化警示教育。采取召开警示教育会、案件通报曝光、开展廉政主题党日活动、组织辅导授课等形式，加大警示教育力度；利用干部提拔晋升、新员工入职、重要岗位发生问题等时机，及时采取廉政谈话、一对一约谈、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开展警示教育。三是建立廉政教育考核机制。将廉政教育纳入机关基层党支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范围，作为评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和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落实情况的重要内容之一，推动廉政教育走深走实。
（四）探索有效监督途径方法，不断提高机关纪检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一是推动“两个责任”贯通联动、一体落实。实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签字背书”制度。从严落实受理信访举报、党风廉政意见回复、约谈函询、通报等制度，使纪委监督职责真正落到实处。二是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着力在作风建设和惩治违规违纪问题上下功夫。一方面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严防“四风”反弹回潮。另一方面对违规违纪问题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重要岗位和关键环节，切实加强跟踪督查，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进行风险预警和动态管理。对中央和国家机关纪检监察工委、派驻纪检监察组交办的问题线索，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三是实践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机关纪委要准确把握和实践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把监督关口前移，使党员干部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党员领导干部，坚决予以惩处，确保党的纪律和规矩成为刚性约束。
（五）加强机关纪委自身建设，提高履职尽责能力。一是提高思想认识。机关纪委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7•9重要讲话精
神，充分发挥机关纪委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前沿阵地和战斗堡垒作用。要正确处理好纪检监察工委、机关党委与自身的领导关系以及派驻纪检监察组与自身的指导关系，形成上下齐心、同频共振、同向发力的工作格局。二是勇于担当作为。机关纪委要把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主动抓起来、抓到位。要自觉接受监督，严格落实《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使监督执纪讲程序、严管理、更规范。三是增强自身本领。打铁必须自身硬。一方面要选优配强纪检干部，切实把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掌握信贷、财会、法律专业知识的干部放到机关纪委岗位培养锻炼。另一方面在严格自律上要坚持更高标准，时刻绷紧廉洁自律之弦，自觉把纪律挺在前面，切实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金融科技赋能农发行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农发行信息科技部课题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需要全党高度重视的一个关系大局的重大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为农发行提供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全力服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农发行的光荣使命和神圣职责，更是首要的政治任务。农发行要坚持“服务乡村振兴的银行”的战略定位，以服务乡村振兴统揽新发展阶段支农业务。同时农发行要顺应金融科技发展趋势，聚焦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强大的科技支撑体系，有效提升金融科技支撑能力，创新金融产品，改进业务模式，增加改革发展动能，积极支持农业新产业新业态，全力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推进高质量发展。
一、服务乡村振兴对农发行金融科技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服务乡村振兴离不开金融科技的支撑和引领。农发行要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中有所作为，不仅需要金融科技的强大支撑，而且对金融科技应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钱文挥董事长指出：“要加快金融科技布局，开展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应用，加快推进农发行数字化转型，推动实现业务与科技深度融合，增强金融科技对业务发展的引领能力。”综合分析农发行服务乡村振兴需求，需要结合乡村振兴相关政策，利用金融科技赋能，推进服务乡村振兴实验示范应用建设，发掘乡村振兴业务突破点，创新总结推广业务模式；需要完善客户关系管理模式，统筹客户营销，优化客户服务，加强客户管理，推进以客户为中心改革和重点客户工程向纵深发展；需要深度挖掘数据资产价值，让数字说话、凭数据决策，实现数据即服务、数据即应用、数据即管理，为全行服务乡村振兴经营管理、产品创新、风险管控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发挥数据作为经营管理“晴雨表”和业务发展“风向标”作用。因此农发行金融科技建设要以数据为源泉，以创新为动力，以智能为形态，坚持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深入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推进金融产品、服务模式、运营管理、风险控制、生态建设全面数字化进程，通过金融科技赋能农发行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二、金融科技是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新引擎
