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主题素材
五四运动的先声：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发生前，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军阀势力利用封建传统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推崇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借以维持自己的统治。严酷的现实引发当时先进分子的反思。他们认为，辛亥革命由于忽视了思想文化战线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致使革命的成果遭到严重的破坏，因此，为了完成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必须“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于是，作为五四运动的先导，标志中国人民新觉醒的新文化运动便应运而生了。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1916年起改名《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兴起，启蒙思想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吴虞、钱玄同、刘半农、易白沙等是它的主要撰稿人。随后继起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还有《每周评论》、《晨报》、《京报》等报刊。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阵地。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提倡民主，就是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平等自由，争取实现西方立宪共和制的国家；提倡科学，就是反对迷信和盲从，介绍科学知识，主张以科学的法则来判断一切。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们认为，只有民主和科学才能“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它的倡导者们主张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对孔孟学说进行猛烈评击。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虽然是一场提倡资本主义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其指导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范畴，但是，这场运动毕竟打破了长期禁锢人民思想的的封建牢笼，震动了中国的思想界，启发了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冲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观念。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未曾有过的思想解放运动，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在新文化运动中，面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黑暗混乱状况，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对中国是否适合，坚持不懈地继续探求救国救民的新出路。正当此时，俄国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有力地证明，不仅发达国家，就是不发达国家，也是可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获得解放的。它使处于彷徨和苦闷的中国人民看到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充分暴露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中，敏锐地认识到世界历史潮流的深刻变化，开始考虑选择中国革命新的道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随之，在中国开始出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民族危机的深重和社会的黑暗，思想文化的启蒙和中国先进分子的新探索，这一切表明，一场新的爱国民主运动正在中国的大地上酝酿着，涌动着。它爆发的直接导火线，则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
五四运动的导火线：巴黎和会的耻辱
1919年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即“巴黎和会”)。中国是“战胜国”之一，派出了陆征祥、王正廷和顾维钧等5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在全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下，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了几项合情合理的正当要求：第一，取消外国在中国的某些特权，即废除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裁退外国邮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第二，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同袁世凯订立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第三，归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抢占的德国在山东侵占的各项权益，将胶州湾租界地、胶济铁路及其他权益直接归还中国。但是，操纵巴黎和会的列强以种种荒谬理由拒绝中国提出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正义要求，原先被德国在山东强占的领土、铁路、矿山及其他一切特权，都归日本继承。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群情激愤，久积在中国人民胸中的怒火，向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5月3日晚，北京大学校园一片沸腾，北大、高师、工专、法政等校学生代表1000多人，聚集在北大法科礼堂，讨论如何拯救祖国、挽回主权等问题。会上作出四条决定：一、联合各界一致斗争；二、急电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坚持拒签和约；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四、定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学校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随后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还我青岛”、“收回山东主权”、“取消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惩办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签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这时任交通总长)、陆宗舆(签订“二十一条”时任驻日公使，这时任币制局总裁)和章宗祥(这时任驻日公使)。学生们的游行队伍由广场出发，出中华门，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走去。在东交民巷西口，游行队伍受到中国巡捕阻拦，游行队伍从东交民巷向北，来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前。愤怒的学生们高喊罚办亲日派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