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系列第175期（25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文章汇编VIP专享

目录

1．《新产经》阚丽丽：

多维发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1

2．黑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海涛：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切实提高机关事务工作效能………………………………5

3．中国工商银行财务会计部总经理张文武：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10

4．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孙靖怡：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持经济健康发展………………………………………17

5．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周瑞玲：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提升领导干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19

6．中共国家税务总局党校政治学教研室梁军峰：

防范化解政治领域重大风险探析……………………………………………24

7．冯志峰、万华颖：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主动战攻坚战持久战……………………………33

8．李季：

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50

9．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孙东方：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58

10．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秦培涛、黄志高：

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方法论思想探析………………………63

11．吴祖清、张莉彬：

提升领导干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探析…………………………………74

12．长沙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谢卫东：

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84

13．马宝成、吕洪业：

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社会领域重大风险……………………………88

14．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王维国：

防范化解高校立德树人工作领域的重大风险………………………………97

15．艾医卫：

标本兼治防范化解社会领域重大风险……………………………………108

16．本刊编辑部：

坚持知责负责守土尽责坚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110

17．本刊评论员：

着力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115

18．戴军：

有效防范化解当前经济领域重大风险……………………………………117

19．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

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119

20．毛明芳：

夯实防范化解科技领域重大风险的创新之基……………………………123

21．中共大连市委党校沈毅：

在疫情防控斗争中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125

22．王懂棋：

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134

23．邢久强：

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定力和能力……………………………………138

2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邵鹏：

防范化解社会重大风险的基层治理现代化之维…………………………141

25．陈一新：

强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政治担当………………………………………144

多维发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新产经》阚丽丽（2020年2月1日）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节点上，面临更加复杂的国内外环境，2020年打赢三大攻坚战至关重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而这其中，党的十九大报告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摆在三大攻坚战之首，更

凸显出紧迫性、重要性。

集中整治成效突出

2015年以来，金融系统自我繁荣、脱离服务实体经济的风险逐渐暴露出来，无论是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还是大宗商品市场，资产价格泡沫频频出现，引发了监管层的高度关注。从经济工作领域来看，我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内部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具体体现在企业产能、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金融体系与资本市场等领域存在的风险。

日月开新元，天地又一春。那么，回首2020年以前，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背景下，我国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层面上有哪些成效呢？

央行行长易纲在2019年12月31日辞旧迎新之际发表新年致辞称，在过去的一年里，部分重点领域和金融机构风险暴露。人民银行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国务院金融委直接领导下，认真履行金融委办公室职责，及时果断行动，切实稳住宏观杠杆率，平稳有序处置高风险机构，有效应对外部冲击风险，大力整顿金融秩序，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面对金融市场可能出现的“黑天鹅”“灰犀牛”，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事实上，2018年以来，金融系统按照中央确定的思路和举措，落实攻坚战

各项任务措施，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例如，监管部门积极推动企业降杠杆、控制居民杠杆率过快增长、积极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使宏观杠杆率高速增长势头得到初步遏制等。

数据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

13.9万亿元，同比多增1.1万亿元。特别是普惠小微贷款，前三季度累计新增1.8万亿元，是去年全年增量的1.4倍。这表明在防风险的同时，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正在加大。

就在前不久，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公开表示，目前，存量金融风险得到有效释放。2017年至今，金融业压缩了高风险资产约16万亿元，严厉打击了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来看，金融领域的“野蛮生长”现象得到了遏制，金融风险由发散转向收敛。

不仅如此，一些细分领域的风险也有所缓释。据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薛洪言称，2019年，金融科技领域防风险更多地从底层着手，如大数据产业以强监管为抓手净化数据土壤、强调产业层面的统筹引领作用、不断夯实征信基础设施、推动金融机构设立金融科技子公司等，以攻为守、扶优限劣，在产业层面持续推动科技向善，助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过近期的集中清理整顿，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防风险工作基本告一段落。

另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指出，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统一指挥协调下，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针对不同风险分类施策，对威胁金融稳定的重点领域风险，及时“精准拆弹”；对可能持续存在的潜在风险，采取主动措施进行逐步化解，实现“慢撒气、软着陆”；对体制机制性不足，持续推动监管改革，弥补监管短板；对将来可能显现的“黑天鹅”和“灰犀牛”风险，强化日常风险监测与评估，做好各类风险处置预案。同时，在风险化解和处置过程中，把握政策节奏和力度，适时预调微调，防范“处置风险的风险”，有效保障了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平稳运行。

与此同时，监管办法推陈出新，对新金融的包容度也有在提高。最近，央行在2020年工作会议中指出加快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组织实施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推动出台实施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并在支持自贸试验区、自贸港等在外汇管理改革方面先行先试的同时，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此外，央行宣布支持在北京市率先开展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探索构建符合我国国情、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

具；央行还建立了防范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四道防线”，通过货币政策操作及时稳定了市场信心，对保持货币、票据、债券等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整体而言，经过数年时间的努力，我国金融风险步入了集中整治、有序处置、总体收敛的良好发展轨迹中。我国金融风险由前几年的快速积累逐渐转向高位缓释，已经暴露的金融风险正得到有序处置，金融风险总体收敛，金融市场平稳运行，金融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市场预期发生积极变化，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下一步：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经济金融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在国内，经济运行的周期性、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国际上，世界经济增速“见顶回落”的可能性有所增加，全球范围内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加剧、不确定性上升，周边环境复杂敏感。与此同时，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首的三大攻坚战以来，正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爬坡过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时期。诸多内外形势就要求我们，2020年必须强化风险意识，为夯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石，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最难啃的“硬骨头”，针对重大风险领域的突出问题，打好重点战役，纵深推进各项任务部署，不断闯关夺隘，我们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实战经验。2020年作为收官之年，继续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防范“灰犀牛”事件，将防范和抵御风险工作做实做细做好，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不容懈怠。

据201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0年经济工作时强调，我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具备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压实各方责任。有专家表示，下一步须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继续精准有序处置金融风险，按照风险情况分类施策，防止发生连锁反应，力争从基本完成风险治标逐步向治本过渡，完成攻坚战的既定任务。

与此同时，2020年央行工作会议总结称，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要厘清各方职责边界，压实各方责任，压实金融机构的主体责任、地方政府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责任和人民银行

最后贷款人责任，坚决防范道德风险。建立健全金融机构恢复处置机制、损失分担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突出重点，继续依法依规做好重点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工作。持续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基本化解互联网金融存量风险，建立健全监管长效机制。加快建立房地产金融长效管理机制。

对于下一步维护金融稳定、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重点工作和任务，《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也指明了方向。首先，要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适时适度进行逆周期调节，既要充分考虑经济金融形势的新变化，做好预调微调，也要把握好度，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其次，要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有效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打通金融资源配置到实体经济的“最后一公里”，推动形成经济金融良性循环。与此同时，要继续把握好防风险与促发展的关系，加强监管协调，合理把握执行力度和节奏，确保资管新规稳妥有序实施。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切实提高机关事务工作效能

黑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海涛（2020年2月15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形势严峻复杂越需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保持定力、一往无前，越是任务艰巨繁重越需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奋勇当先、实干担当。”这为我们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切实提高机关事务工作效能，指明了方向路径，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深刻认识内在规律，着力在“抓”字上下功夫，树起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的风向标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个动态过程，必须准确把握机关事务工作的特点和规

律，才能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

要坚持大家抓。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存在和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机关事务战线的干部职工，既要着眼全局，增强联合作战、整体协同意识，又要立足岗位，恪尽职守，甘愿当好螺丝钉。领导干部既要履行“抓”的责任，又要发挥“带”的作用；既要做到“面对面”，又要善于“键对键”，坚持谋划设防、强化研判预防、加强统领联防、突出重点严防，使风险防控抓得紧、抓得牢、抓得实。

要坚持全面抓。风险多样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不同地方、不同时间可能出现各种不同风险。机关事务工作无论“前台”还是“后台”，搞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基准点”都是一致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抓住一个“早”字，紧盯一个“实”字，全面统筹做好风险防控工作。既抓思想又抓管理，既要做好人的工作，又要搞好物的管理，把管行为与管思想结合起来，把纪律约束与启发自觉结合起来，切实减少“盲点”、消灭“死角”，真正实现由“视线管理”向素质管理的转变。

要坚持从严抓。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历来与高标准严要求是紧密相连的，是辩证的统一体。面对机构类型多样化、结构多元化的新情况，适应职能拓展、标准更高的新要求，领导干部要善于积尺寸之功，收穿石之效，在一步一动、聚沙成塔中让由“从严部署”到“末端落实”的工作都实起来、强起来。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要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问题不解决不松劲、解决不彻底不

放手，以“钉钉子”精神落细落实、一抓到底。

二、准确把握本质要求，着力在“防”字上下功夫，筑牢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的防火墙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关键在防。防，就要防得早，把可控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防，就要准备好，把不可控的风险做好化解的准备，把损失降到最低。

淬炼政治定力，在统一思想上加固“严防”。政治不立，一切无依。应对多重的矛盾挑战，解决叠加的隐患风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强化“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新时代机关事务工作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的生动实践。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做实做细做好。各级党组织必须从每个党员抓起，从“神经末梢”严起，常紧“思想发条”，切实将政治信仰融入情感之中、内心深处，形成个体自觉、集体记忆，确保机关事务战线干部队伍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聚焦问题靶向，在破解矛盾上精准“设防”。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其动态的发展趋势，有时是可以预知的。只有准确识变、科学应变，才能在变中促化解、在变中强防范。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必须坚持加强制度建设和提高治理能力一起抓，推动“制”与“治”有机结合、同步融合。针对机关事务部门的资金、资产、资源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建立完善议事流程、决策议程、工作规程，推进规范运行制度化、权力行使法治化，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注重关口前移，在应对突发上主动“预防”。东汉史学家荀悦在《申鉴•杂言》中说，对于风险要“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新公共管理理论也认为，管理的目的不是花钱去“疗伤”，而是要善于花钱“预防”。领导干部要善于“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防范在早、控制在小、化解在局部、消灭在萌芽。

越是形势复杂、压力如山，越是要强化风险意识，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把“灭火”和“防火”、治标和治本统一起来，既要在人上做文章，也要在物上下功夫，“不忽视一个风险，

不放过一个隐患”。坚持关口前移，不断提升重大风险的预防和遏制能力。

三、融会理解时代内涵，着力在“本”字上下功夫，夯实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的动力源

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最基本、最核心的原则。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全过程。

以人为本，疏解办事的堵点。千问题万问题，人民的安危冷暖是压倒一切

的大问题。

持续打造“办事不求人”的政务服务品牌，拓展延伸服务领域，更好服务群众和市场主体，让不求人就能办成事成为机关事务工作新常态。深化“放管服”改革，坚定“放”的思想、确立“改”的观念、把握“管”的原则，狠抓审批事项“瘦身”，工作流程“减肥”，变群众跑腿为信息跑路，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让更多人分享数字化建设的成果、共享便捷高效的事务服务，切实跑出美好生活的加速度。

民生为要，化解生活的难点。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解决好干部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就要在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上下功夫。

机关事务部门要发挥买方优势，串联供给需求，实施消费扶贫，做强扶贫产业，实现脱贫的成果可持续、成效长期化。加快完善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民生保障体系，把为人民造福的事情办好办实。实施老旧小区整体维修改造、绿化亮化、完善配套设施，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结合党的十九大“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要求，主动在机关事务工作中寻求切入点，以打造青年公寓等惠民项目为落脚点，为人才战略筑巢。

发展为先，破解改革的焦点。

推动机关事务工作改革创新，就要把机关事务工作资源转化为改革发展资源，把机关事务工作优势转化为改革发展优势，把机关事务活力转化为改革发展活力。

国有资产要在创新驱动上转轨。推进配置标准化、管理信息化、使用制度化、处置规范化运行机制。以择优竞争方式公开竞价，最大限度提升资产的利用率，不断为资产价值赋能。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以组建后勤集团为

契机，整合资产资源，拉动产业升级，既要防范国有资产流失风险，更要激活

增值增收的发展动能。

学前教育要在横向拉动上转制。持续推进与国际知名品牌新加坡伊顿国际教育集团深度合作，改革办园模式，拓展智慧教育，推动成果共享，实现互惠共赢，不断增强幼儿教育的软实力、社会竞争力、品牌影响力。

运行模式要在技术驱动上转变。推动机关事务服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多元化、协同化，为机关事务工作注入新内涵、激发新活力、提升新形象、形成新优势。坚持把“两化融合”贯穿机关事务工作全过程，引领力量集中调配，引导资源合理投放，以“标准化+信息化”衍生规范化、激活效能化，推动机关事务工作迈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队伍为根，打牢发展的基点。防范化解风险能力，实质上就是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无论干事创业还是攻坚克难，不仅需要宽肩膀，也需要铁肩膀；不仅需要政治过硬，也需要本领高强。

提高解决问题的本领，必须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着力提升专业思维、专业素质、专业技能、专业水平。以建设书香机关和岗位技能竞赛为抓手，培育一批精通本职的业务能手、解决问题的专业强手、应对风险的行家里手，在斗真碰硬中，打造一支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

四、系统打牢保障机制，着力在“统”字上下功夫，打出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的组合拳

机关事务工作是一个有序发展的过程。建立和完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科

学管理机制，必须在增强机关事务管理的系统性、科学性、实效性上下功夫。

强化领导管理机制，要突出统一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必须发挥“统”的作用，履行“统”的责任，确保统得住、合得拢。以集中统一管理为目标，以机构职能化、治理法治化为主攻方向，改变“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分散化、碎片化管理模式，统筹推进机关事务集中统一管理，逐步建立上下同步、条块结合、内外联动的管理机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下好“一盘棋”，上下“一股劲”，有效形成跨地区、跨部门的重大风险防控合力。

强化运行保障机制，要突出标准化。以“工作标准明确、工作尺度统一”为目标，在管理、保障、服务各领域，打造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实施，强化标准监督，着力构建“量质同效、量质平衡、量质融合”的标准化体系。要以实