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转
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发展动力的关键时期，银行业作为社会经济运行的资金融通枢纽，需要进一步利用金融科技创新推进经营管理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进而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金融科技内涵
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旨在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改造或创新金融产品、经营模式、业务流程等，推动金融业务发展提质增效。金融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成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内源需要和重要途径。金融科技成为推动金融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通过借助人工智能、数据挖掘、区块链等金融科技优化或创新金融产品、经营模式和业务流程，简化资金供需双方交易环节，降低资金融通边际成本，开辟触达客户全新途径，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为金融业转型升级持续赋能。
（二）金融科技赋能农业政策性金融服务效用发挥
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阶段，经济的重点放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发展动力的关键时期，金融行业作为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资金融通枢纽，推进其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对经济高质量发展非常关键。农发行要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客户需求的变化，推进金融产品的改进和优化，发挥自身传统的优势，在严控风险的基础之上，打造服务乡村振兴领域的智慧金融生态，通过新型的金融服务模式，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质量和效率。
1．提升经营管理能力。通过金融科技创新优化服务乡村振兴的业务运营流程，改进业务模式，整合农发行服务渠道，构建智慧运营和服务体系，推动农发行在盈利模式、业务形态、资产负债、信贷关系、渠道拓展等方面持续优化，降低资金融通边际成本。整合内部资源，优化流程控制，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农发行资本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实现专业化、精细化管理。
2．提升智慧服务能力。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先进科技手段，对乡村振兴领域客户信息、行为特征和融资需求进行深入分析和洞察感知，智慧地营销和管理客户资源，发展潜在客户，留住优质客户，提供按需定制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同时利用金融科技发现蕴涵的业务规律，创新服务方式，打造具有竞争力的个性化、差异化金融产品，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忠诚度和贡献度。
3．提升科学决策能力。当前，农发行积累了大量的经营管理数据，通过融合外部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和挖掘，发挥数据资产当中蕴含的财富，根据乡村振兴领域的业务场景进行建模分析，监测分析资金流、信息流和物流，洞察业务经营规律、质效和风险，实现基于数据分析挖掘的科学决策，为农发行客户营营销、金融服务、资产负债管理、运营管理、风险管理等方面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
三、构建服务乡村振兴的金融科技支撑体系
（一）总体目标
围绕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从全行视角出发，构建覆盖全客户、全领域、全渠道的的业务架构顶层框架，通过“业务+科技”双向驱动，以业务架构指导需求规划，以金融科技赋能驱动新场景设计，实现智慧、开放、高效、敏捷、易用的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新业务模式、新应用生态，提升在产品、服务、营销、运营、决策、生态等方面的数字化能力。
（二）金融科技支撑体系构建的主要原则
为了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顺应金融科技发展趋势，着力推进以人工智能（A）、大数据（D）、区块链（B）、云计算（C）——“ADBC”为代表、以5个“i”为着力点的金融科技创新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构建金融业务和科技的多层深度融合体系，整体提升农发行场景化、移动化、数据化、平台化、智能化的科技支撑水平。5个“i”金融科技创新策略包括：
第一个“i”是融合创新（IntegrationInnovation）。深入推进科技和业务融合创新，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在优化乡村振兴服务模式、提升用户体验、增进运营效率、防控金融风险、塑造金融生态中的作用，让每个客户和员工都能感受到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显著变化。