物定额和服务标准为突破口，围绕资产配置、公车管理、节能改造、工程项目、服务保障进行全要素流程再造，切实把标准贯穿到机关事务工作的全过程，努力从传统的分散式、经验式、粗放式保障向集约化、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转变，促进机关事务工作创新发展、科学发展。

强化风险评估机制，要突出精确化。“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强化重大风险防范与控制，事前评估与管理是前提。出台重大决策前，坚持专题调研，组织听证论证，力争风险发现在早、确保管理防范在先，切实提高科学决策水平。以风险评估稳固职能、充实职能、强化职能，从而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全过程，努力从源头上消除和减少风险，不断增强服务保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强化防控责任机制，要突出绩效化。既看“抓没抓”，更看“抓咋样”。进一步细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领导责任，从上至下构建责任链，实现重大风险“无缝隙”防范化解。全面落实“一岗双责”，推进首问负责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失职追究制，真正让“规划图”变“施工图”，“时间表”变“计程表”。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在接力奋斗中谱写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精彩华章。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中国工商银行财务会计部总经理张文武

（2020年2月16日）

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金融业处于发展起步阶段，存在政府干预、法律基础薄弱、公司治理不规范、金融市场发展滞后、监管不足等种种问题，导致银行出现了大规模坏账。亚洲金融危机极大提高了社会各界对金融安全稳健重要性的认识，加大了中国金融改革的紧迫感。国家通过财政补充资本金、剥离不良资产、股份制改革等一系列举措加快推进大型商业银行改革，并于2003年形成“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框架，推动金融业整体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为我国抵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当前我国面临的金融风险和隐忧

在经过十年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后，当前我国债务风险显现、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风险向金融领域集中、社会信用环境薄弱等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应引起高度关注。

债务风险显现，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脱节

一是从总量看，债务规模增大且增速较快，债务风险已成为金融体系脆弱性的重要来源。我国宏观杠杆率从2008年的141.3%上升至2019年第三季度的251.1%。虽然2019年以来宏观杠杆率增速有所放缓，但目前仍处于较高水平。二是从结构看，企业部门债务水平过高，居民部门债务增长过快，国有企业、房地产行业、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尤为突出。2008年到2019年第三季度末，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从96.3%上升至155.6%，其中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达58.4%，较全部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高出1.5个百分点；私营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达57.9%，仅2019年就上升了1.5个百分点；居民部门杠杆率从17.9%上升至

56.3%，年均增幅3.5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房价上涨快，住房贷款大幅增长；从长期来看，过高的居民杠杆率将对消费与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抑制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政府部门杠杆率从27.1%上升至39.2%，其中，中央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而地方政府由于考核机制、预算软约束、“四万亿”刺激计划等原因债务上升较快。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投向中长期基建项目，投资周期长、回报慢，但资金来源期限短，借新还旧压力较大。地方政府举债方式多样，影子银行、地方投融资平台成为重要资金来源，隐性债务风险甄别难度较大。

结构性政策性因素交织，风险向金融领域集中一是融资渠道窄导致风险过度集中。截至2018年末，我国实体经济以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占比80%，股票融资占比3%、债券融资占比14%，直接融资占比合计仅为17%，远低于美国直接融资比重（87%）。2018年，我国M2为182.67万亿元，M2/GDP为202.9%，居全球前列，商业银行贷款规模从2003年的17万亿元增加至2018年的161万亿元，增长9倍。相对于经济体量，我国杠杆率及贷款投放均已居相对高位。二是房地产行业风险向金融领域积聚。银行对房地产的信贷敞口较为集中，2019年第三季度末房地产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28.9%；部分房企通过信托、资管计划等非银渠道融资，多层嵌套、模式复杂，潜在的交叉性风险较多；房地产市场波动容易通过影响贷款抵押物价值、上下游行业的经营效益等将风险传导至金融体系。三是宏观政策调整使金融资产质量承压。

2015年中央开始实施“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杠杆”加快了风险暴露节奏，“降成本”要求银行向实体经济让利，“补短板”要求银行提供债务融资支持，均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银行的经营压力，银行资产质量管控的难度增加。四是加快金融开放带来新挑战。近年来，我国加快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银行、证券、保险业相继推出新一轮开放举措，大幅扩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不断放开征信、评级、支付等领域准入限制，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步伐加快。这不仅对我国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机构的经营管理和风险防控提出了挑战，也增加了金融监管和政策协调的复杂性。五是金融科技快速发展加大风险防控难度。市场主体之间的关联度上升，加剧跨行业、跨市场、跨区域的风险传递；部分互联网金融业务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或利用监管空白进行套利，非对称无序发展；金融交易和信息存储高度依赖集中化的IT基础设施，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经济增速放缓，金融风险暴露速度加快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更趋复杂。从国际看，全球经济增长势头乏力，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加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愈演愈烈，英国脱欧、地缘政治冲突等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大的风险和挑战。从国内看，“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三大需求”增速总体放缓，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2019年前三个季度的GDP同比增速分别为6.4%、6.2%、6.0%，降至1990年以来最低，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使得实体经济面临的困难明显增多，风险加速积聚，进一步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社会信用环境薄弱，风险防控长效机制不健全

一是征信基础建设不到位。一方面，政府和商业机构积累了大量数据，为征信系统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行业信息壁垒、商业银行无权组合各类信息等，借款人较为完整的征信记录依然存在缺失。银行为保证贷款质量，往往偏重于担保或抵押，信用贷款推行较难。若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引导银行增加信用贷款，会加大信用风险，难以持久。二是社会诚信环境待改善。部分欠债企业利用贷款政策中的个别瑕疵，恶意欠账，地方政府出于维稳考虑进行调停，导致贷款无法全部偿还，“借债还钱”的基本理念无法坚守。部分企业公司治理不健全，公私不分、企业破产逃废债、“富了和尚穷了庙”的现象依然猖獗，一旦企业的失信行为得不到惩戒，带来传染效应，将严重破坏区域金融生态，影响信贷资源的持续供给。三是会计信息缺乏透明度。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制度缺乏透明度，上市公司对于关键信息如亏损原因、关联交易等，经常刻意简化，会计信息披露不充分；信息披露滞后，编造虚假信息，欺骗投资者的情况也大量存在。会计信息不能准确反映实体经济发展状况，可能导致政府部门、监管者、投资者作出错误决策。

总体来看，当前我国宏观杠杆率整体偏高，部分经济主体偿债能力较弱，受结构性、政策性、周期性因素综合作用，经济领域的风险正在向金融领域集中并呈现出加速暴露的趋势，特别是一些中小银行已经出现难以持续经营的迹象。

二、对我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风险是当前最突出的重大风险之一。从历史经验看，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传导和演变是错综复杂的，每一次金融危机归根结底都是治理危机。从我国实际看，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风险形成的条件和机制也出现很大变化。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工商企业和中介组织等社会各方综合施策，协同共治。

党建统领，构建稳健的金融治理

一是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和严峻的内外部挑战，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特别是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四个“没有变”的重大判断和深刻阐

述作为做好金融工作的基本遵循，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方向正确，确保国家金融安全。二是全面增强金融治理能力。深入贯彻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决定精神，加强国家金融治理能力建设，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进一步发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政策统筹协调作用，完善中央和地方金融管理的权责划分，补齐监管短板，加强系统性风险监测与评估，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切实发挥金融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促进作用。

保持定力，营造适宜的货币环境

货币是金融体系的血液，货币政策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正确把握金融本质，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一是总量适度。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根据形势变化适时适度调整，保证总体稳健，较好地平衡了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之间的关系。下一阶段，应继续保持货币政策定力，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坚守币值稳定目标，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条件与潜在产出和物价稳定的要求相匹配，实施好逆周期调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松紧适度。二是工具丰富。继续合理运用中期借贷便利、常备借贷便利等结构性政策工具，根据需要创设和完善政策工具。继续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疏通货币政策传导，在有序引导银行贷款利率下行的同时，加强对负债成本管控的引导，强化对非理性定价行为的监管，提升调控市场利率的有效性。三是框架健全。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把保持币值稳定和维护金融稳定更好地结合起来。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集团的宏观审慎管理，更好地把握风险来源，提高风险防控的前瞻性、全面性和有效性。

平稳有度，保持适当的债务规模

2015年以来，通过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在加大对经济转型升级支持力度的同时，初步遏制了宏观杠杆率高速增长势头，有效控制了重点领域信用风险。在下一阶段，应继续有序推进杠杆结构调整，合理控制债务规模，支持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一是重点推动国有企业去杠杆。进一步健全降杠杆的体制机制，落实主体责任，强化资产负债约束机制，明确激励惩戒措施，倒逼企业通过多种方式降杠杆。拓宽社会资金转变为股权投资的渠道，支持各类股权投资机构参与市场化债转股。二是防止居民杠

杆率过快上升。严格遵循“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政策定位，完善“因城施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抑制投机性购房。加大对住房租赁市场的金融支持和规范，促进形成“租售并举”的住房制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消费行为真实性的审查、提高对消费信贷产品的风险管理能力。三是防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坚决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有序化解存量。进一步理顺中央地方财税事权体系，提高地方政府收支匹配度。动员更多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强化审计和问责，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弱化GDP考核导向，树立正确政绩观。四是降低民营企业债务风险。部分民营企业过度依赖债券融资，风险积累较多，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违约风险上升。下一步应引导金融机构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广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鼓励和支持符合政策条件的民营企业实施市场化债转股，降低民营企业债务风险，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守正出新，提供多元的金融供给

加快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金融体系，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一是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平衡好社会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占比，适当降低对银行传统信贷融资的依赖，充分发挥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全方位金融服务体系的作用，提供长期稳定的直接资金来源。二是构建有序互补的银行体系。引导不同银行回归本源，提升金融服务可得性的同时避免风险过度集中。政策性银行回归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商业银行兼顾商业性业务与社会责任，其中，城市商业银行回归服务地方经济、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农村商业银行回归县域法人机构本源、专注支农小信贷主业。三是丰富金融产品供给。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一步增加股票、债券、基金、理财、保险等金融产品供给，满足客户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丰富居民和企业的投资渠道，推动金融资产配置结构逐步完善。

鼓励创新，培育有力的增长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国家竞争形态之变，是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重心东移带来的国际权力和国际秩序之变。创新是大变局中赢得主动的关键。我们要抓住历史机遇，以科技创新助力经济转型，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一是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构建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

技术创新体系。改革科技创新项目立项和组织实施方式，减少行政介入，让市场成为配置创新资源的决定性力量。二是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从创新链、转化链全面发力，解决好成果转化中价值确定较难、转化手续复杂、利益分配不清的问题，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加快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的扩散。三是切实发挥科创板改革试验田功能。以培育更多科技创新企业，助力经济转型升级为目标，探索完善资本市场发行、交易、退市机制，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分类施策，激发企业的发展活力

分类施策改善企业公司治理，激发微观市场主体活力，促进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增强经济中长期发展韧性。一是推动国有企业规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通过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等充实资本，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将市场化债转股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工作有机结合。加快出台转股股东权利保护的政策措施，推动实施机构积极参与转股企业公司治理。深化国有企业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健全职业经理人制度和内部人事管理制度。二是引导中小企业健全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规范会计核算制度，严格区分个人与企业经营的界限，严防资产转移。加强企业自身财务约束，科学安排融资结构，规范关联交易管理，合理控制负债率和杠杆水平，减少盲目投资和过度担保行为，保持企业流动性处于合理水平，增强可持续发展和融资能力，促进企业发展提质增效。

协同发力，健全配套的保障机制

一是构建安全可靠的信用评价体系。建议由国家层面牵头建设征信体系，将涉及政府、企业、监管，涵盖银行、工商、税务、法院和交易等信息整合纳入国家征信平台，保证信息的可靠性、穿透性和安全性。推动将征信体系基础数据作为公共产品向金融机构提供，从源头解决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二是涵养诚实守信的社会生态。强化政府在诚信环境建设中的作用，特别要发挥地方政府协调司法、公安等国家权力机关的功能。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严厉打击金融欺诈、非法集资、恶意逃废债等非法金融活动，依法曝光和查处企业弄虚作假、骗贷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监督，强化判决执行力度，提高违法成本。三是营造平等竞争的商业环境。“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应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健全产权保护制度，完善企业债务重组和依法破产政策。通过制度建设破除歧视性限制和隐性

障碍，为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稳定企业家信心、激发市场活力提供坚强保障。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持经济健康发展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孙靖怡（2020年3月5日）

我国经济发展形势总体上较好，但是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面临着相当复杂的情况，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要确保经济的健康发展就必须要注重风险的防范。

我国在近十年建设中取得了可喜成绩，但我们也面临着风险与挑战。

在经济建设方面，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是好的，经济总量继续稳居世界第二，贸易规模也位居世界前列。但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复杂的历史阶段，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环境变化，推进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但也会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经济运行会出现许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所以我们既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推动经济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行，也要增强忧患意识，防范和化解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风险。

也就是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以及艰巨繁重的新发展任务，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也要维持经济健康发展。“黑天鹅”事件，是指非常难以预测且不寻常的事件，通常会引起市场连锁负面反应甚至颠覆。“灰犀牛”事件，则是太过于常见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的风险，概率大、潜伏期长、危险系数大。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灰犀牛”风险点有房地产泡沫风险、杠杆率过高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影子银行风险、外部冲击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流动性风险、不良资产风险等等。

所以，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防范“黑天鹅”与“灰犀牛”，重点就在于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即由于国家宏观方面的因素引起的，对整个金融系统和经济活动造成破坏和损失的可能性，如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国家风险等。首先，来看我国当前的金融风险形势，经过近两年的治理，虽然潜在的金融风险已经得到有效缓解，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潜在威胁依然很大。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在美联储的带领下，全球央行重返“负利率”时代。据《金融时报》统计，仅2019年内，全球央行降息就已达到30多次。而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再加上日益狭隘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长期缺失的国际协调机制，使外部的金融风险变得无比严峻。我们必须打起精神，提升识别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能力，做好科学防范工作，“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

处置”，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其次，一定要拓展监管视野，强化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敏感性。互联网时代，信息更多，创新更快，“灰犀牛”也离我们更近，那么监管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金融市场上出现的P2P失控甚至“爆炸”现象，正是由于前期监管不敏感、不完善，监管力度不够，才导致了金融创新异化金融乱象，不仅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压力，也给投资者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所以，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要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交易行为，对于非法集资、P2P、重点企业债务等风险，更是要逐一检视排查。此外，健全和完善监管制度，尤其要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构建一个让投资者放心、让金融机构小心、让国家政府安心的监管体系。

最后，我们要意识到，出现各种风险并不是孤立的、无缘的，很可能相互

交织、相互作用，凝聚合力，最终形成风险综合体。

当前，世界局势风云变幻，我国的外部环境复杂严峻。我们更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提高对各种风险的识别、预警能力，推进风险防控工作科学化、制度化，对各种可能的风险及其原因都要做到“心中有数、对症下药、综合施策”。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

提升领导干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周瑞玲（2020年3月8日）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任务之繁重前所未有，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也前所未有。这些风险挑战，有的来自国内，有的来自国际，有的来自经济领域，有的来自社会领域，有的来自自然界。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就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的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新时代国家安全的整体理念，可以也应当成为防控各种重大风险挑战的指导思想和提升领导干部风险治理能力的理论依据。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指导意义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基石，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语境下的安全是大安全理念，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它的核心要义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政治安全为根本，经济安全为基础，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促进国际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适应了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新要求，顺应了时代发展变化的新趋势，回应了人民群众对于国家安全的新期待，回答了国家安全的新课题，为维护和塑造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新时代防范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种重大风险挑战提供了指导思想。

第一，总体国家安全观指明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根本宗旨—保卫人民安全。我国《宪法》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其中，人民群众的生命权利、健康权利是关系切身利益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因此，保卫人民的安全，不受来自于自然和社会及其他领域的侵害，保卫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目的，也是我们从事一切防范化解风险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

脚点，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根本宗旨所在。

第二，总体国家安全观指明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根本任务——捍卫政治安全。政治安全事关党和国家安危，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安全。政治安全有保障，其他领域安全才具有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因此，防控重大风险一方面要从保卫人民安全的根本宗旨出发，保卫国土安全，保卫国民安全，另一方面，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捍卫保卫人民安全的政治基础，就必须坚持捍卫政治安全。政治安全的核心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必须坚决捍卫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坚决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第三，总体国家安全观指明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保障—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在发展中防范化解风险是根本上防范风险的治理之道。军事手段始终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文化安全是国家的精神支柱，社会安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环境，是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直接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不仅仅是防范化解风险的手段，而且应该也必须成为防控风险的目的，才能够确保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提升领导干部防控重大风险能力的指导思想

总体国家安全观以系统化的维度全面观察和审视安全问题，是新时代国家

整体安全的总理念、大思路，成为提升风险防控能力的指导思想。

一是以整体性思维为统领，形成防控重大风险的合力。防控重大风险过程中，要增进风险治理主体之间的价值认同，强化彼此共同的目标愿景，推动形成一致的行为取向，构建伙伴型协作关系，引导风险治理方式从碎片割据向统筹整合转化。

二是以发展性思维为主导，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重大关系。在风险防控治理过程中既要积极稳定控制风险，维护各方面秩序和稳定，也要充分认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为发展创造安全的环境，在发展中维护动态的安全，在发展中推动重大风险的防范与控制。

三是以平衡性思维为着力点，把控好重大风险的防控方向与力度。重大风险防控需要平衡的关系包括传统与非传统安全，自身与共同安全，风险损害与防控力度，各利益主体的权益平衡等等，纷繁复杂。平衡思维通过整合利益背后的价值体系，整合价值冲突，合理进行价值排序，理性构建全局利益均衡，提升风险防控的整体效果。

四是以关联性思维为指导，构建风险防控协同治理格局。充分认识风险因素、风险识别、风险转化、风险沟通等各方面内在的普遍联系规律，在源头控制、风险决策、风险预警、危机处置、舆论引导各方面共享信息与资源，强调资源整合、统筹协调；加快风险防控数据化、网络化，加快重要物资、产品、服务等风险相关因素溯源体系、回溯工程，构筑网络化管理观念，推动风险治理由单一向协同格局转变，增强风险治理的预见性、科学性、系统性。

三、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提升领导干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统性、发展性、平衡性、协同性思想对于实践中风险防控的指导价值，贯穿于风险治理的四个主要阶段，渗透于四阶段的处置能力之中。

第一，提升风险识别和评估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开放并且十分复杂的巨大系统，按照风险社会理论来看，已经进入到后现代风险社会阶段，呈现出比工业社会风险更加复杂的风险状态。风险状况呈现出新的态势，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从碎片化走向系统性，从单向性走向弥散性，可能出现多种风险在演化中高度关联，多重叠加，变异升级，并在多个领域蔓延开来。因此，面对后现代性风险，早发现、早遏制是最有效率的风险治理策略。首先要增进对系统风险的认识，尽可能穷尽现代社会风险的各种情景，通过对典型情景的深入研究，发掘其酝酿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与机理，并尽可能深入探索风险预警、风险管控的一般规律，对风险防控实践进行指导。目前来看，我们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安全生产、社会安全等领域的情景构建与研究中取得一定进展，特别是安全生产情景构建做得比较好，并能够给予实践一定的指导，但是在环境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等领域还需要下大力气进行研究与探索。其次，树立风险识别和评估中的底线思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底线思维促使我们增进敏感性，增进忧患意识，系统分析影响总体安全的各种因素，既要评估风险可能造成的当前影响和损失，也要评估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后果；既要评估人财物的客观损失，也要评估各种社会稳定、大众心理等主观影响。增进敏感性固然需要坚实的知识储备，牢靠的智库支持，同时也需要畅通的信息传递途径以及对信息的高度重视准确研判，才能为守住底线做好战略战术准备。

第二，提升风险管控能力。现代风险的开放性复杂性以及风险传播的弥散

性和虚实结合极大地增加了风险管控的难度。虽然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在过去看来是难以预测的“黑天鹅”已经部分地转化为“灰犀牛”，但是“灰犀牛”庞大的风险体量依然会经常战胜人们有限的认知、麻痹大意的心理，从而带来巨大的损害。特别是无人负责的“公地悲剧”也正在从传统的经济与环境领域转移到其他领域，生物安全、互联网安全、科技安全等领域的风险、风险管控知识与技术依然存在大量的未知与短板。“潘多拉的盒子”大量存在，挑战着人类的认知与能力的底线，对国家和社会风险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对于风险治理，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习近平总书记说，对可能发生的风险，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责任感和自觉性，把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风险防控好，不能把风险防控的责任都推给上面，也不能把风险防控的责任都留给后面，更不能在工作中不负责任的制造风险。二是处置好价值优先问题。在风险防控过程中的一个难点就是管控中可能触及多种利益关系，群众的安危、社会的秩序、企业的利益、环境的代价等等，人权、正义、秩序、效率、利益、自由等各种价值处于冲突之中，处理不善就有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害和更深远的社会影响。这就要求管理者了解价值冲突理论，在诸多矛盾之中，按照风险管控任务的重要性和影响程度，进行合理的价值排序，优先考虑和保护核心价值，兼顾保护其他价值，当然人的生命与健康始终都应当是首要价值，给予最优先的保护。三是综合运用处置策略问题，包括但不限于风险保留、风险规避、风险减缓、风险转移等。对于管理边界模糊，职责不清、责任交叉的重大风险，特别需要增进部门间的价值认同，强化彼此共同目标愿景，推动形成一致的行为取向，构建伙伴型协作关系，引导危机治理方式从碎片割据向统筹整合转变。

第三，提升风险沟通能力。现代风险的复杂性、多变性以及风险治理本身所形成的庞杂信息，与人民群众知情权之间容易产生信息鸿沟，必须通过高效地信息沟通，运用信息的传播力、影响力、说服力和凝聚力，引导形成民众与政府之间信任关系，形成风险治理的社会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通过互联网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一是增强信息发布能力。坚持风险信息沟通的上下内外相结合原则，对上有汇报对下有传达，对外有新闻对内有信息，通过信息公开、信息反馈、信息解读与回应，充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信息沟通的同时要提升与社会公众和媒体的沟通能力与效果，使得党和国家的政策能够得到精准解读，消除人民群众对于社会现象的认识误区，正确引导社会心理，引导社会舆论向着有

利于国家安全稳定的方向发展。二是进一步完善利益协调表达渠道。使得各种利益群体在风险治理、危机防控中的利益诉求能够得到合理的表达与维护，疏通风险信息传递与反馈的隔阻与障碍。三是加强公共安全教育，构建安全稳定的公共安全文化心理体系，以文化人，同时加强心理干预，增进社会安全的文化和心理认同。

第四，提升风险保障能力。现代风险的突发性、连锁性以及巨大的破坏性不仅仅对于风险的防范、应对提出较高要求，而且对于风险事前、事中、事后的人财物保障以及制度的保障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一是要完善风险防控的制度供给。进一步完善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特别是对于危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国家安全重大利益的风险要抓紧立法，使得风险治理有法可依。同时要及时梳理、修改法律法规之中相互矛盾的规定，填补法律法规中风险治理的重大空白和漏洞，以规则制度的供给保障风险治理活动在法治的轨道上有序进行。二是要完善风险治理的物质保障。进一步完善我国多主体、多层次的保障体系，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功能，对于风险治理中的弱势群体给予及时的物质精神支援，对于风险治理中做出特殊贡献的医生、军人、志愿者、基层工作人员等给予必要的物质精神鼓励和国家补偿，以体现公平正义的国家治理宗旨。三是完善风险治理的矛盾化解保障机制。完善长效和突发纠纷解决途径，充分运用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纠纷化解方式，引导社会风险及治理过程中引发的各类矛盾进入合法有序的解决途径，以维护社会秩序持续的安全和稳定，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防范化解政治领域重大风险探析

中共国家税务总局党校政治学教研室梁军峰（2020年3月10日）

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党中央关于维护政治安全的各项要求，确保我国政治安全。当前，我国政治安全形势总体保持稳定、向好的基本态势，但也要看到，政治领域面临的风险也是前所未有的，影响政治安全的不利因素日益增多、日趋复杂。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形势严峻，责任重大。

一、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

国家安全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时代的伟大斗争实践中，习近平十分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在深刻总结国家安全的历史经验基础上，科学把握当前国家安全形势的特征和趋势，创造性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刻揭示了中国国家安全的内在发展规律，实现了我们党在国家安全理论上的一次重大创新和突破。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1］（P200）这是习近平首次正式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

政治安全是指国家主权、政权、政治制度、政治秩序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免受威胁、侵犯、颠覆、破坏的客观状态。［2］在当代中国，政治安全的核心是维护党的执政安全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安全。2017年1月12日，习近平对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的根本。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安全，归根到底都是以政治安全为基本前提。

（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是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

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这之后的讲话中，习近平多次强调“伟大斗争”，意在告诫全党同志：“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永远立于不败之地。”［3］

社会发展的进程就是一个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习近平指出：“过去，我们常常以为，一些矛盾和问题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老百姓收入少造成的，等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老百姓生活好起来了，社会矛盾和问题就会减少。现在看来，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而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甚至更多更复杂了。”［4］当今中国政治安全所面临的矛盾尖锐性、局面复杂性、形势紧迫性前所未有。中国越发展就越会遭受世界上那些视中国为竞争对手的国家的嫉妒与作梗，就越会遭受国际反华势力与境内外敌对势力的仇恨与破坏。现在个别发达国家已经把中国认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开始对中国进行遏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的重要政治任务。我们必须坚决与一切否定、削弱党的领导的言行作斗争；坚决与一切诋毁、歪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作斗争；坚决与一切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行为作斗争，持续增强“四个自信”，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北京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中国梦”，他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的实质，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是中国人民的自强梦和发展梦，必须要统筹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一方面，要重视发展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另一方面，更要重视安全问题，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可偏废。只有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特别是创造和谐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

中国梦是和平发展的梦，是合作共赢的梦，它不仅造福于中国人民，同时也将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2012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都在30%以上。国际社会的大多数国家都对中国梦持认可态度，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强劲动力。但同时，面对中国的不断发展壮大，国际社会也有一些曲解和误读、疑虑和猜忌，有一些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必然是一种“威胁”，将中国梦曲解为“扩张梦”“强权梦”，甚至是“霸权梦”，一定会跌入所谓大国冲突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习近平坚定地向世界宣示：“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5］同时，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坚定地表达了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决心：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6］

总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安全稳定的国内国际政治环境。科学发展是第一要务，政治安全是头等大事。我们必须要高度警惕政治稳定大局被破坏的危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被打断的危险。

二、当前我国政治领域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始终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常抓不懈，保持了社会政治大局稳定。“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世界不确定性显著增多。我国在政治领域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也日益复杂，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形势十分严峻。

（一）西方敌对势力企图在我国挑起“颜色革命”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个别发达国家认定中国的发展构成了对其全球霸权的挑战，在难以使用武力手段征服的情况下，开始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采取各种手段对我国进行干扰破坏和渗透颠覆，甚至图谋发动“颜色革命”。从外部看，他们对我国实施围堵，推动我国周边安全问题持续发酵，以期在我国周边地区形成一个战略包围圈。从内部看，他们对我国实施渗透，插手干涉西藏、新疆、台湾、香港等事务，利用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策反我国人员和窃取国家秘密，扶植利用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外媒体、智库以及各种敌对势力从事与我国法律不相符的活动；他们以民族、人权等问题为幌子，推动各种所谓“社会运动”，以“宗教

自由”为名对我国实施宗教渗透；他们推动所谓“文化冷战”“政治转基因”工程，妄图对我国拔根去魂，把人民从党的旗帜下拉出去；他们利用互联网加剧对我国的渗透破坏，炮制恶性政治谣言，制造大量负面舆论，混淆视听，抹黑中国。现在，互联网日益成为各类风险的策源地、传导器、放大器，很容易使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局部风险演化为系统风险、一般风险演化为政治风险。