第二个“i”是互联互通（Interconnectionandnterworking）。站在服务乡村振兴全局高度谋划，结合经营发展要求前瞻性做好顶层设计和整合规划，统筹相关领域信息系统建设需求，实现系统互联和数据互通，强化渠道服务、客户维系、产品管理和信贷前中后台流程协同联动。
第三个“i”是信息共享（InformationSharing）。通过加强服务乡村振兴的金融数据治理，提升全面性、准确性、时效性、一致性、易用性，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价值。加强客户信息整合和共享，支持对客服务的流程联动和渠道协同。
第四个“i”是智慧服务（IntelligenceService）。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乡村振兴领域客户智慧感知和洞察，对客户行为、风险特征、需求偏好等信息进行客户画像，构建智慧金融服务体系，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精细化和智慧化服务。
第五个“i”是价值创造（IncrementedValue）。集中优势资源进行重点突破，统筹推进服务乡村振兴重点科技项目建设，打造与乡村振兴、普惠金融等重点战略高度契合的新产品、新平台、新场景、新生态，为数字化转型赋予新能量，持续推进金融科技创造价值。
（三）金融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
聚焦服务乡村振兴，通过金融科技建设，构建现代化金融服务体系，提升农发行在客户、渠道、产品、开发、运营等方面的能力。在客户能力方面，构建集团客户统一视图，建立统一数据标准，支持通过内外部多渠道获取客户信息，实现基础信息统一管理和精准画像，对分布在各个相关系统客户的评级信息、债项信息、抵押品管理信息整合，达到获得单一客户全景视图的能力，支持各业务板块共享客户信息，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精细化金融服务。在渠道能力方面，构建线上、线下、合作方多渠道服务能力，将业务控制逻辑从前端渠道向后端系统迁移，实现渠道各个环节以及不同渠道、不同环节流程协同，为客户提供一站式、一体化、智慧化的服务体验。在产品能力方面，实现全行业务参数集中统一管理和灵活配置，建立全行产品目录，推动产品工厂改造，提升产品快速创新能力。在开放能力方面，构建政策性金融开放平台，制定合作方准入标准、制定生态合作伙伴筛选、审批、引入、管理、评估，提升合作方管理能力。在运营管理方面，基于流程银行理念实现业务运营集中处理，重组结算、信贷等业务流程，实现前后台业务分离、对中后台业务处理事项实施集约化管理，运用金融科技建立工厂化、流水线作业的后台处理中心，提升智慧运营服务能力。
（四）金融科技赋能服务乡村振兴的场景规划
积极推动农发行面向服务乡村振兴的数字化转型，探索面向乡村振兴全产业链的开放政策性金融生态，整合各方资源，共同围绕“三农”各类金融及非金融服务需求，提供一揽子服务乡村振兴的解决方案。以金融科技创新和应用推进农发行乡村振兴领域金融服务向智慧服务、开放共赢、集约处理、极致体验、极速响应等方面转型。
一是智慧服务。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赋能客户关系管理，进一步智慧感知、洞察客户，实现客户服务全程可触达，构建多集成的全向智能营销系统，形成数据互联互通、渠道整合协同的智能营销模式。赋能信贷业务模式变革，实现智能化、流程化、一站式办贷。赋能风险管理，实现风险管控向精准、高效、智能转型。
二是开放共赢。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以乡村振兴领域经营主体为中心，汇聚生态力量，打造开放金融服务平台，实现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赢”。整合生态各方资源，共同围绕“三农”各类金融及非金融服务需求，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真正发挥“支农助农”的重要价值。
三是集约处理。通过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等技术，随着数据化向前台业务操作的不断渗透，将逐步实现前后台流程的直连、自动化业务的处理，将专业性强、标准化程度高、业务规模大的业务进行后台统一集中作业，充分实现资源共享、规模效应。四是极致体验。引入生物识别、语义理解、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推进金融服务智能化和自助化。充分发挥线上、线下各自渠道优势，通过线上线下渠道的整合，支持线上办理业务，线下开展体验和营销，打造线上线下协同、客户体验一致、场景生态丰富的政策性金融服务，形成线上、线下互相支撑、相互补充和深度融合的格局，减少空间距离带来的限制，实现政策金融服务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五是极速响应。打造快速创新、敏捷交付的机制。建立以客户为中心、敏捷快速的组织体系，建立跨部门、跨业务的合作机制，激发组织活力。构建数据中台、人工智能中台和业务中台，实现敏捷形态与稳定形态的共存与协同。制定与数字化转型相匹配的绩效考核指标和适应敏捷组织的考核机制，激发科技人员创新积极性。
构建政策性金融生态、移动化渠道体系、精准客户识别与营销、敏捷交付、智慧信贷、智慧运营、智慧风控等6大数字化场景，服务农发行“四个全力”发展战略。
场景1：政策性金融生态。通过信息、资金、技术、渠道等相关资源整合，支持构建相互关联、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农业全产业链。探索建设开放银行，为全产业链输出支付结算、融资、资金存管等金融服务能力，深化银政、银企合作，实现与G端政府、B端企业、F端金融机构共建金融场景，打造连接资金、数据和“三农”客户的数字化农业政策性金融生态圈。并以对公支付结算融入
农业全产业链为触角，探索面向企业、农户流通数字货币的能力。
场景2：智慧移动金融服务。构建移动化、智慧化金融服务体系，持续丰富企业网银和手机银行场景，打造开放便捷、友好舒适的移动金融服务，为乡村振兴领域客户提供包含移动支付、客户营销、移动生态在内的体系化、定制化解决方案，打破物理地点的约束，实现随时online，智慧营销，通过优质的移动化服务体验，不断增加客户黏性。
场景3：精准客户识别与营销。充分收集客户经营、财务和行政、司法、税务、地方财力、PPP、供应链等各方面的数据，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