（二）分裂主义活动对国家主权安全的挑战

自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以来，分裂主义就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种特殊内容。对存在分裂主义的国家来说，反对分裂主义，维护国家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所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最基本的政治原则。根据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共同签署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分裂主义是指“旨在破坏国家领土完整，包括把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分裂出去或分解国家而使用暴力，以及策划、准备、共谋和教唆从事上述活动的行为”。［7］根据分裂活动的主体与分裂活动的驱动因素不同，分裂主义可以划分为民族分裂主义和政治分裂主义。

我国受分裂主义威胁较为严重，存在多股分裂势力，对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构成严峻挑战，这使得反分裂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之一。从类型上来说，“疆独”和“藏独”属于民族分裂主义，他们以宗教、文化差异为基础，与境外的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勾结串通，公开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企图通过民族对抗谋求民族独立。“台独”和“港独”属于政治分裂主义。近年来，随着台湾地区政局变动，“台独”势力为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制造了诸多障碍，台海局势趋于复杂严峻。

“港独”势力近年来也比较活跃，表面看来是一群充满政治狂热的学生通过“街头政治”为香港争取更大的民主空间，实质却是试图以“颜色革命”的方式达到分裂香港社会、分裂国家的图谋。香港“占中”事件爆发以后，一些西方媒体可谓欣喜若狂，它们毫不掩饰地公开宣称香港“占中”是一次“颜色革命”。尽管“占中”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港独”势力不会善罢甘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港独”势力将会持续挑起社会矛盾、制造政治分歧和煽动意识形态对立，以此挑战中央对香港的制度部署。

（三）暴力恐怖活动对社会稳定大局的破坏

从境外情况看，“伊斯兰国”虽遭重创，但其人员和思想双重外溢，大量

恐怖分子向南亚、中亚、东南亚等地区扩散，已经在我国周边地区形成恐怖动

荡之弧。

“东伊运”等“东突”恐怖势力依托国际恐怖组织快速发展，无论是能力还是影响力都在提升，对我国的威胁也在增大，其潜回境内实施暴恐活动的目的明确、意愿强烈。随着“一带一路”深入推进，我国海外利益向安全风险高危区延伸，与国际恐怖势力正面交锋的可能性在增大。2016年8月30日，一辆携带炸弹的汽车冲进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并在馆区内发生爆炸，事件造成使馆3名人员轻伤。据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通报，恐怖袭击的主谋哈利洛夫为恐怖组织“东伊运”成员。2018年8月11日，中冶集团山达克铜金矿项目员工在巴基斯坦遭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11月23日，我国驻卡拉奇领事馆遇袭，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从境内情况看，一些地区暴恐极端活动的生存土壤依然存在，仍有暴力恐怖分子潜藏蛰伏，暗中织网布局，伺机制造事端。2013年6月26日凌晨，新疆鄯善县小镇鲁克沁地区发生骚乱，多名暴徒手持砍刀袭击鄯善县公安局，造成27人遇害。在被残杀的人员中有妇女，还有与他们朝夕相处的乡亲。暴力恐怖分子在境内外反动势力唆使下肆意挑起骚乱，残杀无辜民众，目的无非是想扰乱日常生活秩序，破坏新疆社会稳定，进而分裂祖国。同时，还有一些暴力恐怖分子形成“伊吉拉特”①团伙向内地转移，以打工、做生意等方式筹集资金，分散潜伏，伺机出境。部分暴力恐怖分子已不仅仅将内地作为落脚、藏匿、中转地，而是选择就地“圣战”，内地面临的暴恐威胁更加现实、直接。

（四）政治腐败是国家政权安全面临的重大隐患

腐败是我们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的最大威胁。腐败不只是侵吞人民的财富，破坏人民的利益，更为恶劣的是，它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严重破坏党群关系，严重降低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严重影响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语重心长地说：“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当前腐败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相互交织形成利益集团，严重危害党和国家政治安全。一些腐败分子为了保住并攫取更大经济利益，在政治上有更大的诉求，搞团团伙伙、小圈子，严重危害党和国家政治安全。王岐山指出，“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一是结成利益集团，妄图窃取党和国家权力；二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集中统一。进行具有许

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重要方面就是，惩治腐败‘打虎’‘拍蝇’冲着利益集团去，防止其攫取政治权力、改变党的性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冲着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去，消弭政治隐患。”［8］

反腐败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惩治群众身边的腐败。“苍蝇”虽小，危害不小；“蝇贪”成群，其害如“虎”。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大多以“潜规则”和“小毛病”的面目出现，这种腐败问题，被称之为“微腐败”。“微腐败”的涉案金额不一定很大，但量大面广，直接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社会关注度高，群众反映强烈，极大败坏了党的形象和社会风气，更为严重的情况是，一些基层的党员干部腐化变质，蜕变为称霸一方的黑恶势力或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他们通过各种非法手段，控制农村基层政权，使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甚至使基层政权完全异化变质，成为黑恶势力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工具。这严重削弱了基层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党的领导和农村基层政治体系乃至整个国家政治体系，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危害性，决不可等闲视之。

三、切实防范化解政治领域重大风险

古人云：“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有政治风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政治风险麻木不仁。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认真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有针对性的防范打击，坚决消除一切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隐患，确保党的执政安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全。

（一）坚定“四个自信”，树牢“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避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成功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既超越了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又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习近平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9］（P438-43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路径，我们必须坚定“四个自信”，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绝不能回归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根本政治保证。没有党的全面领导，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就难以凝聚磅礴的力量，就会四分五裂，难以战胜国内国际重大政治风险，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会是一句空话。坚持并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两个维护”的内涵是特定的，维护核心只能是习近平总书记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只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而不是其他任何一级党组织，既不能层层套用，也不能随意延伸。“两个维护”是我们党的重大政治成果和宝贵政治经验，是全党团结统一、步调一致的根本政治保证，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根本政治保证。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就是要树牢“四个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批示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地得到贯彻落实。

（二）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为维护国家政治

安全提供法治保障

依法治国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和方式。习近平指出：“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我们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定不移厉行法治，一个重要意图就是为子孙万代计、为长远发展谋。”

2018年3月10日，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的审议时，习近平再次强调，要坚持法治、反对人治，对宪法法律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带头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

法治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保障。防范化解政治风险，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必须有法可依。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决策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把握立法时机，加快构建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反间谍法、关于修改军事设施保护法的决定；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法、刑法修正案（九）、反恐怖主义法；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国防交通法、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网络安全法；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国家情报法、核安全法、测绘法（修订）；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关于中国海警局行使海上维权执法职权的决定等。与此同时，各地方、各有关方面

也要抓紧制定或者修改有关国家安全法律的配套规定，力争到2020年基本形成一套与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相适应，立足我国国情、体现时代特点，内容协调、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提供坚实的法律制度保障。

（三）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国家安全忧患意识，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

渗透颠覆破坏活动，不断提高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能力

习近平指出：“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控，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性风险，这是我一直强调底线思维的根本含义。”［11］（P334）所谓底线思维，是指对事物的发展要客观地认识，立足防范最坏情形的出现，努力争取最理想的结果。坚持底线思维，就是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认清“天下并不太平”这个现实，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保持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做好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在日常工作中，要始终保持风险意识，及时发现矛盾和问题，争取把它解决在萌芽时期，防止矛盾传导、升级、叠加、演变，最终酿成政治风险，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政治安全。

防范“颜色革命”风险是摆在全党面前一项复杂严峻的政治任务，也是一场持久战。我们要始终绷紧政治风险这根弦，坚决打击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破坏活动。要加强专业情报机构和群众性信息队伍建设，建立便捷的组织机制，及时掌握外部势力渗透、勾连、利用和策反情报，提前预警，及时反制。要健全国家安全立法，依法监控国防研发，国家核心机密保护，国有产权变更、跨境资金流动、境内合作交流等各种敏感行为，坚决清除一切颠覆势力的在华组织、基地和渠道。要开展积极有效的外交工作，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增强相关国家“命运共同体”意识，稳步构建抵御“颜色革命”的统一战线。

在国内，要重点防范各类风险挑战内外联动叠加共振，着力防范境外向境内的“倒灌效应”，严密防范各种安全风险集聚交汇形成风险综合体，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坚决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大舆论引导和舆情管控力度，强化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巩固壮大主流舆论强势。要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法律渠道，防止矛盾升级演变，防止外部势力插手利用。要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拒腐防变能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

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广大人民切实感受到国家的富强

和希望、社会的公正与和谐。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主动战攻坚战持久战

冯志峰、万华颖

（2020年3月15日）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开启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在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下，社会政治长期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但是前进的道路上还充满不少艰难险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①。我们党既肩负着伟大的新使命，又面临着严峻的新挑战，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必然成为党带领人民群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打赢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主动战攻坚战持久战，顺利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奋斗目标。

一、重点聚焦新要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时代价值

在这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时代，我们要始终做到将增强忧患意识、防范化解风险一以贯之，以强烈的斗争精神、责任担当涉险滩、破坚冰、攻堡垒，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落细落实、见底见效，从而不断夺取伟大斗争的新胜利，推动伟大事业行稳致远，朝着我们党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

（一）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伟大斗争的迫切需

要

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奋斗历程告诉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始终保持着忧患意识、风险意识、进取意识，勇于与各种风险挑战作坚决斗争，通过了一系列艰难困苦的考验，团结带领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就告诫全党要“准备吃亏”，正视前进过程中的各种困难和风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将中国革命的胜利称为“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提醒大家“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①。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②；江泽民同志要求我们党要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只有站得高、看得远，“才能防患于未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③；胡锦涛同志则提出“在成绩面前，在喝彩声和

赞歌声中，千万骄傲不得，千万头脑发热不得”④，“宁可把风险和困难估计

得足一些，也千万不要因为估计不足而在风险一旦发生时手足无措，陷于被动”

⑤。进入新时代，面对新问题新挑战新矛盾，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⑥。可见，只有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积极应对重大挑战、着力克服重大阻力，我们党才能在伟大斗争中爬坡跨坎、闯关夺隘、勇立潮头。

（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但决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是一劳永逸的，不存在风险问题。相反，执政风险贯穿于我们党执政的全过程，广泛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自然领域。“风险意识的强弱，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成熟与否的重要尺度”⑦，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则是检验一个政党驾驭风险水平的根本标准，是考察党员领导干部应对复杂局面的综合反映。因此，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任何执政党保持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必须遵循的一条规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定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主心骨”，面对各种风险，若能驾驭得当、控制自如，则是国之幸、民之福；若是驾驭失策、控制失灵，则成国之患、民之灾。所以，我们只有直面新的国内外环境对党执政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党自身建设等诸多方面的风险挑战，冷静地思考这些风险挑战之所以会滋生、滋长并酿成气候的内在因素和外在条件，自觉地谋划防范风险的对策和完善风险治理机制，提高对执政风险的事先预防、事中处置和事后治理的能力，才能得到人民群众可持续的认同，顺利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建设更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本领，引领广大人民在劈波斩浪中创造幸福美好生活。

（三）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战略选择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和人民经过千辛万苦、历经考验挫折而作出的选择，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解决了许多难题，办成了许多大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实现了历史性变革。然而，我们也面临着许多亟待认清和解决的难题、许多亟待深化和认识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是向前、越是发展，就越会触及深层矛盾和遇到严峻挑战，就越充满艰难险阻，需要我们全力以赴去防范化

解。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卷入到全球化浪潮中。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推进，多种体制机制相互碰撞、多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重大风险与外部环境多领域叠加在一起，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冲突和制度摩擦，“风险高发期”不可逆转。在此背景下，我们只有增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意识，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视差别和矛盾的存在，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科学运用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多种手段化解矛盾、解决冲突、凝聚共识、形成合力，才能在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动态稳定和谐，持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生动活泼、千帆竞发的新局面。

（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举措

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它凭借着强大的政治优势、理论优势、群众优势带来的坚强领导力，既扎根于人民之中，又率领着人民朝着伟大梦想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在我们党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奋斗征途中，发展前景和风险挑战同时并存。“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①，但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没有任何时期比现在更接近，也没有任何时期遇到现在这么多的挑战与困难”②，这就是说我们离民族复兴的目标越近，敌对势力施压的力度就越大、碰到的阻碍也就越多。从世情、国情、党情来看，世界格局中东西矛盾、南北矛盾突出，国内大局总体稳定却也存在着各种潜在的风险因素，党内政治生态好转的同时依然形势严峻，面对诸多难以预见和不断积累的风险因素，若是不能防范化解这些无法回避的挑战和绕不过的门槛，国家安全将受到威胁，民族复兴将被迫中断。因此，只有着眼于我们党的历史使命，立足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必须增强居安思危、防范化解风险的意识，常观大势、常思大局，提高对风险的预判和把控能力，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冲突和矛盾，才能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永不停滞。

二、融会贯通新论断：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的精

髓

虽然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风险各有不同，表现形式各

异，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吸收世

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大胆探索、勇于进取，防范和化解了一次又一次危及党和人民利益的重大风险，有力地维护了党的执政安全。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层面和全局的角度，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到前所未有的认识高度，并摆在打好三大攻坚战的首位，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意义、主要领域、战略部署、总体要求作了系统论述，科学分析了我国的安全形势，深刻阐释了理论和实践问题，并且提出了重点目标、明确了工作任务，为战胜新时代前进道路上的诸多风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

（一）以主动防范为先强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意识

“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是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③，我们既要有“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居安思危意识，又要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既要有防止忧患不足的意识，又要有防止趋于极端的警醒，在持有乐观精神时保持理性态度，在看到严峻挑战时憧憬光明前景，以清醒的判断力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敏锐抓住国内外风险变化趋势，坚决防范颠覆性错误，将矛盾消解于未然，将风险化解于无形。习近平总书记对强化风险意识的重要论述，明确提出了当前重大风险的主要特点、形成机制及化解的目标要求。深入把握这些强化风险意识的工作要求，必须要根据形势变化做好判断掌握主动权，加强防范风险的顶层设计、战略谋划，在坚持正确方向和原则的基础上，抓住化解风险的时间窗口积极应对，打好防范抵御重大风险的有准备之战，防止风险从萌芽继续演进发展，从而达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的效果。

（二）以守住底线为本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规律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新形势下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增多，特别是各种威胁和挑战联动效应明显”④。因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客观分析和认真研究各领域重大风险动态演化和联动规律，发现在早、处置在小，通过科学的风险处置，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有力应对化解社会问题，以防止一时松懈所可能导致的功亏一篑，防止不良连锁反应所可能导致的功败垂成。习近平总书记对把握风险规律的重要论述，指示我们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做到有备无患、掌握主动权，深入把握防范风险规律的工作要求，“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①，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充

分估计最坏的可能性、争取最好的结果，全面排查重大风险，决不忽视任何风险，判断风险走向、发展趋势及相互关联，以问题为导向有针对性地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守住不发生风险累积、扩散、升级的底线，从而防止各类矛盾交叉感染、叠加升级，将风险的危害降到最低，最终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主动仗。

（三）以标本兼治为要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

2019年1月2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加强理论修养，不断掌握贯穿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以强烈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分析问题，从整体上充分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复杂形势的趋势和方向，也要以见微知著的能力从繁杂的万事万物中寻找蕴藏其间的规律，从根本上全面了解各种风险源、各类风险点，还要以“组合拳”“一盘棋”的思维整合力量、排兵布阵，从全局上科学掌握化解应对风险的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对提高风险防范能力的重要论述，明确了防范化解风险应有的专业能力要求，同时为增强防控本领提供了行动指引。深入把握这些提高防范风险能力的工作要求，要增强洞察风险的能力、驾驭抵制风险的能力，要从重在治本的立场预判和化解风险，科学分析原因，精准抓住本质，果断理性决策，顺势快速行动，巩固治标成果，根除风险源头，解决发生留下后患、反复反弹的问题，从而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竭尽全力防风险、保稳定和护安全。

（四）以系统应对为主健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对健全风险防范机制有许多重要论述，例如，要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要下先手作预判，用高招解难题。这些重要论述，明确了健全防范风险机制体系的重要意义所在，为防范化解风险作出了系统性的战略谋划。我们不仅要全面排查不同领域风险情况、深入研判风险因素和苗头、精准制定风险应对策略，还要将风险防范作为重大决策的考量因素，将风险评估作为重大决策的必要程序，建立健全协调配合机制、风险信息共享机制、风险动态监测机制，时时抓预防，层层抓落实，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健全防范风险机制，必须坚持贯彻“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原则，以系统性和网络化思维加强风险预判和防范、风险应对和处理、风险免

疫和管理的机制建设，精准施策、综合施策，只有这样，才能在山雨欲来之时早已预测好风向，在波澜不惊之处早已察知险滩，完美做好防范化解风险的系统性工程。

（五）以责任担当为重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落实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职责，对此，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强调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做实做细做好。对潜在的风险，各级领导干部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斗争精神，担起防范风险的领导责任和主体责任，把握方向，明确方略，充分认识风险产生的原因和后果，稳妥有序推进风险防控工作，着力健全体制机制，将责任落实到个人，人人尽职，人人担责，让每个人都防控好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对防范化解风险责任落实的重要论述，指明了各级党委政府在此过程中所应承担的职责，对领导干部增强责任意识、担当工作任务提出总体要求。深入把握防范风险落实的工作要求，必须要在重大风险面前主动出击而决不逃避退缩，把使命扛在肩上、把责任落在行动上，敢于担当、勇于斗争，着力加强监督管理、大力强化奖惩机制，做到思考谋划心中有数、推进工作及时有力，在重大挑战面前主动发力地拼、在重大风险面前真刀真枪地干，以自觉担当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三、科学研判新特征：当前重大风险的表现形式

风险，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不确定的变化结果或存在隐患的可能性危险。在全球化背景下，乌尔希里•贝克将风险看作是“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①，这些可能遭受的损失和负面影响预示着一个需要避免的未来。在当代世界各个领域，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稍有不慎，潜在的风险就有可能演化成现实的危机。进入新时代，风险的来源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因素，影响范围既有局部的，也有全局的，类型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变得越来越复杂。结合当前国内外局势，身处这样的高风险时代，我们必须明确风险在不同领域的特点、表现形式与发展趋势，有效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主动战攻坚战持久战。

（一）政治领域重大风险呈现多维交织、错综复杂的新形态，敌对势力妄

图颠覆国家政权安全和主权安全的风险日益加剧

政治风险是指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党的执政地位、造成政治危机的难以

确定的不利因素，通常在利益分配、权力交接或者产生突发事件等情况下容易

被触发。“所有的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范畴”②，它具有首要性、根本性特征，直接威胁着国家主权、政权、制度的稳固，对经济、科技、文化等其他风险起着决定性作用，一旦触发极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演变为系统性整体性风险。因此，政治风险成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也成为直接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问题的重要因素，需要重点防范和高度警惕。

当前，在多维度、多领域风险交织叠加的新趋势下，各种敌对势力为遏制中国的发展壮大而进行战略围堵，直接或间接危害我国的政治安全、政治稳定和政治命运。他们不断加紧对我国实施分化、西化策略，妄想用西方的价值观改造中国，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进行非法活动，企图危害国家政权安全和主权安全。他们不断加紧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破坏活动，别有用心地指责我国的国家体制和政治制度，打着所谓“慈善、扶贫、帮困”的旗号，扶持所谓的“意见领袖”，极力营造舆论声势染指我国主权问题，企图动摇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他们不断加紧对我国实施“颜色革命”的计划，无所不用其极地歪曲历史、攻击现有政策、离间党群关系、误导青年学生，企图引发国家认同危机。这些政治风险给我国政治安全带来了不容忽视的挑战。

（二）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呈现多重渗透倒灌侵袭的新态势，敌对势力

妄图消解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风险日渐增加

意识形态是国家结构中的“灵魂”③，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关键，事关国家的兴衰存亡。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风险是指我国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受到威胁或遭受破坏，从而使国家失去“合法性”的理论依据。因此，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成为我国在国际合作中是否能够保持相对独立性的重要问题，也成为协调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与外来文化融合需要重点考虑的关键问题，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

当前，意识形态工作被党中央高度重视并作为极端重要的工作来抓，在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态势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从国际的维度来看，各种西方社会思潮不断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干扰和破坏，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时有泛起之势，所谓“普世价值观”“人权至上”等论调大有市场，敌对势力通过学术渗透、宗教渗透等方式，企图淡化中国主权意识，否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同时，他们注重网络空间的占领，大搞“妖魔化”宣传，进行舆论误导，并且凭借技术优势直接或间接影响我国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管控力和反渗透力。从国内的维度来看，随着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生活多元化、

社会意识多样化，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时有出现，这直接影响人民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导致少数人产生与党和政府疏远疏离的倾向，不利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三）经济领域重大风险呈现多边摩擦敌对合流的新形势，敌对势力妄图

阻止和抑制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风险日趋凸显

经济风险是指由于经济失衡、制度缺陷或者运行紊乱等原因，对经济系统产生破坏性威胁从而损失经济效率的可能性，这也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伴随而来的现象。如果经济风险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在积累叠加中遇到外因冲击就容易集中释放且迅速蔓延，从而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破坏社会稳定，削弱国家实力。因此，我们必须精准研判并积极应对经济领域的重大风险，维护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态势是好的，但是由于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的变化，使得“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从外部环境看，全球经济发展动能不足、增速放缓，逆全球化思潮抬头，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导致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升级，金融环境不断恶化。尤其是中美经济贸易冲突越来越复杂，摩擦越来越频繁，对我国形成较大的外部冲击。从国内经济发展状况看，中国经济内生动力不足，面临下行压力，例如，由于尚未形成过剩产能市场化退出和出清的机制，导致不能合理有效配置僵尸企业的资源；由于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动能不足，导致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发展不充分不平衡。房地产市场存在结构性泡沫风险和库存风险，区域结构矛盾较为突出，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贫富分化，阻碍了劳动力社会性流动。一些民营小微企业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民间投资增势疲软，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金融风险不断积聚。有鉴于此，只有抓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防范化解经济领域重大风险，才能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科技领域重大风险呈现多棱压制的新情况，敌对势力妄图阻扰破坏我国自主创新的风险日显加剧

科技安全是实现其他领域安全的关键要素，更是保证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物质基础。国家科技体系如果完整有效，国家重点领域核心技术安全可控，就能保证国家的核心利益不受外部科技资源优势的威胁。在科技创新全球化的形势下，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科技领域风险逐渐呈现出前沿引领性、复合性、难以预知性、潜在替代性和阶段性的特点。因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和防范化

解科技领域重大风险，不断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实现我国国家总体发展目标。

当前，我们正处于“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①，既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从外部环境来看，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全球治理结构改革未能达到预期，科技创新的外部环境不佳；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采取严格管制措施，国际科技陷入对立的紧张局面，这使得我国外部技术合作交流渠道变窄。从我国自身能力来看，一些重点领域的技术仍旧以模仿为主，一些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仍旧受制于人，由此导致的“卡脖子”风险对国家经济、国防等安全都有重要影响。同时，我国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方面缺乏自主可控能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效率不高、机制不畅，存在科技计划碎片化等问题。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另外，科技发展拓宽了认知空间，改变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面貌和人们生产生活的方式，但同时也增加了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如果不能及时认知并驾驭科技研发应用所带来的社会脆弱性风险，就难以遏制其突发性影响，潜在的危害是难以估量的。

（五）社会领域重大风险呈现多发散点交互交织的新走势，敌对势力妄图

分化瓦解群众的风险日见加重

在社会领域，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社会治安等，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随着社会进入转型加速期，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等都发生着深刻变化，现代社会的脆弱性特征尤为凸显。社会风险潜伏滋生、相互交织、彼此渗透，直接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影响到群众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感，影响到社会整体健康有序发展。因此，我们必须科学防范化解社会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期处于公共安全的平稳区间。

当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社会保障日益完善，社会大局总体稳定可控，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各种社会矛盾依然易发高发，社会风险依然客观存在。时有发生的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涝、干旱、森林火灾等，偶有发生的疫疾如非典、新冠肺炎等，频频发生的各种安全生产事故，都不仅直接损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影响人民安全感，而且直接威胁生态环境、影响人居环境。投资消费领域的纠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事件亦有增加趋势，受经济下行态势及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冲击引发的劳资债务纠纷亦有上升趋势，这类风险直接威胁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违法犯罪问题屡有发生，诱发群体性事件因素较多，网络安全事件高发频发，反恐怖斗争形势严峻，扫黑除恶虽保

持高压态势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关系网”依然存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作用，社会风险的复杂性、关联性不断增强，危害性也不断增大。养老难、住房难、就业难、教育难等民生问题也愈发凸显。我们只有紧盯社会风险点、矛盾点，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才能为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奠定坚实基础。

（六）党的建设领域重大风险呈现多元诱导勾连叠加的新情况，敌对势力

妄图颠覆党的执政地位的风险日益加深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要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把解决党的建设领域风险问题放在首位。如果党不管党、治党不严，就可能会出大问题，导致党的事业无法发展壮大，甚至还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就是例证。因此，我们党必须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全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严防党的建设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

当前，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党的建设不断完善，成效显著，但已解决的老问题存在反弹的可能，实践中的新风险新挑战不断增多。从政治建设来看，影响党员忠诚的因素日益增多，“低级红”“高级黑”事件时有发生，把握政治方向、辨别政治是非、驾驭政治局面等能力有待提高。从思想建设来看，许多党员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好，资本主义生活好；社会主义将来好，资本主义现在好”的错误思想，理想信仰缺失、思想观念蜕变的现象尤为凸显，存在心存异念、季孙之忧的风险。从组织建设来看，党员干部的选拔机制不够健全完善，部分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问题较为突出，严重影响党的组织力、战斗力。从作风建设来看，“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四风问题”依然严峻，不愿作为、不敢作为、不会作为的现象依然存在，可能引发脱离群众、动摇根基的风险。从纪律建设来看，无视党规党纪、违法乱纪的现象屡屡发生，存在纪律松弛、组织涣散的风险。从制度建设来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不够完善，制度落实不到位，制度时常被当做稻草人而存在。从反腐败斗争来看，部分党员干部不收敛不收手的行为易发多发，基层“微腐败”“蝇贪”的现象较为严重，奢侈浪费比较突出，腐败文化有所蔓延，党仍然面临腐败变质的风险。这些都是我们党需要面对的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要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应对好这些风险隐患。

总之，世界格局演变正不断加速，中国也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

风险可能会传导为国内风险，任一领域的风险也可能会导致其他领域的风险，

从而产生全局性系统性风险。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必然存在着执政风险，即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因素引发的执政党认同下降或丧失执政地位的可能性①。无论风险来自何方，以何种形式出现，其危害都是不容忽视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一往无前的气魄和科学理性的方法，在风险中执政，在执政中化解风险，全力以赴地成功应对和化解风险，有效稳固和保持党的执政地位。

四、务实探索新举措：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路径选择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主动战攻坚战持久战，既要清醒认识风险是什么，准确把握、认真梳理各领域各方面重大风险的具体特点、表现形式，又要聚焦底线是什么，深入细挖、逐项排查风险背后的原因。在充分认识、全面了解重大风险的基础上，抓住“牛鼻子”，创新思路做法，统筹战术战法，探求科学的预防之道和化解举措，推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的具体化常态化长效化，从而驾驭好国内外各种风险，经受住社会各方面诱惑，努力实现转危为安、化危为机，竭尽全力维护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国家总体安全。

（一）保持政治定力，确保政治安全，防范化解政治领域风险

政治风险关乎着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要提高政治自觉，优化政治环境，巩固政治基础，科学应对，有效防范，切实消除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风险隐患。

第一，要强化理论武装，树牢政治意识，在落实“两个维护”上久久为功。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凝聚共识、汇聚合力，深刻认识国内外形势，科学分析新情况新问题，准确制定路线方针政策，为防范化解政治领域风险提供思想基础。必须坚持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高政治站位，承担政治责任，接受政治监督，将党中央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工作的全领域、全过程、全方面，确保党的领导地位坚如磐石。必须坚持对党、国家和人民的绝对忠诚，恪守政治纪律，保持政治定力，增强政治信念，将忠诚核心、捍卫核心的内心认同转化为听党话、跟党走的具体行动。

第二，要打击敌对势力，筑牢“防火墙”，在捍卫国家主权上决不动摇。必须以强有力的手段遏制侵害我国政治安全的各种图谋和行为，将政治安全的铜墙铁壁打造得更为坚固。必须坚决挫败任何西化分化势力，大力打击暴力恐

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严厉打击藏独、疆独、台独、港独等势力，坚决反对西方国家鼓吹的“主权蚕食论”“主权过时论”等论调，在维护国家主权问题上决不让步。同时，还必须有效管控领土争端问题，通过当事方协商谈判来解决问题，决不将主权争端国际化、多边化，牢牢掌握主动权。

第三，要完善政治制度，把牢行动“总开关”，在增进国家认同上下功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①。制度和价值观的一致性对面临着复杂内外部环境的中国来说尤为重要，特别是社会内部对国家政治制度的认同。因此，我们必须一方面要不断健全完善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结构体系，另一方面要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这样既能够维护中国特色的国家政权性质不受侵害，又能够增强人民参与的主人翁意识，共同构建政治层面的国家认同。

（二）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强势，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

意识形态事关党的旗帜和道路。新时代我们要坚持防和守、破和立的原则，切实搞好意识形态工作，防止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被侵蚀、被渗透，维护国家政治文化安全。

首先，以防为着力点，建立完善的意识形态防范机制。树立意识形态安全预警观，健全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滚动摸排机制，准确把握面临的风险、存在的威胁。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点、风险源的动态监控、分析研判机制建设，及时发现各种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抓住问题关键，制定相关计划和制度，不断提高防范化解风险的科学化、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突发事件的应对机制，以控制、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引发的社会危害。

其次，以守为发力点，占领国家意识形态的网络主阵地。要在重视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同时，守住网络这个思想交锋主阵地、舆论生成策源地，打破敌对势力企图通过网络同化青年一代的妄想。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掌握信息的监控权，做好舆论引导工作，防止“茶杯里的风暴”炒作成现实社会的“龙卷风”，瓦解西方国家推行信息霸权的图谋。要加快网络技术开发，增强意识形态网络防卫和进攻能力，推进依法治网，净化网络生态，主动占领并捍卫好国家意识形态的网络阵地。

第三，以破为切入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廓清理论迷雾，驳斥错误声音，畅通传播渠道，切实增强话语权，坚决唱响主旋律，打赢打好主动仗。要将国家意识形

态主张和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创新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用老百姓愿意听、听得懂的话语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让马克思主义实起来、活起来、火起来，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飞入寻常百姓家”，从而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最后，以立为关键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大力传播其核心内涵，扩大社会认同，形成社会共识，发展主流意识形态。要将其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社会生活全方面、经济社会发展全领域，体现到方针政策的制定、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各行各业行为规章制度的落实之中。要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个人的行为养成作用，充分利用各种时机，积极搭建各类平台，深化创新各种实践，引导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抑恶扬善弘扬正气，将内在的情感认同转变为外在的行为习惯。

（三）在稳中求进中推动高质量发展，防范化解经济领域风险

面对中国经济新常态中的问题和风险，要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练好“内功”集中统筹协调，多措并举形成政策合力，在宏观政策“稳”的基础上确保经济平稳发展，在微观政策“活”的基础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风险防控和治理能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一，振兴实体经济，实现稳定发展。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强化资源要素、政策措施、多方力量向实体经济的集聚效应，构建制造业重点领域的创新体系，推动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实现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统筹金融管理资源，优化金融体系结构，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以建立标准统一、信息共享的金融服务体系，健全金融监管机制以实现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行为监管的统一，积极开发差异化金融产品以提供精准的金融服务。要大力推进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的协同发展，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体系和能力，从而使实体经济更强更优，防止经济发展脱实向虚。

第二，推动产业升级，实现创新发展。要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创新支持力度，全面推进体制机制的结构性改革，引进国内外顶尖技术人才，集聚创新要素，激发创新潜能，使科研、人才优势转变为培育创新型企业的发展优势。要将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统一起来，淘汰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破除无效供给，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先进产能，增加有效供给，实现“腾笼换鸟”式的新旧动能转换。要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信息化、智

能化为发展契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积极发展智能经济等新业态，加快数字

产业化，实现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

第三，坚持生态优先，实现绿色发展。要将保护生态环境和实现经济发展统一起来，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调结构，优布局，全域规划、全域建设、全域保护，守住生态保护的红线，探索集中集约的出路，通过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的路径，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要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发挥生态优势，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绿色产业，打造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农业模式，形成绿色生态品牌效应，走出一条农业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第四，扩大对外开放，实现共同发展。要将自身发展与协同发展统一起来，以“一盘棋”的思维，根据各区域的功能定位创造比较优势、先发优势、后发优势，从而打造有机融合的高效经济体。要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取向，实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加强战略沟通和协作，以开放促发展、以合作促共赢，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要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放宽市场准入，改善投资环境，搭建多样贸易促进平台，打造区域融合发展格局，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构建经济文化互联互通的伙伴关系。

（四）坚持“四大导向”，实现创新驱动发展，防范化解科技领域风险

大国重器，必须握在自己手中。要确保科技安全，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树立战略思维，进行统筹谋划，瞄准科技前沿，抓住发展大势，认真分析研判，有效防范化解科技风险，保障国家安全。

第一，坚持战略导向，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升创新能力是重点，加强体系建设则是保障。要从国家科技发展的战略高度，以全球的广视野、国际的高标准，大力建设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创新基地和体系，统筹科研力量和资源，推动系统布局和优化，构建权责清晰、高效运行的体制机制。加快建立功能定位清晰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建立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提高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要全方位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积极主动利用国际创新资源，提高科技对外开放水平，共同应对风险挑战，推动全球平衡发展。

第二，坚持目标导向，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把握机遇抓紧谋划，主动跟进着力攻关，将优势资源积聚在重点领域以补足核心技术短板，将精锐力量集中于协同研发“卡脖子”技术以突破受制于人的局面，确保重点领域安全可控。要把增强原创能力作为重点，加强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将科技前沿的“无人

区”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作为重点工程来抓，加快形成高端引领的先发优势，发展独有的“杀手锏”，占领技术的制高点。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完善人才引进政策，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健全以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完善科技激励机制和奖励制度，组建攻关团队，释放创新活力，为科技创新提供人才支撑。

第三，坚持需求导向，构建协同创新机制。要以企业为创新主体，充分发挥在创新决策、研发投入、成果转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制定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培育创新型领军企业。要以市场为导向，发挥其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包括技术研发方向、要素价格、路径选择等，完善政策支持、服务保障、要素投入等体制机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要以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技术创新力量为协同，积极开展项目合作研发，建立自主创新联合体，消除科技创新的“孤岛”现象，推进产学研一体化。

第四，坚持成果导向，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要正确评估科技成果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利用我国市场的规模优势，走市场倒逼科技创新发展的路径，有效推动科技进步发展与产业应用创新的协同互动。要从创新体制机制切入，将创新链和产业链紧密结合，延伸产业链使科技成果从产品转化为商品，培育创新产品，提高附加值，加快成果的转化应用。要以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之一，不仅推动科技成果在重点领域的应用，也要以惠民、利民作为落脚点。

（五）永葆人民情怀，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防范化解社会领域风险

社会风险直接影响到人民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大局，我们要把防范化解社会风险摆在重要位置，把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理念落实到防范化解重大社会风险的全过程，瞄准群众反映强烈和社会危害严重的重点领域，敢于亮剑、主动出击。

第一，下大力气解决好民生领域风险，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坚持人民立场，积极回应群众诉求，推进社会民生改革，强化惠民政策落实，将认准的发展思路、承诺的惠民举措坚持到底，在积极保障普惠发展上持续用力，有效消除风险点。要坚持聚焦不散、靶心不变，落实“两不愁三保障”政策，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切实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工程，解决好与人民群众紧密相关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实际问题。要优化分配结构，控制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推进教育和就业公平，激发社会纵向流动活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公共

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促进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

第二，下大力气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净化社会治安环境。将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工作不断深入，创新侦查工作机制，深入开展大范围、多轮次排查工作，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技术优势，延伸监测触角，提升风险洞察感知力；创新依法打击机制，强化多警种、多部门、多区域协同合作机制，快速反应、精准打击，提升防控应对水平，斩断伸向群众“钱袋子”的“黑手”。将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深入，依法惩治保护伞、关系网犯罪，加大对涉黑涉恶财产追缴、没收力度，同时密切关注黑恶势力犯罪的新动向、新特点，确保打准打实、齐抓共管、除恶务尽，使扫黑除恶工作常态化、长效化。

第三，下大力气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抓好防范社会风险重点。借鉴“枫桥经验”，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做好基层信访稳定工作，洞察隐患，形成预案，依法维稳，解决纠纷，从源头化解矛盾和风险。要构建高效有活力的基层治理体系，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其引领作用；强化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发挥其主导作用；完善和培育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发挥其协同作用；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发挥基层自治的协助作用，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从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

（六）勇于自我革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防范化解党的建设领域风险

打铁的人要先成为“铁打的人”。我们党必须勇于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敢于直面风险挑战，有效应对狂风巨浪，以实效取信于民，增强群众认可度，筑牢执政合法性。

第一，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厘清主次矛盾，区分轻重缓急，促进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相结合。要全面了解党的建设情况，不仅要研究与其相关的领导体制、社会环境等，还要分析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带来的新风险新挑战，从多维度多视角的系统分析中得出规律性认识，找到关键性问题，化解党的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重大风险隐患。坚持“转化论”，掌握质量互变规律，决不回避掩饰矛盾，继续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防止党员干部从有小节到犯大错。

第二，要以自我革命精神练就“金刚之身”。要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实现自我净化。对照党规、党章、党纪进行检视，对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八个方面突出问题进行检视，认认真真总结反思，切切实实分析问题、

化解矛盾、解决难题。要坚持补短强弱，不断实现自我完善。下先手棋以抓早抓小抓源头，用高招以减少复杂风险带来的损失，增强自身免疫力。要坚持革故鼎新，不断实现自我革命。要提高思维创新能力，敢为人先，开拓进取，以新理念新思路开拓新局面，以新办法新手段实现新发展。

第三，要以全面从严治党换来海晏河清。全面从严治党永不止步，不能有歇下来喘口气的念头。要严把思想上的“总开关”，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让理想信念成为指引扛起政治责任、解决突出问题的行动指南。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管“关键少数”，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树立正确政绩观，不开“暗门”“天窗”，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要严扎制度笼子，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织密织牢权力监督之网，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筑牢拒腐防变防线，弘扬风清气正风尚。

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李季

（2020年4月5日）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三大攻坚战的重要内容，是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领导干部的政治职责。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风险，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是对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领导干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的一次检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的能力。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领导干部必须深刻认识我国严峻复杂的风险态势，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进一步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做实做细做好。

一、深刻认识我国严峻而复杂的风险态势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只有强化风险意识，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未雨绸缪，才能掌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主动权。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首先要正确把握形势、科学认识风险。我国当前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临的风险态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集中呈现出各种风险复杂多样、连锁联动、极端风险更加凸显三大特点。

（一）各种风险复杂多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今天开放发展的大环境总体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同时面临的矛盾、风险也前所未有。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后五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强调：“更加自觉地防范各种风险，坚决战胜一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战。”风险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

风险因素明显增多。我们面临的风险是多种多样的，既包括自然风险、经济风险、技术风险，也包括健康风险、社会风险、政治风险，既包括在我国境内发生的本土性风险，也包括其他国家（地区）影响到我国的输入性风险。

（二）风险连锁联动

当今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巨系统，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种矛盾风险挑战源、各类矛盾风险挑战点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如果防范不及、应对不力，就会传导、叠加、演变、升级，使小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大的矛盾风险挑战，局部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系统的矛盾风险挑战，国际上的矛盾风险挑战演变为国内的矛盾风险挑战，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领域的矛盾风险挑战转化为政治矛盾风险挑战，最终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危及国家安全。”

伴随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各种矛盾叠加，风险隐患集聚，很容易形成系统性风险，产生“涟漪效应”和“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我们要严密防范各种安全风险集聚交汇形成风险综合体，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因此，我们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和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既聚焦重点又统揽全局，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

（三）极端风险更加凸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防范极端风险必须守住底线，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新形势下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面临的重大风险明显增多，各种“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造成的影响明显加大。因此，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十分紧要。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控，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性风险。

二、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明显制度优势。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战胜面临的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有效应对日益复杂严峻的风险挑战，必须更加充分地发挥我国强大的制度优势，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效能。

（一）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深刻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是‘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他还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大组织网络，具有非常强的组织动员能力，能够确保“一竿子插到底”，把中央的决策部署迅速传达至最基层。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们战胜风险挑战、不断夺取胜利的关键所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必须发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优势，整合各方力量资源，形成强有力的“拳头”。为此，要进一步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由各级党员干部和基层党组织等共同构成的组织网络，把党的领导落实到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此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大意义。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部署，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多次召开会议进行专题研究，中共中央专门印发《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及时研究部署工作，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加大政策

协调和物资调配力度，各地区各部门积极履职尽责，全国各族人民众志成城、

团结奋战，汇集成应对疫情的强大合力。

（二）坚持全国一盘棋

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也是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有力保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具有急难险重、任务量大、点多面广的特点，经常需要进行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域、跨领域的协调，因此，必须从全国整体和大局出发，抓紧抓好各项工作。通过建立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我们形成了具有强大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的中国特色举国动员体制，真正做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重大疫情防控是一项系统工程，各项工作都要为赢得这场严峻斗争提供支持。只有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兼顾、协调联动，才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总体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强调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增强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要求各项工作都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支持。在党中央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下，各地各部门各司其职、协调联动，紧急行动、全力奋战。我们举全国之力，集优质资源，通过“一省包一市”的政策，建立省际对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汉市以外的救治工作机制；全国各地调派医务人员，迅速集结、驰援武汉；建设者日夜奋战，迅速建成武汉火神山医院；军队高效投送疫情防控物资，抽调医护人员参加医疗救治；企业加班加点生产医疗物资，疫情防控物资全国统一调度。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评价的，“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

（三）坚持发挥好两个积极性

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强调：“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正确对待利益格局调整。”在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强调：“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构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政令统一、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工作体系。”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加强中央宏观事务管理，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支持地方创造性开展工作，构建从中央到地方权责清晰、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工作体系。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各地区各部门都成立了领导机构和应急指挥机构，调动多方力量做好联防联控工作，构筑起“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铜墙铁壁。各地区各部门在开展工作中特别注意抓好统筹，既考虑本地区本领域的疫情防控需要，又考虑对重点地区、对全国防控的影响。特别是党中央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指导组，推动有关地方切实加强防控一线工作。以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为组长的中央指导组，春节期间第一时间抵达疫情的“风暴眼”武汉，督导湖北把各项措施布置到位，协助湖北解决物资、医务人员、技术支持等重大事务，督察不作为、乱作为、不担当的问题，对一线疫情防控工作发挥了重要的指导协调作用。

（四）坚持群防群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拓展人民群众参与公共安全治理的有效途径。广大人民群众既是我们保护的主体，也是我们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必须依靠的关键力量。实践证明，群防群控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取得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胜利的关键举措。我们既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也要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筑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人民防线。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我们充分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构筑起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各地区、各党政军群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各村镇社区都紧急行动起来，广大人民群众众志成城、团结一心，全国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为我们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三、进一步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

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重要职责，担负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特色和优势，借鉴国外应急管理有益做法，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

系和能力现代化。”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做实做细做好，必须进一步健全

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应急管理制度体系。

（一）健全应急管理领导体制

领导体制是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组织基础。科学合理的领导体制，有利于为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健全应急管理领导体制，要发挥我国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构建一个上下联动、左右协调的应急管理组织网络。

做好应急管理，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应急管理的重大决策部署，更加有力高效地组织开展工作。同时，要构建功能型与赋能型相结合的组织架构。功能型机构是“柱”，赋能型机构是“梁”，两者相互作用，“房屋”才能更牢固。在发挥应急管理的综合优势以及自然资源、气象、水利、生态环境、交通运输、住房城乡建设、卫生健康、公安等相关部门专业优势的同时，要更好地发挥各级应急管理议事协调机构“梁”的牵头抓总作用。要理顺中央和地方职责关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一方面，要细化“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原则，进一步强化地方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的主体意识、主体责任、主体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强中央在顶层设计、规划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等方面的职责，更好地发挥指导协调作用。

（二）优化应急管理运行机制

运行机制是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功能基础。规范有序的运行机制，有利于明确应急管理的任务和重点。突发事件是一个包括事前、事发、事中、事后不同阶段的生命周期过程，突发事件应对活动是一个包括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等不同环节的全链条管理过程。应急管理要覆盖突发事件全生命周期，做到事前“无急要应”，事中“有急能应”，事后“应后能进”。

突发事件应对既要全程管理，更要抓住重点；重点抓住了，才能有的放矢。古人云：“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预防是做好应急管理最经济、最有效也是最安全的办法。突发事件往往在那些管理最薄弱、隐患最多又得不到治理的地方爆发，往往使那些最不知情、最无准备的人群遭受最严重的伤害。要坚持关口前移，全面做好突发事件预防工作，抓早抓小抓苗头，把突发事件控制在基

层，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当地。

（三）完善应急管理法律规范

法律规范是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制度基础。“无规矩不成方圆”，系统完备的制度规范，有利于减少应急管理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实现科学有序应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法治轨道上做好应急管理工作，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

一方面，要构建科学完备的制度体系。针对应急管理活动中存在的制度缺失或制度间相互冲突、模糊地带没人管或多头管等问题，贯彻全面依法治国的新要求，从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技术标准、应急预案等不同层次，搭建一套立体化的制度体系，为突发事件应对活动提供坚实的制度框架。另一方面，要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和约束力。“徒法不能以自行”；“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制度的生命力取决于制度的执行力。针对应急管理活动中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制度规范成为“稻草人”“纸老虎”“严格不起来、落实不下去”的现象，要健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加强对制度执行的评估和监督，让制度真正成为硬约束、硬杠杠，切实管用见效。

（四）强化应急管理资源保障

资源保障是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后勤基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人力、物力、财力等应急资源储备充足，才能为突发事件应对提供坚实可靠的后勤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当代社会，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应急资源保障，必须适应复杂条件下有效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需要，坚持底线思维，“宁可备而无用，不可用时无备”。要构建实物储备、合同储备、能力储备等多样化储备体系，完善应急资源紧急征用和跨区域调度程序，做好应对极端情况下峰值需求的资源准备，做到“备得有、找得到、调得快、用得好”。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为应急管理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科技装备的及时配备和科技手段的大胆运用，大大提高了突发事件应对的水平。要充分发挥科技赋能的作用，强化应急管理装备技术支撑和关键技术研发，依靠科技做好风险防范、监测预警、监管执法、辅助指挥决策、救援实战和社会动员等工作，提高应急管理的科学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

（五）营造应急管理安全文化

安全文化是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社会基础，反映了全社会的安全意识和应急技能状况。广大人民群众既是我们保护的主体，也是我们有效应对突发事件赖以依靠的力量。要在继续巩固举国救灾制度优势、发挥各级党委和政府坚强领导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开展全民防灾工作，建立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有序参与应急管理的机制，提高公众的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增强全社会的安全韧性。

做好应急管理工作，要大力营造“人人关心安全、人人重视安全、人人参与安全”的社会氛围。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企事业单位员工、媒体记者、志愿者以及广大群众都是社会的一员。安全文化的形成，需要每个人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要把应急管理教育纳入各级领导干部考核评价和教育培训体系，纳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体系，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夯实应急管理的社会基础。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孙东方（2020年5月6日）

重大风险是指能够产生系统性、全局性、颠覆性影响的风险。当前，我国发展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进入重大风险的凸显期。在形势总体可控情况下，“危”与“机”并存，险难与时势交织，老问题与新情况叠加，所处的环境更加复杂，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肩负的任务更加艰巨。如果发生重大风险无法化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就有可能滞缓甚至被迫中断。我们必须坚决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底线思维、问题导向和需求牵引，善于在变局中把握规律、在乱象中趋利避害、在斗争中争取主动，着力提高应对尤其是驾驭风险挑战的本领，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保障。

一、敏锐洞察新时代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

今天我们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是近年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战略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借用狄更斯的一句名言作出回答：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个时代好在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这个时代又坏在哪？时代潮流中也有险滩、暗礁，各类风险挑战加速积聚，复杂严峻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必须面对的新常态。其一，大变局的世界正在经历冷战后最深刻变化，其动荡性、不平衡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守主义明显上升，大国竞争更趋激烈，地区热点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各种思潮、各种力量在经济低迷、贫富分化加剧中猛烈碰撞，又进一步激化了世界长期存在的不平等、不均衡的结构性矛盾，“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接踵而来。尤其是，力量对比的变化必将带来利益格局调整和国际体系变革。面对中国和平崛起，一些国家的心态行为极为复杂，既期待中国为不稳定的世界贡献稳定的中国力量，又担心中国实力的增长会重蹈“国强必霸”的覆辙。美国一些政客更是在高度焦虑中，依然秉持打压“世界老二”的战略传统和强权政治的战略惯性，明确将中国作为

排在全球首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从政治、经济、贸易、外交、安全等诸多方面实施围堵，以期滞缓中国发展速度和复兴进程。在这些因素促动下，中国发展的外部性高度敏感、复杂。

其二，中国发展处于新的历史方位，肩负的任务更加艰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但复兴之路绝不是只有鲜花和掌声的坦途，而是遍布杂草荆棘、沟沟坎坎的大道。正如登顶珠峰一般，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接近胜利目标，前进的风险阻力也就越大，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尤其是当前，中国正处于由大向强、将强未强的关键时期。攻坚克难、闯关夺隘既面临过去长期积累而成的矛盾，也面临在解决旧矛盾过程中新产生的矛盾，大量面临的还是随着形势环境变化新出现的矛盾，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尚未解决；经济新常态带来系列挑战；民生领域有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党的建设方面存在薄弱环节，等等。另外，随着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中国国家利益边界发生历史性变化，已经从门内走到门外，有着越来越多的海外利益需要维护。哪里有中国公民，国家安全边界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就应该拓展到哪里，绝不能让海外利益“孤悬海外”。

其三，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之间的联系前所未有的紧密，风险的联动性、倒灌性、放大性更加显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必须清醒地看到，新形势下各种威胁和挑战的联动效应显著增强，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的倒灌趋势明显上升。境内外敌对势力和反华势力加强勾联聚合，呈现跨境联动、网络协同、跨群体合流的新动向。重点领域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叠加，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短板的情况下，极易在外部风险“诱导”下升级放大。尤其是，网络已经成为风险的策源地、传导器、放大器，一些谣言传闻防不胜防，经过境内外发起煽动炒作后，导致“茶杯里的风暴”直接骤变为现实社会的“龙卷风”。另外，作为有全球影响力、辐射力的世界大国，中国在做好自己事情的同时，还要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以有效举措、具体行动为防控全球性风险贡献智慧和力量。这是一个大国应有

的责任担当，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热切期待。这就对新时代中国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内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提供坚强保障；对外要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贡献。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同时推进。

二、深刻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指导意义

新时代提出新课题，新课题催生新理论，新理论指导新实践。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升华和实践创造同步发展的内在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我国国家安全的指导思想，也为其他方面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支撑，是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

坚持科学的理念，统筹推进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发展和安全都是硬道理，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发展是安全的基础，不发展就是最大的不安全；安全是发展的条件，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根本保障。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不是不要发展，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归根到底就是更好维护和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滞缓或打断。风险是随着形势动态变化的。这就要求我们，既要通过发展的成果夯实国家实力基础、不断提高抵御风险能力，又要有安全的思维理念体系、用安全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在发展中保安全、在安全中促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那种把发展和安全对立起来，认为讲安全牵扯精力、影响发展，或者离开发展空谈安全的理念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另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守底线，守的是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守的是不在根本性问题上犯颠覆性错误的底线，守的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工作中，还要把握好重大风险的边界，避免“泛安全化”的倾向。

坚持以维护政治安全为首要，重点防范“四大陷阱”。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政治安全是根本，核心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最根本的就是维护党的领导，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清醒地看到，政治安全是重中之重，无论风险如何传导如何升级如何变幻，最终指向的还是政治安全这个“心脏”。必须始终牢牢守住政治安全这个魂，时刻绷紧政治安全这根弦，将“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贯穿于、落实到防范风险全过程各方面，以维护政治安全统领推进各领域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重点要防控那些

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重大风险可以概括为“四大陷阱”。从外部看，“修昔底德陷阱”是指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竞争、冲突甚至战争的风险；从发展看，“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中等收入国家原有发展方式难以转型导致经济滞缓的风险；从政治安全看，“颜色革命陷阱”是指敌对势力和反华势力通过鼓噪、煽动、渗透，想推翻制度、颠覆政权的风险；从党的建设看，“塔西佗陷阱”是指党失去公信力的危险。“四大陷阱”不是孤立存在的，共同构成了重大风险的综合体。

坚持立足于防，又有效处置风险。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防范风险挑战既要有先手，又要有高招；既要打好有准备之战，又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深刻认识党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尖锐性和长期性，时刻准备应对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宁可把情况想得更困难些，从最坏处着眼，争取最好的结果。坚持关口前移、防小防早，与时俱进地识别风险、精准地从源头上控制风险，立足发现在早、处置在小，把着眼点放在前置防线、前瞻治理、前端控制上，努力将矛盾消解于未然、将风险化解于无形。严防风险连锁联动叠加升级形成风险综合体，掌握风险演变的内在机理，切断风险联动的内在逻辑，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尤其是不让风险向政治安全领域聚集。牢牢掌握主动权，重大风险来临时要扛得住、过得去，用最短时间、最小成本，把范围控制在最小，把危害降到最低，同时严密防范发生“次生风险”。

三、大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和防控能力现代化

有效防范化解风险关键要靠体系的完善和能力的提升。2019年1月2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就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作出了深刻分析，提出了明确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明确提出完善国家安全体系、提升防范抵御国家安全风险能力的战略任务并作出战略部署。要以防控风险为主线，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建立的建立、该完善的完善、该落实的落实，不断提高善于解决复杂问题、处理复杂矛盾、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

健全风险研判、防控协同、防范化解的风险防控体系。加强对风险的预测预警预防，深入追踪研究风险的态势、环境和机理，强化战略谋划和系统规划，以全球思维超前布局，既要立足当下对态势的动态感知，又要着眼长远对中长期发展趋势的前瞻把握；既要有目标导向的总思路总布局，又要善于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调整战略战术。建立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工作协调机制，推动中央与地方、部门之间、军地之间、地区之间高效协同运转，实现信息情报的及时收集、准确研判、有效使用和共享，统筹协调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力量和手段，形成强大合力。领导干部要强化“一盘棋”意识，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敢担当、敢斗争、善斗争，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善于从全局高度上找准原因、在复杂矛盾中把握规律，抓住要害、排兵布阵、解决问题。

完善分兵把口、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战略布局。从政治安全看，要坚守不在根本性问题上犯颠覆性错误的底线，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绝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改旗易帜的邪路，牢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严密防范抵御“颜色革命”，确保党执政安全。从经济安全看，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从科技安全看，要建立新型科研攻关举国体制，尽快实现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全面提升战略科技能力、战略技术储备能力和体系化对抗能力，切实解决“卡脖子”问题。从社会安全看，要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给暴恐势力以毁灭性打击，妥善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推进平安中国建设。从外部安全看，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战略运筹大国关系，妥善应对中美竞争博弈及产生的问题，健全海外利益安全保障体系，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从新型领域安全看，要以生物、深海、极地、外空、人工智能为重点，划定安全红线，制定安全战略、安全政策和相关法律，有效解决吃不透、摸不准、看不懂的突出问题。

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方法论思想探析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秦培涛、黄志高（2020年5月10日）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严重影响国家安全和人民健康的重大风险。如何防范化解重大疫情风险，成为亟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我们可以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中找到解决之策。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时代出现的或者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习近平总书记适时提出了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和新举措，形成了习近平关于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习近平关于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其中蕴含的方法论思想是新时代应对重大风险的“锦囊妙计”。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方法论思想，有助于指导我们在实践中更有效地防范化解各种重大风险，有助于指导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助于指导我们更好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目标维度：将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纳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国家战略中统一谋划

习近平深刻认识到新时代应对重大风险对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重大意义，因此，将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上升并融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战略中，并进行统一谋划。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战略高度来长远谋划新时代该如何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反映出习近平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远见卓识的政治智慧和驾驭全局的政治能力。

（一）认识和把握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与实现民族复兴的关系

习近平指出：“可以预见，在今后的前进道路上，来自各方面的困难、风险、挑战肯定还会不断出现。”[1]（P402）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必将机遇和风险并存。风险挑战必然客观存在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全过程，必然影响着中华民族复兴的整个进程。因此，重大风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2]可以这么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应对风险挑战、进行伟大斗争的历史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必然包括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的风险斗争史。

因此，将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置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中进行系统谋划和整体推进，有其必然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要实现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极为关键的一步。当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形势的新变化，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疫情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乃至实现民族复兴梦目标任务的重大影响，他指出，“要准确把握国内外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的阶段性变化，因时因势调整工作着力点和应对举措，确保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确保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3]。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的高度上，科学阐释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与实现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深化了我们对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问题的全面认识。

（二）将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上升并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

家战略中

习近平将重大风险认识论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实际行动，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上升为国家政治意志，并通过国家重大决策部署保障其有效实施。将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大议题纳入事关民族复兴的国家战略中进行统一谋划，这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1．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置于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占据着统领的地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的阶段性目标。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把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赢“三大攻坚战”之一，并将其列于首位，这足以说明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乃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性。“四个全面”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其中“全面建成小康”是2020年必须完成的国家重大战略目标和任务，“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重要举措，“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必须通过“三大举措”打赢的“攻坚战”，“三大举措”是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方法。

2．将“伟大斗争”纳入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战略框架中。习近平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强调：“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

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2]“重大风险”是“伟大斗争”的重要对象和基本内容。“四个伟大”不是简

单组合的并列关系，而是内在联系极为紧密的有机整体。“伟大斗争”是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必要条件，而搞好“伟大斗争”必须建设好“伟大工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进行“伟大斗争”的保障。这就要求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结合“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目标和实践。“四个伟大”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中蕴含着新时代重大风险斗争的重要方法。

3．将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护国家安全是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关乎安邦定国，关乎民族复兴，关乎人民安居乐业。为应对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形势的需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当代中国国家安全风险的实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适时地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1]（P200），这是对国家安全风险防控思想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创新，也为世界其他国家安全风险防控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方法论思想，是国家安全风险防范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上升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从而确立“国家总体安全观”在国家安全风险应对中的指导地位，保证“国家总体安全观”在国家安全风险防控实践中的贯彻落实。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家总体安全造成了重大影响，为了更加有效地防范重大疫情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风险，习近平适时地提出要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中，他指出，“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的重大风险挑战。要把生物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平时和战时结合、预防和应急结合、科研和救治防控结合，加强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和能力建设”[4]。

二、历史维度：从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光辉历史中汲取智慧和

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5]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中国共产党近一百年“风险斗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必须将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置于中国共产党整个近百年“伟大斗争”的历程中去考察，既要分析和总结中国

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历史经验，以此继承和弘扬历史上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优良传统，又要结合新时代的鲜明特征和具体实际，采取有效战略措施战胜当前重大风险，以此为未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供宝贵经验。

（一）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实践历史与经验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历史蕴含着丰富的风险应对智慧和经验。系统回顾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的宏阔历史，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历史经验，能够为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供历史借鉴和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中应对重大风险的历史实践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一是扭转大革命失败的困局，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二是破解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危局，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是夺取国家政权，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四是正确处理“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影响，保持国内政局稳定；五是走出十年“文革”的阴霾，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六是沉着应对20世纪末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七是积极应对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社会基本稳定和持续发展；八是众志成城、全力应对特大自然灾害和重大疫情（1998年特大洪灾、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2019-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维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并举。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重大风险的经验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战胜重大风险的根本保证，只有中国共产党才具备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重大风险的初心、使命、责任、担当和能力；二是人民群众是战胜重大风险的根本力量，只有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重，集聚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战胜风险；三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战胜风险的根本方法，只有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才能做出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才能“对症下药”，从根本上战胜风险；四是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性环节是战胜风险的重要方法；五是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是战胜风险的基础保障；六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是战胜风险的重要法宝。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历史传承与借鉴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对于我们最重要的，是无论怎

样都不能脱离当前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而是必须结合这种斗争去总结、学

习和运用历史上的革命经验。”[6]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应对风险的历史经验，传承中国共产党“风险斗争”的优良传统是应对重大风险的重要方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历史传承与借鉴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传承中国共产党“风险斗争”的历史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斗争历史的传承，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加强斗争历练，增强斗争本领，永葆斗争精神，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7]。中国共产党在应对重大风险的历史实践中积累的丰富“斗争经验”和铸就的伟大“斗争精神”，是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方法的重要来源，需要在实践中得到继承和发扬。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年轻干部要到重大斗争中去真刀真枪干”[7]，这是因为只有

在风险斗争的一线中才能真正考验和锻炼党员干部，才能真正做到“百炼成钢”

“无坚不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

“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8]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传承党的“风险斗争”的历史优良传统，除了应必须自觉参加“风险斗争的实践”，还应努力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在重大风险斗争实践中学习和思考，以此改造和提高自己。可以这么说，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其自我发展的需要。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广大党员干部用实际行动传承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斗争精神”，他们在“抗疫”斗争中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在没有硝烟的“战疫”中历练自己、提高自己和成就自己，他们成为新时代的楷模和风险斗争的“英勇战士”。

2．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历史中一以贯之的政治要求和基本方法。从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的历史中不难发现，防范化解各重大风险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习近平指出：“要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从党和国家大局出发看问题、想问题，清醒看到存在的困难和面临的挑战，坚决打好防范和管控重大风险攻坚战。”[9]（P385）“自觉坚持党的领导”是新时代战胜风险的基本遵循。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10]在“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和“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中增强风险应对的意识和能力；在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坚持“全国一盘棋”，共同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当前，战胜疫情风险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习近平指出，“打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总体战、阻击战，必须加强党对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领导”

[11]。新时代如何打赢重大风险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方法就是要“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坚持党的领导”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方法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方法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3．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指出：“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正所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9]（P40）战胜风险离不开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和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战胜风险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重大风险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才能取得风险斗争的伟大胜利。习近平指出：“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1]（P20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1]（P200-201）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国家安全风险防控指导思想中的体现和运用，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相统一的风险应对方法论思想。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重大风险，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制定周密方案，组织各方力量开展防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12]。“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放在第一位”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在国家风险治理中的现实体现，是中国战胜疫情所坚持的根本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根本方法，是对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重大风险历史经验的继承和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思想理论的重要内容。

4．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勇于和敢于跟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斗争，才能正确判断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而作出科学决策，成功应对各种重大风险。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方法，不会因历史和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习近平总书记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到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中，强调“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其核心要义就是要立足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形势的具体实际，实事求是分析和解决中国安全问题。在“抗疫”的斗争中，党中央要求要实事求是做好防控工作，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分区施策，切实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13]“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分区施策”就是疫情防控中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方法。“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是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方法论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风险斗争”方法论思想的历史继承和发展。

三、实践维度：将重大风险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综合体”进行整体性治

理

“重大风险”就是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敌人”。毛泽东指出：“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14]因此，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必须具有整体性治理思维，将重大风险置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宏大历史进程中进行整体性考量与把握。习近平关于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整体性思维理念，将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纳入到国家总体安全和民族复兴的国家战略布局中进行系统、辩证的考察，从而实现重大风险的整体性治理。习近平关于新时代重大风险的整体性治理，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新时代各领域重大风险，以此探寻最优的治理方案；二是将整体性认识论转化为整体性施政策略。

（一）从整体着眼新时代各领域重大风险，寻求最优治理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的实际，坚持运用整体性治理思维认识和把握当前我国存在的各重大风险，精准施策。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从全局的高度关注影响国家总体安全的重大风险，全面概括新时代面临的各重大风险，加强各重大风险的针对性治理；二是着眼于国家总体安全的大局，注重各重大风险间的相互联系及体现出的整体性特征，将各重大风险的治理与维护国家总体安全的大局全局有机结合起来。

1．全面概括新时代面临的各重大风险，加强各重大风险的针对性治理。搞清要应对哪些重大风险，是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首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国家总体安全的高度，正确分析和科学判断新时代面临的重大风险，他指出，“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9]（P81）习近平全面廓清了当前影响国家总体安全的各重大风险，明确了新时代要应对什么样的重大风险，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全面的治国理政新思维。习近平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安排和部署如何防范化解各重大风险，会议采用整体部署与分类施策相结合的方法，既对新时代该如何防范化解各重大风险作总体要求和统一部署，又具体分析各重大风险的现状及应对存在的问题，精准施策，提出有效的治理措施。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不仅全面指出了新时代该应对哪些风险，还提出了各重大风险治理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方法和具体措施，其是新时代战胜各种风险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2．科学分析各重大风险的整体性特征，强化“一体化”治理和协同治理。习近平高度重视各种风险的普遍联系性，强调各种风险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他指出“，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9]（P82）。实际上，从宏观上认识和把握各重大风险间的联系和整体性特征，强化重大风险的整体性治理，会极大增强风险应对的实效性。“风险综合体”是习近平对新时代各类风险内在规律的整体性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风险认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风险综合体”认识论的基础上，习近平提出各重大风险“一体化”治理的新战略，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1]（P200-201）构建“一体化的国家安全体系”离不开风险的协同治理、系统治理和全面治理，离不开风险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构建“一体化的国家安全体系”是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习近平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创新性战略举措，是习近平整体性思维在国家安全治理实践中的具体反映。面对全球性风险挑战，习近平指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15]全球性风险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风险，仅仅依靠一个或几个国家是不行的，需要全世界的国家联合起来，协同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的重大风险，这就需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风险，习近平指出“，病毒没有国界，不分种族，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国际社会只有形成合力，才能战而胜之。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面加强国际合作”[16]。“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球重大风险的协同治理，这是习近平提出的全球重大风险的治理方案。

（二）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整体性实施策略

当今重大风险的多样性、复杂性、联动性、综合性决定了仅仅依靠“单兵作战”或者简单的“兵来将挡”是难以完成“风险斗争”的伟大胜利，这需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各方，形成“立体化”的整体应对体系。

1．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分析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必要性，他指出：“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而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1]（P84）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为了从整体上有效应对重大风险、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组织需要与安排，是为了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战略的机构改革与创新。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将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部门如国家安全部、外交部、军队、公安、武警、司法等集于一体的国家安全最高决策应对机构，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并直接领导国家安全工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有助于从整体上规划国家安全战略，提升国家安全工作统筹协调的效率和能力，有助于从整体上协调应对跨部门的重大风险，从而有效避免低效的事务性和应急性安排，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习近平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应对重大风险的重要组织策略，全面提升了国家整体应对重大风险的能力和水平。

2．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新时代领导干部的整体性政治要求。领导干部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关键少数”，如何发挥其关键作用是应对重大风险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为了更好发挥领导干部在应对重大风险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对其提出了整体性的政治要求，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同时还强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职责，大家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做实做细做好”。[7]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既是新时代领导干部的初心和使命，又是其政治职责、政治任务、政治担当和政治自觉。习近平总书记的政治要求具有整体性，这是因为：一是要求对象的整体性，将所有的领导干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一要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新时代每一名领导干部的使命和担当；二是要求内容的整体性，将新时代领导干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具备的素质如强烈的风险意识、顽强的斗争精神、较强的应对能力等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统一要求。习近平要求领导干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必备素质有三个方面：一是要强化风险意识。习近平指出：“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1]（P200）“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治党治国重大原则反映或具体到风险应对的实践中，就是要强化风险意识，“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领导干部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未雨绸缪”。[7]同时，还要从战略全局认识和把握重大风险对国家安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乃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影响，强化重大风险的危机意识，从而自觉增强重大风险应对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二是要永葆风险斗争精神。精神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斗争精神是我们战胜重大风险的思想武器。新时代领导干部永葆什么样的风险斗争精神，习近平给予了明确的回答，他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需要有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7]三是要提高风险应对能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加强风险应对能力建设，将驾驭风险的本领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提高风险应对能力作为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建设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要通过理论学习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7]要到重大风险斗争的实践中去学习历练、积累经验、增长才干。

3．加强风险应对制度建设。制度是应对风险挑战最有效的方法，应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和创新，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和有效的风险应对制度，从而以制度的优势和威力战胜重大风险。制度的建设和创新其本身就是动态的整体系统，要“抓住其动力学特征，分析其因素、结构和功能，以找出一种动态、整体、有效的分析方式”，[17]因此，整体性是制度建设和创新的固有属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进制度建设，把制度建设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两次党的重要会议上，专门研究同一个重大问题“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足以说明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2019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中央政治局决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应对风险挑战、赢得主动的有力保证”的现实需要，“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18]。可以这么讲，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有效应对重大风险的过程，十九届